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飞宁

(广州市穗港澳青少年研究所 《青年探索》编辑部，广东 广州 510635)

一、研究背景与文献回顾

智库的概念是由美国学者保罗·迪克逊(Paul·Dickson)在1971年其出版的《智库》(ThinkTanks)一书中，回顾与介绍美国智库的形成与发展而提出。他认为，智库是独立的、中立的、非营利性的、以专业知识和思想观点产出为基础，获得资助并影响政策过程的研究机构[1]。随着智库在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事务等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国内外智库建设和研究也迎来了发展的热潮。我国的智库建设虽与发达国家同步，然而基于体制、经济基础和发展目标的迥异，使得两者在发展路径与特征方面有较大差异。各种新型智库在日益复杂的社会变迁背景下应运而生，并呈现出以党政军智库、科研院所智库、高校智库、民间智库相结合的，全方位、多类型智库团体[2]。从现有的国内专家的概念界定中, 智库应该是提供知识产品、提供政府决策支撑、产生社会价值的思想库[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国，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在世界上都是排在前面的，但目前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上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4]。目前，我国社科期刊在数量、质量和话语权上的影响力均有明显提升。与自然科学期刊的应用研究相比，社科类学术期刊的对策性研究对经济社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更有效为新型智库提供智力支持和理论导引。一方面，学术期刊因具备汇聚知识、传播知识、引领知识的特征，在构建“多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成果转化渠道”，“鼓励智库运用大众媒体等多种手段，传播主流思想价值，集聚社会正能量”[5]方面可以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为国家智库发展服务，为政策研究做贡献。另一方面，新型智库建设为社科期刊发展也提供机遇和路径，为传统学术期刊的转型发展指明了方向，是传统社科期刊功能的社会化体现和扩展。社科期刊应当站在学理研究的高度，兼具社会关怀，成为彰显新型智库研究价值的重要载体和有效媒介，在为新型智库建设输送知识资源、维护人才团队建设、弥补智库不足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有学者给知识服务提出一般性定义：知识服务是由服务提供者凭借其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为满足客户不同类型知识需求的服务过程[6]。知识服务的本质是以知识为核心的生产要素，依赖于某一学科或技术领域的专业知识，通过对知识的处理来满足不同的需求。知识服务是一种重要的创新手段，以创新的资源、创新的手段以及创新的载体显著影响着知识的生产、知识管理和知识传播的流程。从本质上说，新型智库建设离不开知识服务能力的提升。2018年，《关于加快新闻出版行业智库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提高专业智库服务能力，促进有条件的新闻出版单位向知识服务型专业智库方向发展[7]。可见，社科期刊在面向新型智库的建设中，构建起知识生产、管理、传播的生态系统，在知识服务上下功夫，努力将知识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提高社科期刊在“三大体系”建设中的作用。从目前社科期刊发展的现实境遇看，社科期刊要在突破传统办刊思路、促进问题聚焦、加强学科整合、增进期刊社会功能实现方面下功夫，最终促进社科期刊成果的转化、学术质量和社会影响力的提升，为新型智库在新时代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提供指导，成为辅助新型智库发挥决策咨询作用的推动力量，为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这使得从知识服务的视角入手，探讨社科期刊在服务新型智库建设的新途径成为可能。

为了获取学术期刊与新型智库的相关总结和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CNKI)以“学术期刊”+“智库”作为主题词检索自2011年至今的相关文献，剔除征稿启示、新闻简讯、会议讯息等，获得有效文献54篇(1)。其中，2014年之前发表的关于学术期刊与智库的论文比较少，从2015年开始明显增多，这与2015年开始国家频繁出台的相关政策及党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有关。然而与各类型的智库研究相比较，49篇的文献在智库研究中所占的比重显得凤毛棱角，说明学术期刊与智库的研究在学界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从研究的主题看，对于科技期刊、学报与智库研究的论文比较多，涉及其他种类的期刊研究较少，这与高校智库建设如火如荼进行，以及科技期刊的定位有关。因为科技期刊通常关注科学技术领域的前沿方向，同样高校学报也存在辅助高校智库完成关系国家政府关注的社会、民生的系统性、专业性问题的研究。

社科期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属于媒体型智库，其本质是通过挖掘知识的价值形成新的知识产品，因此，社科期刊在面向新型智库建设时有其天然的智力优势。《改革》杂志主编王佳宁在谈到“新型智库建设和期刊转型”问题时指出，期刊在转型中应注意如何转型、转型的标准和转型的效应。《全球化》副主编王晓红则指出，学术期刊的转型要突出创新性、落实性、专业性和准确性[8]。我们在总结学术期刊与智库研究时发现，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术期刊与新型智库建设应该是协同发展、良性互动的[9-12]；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学术期刊在服务新型智库建设的同时，应该向智库期刊转变或依据智库研究的最新进展和成果设立专栏[13-15]。在探讨学术期刊面向智库的转型路径研究时，一种观点认为，大力打造期刊的平台影响力至关重要[16-17]；另一种观点认为，要重视学术期刊的功能建设，以此带动智库建设[18-19]。

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学术期刊面向新型智库发展转型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但鲜有从知识服务的视角进行研究。目前，关于知识服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图书情报界，与期刊界的研究与实践结合仍处于发展阶段。本文通过对学术期刊、新型智库和知识服务的研究进行回顾与整理后，认为随着信息技术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学术期刊与智库作为传播、转化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对信息内容及服务要求都在不断提升，知识服务在学术期刊工作中的优势越来越明显。然而社科期刊在如何利用自身优越条件和丰富的社科学术资源，为新型智库在知识发现、知识获取、知识整合等方面建设高水平的知识服务平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科期刊知识服务体系方面，还有许多可待探讨和挖掘的部分。

二、面向新型智库建设社科期刊发展的现状

(一)在社会功能上，与新型智库未形成常态化的合作机制

当前，虽然党和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全面启动新型高端智库建设，但针对智库与期刊却并未出台明确的规划和管理办法，新型智库建设与社科期刊间缺乏双向合作机制，在顶层设计上很难使其立时转向。社科期刊以其特定惯性运行多年，传统的发展模式已经严重制约我国新型智库建设与期刊的可持续发展。目前，社科期刊与智库的双向合作比较少，国内的智库因其具备雄厚的学术资源和背景，而且都具有较多直报的渠道，因此对于社科期刊的传播作用重视程度不够。而许多社科期刊以被动的形式接受科研成果，作为国家政策传播和智库研究成果载体的作用并不突出。社科期刊未能与新型智库有良好的合作还体现在基金项目上，智库承接的项目成果并不能很好的利用社科期刊的平台。一方面是项目成果的展示形式不一定完全符合学术期刊的要求，另一方面是学术期刊的定位、特色与智库基金项目在内容和选题上难以契合，导致社科期刊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社会效益不足的问题。

新型智库的建设需要学术研究的浸润和创新思想的推动，社科期刊可以为智库建设提供专业的智力支持和传播平台，然而社科期刊与新型智库之间尚未形成常态化的合作机制，在谋求发展主动权、寻求合作与交流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

(二)在办刊模式上，对新型智库支持层次不高

目前，我国期刊资源分散，协调性差，部分社科期刊办刊模式僵化、资源分散，选题策划缺乏问题意识和主动意识，导致选题没有前沿性和导向性，同质化的现象普遍。一些社科期刊没有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专门的策划与研究，有什么稿件就用什么稿件，编辑主体性没有体现。此外，社科期刊网络出版的使用率偏低，开放获取的途径有限。社科期刊对于纸质内容数字化后的跟踪、管理、加工和利用的并不多，过分依赖于第三方知识服务平台。诸此种种，造成社科期刊知识服务的作用没有凸显。长期以来，社科期刊的知识服务大多停留在低层次，如信息检索，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知识转化作用，在追踪社会热点、理论前沿问题上缺乏社会意识与责任意识，未能将学科研究成果中有价值的观点呈现出来，这些都在根本上制约了社科期刊的发展、知识产出和成果转化。

社科期刊传统的办刊模式，在提供知识服务决策和选题策划上不能主动因应国家的重大战略，一些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期刊在聚焦现实问题，提出解决之策方面对新型智库支持层次不高。一直以来，社科期刊的主要功能是为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提供一个发表论文展示学术成果的平台，这一被动的单向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科期刊知识生产、知识加工、知识管理与传播的社会功能，最终沦为单一的论文生产机构。

(三)在内容生产上，缺乏应用型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

从社科期刊刊载论文的性质上划分，可以分为基础理论性研究和应用对策性研究。应用对策性研究的水平是反映一个国家和民族科学发展水平和创新力的标志。目前，大部分社科期刊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发布，缺乏对应用对策性研究成果的传播。然而，基础理论的研究不容易突破，易造成部分学术刊物选题重复，学术质量低下，即使提出对策建议，也离实际部门的需求相差甚远，更谈不上支持新型智库的发展。一些社科期刊刊载的论文往往不是以实际问题引发，而是套用理论或模型而成，或者是通过推演结论而来。这类文章刊登后，看似学术，但实则晦涩难懂，难以在学术界或者业界形成影响和传播，且对实际问题帮助不大，很难转化为智库政策咨询时的参考。不能用严谨的学术话语表述站在服务政府决策的主题定位、和跨学科研究方法与话语体系上对重大问题率先发声、增强时效性、跨界搭建分析框架，形成更加科学有效的期刊话语体系[20]。

在内容生产上，社科期刊主动挖掘前沿问题的意识还有待加强，独立把握热点问题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从真正意义上承担一部分智库的功能，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学术成果记录和传播的载体功能上。

(四)在人才管理上，欠缺积极有效的激励措施

社科期刊在服务新型智库建设时，除了需要国家政策上的支持和新媒体技术的助力外，同样需要一批高素质的作者队伍，还需要一批长期坚守、专业性强的编辑人才。概观国内社科期刊的编辑队伍结构发现，近一半是教学人员或研究人员兼职，具有专业能力的专职编辑因为编制与职称等原因得不到重视而人才流失。近年来，一些社科期刊编辑队伍出现了人才断层和人员结构失调、大量行政工作与专职工作之间的矛盾等问题。目前，社科期刊对于编辑人员的要求越来越高，在招揽编辑时往往以学历和学术能力作为参考标准，也引进了一些学历层次高、专业水平过硬的专业人才，然而却没有建立一套人才晋升和激励措施。由于得不到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与投入，导致优秀人才流失严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科期刊向更高层次的发展，在面向新型智库建设方面也因为人员综合素质和知识水平所限而难以发挥专业化的服务功能。同时，新型智库建设和期刊发展除了需要一定的学历和学术水平的知识型人才外，更需要在某一方面的研究能力与实践经验的人才。我们在人才管理方面重学理、轻实践，以及“高聘低用”的操作，导致专业型人才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专业技能，在把握国内外形势、引领国家相关政策方面，将不能很好地聚焦问题及提出可行性的建议。

三、面向新型智库建设社科期刊转型发展的优化策略

(一)以知识服务创新社科期刊发展模式

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生产与服务成为经济、社会发展重要的推动力量。社科期刊应主动借助互联网平台与数字技术，充分挖掘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实现对知识资源的自动采集与维护，通过提高用户的知识应用效率和知识创新水平来实现社科期刊的知识生产价值。在知识服务的过程中，社科期刊可以通过智库的需求，前瞻性地策划选题，为新型智库建设提供预见性平台支持。前瞻性的选题从策划上应体现在对学术研究宏大背景问题有针对性的探讨与分析，对重大现实问题能发挥价值导向，再根据反馈，分析发现研究的热点与难点，使读者、学者针对这个问题形成激烈的讨论，提出不同见解。这既发挥了社科期刊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平台作用，也体现了其主体作用。

一直以来，社科期刊发挥了服务智库、政府、读者的平台功能，实现了三者的良好互动，成为服务新型智库的参与路径之一。知识生产在知识广度和深度方面都呈现出爆炸性增长，社科期刊不仅要在平台打造方面下功夫，还需要为学术共同体提供知识服务，发挥学术传播、交流、评价和引领的作用，为新型智库建设夯实资源基础。知识是有生命周期的，知识的生命周期是指知识要经历生产、加工、发展、应用到消退的动态变化过程[21]。这个过程预示着社科期刊可以从事知识获取、知识加工、知识更新、知识分享，为新型智库提供专业、优质、全面的内容资源。在宏观背景下，找准知识服务的切入点，充分发挥社科期刊自身优势，积极为国家新型智库建设服务，必须创新社科期刊发展模式。社科期刊要善于从社会发展的宏观背景及现实问题入手，根据目前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重大战略性问题进行策划选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组稿约稿，从而实现为政府建言献策的功能。比如，《中国社会科学》刊发的许多文章都是从社会现实出发，解读社会问题，能为管理者提供新思路、新方法。社科期刊有责任、有义务协助建立、打造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新型智库，在刊发相关领域文章的同时既能兼顾给管理部门、领导、科研人员提供具有操作性建议和引领风向意义的智慧成果，又能向社会传播正能量、引导社会舆论。

(二)加强社科期刊与新型智库的协同发展

学术期刊与新型智库在发展目标、价值立场等方面具有同构性。一方面，社科期刊为新型智库的建设需要不断更新与完善现有知识资源。知识服务是一种个性化、专业化的服务，以用户需求为目标，为用户提供知识产品或问题解决方案。社科期刊通过提高知识服务水平，为新型智库打造一流的学术交流、成果转化平台；另一方面，新型智库的知识获取和学习能力较强，新型智库的研究成果正好可以促进学术期刊高质量的发展。社科期刊与新型智库的良性互动，将有助于知识的积累，成为政府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从知识服务的视角，对智库的稀缺资源进行分析得出，智库的发展需要具备专业领域知识，而社科期刊与新型智库的协同发展能够创造一种将所需的知识、技术以及市场资源进行整合优化，以确保提供智库成果的精准性和适切性，使得社科期刊在知识积累上更契合时代要求，提升其为新型智库知识服务的能力。学术资源的扩展与结合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决策服务水平和学术研究的动态引导能力，同时可为新型智库发展提供解决问题的新路径。社科期刊与新型智库的协同包括与社科期刊的主办单位各高校、学术科研机构的协同，与智库主办机构政府、企业的协同。依托多方力量，联合学术期刊传播平台、刊群论文库、专家库等特色和优势，与智库咨政建言、启智育民的功能，不断提高学术品味，提升其为新型智库的知识服务能力。

(三)深化数字技术的应用，提升社科期刊的传播效用

媒体融合时代，数字技术正一步步改变学术期刊的业态和发展模式，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媒介融合成为不可阻挡之势。新媒体技术催生了社科期刊在知识生产、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方面新的尝试。引入“互联网+知识服务”的理念，运用新媒体技术可以促使社科期刊将专业化、个性化、交互性等特征融入知识服务的范畴，媒介融合的趋势也大大提高了社科期刊的影响力，建立起与新型智库多层次的合作通道，在知识处理、知识传播、知识共享与成果转化等方面组建起高效的平台与渠道。社科期刊利用全媒体建立完整的学术出版服务体系，注重专业内容知识服务平台建设和应用模式创新，运用大众媒介等多种手段，传播主流思想价值，坚持实用性为导向，发布学术创新成果，组织引导学术交流，汇聚专家资源协助新型智库发展，满足学习及资政需求。

社科期刊可以利用数字媒体技术扩大发展空间，增强知识生产力、与读者交互沟通传播力，以知识内容为导向的知识传播，灵活利用新媒体，在互联网平台上开展针对性内容更强、满足社会对知识教育内容的需求更强的专业性，使得自己能够从庞大的数字收益中获利。媒介融合时代，社科期刊还要积极转变知识服务的思维方式，契合媒介融合的要求提升期刊的内容可读性与信息处理能力，革新社科期刊的传播媒介，更新社科期刊技术处理手段，加强期刊与智库融合，提升社科期刊的传播力，拓宽智库成果转化的渠道。

(四)构建知识服务联盟，提升人才素质能力

我国社科期刊发展不平衡，多而不强的局面未被彻底改变，构建社科期刊的知识服务联盟，打造以共建共享、协同发展为宗旨的社科期刊联盟是顺应社科期刊学术共同体与新型智库建设的内在要求。打造社科期刊知识服务联盟，利用品牌期刊的学术影响力，整合资源、信息共享和差异化提升。社科期刊在面向新型智库的转型与发展过程中，应是面向高端、专业的传播，需要源源不断地进行智慧生产，其核心是为智慧知识生产，途径是集众社科期刊之力发挥知识联盟的优势，充分发挥联盟的综合能力与社会影响力，利用自身的学术平台，汇集各领域优秀人才，进行跨省、市、高校进行深度交流与合作，目的在于提升新型智库的知识服务能力，影响政府决策。

社科期刊在长期的发展中培养了一支专业的编辑队伍，凝聚了一批具备专业素质的专家作者群体。他们不仅在具体的专业出版工作中发挥着把关人和知识生产者的角色，也构成了社科期刊联盟隐性的人才资源。从知识服务的角度看，智库和学术期刊所凝聚的专家、学者群体是知识生产者。社科期刊与智库打造的知识联盟在构建多功能、高层次的沟通联系机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完善双向挂职锻炼机制，实现社科期刊与智库人才的双向流动。其一，社科期刊的平台可以更高效、更便利地发布智库联盟成员的信息；其二，社科期刊智库成员可以通过联盟的力量学习总结发展经验，从而取得更高的成就，更好地为学界和政府服务。其三，构建知识服务联盟能有效降低交流与学习的成本，为社科期刊、新型智库储备高素质人才。

四、结语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和学术期刊都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中国特色“三大体系”的重要载体。新型智库建设为社科期刊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和平台，也对社科期刊提高资政性、增强智库服务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从知识服务的视角出发，社科期刊可以基于对知识资源的合理利用，创新发展模式；利用社科期刊与新型智库在发展目标、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同构性，在服务新型智库建设的同时走协同发展的道路；深化数字技术的应用，将知识性与服务性相结合，通过不断挖掘自身潜力、丰富理论内涵，开辟社科期刊服务新型智库新通道；构建社科期刊知识服务联盟，提升人才素质能力，最大限度地提高社科期刊在政策决策、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话语权与导向作用。

注释：

(1)文献的统计截至到2020年7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