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宏宇

(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天津 300387)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占总人口的11.9%，预计到203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超过3.71亿，8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0.43亿，我国面临严峻的老龄化问题。抑郁症是困扰人类健康发展的重大负担病症，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估计，目前全球约有3亿多人饱受抑郁症的困扰，其中老年人约占7%。老年群体作为中国人口中的庞大数量群体，其心理健康状况更应该引起关注。老年群体通常以孤独和丧失独立性为病因，抑郁发生率较高而又容易被忽视。研究影响老年人抑郁与焦虑水平的因素可以为相关工作者保障老年人心理健康提供参考。

一、文献综述

(一)生理状况与抑郁焦虑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周巧学等在研究中解释了“衰弱身份危机”理论，认为衰弱是老年人由完全自理到自理能力受限的过渡阶段，老年人在身体逐渐衰弱的过程中，心理状态会随之产生变化，从而成为压力，导致抑郁发生；养老机构老年人由于身体机能下降、社会功能弱化且与外界联系减少等多种原因，易发生抑郁等负面心理反应[1]。王真等在研究老年人疾病与抑郁关系中未发现老年住院患者慢性病疾病负担与焦虑、抑郁存在明显相关，并指出抑郁情绪与疼痛疾病有较大关系[2]。艾亚婷等发现认知功能越好的老年人抑郁水平越低，并指出文化程度和兴趣爱好是影响认知功能的两个重要因素，提出可以通过向社区老年人开展社区健康教育和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等社区综合干预来缓解社区老年人因认知功能衰弱而抑郁的状况[3]。孙俊俊等指出老年人的认知情绪的调节能力会直接影响自身的抑郁情绪和焦虑状况，认知情绪调节能力较弱的老年人越可能产生抑郁和焦虑的情绪，提示社区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引导老年人形成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来缓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绪[4]。关于视力与听力对老年人抑郁状况影响的研究较多，谭文静等指出抑郁状况与认知功能呈负相关，即视力、听力功能在认知功能与抑郁情绪中起到中介的作用，良好的视力、听力功能会使老年人拥有较好的认知功能并进一步降低老年人的抑郁概率[5]。叶欣等进一步分析指出听力对较年轻的老年人有更明显的保护作用[6]。

(二)先赋性因素和后附性因素与抑郁焦虑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童年逆境与老年人抑郁有显著的相关性，童年逆境经历越严重，老年时抑郁倾向概率越高。严重的躯体或情感虐待、父母关系差、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重大创伤等童年逆境经历都会显著提高老年人有抑郁症状的风险及其抑郁得分。童年逆境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李月等提出要注重在家庭中父母关系对儿童人格塑造的影响[7]。李国瑞等从教育水平、居住区域、住房性质、未来个人经济预期四个维度分析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抑郁状况的影响，指出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抑郁状况有影响，须着重加强对现居住在租赁房的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关注[8]。王雅琦等指出相较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高社会经济地位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的抑郁比例更高一点，可能因为其自身经济水平较好，对养老机构期待更高，而现实状况与理想水平产生的差距会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9]。

(三)主观观念与抑郁焦虑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罗婷俐等指出孝道期待会对老年人的抑郁情绪产生影响，老年人对子女的孝道期待水平与幸福感水平成正比，与抑郁水平成反比，老年人的互惠性孝道观念通过其中的孝道期待可以有效地降低其自身的抑郁情绪[10]。刘甜芳等指出孤独在老年人所有心理问题中的发生率最高，尤其是在机构养老和在农村独居的老人。老年人产生心理问题的原因主要在于：其一是必然老化的悲观个人观念；其二是缺少家庭支持；其三是“重少轻老”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对老年人形成偏见[11]。

(四)社会参与和社会支持与抑郁焦虑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李月等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类型分为简单交往型、智力参与型、健身锻炼型、团体组织型、助人奉献型五种，提出社会参与能够通过改善心理健康、提高身体健康、提高个体获得支持的可能性等机制降低老年人抑郁发生风险[12]。谭文静等提出社交活动对认知功能有直接的正向作用，即参与社交活动的老年人认知功能得分更高，抑郁的可能性会更低[5]。郑晓等指出老年人有高抑郁-稳定型、低抑郁-不稳定型、抑郁低风险型三种抑郁表现类型，低抑郁-不稳定型的老年人因为抑郁指标不明显，情绪状况不稳定，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类群体，予以重视并进行早期介入，避免抑郁升级；其还指出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老年人抑郁[13]。刘甜芳等指出缺少家庭支持会导致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发生[11]。周玮等通过研究老年人的安全感和情绪表达状况，指出良好的亲子支持对于缓解老年人的抑郁情绪起到重要作用[14]。

二、数据来源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201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发布的北京市老年人焦虑测量原始数据，该数据调查总体为北京市海淀区行政区域内60周岁以上的户籍人口。调查对象从城镇社区、农村社区和养老机构中运用典型抽样方式结合系统抽样方式进行抽取，实际调查人数为1 350人。

(二)调查方法

1.一般情况调查表

一般情况调查表中的问题包括受访者的性别、文化程度、民族、婚姻状况、政治面貌、户籍类型与户籍所在地。

2.简版老年抑郁量表

简版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15，GDS-15)是在标准版老年抑郁量表(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GDS)的基础上设计而来，由于其简洁性和易操作性，更适合在老年人群中使用[15]，适合应用于我国社区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测量[16-17]。该量表共有15道题目，被调查者选择“是”或“否”作答，“是”计1分，“否”计0分，总分范围为0～15分。总分在0～5分之间为正常，总分≥ 6分表示有抑郁情绪，总分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该量表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9，具有较好的信度。

3.老年焦虑量表

澳大利亚学者Pachana与合作者编制了一个专门用于老年人的老年焦虑量表(Geriatric Anxiety Inventory，GAI)，为了方便老年人阅读作答，该量表排除了有关躯体症状的相关问题，语言简单易懂，被广泛应用。该量表共有20道题目，被调查者选择“是”或“否”作答，“是”计1分，“否”计0分，总分范围为0～20分。总分0～10分为正常，总分≥ 11分表示有焦虑情绪，分数越高表明抑郁症状越严重。在本次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37，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4.日常生活自理能力量表

本调查问卷中有16个有关老年人自理能力状况的问题，使用3点记分的方式计分，“做不了”记1分，“有些困难”记2分，“不费力”记3分，总分范围为16～48分，为老年人的自理能力的总分，总分越高说明生活自理能力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922，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5.社会支持量表

本调查问卷中关于老年人社会支持状况的问题一共有6个，笔者将6个问题分为社交支持、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三个维度。“每个月至少见一次面或能联系的亲属与朋友人数”为社交支持维度，“放心可以谈论心里话的亲属与朋友人数”为情感支持维度，“需要时能帮上忙的亲属与朋友人数”为工具性支持维度。为便于分析，将老年人的回答重新编码为不同变量，新变量的编码计分方法为：0～3人记1分，4～7人记2分，8人及以上记3分，维度总分为2～6分，分数越高说明该维度下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社会支持总分为社交支持、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三个维度总分值之和。在本次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773，说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

(三)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法进行调查。

(四)研究数据处理

将有效问卷的所有数据使用Spss26.0软件进行录入，后续的独立性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和回归也都通过该软件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人口变量描述性统计

该样本当中的人口统计特征见表1。

表1 样本人口统计特征

样本中，女性样本居多；年龄分布较均匀，70至74岁段样本数量相对较多；初中与大专及以上样本数量较多，分别占比24.6%与24.7%；汉族样本居多，占比90%；在婚姻状况方面，有配偶样本居多，有980人，占比74.4%，无配偶有338人，占比25.6%。

(二)生理状况差异对抑郁和焦虑水平的影响分析

1.抑郁和焦虑水平的性别差异比较

对老年男性、女性在抑郁和焦虑水平上进行差异比较，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抑郁和焦虑水平在性别上的差异比较

由上表可知，性别在抑郁水平和焦虑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抑郁水平方面，男性的均值为6.819，女性均值为7.195，t值为-5.249，说明老年女性的抑郁程度要显著高于男性。在焦虑水平方面，男性的均值为1.504，女性均值为2.662，t值为-3.491，说明老年女性的焦虑程度要显著高于男性。

2.抑郁和焦虑水平的学历差异比较

以老年人学历状况各因子作为因变量，以抑郁和焦虑程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具体结果见表3。

表3 抑郁和焦虑水平在学历上的差异比较(M±SD)

由上表可知，受教育水平不同的老年人在抑郁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而学历水平对于老年人焦虑水平的影响则不显著。通过事后检验得知，受教育水平为未上学、小学和初中的老年人之间的抑郁水平并无显著性差异，而受教育水平为未上学、小学和初中的老年人与受教育水平为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老年人在抑郁水平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低学历的老年人之间、高学历的老年人之间的抑郁程度差别不大，但学历越高抑郁程度越低。

3.抑郁和焦虑水平的婚姻状况差异比较

对老年人有配偶与无配偶在抑郁和焦虑水平上进行差异比较，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抑郁和焦虑水平在婚姻状况上的差异比较

由上表可知，有无配偶在抑郁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有配偶的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均值为6.951，无配偶的老年人抑郁水平的均值为7.289，t值为-2.829，无配偶的老年人的抑郁程度要显著高于有配偶的老年人。在焦虑水平方面，有配偶的均值为2.123，无配偶的均值为2.382，t值为-0.997，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有无配偶与老年人的焦虑水平并没有相关关系。

4.抑郁和焦虑水平与是否患慢性疾病的差异比较

对老年人是否患慢性病在抑郁和焦虑水平上进行差异比较，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抑郁和焦虑水平在有无慢性病下的差异比较

由上表可知，有无慢性病在抑郁水平和焦虑水平上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抑郁水平方面，无慢性病的抑郁均值为6.532，有慢性病的均值为7.136，t值为-4.593，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抑郁的程度要远高于没有患慢性病的老年人。在焦虑水平方面，无慢性病的抑郁均值为1.000，有慢性病的均值为2.476，t值为-6.842，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焦虑程度要高于没有患慢性病的老年人。

5.抑郁和焦虑水平与自理能力上的相关分析

对老年人的抑郁和焦虑水平与老年人自理能力进行相关性分析得知，抑郁和焦虑水平在老年人自理能力上有显著性差异(P<0.01)，相关系数均为-0.128，且自理能力与抑郁和焦虑水平呈现负相关。自理能力越好的老年人其抑郁和焦虑的水平越低，自理能力越差的老年人其抑郁和焦虑的水平越高。

(三)主观感受差异对抑郁和焦虑水平的影响分析

1.抑郁和焦虑水平在主观幸福感受上的差异比较

以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受的三个因子作为因变量，以抑郁和焦虑程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具体结果见表6。

表6 抑郁和焦虑水平在主观幸福感受上的差异比较(M±SD)

由上表可知，主观幸福感受不同的老年人在抑郁和焦虑水平上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通过事后检验得知，在抑郁水平的比较中，主观幸福感受为比较幸福和一般幸福的老年人在抑郁水平中并没有显著性差异，而主观感受为比较不幸福与比较幸福和一般幸福在抑郁水平的比较中有显著性差异。主观幸福感受为比较幸福与一般幸福的老年人比主观幸福为比较不幸福的老年人抑郁水平更低，主观幸福感受为比较不幸福的老年人有更大的致郁风险。在焦虑水平的比较中，三种主观幸福感受相互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主观感受越幸福的老年人其焦虑程度越低。

2.抑郁和焦虑水平在生活满意程度上的差异比较

对老年人生活满意程度在抑郁和焦虑水平上进行差异比较，结果见表7。

表7 抑郁和焦虑水平在生活满意程度的差异比较

由上表可知，不同的生活满意程度在抑郁和焦虑水平上均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在抑郁水平方面，通过事后检验得知，主观感受对生活状况很不满意和不太满意的与主观感受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并没显著性差异，但主观感受对生活满意度一般的与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均有显著性差异，且生活满意程度为一般的老年人在抑郁水平上要显著高于生活满意程度为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老年人。从焦虑水平角度分析，通过事后检验得知，生活满意程度为不太满意和一般的与生活满意程度为比较满意与非常满意均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对生活不太满意和一般的老年人其焦虑水平要远高于对生活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的老年人焦虑水平。

(四)社会支持状况对抑郁和焦虑水平的影响分析

1.社会支持状况与抑郁和焦虑水平的相关分析

对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状况与抑郁和焦虑水平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抑郁和焦虑水平与社会支持状况的相关分析

由表8可知，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状况与抑郁和焦虑水平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老年人的社交支持、情感支持与工具性支持水平均与抑郁和焦虑水平呈负相关关系，即老年人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抑郁与焦虑的水平就越低。

2.社会支持状况与抑郁和焦虑水平的回归分析

(1)社会支持状况与抑郁水平的回归分析

以社交支持、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为自变量，以抑郁水平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9所示。

表9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抑郁状况的回归分析

由表9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有意义(F=17.50,P<0.001)，只有情感支持进入回归方程，情感支持对抑郁水平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说明在社会支持中得到的情感支持水平越高，抑郁水平就越不容易提升，解释率为1.3%。回归方程为：抑郁水平=7.65-0.115×情感支持。

(2)社会支持状况与焦虑水平的回归分析

以社交支持、情感支持和工具性支持为自变量，以焦虑水平为因变量，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焦虑水平的回归分析

由表10可以看出，回归方程有意义(F=16.44,P<0.001)，只有情感支持进入回归方程，情感支持对焦虑水平具有负向预测作用，说明在社会支持中得到的情感支持水平越高，焦虑水平就越不容易提升，解释率为1.3%。回归方程为：焦虑水平=3.49-0.112×情感支持。

四、分析讨论

(一)生理状况差异对抑郁和焦虑水平的影响分析讨论

1.抑郁和焦虑水平的性别差异比较分析

性别在抑郁水平和焦虑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老年女性的抑郁程度和焦虑程度都要显著高于男性。其一，这可能是由于社会性别期待赋予男性与女性不同的责任与义务所致。女性在工作之余要分散出一部分精力照顾家庭，其承受的压力也可能较男性更多，长期的压力导致女性在老年阶段可能面临更大的抑郁与焦虑风险。其二，可能是由于思维方式与情感细腻程度不同所致。男性与女性的思维方式与情感细腻程度不同，面对一件事情，男性更讲求寻找解决问题的路径，而女性可能更加注重表达情感。所以当面临压力与危机事件时，男性在寻找问题解决路径上可能占据更多优势，女性注重情感表达与感受就更可能会受到危机事件的持续性影响，导致抑郁与焦虑风险的增加。

2.抑郁和焦虑水平的学历差异比较分析

受教育程度不同的老年人在抑郁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而学历对于老年人焦虑水平的影响则不显著。低学历的老年人之间、高学历的老年人之间的抑郁程度差别并不大，但低学历与高学历在抑郁程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且学历越高抑郁程度越低。其一，从老年人自我调节能力看。可能是由于接受高素质教育的老年人有较高的认知水平，即使步入老年仍会持续性学习新鲜事物，可以很好地疏解自己的郁闷情绪，避免因长期低落产生抑郁情绪，可以理性地认识和接受步入老年所遇到的新状况。学历越高更可能持有理性信念去处理一些危机事件，从而降低抑郁情绪发生的可能。其二，从老年人社会支持网络看。高学历的老年人可能在退休之前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好的社会资源，遇到需要倾诉和需要帮助的时候有更好的社会支持，棘手事件也更容易得到解决，在自我效能感较高的情况下，其负面情绪可能会较快得到消解。

3.抑郁和焦虑水平的婚姻状况差异比较分析

有无配偶在抑郁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差异，无配偶的老年人的抑郁程度要显著高于有配偶的老年人。没有配偶陪伴的老年人可能会产生孤独疏离情绪，尤其是刚经历丧偶的老年人，面临危机事件后可能会产生心理创伤，随之而来长期的孤独感会增加丧偶老年人抑郁状态的风险。

4.抑郁和焦虑水平与是否患慢性疾病的差异比较分析

有无慢性病在抑郁水平和焦虑水平均上具有显著性差异。此结果与王真等研究得出的结论不同，笔者认为慢性病对于老年人的抑郁水平与焦虑水平均有显著性影响，因为慢性病是一种长期伴随老年人的疾病，虽然将慢性病“常态化”后可能会很好地与之共存，但对慢性病的接受与适应并不代表对人的生命质量没有影响。例如，出于胰岛素的冷藏保存要求，糖尿病患者在一定程度上将会被限制出行，饮食方面也会受限制，有饮食专家曾表明，碳水化合物和糖分长期摄入不足会影响人的心情，使人的幸福感大大降低，甚至可能会增加焦虑和抑郁的风险。所以，在慢性病影响下，老年患者的生活质量出现持续下降，长期的困扰和郁闷情绪的积攒可能会造成抑郁情绪的产生和滋长。

5.抑郁和焦虑水平在自理能力上的相关分析讨论

老年人自理能力与抑郁和焦虑水平具有显著相关性，且自理能力与抑郁和焦虑水平呈现负相关。这很有可能是自理能力差的老年人面临的是曾经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简单事件，现在却需要在子女或者相关护理人员帮助下才能完成，其自尊感受到极大威胁，长期的自尊感缺失可能会增加其抑郁和焦虑的风险。艾拉·毕奥格(Ira Byock)曾在自己的书《优雅的离别》中提到，让老年人最难熬的不是疾病带来的疼痛，而是失能、失智和无助使身心灵无法安适，是疾苦对生命既往尊严的摧残。老年人对自己身体的自主操控能力降低之后，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对自我的否定和失望等负面情绪的增长，长期以往会增加老年人抑郁与焦虑的风险。

(二)主观感受差异对抑郁和焦虑水平的影响分析讨论

1.抑郁和焦虑水平在主观幸福感受上的差异比较分析

主观幸福感受不同的老年人在抑郁和焦虑水平上均具有显著性差异。主观感受越幸福的老年人越不容易有抑郁情绪，主观感受为比较不幸福的老年人有更大的致郁风险。在焦虑水平的比较中，三种主观幸福感受相互之间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主观感受越幸福的老年人其焦虑程度越低。幸福是一种主观感受，也代表了人对于目前生活状况的接纳程度，每个人对幸福有不同的衡量标准。这表明主观感受幸福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达到了自己内心对幸福定义的标准，或者主观感受幸福的老年人可能有更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对生活有更强的接受适应能力，较不容易受抑郁与焦虑情绪的影响。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幸福这种主观感受是受现实状况影响的，老年人的身体状况、社会地位、可利用资源与社会支持状况等都可能会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在此处更注重分析的是老年人本人的主观幸福感取向，不同的衡量标准会使老年人对幸福感的认定不同。

2.抑郁和焦虑水平在生活满意程度上的差异比较分析

不同的生活满意程度在抑郁和焦虑水平上均具有显著性差异。低生活满意程度状况与高生活满意程度状况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且对生活满意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其抑郁与焦虑水平越低。对生活的满意程度是对生活多方面客观存在及拥有多寡的评价，每个人的衡量与评判标准不同，可能涉及对个人经济状况的满意程度、居住环境的满意程度、子女孝顺程度和自我实现程度等等方面，达到并维持在自己选择标准范围之内生活的老年人其抑郁与焦虑的水平越低。

(三)社会支持状况与抑郁和焦虑水平的关系讨论

1.基于本数据结果的讨论

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状况与抑郁和焦虑水平呈负相关关系。社会支持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与亲友较高的见面频率和情感交流频率和一定的在需要时可以寻求帮助的亲友数量对于老年人来说就像一颗“定心丸”，良好的社会支持状况可以给老年人更强的安全感，当明确自己在遇到困难一定有人可以帮助和倾诉时，可以极大地降低老年人不安和焦虑的情绪，同时避免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发生。活动理论认为，活动水平高的老年人比活动水平低的老年人更容易感到生活满意和更能适应社会，在社会舞台上角色的退出需要新的角色身份来填补。老年人获得社会支持的过程也是与社会互动的过程，社会支持对于老年人新的身份过渡与自我认同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

由上述回归分析结果可知，情感支持对于抑郁水平和焦虑水平均有负向预测作用，老年人获得的情感支持水平越高，越不容易抑郁与焦虑。原因可能是抑郁与焦虑都是一种心理状态，而情感支持作为一种情感表达回应的正是心理状态。当老年人可以放心谈心的亲友数量越多时，其情感宣泄与获得情感回应的状况就越好，及时与亲友沟通或是进行适当的情感宣泄，负面情绪不容易积压，还可以在亲友处获得安慰与情感支持，抑郁与焦虑的可能性就越低。

2.基于当前状况的讨论

社会支持状况与老年人的抑郁与焦虑状况存在显著相关关系。在当前状况下，老年人还面临着一些新挑战。首先是电子产品与新科技的适应挑战。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与相关应用技术在为年轻人带来新鲜感和便捷生活体验的同时，却给老年人带来了恐慌和挑战。老年人冒雨去交医保却被告知不收现金，只留下老年人手足无措停在原地；在银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想要办理业务却必须要进行人脸识别，只得被家人从轮椅中抱起等等。电子产品与新科技带来的不适和冲击从本质看是一种社会支持的欠缺，这很有可能导致老年人产生焦虑和抑郁情绪。老年人与年轻人相比，接受和学习新事物的能力较差。有些老年人出于性格原因，偏向于坚持古朴的生活方式，对于新兴的事物比较保守和排斥，拒绝学习新事物。还有些老年人却是想学习但无人教，一方面是面对科技产品存在畏难情绪，一想到操作这么复杂望而生畏。另一方面是害怕麻烦别人，怯于表达自己内心的需求和想法。诸多新兴电子产品和新科技改变了老年人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况，可能会导致老年人不适应。长期遇到不知如何解决与回应的场景会导致恐慌，甚至会产生被时代“抛弃”的落寞感受，以上情况可能会导致老年人产生焦虑与抑郁情绪。

其次，新时代环境下家庭结构的改变是老年人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两个独生子女家庭结合后面临着“8-4-2-1”的家庭结构，即两位独生子女需要共同赡养八位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四位双方父母和最少抚养一个小孩。在这种家庭结构下，被赡养人与赡养人之间从人数、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看都十分不平衡。这种家庭结构下的老年人出于对老年生活的担忧、为了给子女“减负”做的退让与“牺牲”所带来的焦虑情绪或是子女给予的社会支持不足等状况，都有可能增加老年人焦虑和抑郁的风险。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调查了北京市老年人抑郁与焦虑水平的现状，并从生理状况差异、主观感受差异与社会支持状况差异三个角度分析了影响老年人抑郁与焦虑现状的相关因素，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在生理状况差异分析中，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与是否患慢性病在抑郁与焦虑水平上均有显著性差异，自理能力与抑郁与焦虑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在主观感受差异分析中，幸福主观感受与对生活的满意状况在抑郁与焦虑水平上均存在显著性差异。在社会支持状况分析中，社交支持、情感支持与工具性支持均与抑郁与焦虑水平呈显著负相关。其中情感支持对抑郁水平与焦虑水平有负向预测作用。

由此可见：生理状况、主观感受与社会支持状况的好坏会直接影响老年人的抑郁与焦虑状况，可以从老年人的“身、心、灵”三个维度出发，探寻舒缓老年人的抑郁与焦虑状况的方法。

(二)建议

从生理状况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关注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并注重这一群体的定期体检。对于像视力与听力这样的功能性退化，应该及时为老年人配备老花镜与助听器，以保证老年人可以很好地接受外界信息并及时反馈与表达自己的情绪。从有无配偶对抑郁与焦虑水平的影响结论来看，影响老年人抑郁与焦虑水平的是老年人自身的孤独感，所以相关工作者应该多关注常年独居和刚丧偶老年人的心理状况，以提供及时的情感支持或危机介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或避免无配偶老年人的抑郁风险。对于患慢性病的老年人，社工可以请专家开展相关的慢性病知识讲座，帮助老年人正确地认识慢性病并采用正确的方法对待慢性病。

从主观感受角度来看，社区与机构社工可以开展相关的小组活动或者课程与讲座，帮助老年人调节不良情绪与纠正偏差认知，进行情绪疏导，帮助老年人重新定义“幸福”与“满意的生活状况”，更好地让老年人做到心理期望与现实平衡，降低抑郁与焦虑发生的风险。社工还可以开展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小组活动，帮助增进老年人与家庭成员之间的交流与联系。

从社会支持角度来看，社工与相关工作人员应该注意老年人的社会支持状况与社交状况，为社会支持水平较低的老年人链接社区与社会资源，可以将社交状况较差的老年人纳入老年社交小组和同辈群体情感支持小组，帮助在社区中的老年人互相认识，提升互助意识。同时提醒家庭成员在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物质支持的同时，也要注意并回应老年人的情感需要，多倾听、鼓励与支持老年人。针对电子产品与新科技的适应挑战，社工机构与社区可以为老年人开展相关的电子产品使用培训课程，社区也可以进一步提供帮助老年人办理电子业务的便民服务。针对独生子女家庭与失独家庭老人面临的养老恐慌，政府应该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完善法律，发动政府、社会与家庭的力量共同提高这一群体的社会支持水平，增加这一群体的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