摘  要：作为我国第一部手工艺技术汇编，《考工记》是一部记录古代科学技术与手工艺的重要作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工艺学和器物思想。《考工记》中记录了朴素的工艺技巧，分析东周“百工居肆”时期物质文化生产生活中所体现的“中和之美”，而“中和之美”对于“百家争鸣”这上层建筑的哲学抽象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考工记;中和之美;百工居肆;顺应、运动;正确

作为我国第一部手工艺技术汇编，《考工记》是一部记录古代科学技术与手工艺的重要作品，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工艺学和器物思想。有學者这样评价说，这部著作对中国文化的意义“超出了纯工艺美学器物设计的范围，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了哲学文化的品味”[1]，体现了科学和人文精神的完美融合。

《考工记》的作者佚名，成书年代也未有明确定论，曾有许多说法①，本文采取学者闻人军的说法，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且在当时已经流传开来。在整个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考工记》上承我国古代奴隶社会青铜文化，下开封建时代手工业技术，是记录我国物质生产技术发展的重要见证。而经过秦灭六国以及而后的焚书之劫，《考工记》一度散佚，直至西汉时期才跻身经书之列。

考工考工，考察百工。本书《总叙》开篇首先就对“百工”下了明确的功能性定义：“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2]1审查五材曲直方向形势，是对器物总体设计的构思;整理抉择金、木、水、火、土这“五材”，是要选择最为合适的材料再进行创作;最后则是对所制器物进行分辨和评定。承担上述工作的即为“百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②

在《考工记》诞生并流行的时期，精神文化领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现象，与物质生产方面的“百工居肆”交相辉映。本文聚焦于《考工记》中呈现的各种手工艺，通过考察“百工”制物遵循的原则，以“中和之美”为中心，分析《考工记》中呈现的在器物生产过程中的“中和之美”。这种“美”也是一种较为朴素的器物智慧，这与同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的精神繁荣也有紧密的联系。

要分析《考工记》中的“中和之美”，首先要对“中和之美”这个范畴进行梳理，再将两者结合，分析出《考工记》独具特色的“中和之美”。有学者称“中和之美”为我国古代艺术追求的最高境界。一般认为的“中和之美”指内部和谐、温柔敦厚的艺术风格，例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温柔敦厚，诗教也”（《礼记·经解》）以及“发乎情，止乎礼义”（《诗大序》），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作为其哲学基础。学者张国庆认为，在中国思想史上并不存在一种统一的“儒家的中庸之道”，因为中庸的内涵在不同的表述中存在实质性的落差[3]。本文分析的“中和之美”即采取张国庆“以《乐记》为代表的中和之美”的说法，因为这种“中和之美”比上述的特定艺术风格的内涵更为广阔和包容，而《考工记》这部作品本身并非单纯的文学艺术作品。所以，分析《考工记》以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和谐观加以分析和考察更为合理。

一、天时与人和：强调顺应

顺应天时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配合是“和”原则的重要体现。“和”强调普遍的和谐，统一体内各种不同以至相反的因素相互对立、斗争乃至转化、平衡最终达到和谐的状态。“天时”和“人和”正是这样一对对立联结的双方。在《考工记》开篇即有：“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2]4顺应天时、适应地气、材料上佳、工艺精巧，这四个条件加起来，才可以得到精良的器物，这是中国古代技术传统中的一个深刻造物原则或价值标准。“天时”“地气”包括地理、地质、生态环境等多种客观因素，是来自大自然客观因素的制约。文中举的例子“橘逾淮而北为枳”就是受到了地气的影响。“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2]4天有时助万物生长，有时使万物凋零，这些都是“天时”，这里清楚地表明了对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的认识。而“材美”“工巧”则是来自主体方面主观因素的作用，这两方面因素的决定性直接体现在器物制作过程中。“材美”指要从自然界中取材，取得当适合的材料;“工巧”则是对人的创造性的肯定。“合此四者”说明人在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时候不能不顺应天时，否则无法达到器物制作的最高水准，“天时”和“人和”相互关联，共同制约着器物的生产。

伐取和使用木材也需要按照阴阳的大自然之理。“反斩榖之道，必矩其阴阳。阳也者，稹理而坚;阴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养其阴，而齐诸其阳，则榖虽敝不。”[2]21木材向阳的部分，文理致密而坚实;木材背阴的部分，文理疏松而柔弱，所以在使用的时候，要用火烘烤背阴的部分，使其与向阳的部分性能一致才能够制作出良榖。这里涉及到的则是材料与用途的和合，在判断使用材料时要对其性质和性能进行考察，顺其性而用之才能发挥材料的最大效用。《轮人》中“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2]17也是一样的道理，“三材”指的是做毂、辐、牙三者的材料，三种工作状态不同、用材各异，砍伐取材都应该顺应天时，三种材料都具备之后，再用精巧的工艺进行加工。这个思想在《弓人》篇中也有类似的阐述：“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2]134制作弓的六种材料也必须在合适的时机去取才会足够得当。

由此看来，“和”在《考工记》中更强调“顺”之顺应的内涵。选取制作器物的材料需要顺应天时地理环境，将材料放到最适合它的位置，需要顺应材料的性质以发挥最大的效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首先就被天时所制约。只有以“顺应”为先才能够避免天与人的冲撞，才能够达到最大程度的“和合”。再如《匠人》篇中说：“凡天下之地势，两山之间，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沟逆地阞，谓之不行。水属不理孙，谓之不行。”[2]120考察天下的地势，两山之间必定有川，大川之旁必定有路，所以建造沟渠不得违逆地的脉理，否则水无法畅流，也就无法为人类所用。

二、配合与妥协：强调运动

而由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到“和”的另外一个侧重点，即“运动”。中国美学强调的“和”并非永恒的静止，而是一种动态的和谐，表现于对立双方在互相作用中所达到的协调。《周易》中所言“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4]706正是在永恒的变化和运动中始终保持着自身的平衡与和谐，这就有赖于整体内部的各个要素之间的配合与协调。在整个大宇宙中，天时变化无常，人就要顺应天时，取材得当，发挥主观能动性，达成天与人的和谐统一。由此可见，“和”不是凝固不变的、僵死无生命的静止，而是激荡着生生不已的动态平衡。“没有运动就没有和谐，没有和谐不会有美。”[5]

《辀人》③篇中说，辀要弯曲适度而没有断纹，顺木理而无裂纹，需要配合人马进退自如。这里强调的是车与驾马之人的配合：“辀欲弧而无折，经而无绝，进则与马谋，退则与人谋。”[2]34人与马的相互配合是一个微观的运动变化过程，平衡的达成有赖于两者之间的相互配合，然而由于人和马都并非固定不变的因素，因为他们的和谐也处于对立双方不断磨合妥协的状态之中（如图1）。

在《轮人》篇中则提到了器物之间的有效配合。“凡为轮，行泽者欲杼，行山者欲侔。杼以行泽，则是刀以割涂也，是故涂不附。侔以行山，则是抟以行石也，是故论虽敝不于凿。”[2]23制作车轮的时候强调车轮和地面的配合，根据地面情况的不同，车轮具有不同的性质：行驶于泽地的，车轮的边缘要削薄;行驶于山地的，牙厚上下要相等。轮缘削薄了，在泽地中行驶，就像刀子割泥一样，所以泥就不会粘附。轮子牙厚上下相等，行驶于山地，因圆厚的轮牙滚在山石上，这样的话虽然轮子用得破旧了，也不会影响车轮的使用（如图2）。此则放到上文“顺应”也十分在理。这里要说的是，虽然地面和车轮都并非第一个例子中人、马此类活动的生物，但是其中体现了器物的运动和变化思想。

三、适度的原则：强调正确性的标准

“中和”所说的“中”，字面理解就是指一个位置的确定，在这个位置能够达到彼此平衡的最佳状态。但是同样需要强调的是，这个位置不是固定静止的，而是处于不断变化的。

《辀人》篇中说：“……是故辀欲颀典。辀深则折，浅则负。辀注则利，准则久，和则安。”[2]34此处“注”是指良辀所具备的不深不浅而适中的弧曲。辀要坚韧的话，弧曲需要适度，如果辀的弯曲过分，容易折断;弯曲不足，车体必上仰。只有当辀具备了不深不浅适中的弧度时，车驾才能够行驶利落。曲直相互协调，才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平稳的状态。这个“不深不浅适中的弧度”就是“中”所追求的状态。

不仅如此，此处的“中”更是强调了正确性的原则，只有依据此度才是正确的做法。而衡量“中”则需要有一个普遍标准，可称之为“义”。如在《庐人》篇中，强调“凡兵无过三其身”[2]106，即兵器长度不能超过身长的三倍，“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2]106。如果超过这个限度，不但使用不便，不能用来杀敌，反而会害了自己。那么这个限度则超越了泛泛而谈的“适度”中的“度”，而成为更加明确的具有正确性原则的、代表“中”的内涵的“义”。在《栗氏、段氏》篇中“其铭曰：‘时文思索，允臻其极。嘉量既成，以观四国。永启厥后，兹器维则”[2]55中出现的“量器”在笔者看来也是君主为民之生计、为国家统治所创制的规范和标准，而遵行此器、守为法则的也正是国家和社会的中的标准。

当然，不同事物或事物的不同方面的“中”的具体标准是不同的，并非所有的标准都能够以明确的形式表现出来，更多时候是以模糊的说辞强调“过犹则不及”。《凫氏》篇中言：“钟已厚则石头，已薄则播，侈则柞，弇则郁，长甬则震。”[2]49-50编钟的制作，如果钟壁过厚，则犹如击石，声音不易发出;如果钟壁太薄，众生响而散播;钟口过大，那么声音太过喧哗;钟口太小，声音就会抑郁不扬。所以，钟壁不厚不薄、钟口不大不小最为适合。

所以“中”是一个正确点，而达到“中”之后，两边最佳的关系形态就是“和”，于是“中”与“和”难分难解、浑然为一。但是两端的绝对均等并不是“中和”所追求的，而是反对一方完全离开另一方而发展到不恰当的地方，主张以一方作为另一方的对立和补充，从而使双方始终不超过正确的极限。如《鲍人》篇中所说：“信之而直，则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则是一方缓、一方急也。若苟一方缓、一方急，则及其用之页，必自其急者先裂。”[2]63就是说，加工皮革的工匠在制作时要注意皮革两边的力道均衡，把皮革拉伸开来要平直，如果伸展开来歪斜而不平直，必定是一边太松、一边太紧。如果一边太松、一边太紧，那么到了使用的时候，一定会从绷得太紧的地方先发生断裂。双方力量不平衡，“中”的原则没有达到，那么“和”的效果也难以维持，双方的长久发展都不可能得到保证。

四、“百家争鸣”与“百工居肆”

《考工记》中的“中和之美”是一种内涵丰富的辨证美学思想，是从整个宇宙的平衡出发来思考工艺技巧的“大美”，“顺应天时”是工艺技巧发挥效用的前提条件。“运动变化”是天人之间相互配合的内在要求，而“中”代表的“正确性”则是达成最终和谐效果的保证与必要条件。《考工记》中的“中和之美”从极为朴素的物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颇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品质。

而我们所熟知的春秋战国时期，精神文化生产方面出现了“百家争鸣”，这与物质文化生产方面呈现的“百工居肆”景象紧密相关。《周易》将其概括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4]726（《系辞上传》）。“形而上者谓之道”的理论成果是诸子百家的思想，而“形而下者谓之器”的理论成果则指《考工记》中蕴含的器物思想。“制器”更是被列为四大“圣人之道”之一：“《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4]715-716（《系辞上传》）。

诸子百家的学说中许多都是源于对“百工居肆”器物生产实践的观察、总结进而进行的哲学抽象，百家的“道”需要建立在百工的“器”的实践基础上。工艺技术与设计技术向前发展离不开理论建设，“百工”们对其所作进行了理论总结，形成《考工记》。“道”与“器”构成中华文明的两大文化传统，两者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注释：

①郭沫若先生的“春秋末年成书说”曾在海内外产生过较大的影响;但不少领域的专家学者认为它是战国时期的著作。学者闻人军认为“《考工记》的内容绝大部分是战国初年所作”，有些材料属于春秋早期或更早，编者间或引用周制遗文;在流传过程中，已有所增益或修订。上述来自：闻人军译注.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前言3.

②見：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另，“工”是指周代主管营建制造的职官名，也可以指称各种工匠。《考工记》中分述当时官营手工业和家庭小手工业的主要工种：“攻木之工”七（轮、舆、弓、庐、匠、车、梓）;“攻金之工”六（筑、冶、凫、栗、段、桃）;“攻皮之工”五（函、鲍、、韦、裘）;“设色之工”五（画、缋、钟、筐、）;“刮摩之工”五（玉、楖、雕、矢、磬）;“搏埴之工”二（陶、旊）。凡三十工。

③曲辕称辀，即车辕。牛车称辕，马车称辀。

参考文献：

[1]森文.《考工记》工艺美学思想探析[J].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1（2）：58-62.

[2]闻人军.考工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3]张国庆.论中和之美[J]. 文艺研究，1988（3）：18-29.

[4]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5]刘刚纪，李泽厚.中国美学史（第一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297.

作者简介：晏嘉欢，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2018级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编辑：宋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