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马俊江

《孔乙己》接受小史

鲁迅的学生、副刊大王孙伏园曾问鲁迅，他最喜欢自己的哪篇小说，鲁迅回答说是《孔乙己》。《孔乙己》也不仅为作者偏爱，自问世起，它就赢得了无数读者的喜欢。1921 年，文学青年宫竹心盛赞《孔乙己》“构思奇绝，言简意深，堪与契诃夫、莫泊桑二君媲美”。虽是无名青年的赞誉，但持论深刻：《孔乙己》1919 年发表于《新青年》杂志，是鲁迅的第二篇，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二篇白话小说，但其所达到的艺术高度足以使它成为短篇小说经典，使著者跻身世界短篇小说大师的行列。小说问世四十年后，巴金追忆自己的写作生涯，提及鲁迅小说对自己的启蒙，还禁不住赞叹：“《孔乙己》写得多么好！不过两千几百字。”不仅在中国，《孔乙己》也感动着异域读者。1936 年鲁迅去世时，苏联作家协会为鲁迅举办的追悼会上，有演员朗诵鲁迅作品，向这位中国作家致敬，朗诵的第一篇即《孔乙己》。当时在场的萧三回忆说，演员朗诵时，“听者凄然”。

《孔乙己》确实是一篇精致的经典：一篇只有两千五百字的小说，写一个小镇上的一家小酒店，一个落魄的读书人，一群喝酒的短衣帮，虽然只是中国社会小小的一角，却让人窥一斑而知全豹，生动地呈现出中国社会的世态人心、国民灵魂。

经典作品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的阐释史，因为它不仅被热爱着，也被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的读者解读着，不同的解读也丰富着作品的意义，使其保持着永恒的艺术魅力。1935 年，还是大学生的青年批评家李长之在其名著《鲁迅批判》中这样论及《孔乙己》：“故事是简单的，不过写农村社会中知识分子的没落。可是那刻画的清晰的印象，和对于在讽嘲和哄笑里的受损的人物之同情，使这作品蒙上了不朽的色彩。”李长之对《孔乙己》的阐释接近鲁迅和孙伏园谈及《孔乙己》时的说法：“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写到《孔乙己》时，说孔乙己是“一个破落大户人家的子弟和穷读书人的代表，著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写出了这一群人的末路”。钱理群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这样论述《孔乙己》的叙事结构与思想指向：“小说的核心孔乙己与酒客的关系，已经构成了‘被看/看’的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作为被看者的孔乙己（知识分子）的自我审视与主观评价（自以为是国家、社会不可或缺的‘君子’，‘清白’而高人一等）与他（们）在社会上实际所处的‘被看’（亦即充当人们无聊生活中的‘笑料’）地位，两者形成的巨大反差，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地位与命运的悲剧性与荒谬性。”

作品的阐释之所以有诸多不同，既是因为经典的丰富性，也是因为阐释者的立场与关注中心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讲，阐释作品即阐释者带着自身所关注的问题讲述别人的故事。比如上文中提及的李长之与《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鲁迅部分的执笔者钱理群：相对于李长之重视艺术和艺术中的情感，以自身阅读的艺术感受体味作品与作者的心灵，进而将作者的生命经历与其文学世界勾连起来——“哄笑和奚落，咀嚼着弱者的骨髓，这永远是鲁迅小说要表现的，这是鲁迅自己的创痛故”；钱理群显然更看重作品的思想性，其艺术分析也是为达到对作品思想性的认识与阐释。因为对自身所在群体——知识分子的关注与思考，钱理群在孔乙己身上看到的是知识者的信仰与社会的对立，以及由此形成的知识分子身份的尴尬及其命运的悲剧性。甚至可以说，钱理群讲述的是孔乙己，同时也是鲁迅，是他自己，因为他在孔乙己身上看到的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一直要面对的问题和命运。

虽有多种不同的解读，但对于《孔乙己》来讲，有一种阐释流传最广：孔乙己是科举制度的牺牲品。这一解释不仅被写进文学史以及教科书，甚至作为题解，被印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的作品集：“它以简练生动的笔墨，通过孔乙己这个备受科举制度摧残的清末下层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有力地揭露和控诉了腐朽的封建教育，科举制度所造成的罪恶。”甚至，以用现代性这把手术刀解剖现代文学而知名的美国学者李欧梵对孔乙己的剖析，在某种程度上讲，也可看作“科举残害孔乙己论”的某种变形：孔乙己的“行为特征恰恰是某一历史转折时期一代人精神问题的缩影……他对一些传统价值观念的依附和他有些斯文人的行为习惯支撑着他的可怜存在，但都不能使他略有高贵之处。因此，虽然那样受苦，孔乙己却不是英雄，而只是咸亨酒店长衫短衫顾客都鄙视的失败者”。

问题是，科举制在1905 年即已取消，到现在已一百多年，再谈科举“吃人”，现在以及以后的读者恐怕会多有隔膜，只能视之为遥远的“历史遗迹”。经典作品当然有记录历史的功能，但它更有在新的时代语境下动人情感、启迪智慧的意义。如果一部作品不能照亮今天的读者以及读者的今天，它也就很难成为经典。《孔乙己》还值得今天的读者阅读与思考，就因为它不仅照亮“历史遗迹”。

鲁迅的文学世界：鲁镇和咸亨酒店及其意义

“鲁镇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孔乙己》这样开篇，让读者的目光聚焦在鲁镇的这家咸亨酒店——上演孔乙己人生故事的舞台上。周作人曾写过专书，勾陈鲁迅小说里的故实，书里这样讲鲁镇和咸亨：“在绍兴县管辖下并没有鲁镇这么一个市镇，这原是写小说的人所创造出的一个地名，至于这所指的是什么地方，因为在几篇小说里所说的不一定，只可说是绍兴的一处乡村或是坊巷吧。”又因为绍兴城里真有家咸亨酒店，还是鲁迅亲戚家的生意，所以周作人又说出了鲁镇更具体的地点：“著者的故里东昌坊口。”孙伏园也表达过类似意见，说鲁镇“就是作者的父系故乡（绍兴城内昌坊口）和母系故乡（绍兴东皋乡安桥头）的混合体”。至于咸亨酒店，二人的说法不太一样：周作人说“这是周家的几个人所开设，请了一个伙计一个徒弟照管着，但是不到两年就关门了”；孙伏园说咸亨酒店“是一个真店号，就在都昌坊口，作者故里的斜对门，我还见过多少回，大概至今还在，这种小规模的老字号是不大容易倒闭的”。

我们引入鲁迅的弟弟和学生谈鲁镇和咸亨酒店的话，倒不是也要跟着二人考辨鲁镇的具体地址，相反，我们认为，鲁镇和咸亨酒店到底在哪里，酒店是不是关闭，这些问题和孔乙己原型的绰号叫孟夫子一样，作为掌故谈谈也是有趣的事，作为研究作家艺术创造的材料也还有用，但对理解小说《孔乙己》不会有什么帮助。甚至，过于迷恋文学世界的本事——人与事的具体来源，会走向理解小说的歧途。

在这里，我们需要弄懂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差异，用一句话来讲，文学世界就是作家看到并讲述出来的现实世界。而人的“看”与“讲述”都离不开“思想”的选择与审视：“鲁镇”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地方，而鲁迅看到并讲述给我们的是咸亨酒店的孔乙己。如果再找人来讲述这个酒店和这个人，也依然会是不同的故事，因为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眼光与思想。因此，我们可以说，文学世界是经过作家的审美选择和思想审视后的艺术创造；现实世界是杂乱无序的，而文学世界富有逻辑和意义。我们每看到一个文学世界，都不要忘了，这个世界已不同于现实世界，因为在文学世界之上，有一双以更高的文化理性和生命原则审视着的眼光，就是那眼光，让文学世界成为一个象征，充满意义。

不谈外国文学，仅20 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有诸多作家创造了为数不少的文学世界，沈从文的“湘西世界”、老舍的“北京世界”、师陀的“果园城世界”、萧红的“呼兰河世界”、林斤澜的“矮凳桥世界”、汪曾祺的“高邮世界”……但我们要知道，每个以“地方”命名的文学世界都不同于作家取材的现实世界：鲁迅的鲁镇不会等于绍兴，或者安桥头；鲁迅的咸亨酒店也并非今天绍兴的咸亨酒店。面对经典的文学世界，我们要做的是在思想中寻找它的意义，而非在大地上寻找一个确切地点。

鲁迅有一段谈自己创作小说的话，可以作为我们打开鲁迅文学世界大门的一把钥匙：

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

同是小说家，也会有不同的思想和立场，即鲁迅说的“主见”：有人说自己只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有人要为艺术而艺术，有人以为写小说只是一门吃饭的手艺而已……不同的思想观念，决定了其文学世界的不同。小说家的鲁迅夫子自道，说自己是个“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所作小说则是启蒙小说。什么是启蒙？启蒙是个外来词，英文是enlightenment，由名词light——光——加前缀后缀构成，即用光照亮的意思。这也正符合经典文学世界的意义：用光照亮我们还看不大清楚的人生。

《孔乙己》发表时，篇末有鲁迅写的一篇《附记》，说这篇小说旨在“描写社会上的或一种生活，请读者看看”。鲁迅说的读者不会仅限于绍兴城里的人们，“或一种生活”也不仅是绍兴的社会生活：鲁镇世界，小则说是整个中国的一个寓言，大则说是对人性某个侧面的揭示。现代中国文学史中，鲁迅开创了一个以小城小镇之一地而思考整个民族甚至人性的小说传统。20 世纪40 年代，小说家师陀在《果园城记》的开篇写道：“果园城，一个假想的西亚细亚式的名字，一切这种中国小城的代表。”师陀用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文学世界的意义，我们也可以用此来阐释鲁迅的“鲁镇世界”。

“鲁镇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作家废名在讲解《孔乙己》时，认为这个开头很笨拙，“‘和别处不同的’并没有告诉读者什么”，是“半句不很有效果的话”；并问道：“这‘别处’究竟何所指呢？”如果按我们上面对鲁迅文学世界的理解，我们可以说这里的“别处”指的就是中国；这个开头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鲁镇和中国其他地区风俗有差异，酒店格局不同，可相同的是中国人的“或一种生活”。怎样的“或一种生活”呢？请记起鲁迅谈自己小说的话：“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生活——包括我们每一个读者在内，也许我们都参与着病态社会，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和我们的生活，都有着鲁镇的病态和不幸。因为，我们都是“鲁镇”的居民。

咸亨酒店“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变了的是酒钱，没变的是《孔乙己》中的“或一种生活”。当然，文学世界中的“生活”，首先指向的是外在社会现象显露出的内在精神生活。在杂文中，鲁迅有这样一段文字，可作为我们所说“不变”的注脚：“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借助《孔乙己》中鲁镇世界的思想烛照，我们也许会发现，我们的精神与生活，还在“孔乙己时代”。鲁镇世界的“不变”，是鲁迅的独特发现。将这些不变的故事写出来，是对“变”的期待与渴望，也就是鲁迅说的“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也就是“改良这人生”。

被“吃”掉的孔乙己：中国读书人与社会

咸亨酒店里除了掌柜、小伙计之外就是酒客。酒客呈现着社会分层，他们隶属于不同的阶层。他们喝酒方式不同，穿着不同，鲁迅称之为“短衣帮”和“穿长衫的”。衣服的长短，成为他们社会地位高下的外在标志。穿长衫的酒客是有钱人，居社会上层，他们“踱进隔壁房子里，要酒要菜，坐着喝”。一个“踱”字，显现出高人一等的傲慢与优越。在谁面前傲慢呢？当然是在短衣帮面前，短衣帮是社会底层的穷苦人，只能“靠柜外站着喝”。但鲁迅关注的不是酒客们经济地位的不同，也并不表达对弱者短衣帮的同情，因为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他始终关注的是人的精神。在精神层面，弱者对待更弱者，会和强者对弱者一样——“吃人”，这是鲁迅在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中提出的命题，也是他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痛苦的发现。《孔乙己》中，弱者“吃掉”了更弱者——孔乙己。

咸亨酒店像一出戏剧的舞台，孔乙己一走进来，舞台上方的聚光灯就打在他和他周围的人身上。《孔乙己》的故事，就围绕着这群人展开。我们看舞台时，看见“苦人”孔乙己被一群人包围着。在人们的取笑声中，他结结巴巴地辩驳着：“不要取笑！”无力的辩驳让周围的看客们愈加兴奋，也引来新一轮取笑。“无论是谁，只要站在‘辩诬’的地位的，无论辩明与否，都已经是屈辱。更何况受了更大的损害之后，还得来辩诬。”脸上的伤疤与被打断了的腿，还只是肉体的伤，让孔乙己“受了更大损害”的，是摆脱不掉的被取笑，那“屈辱”才是属于心灵的大痛苦。孔乙己注定在“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中，“屈辱”地死去——被吃掉。

所谓“吃人”，也并非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惨剧，而是在咸亨酒店日常的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中悄悄进行，鲁迅把这叫作“几乎无事的悲剧”：

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在咸亨酒店，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长衫是上层社会的标志，站着喝酒的应该是下层社会的短衣帮。而孔乙己穿长衫却只能生活在短衣帮中，这种尴尬的身份呈现出他与周围人群的不和谐，也注定了他的悲剧——悲剧都发生于不和谐之中：如果孔乙己能够“进学”，变成“孔举人”，走进咸亨酒店“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能与穿长衫的为伍，不但不会有悲剧，还会遇见无数点头哈腰的奉承。因为嘲笑孔乙己的短衣帮终究是“卑怯的国民”，他们“但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他们不是这样轻蔑地谈论孔乙己吗：“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一个“竟”字，是短衣帮对有势力的强者的敬和畏，呈现着他们势利而卑怯的灵魂；又或者，孔乙己脱下长衫，换上短衣，与短衣帮们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也不会有悲剧。

然而，我们首先要追问：什么是悲剧呢？鲁迅的回答是：“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孔乙己》中，“被毁灭”的是孔乙己，那么，孔乙己“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在哪里？

孔乙己是个读书人。读书人的价值就是，或者说应该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代表。相应的，人们对读书人的态度，也呈现着社会的文明程度。一个读书人都堕落下去的社会，显然不能说是一个文明发达的社会；一个蔑视读书人的民族，也只能说是文明程度低下的野蛮民族。

读书人当然也不会完美，也会有很多问题。北宋著名学者宁波人汪洙有《神童诗》在传统中国广为流传，其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更是说出了中国读书人的心声。于是，中国的读书人大多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以文弱书生相标榜，以“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居。除了读书，看不上，更不屑于从事其他职业，因此生活能力低下。如果不能挤过“学而优则仕”的独木桥，就只能落拓江湖，落魄甚至堕落。像孔乙己，“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读书人的孔乙己当然不会脱下长衫，和短衣帮一样去辛苦谋营生，更不会去讨饭，于是堕落到去“偷”。但鲁迅也说过，“倘要完全的人，天下配活的人也就有限”。孔乙己当然也不会完美，但不完美的孔乙己身上呈现出的美，我们不但不能忽视，而且应该重视，因为那就是我们要寻找的读书人“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也是《孔乙己》中“被毁灭”的东西。

书是文化的载体，读书人也即文化人，也因此，读书人的第一个特征即对文化的热爱，并以这种对文化的热爱在社会中彰显文化的价值。也可以说，热爱文化、彰显文化的价值也成为读书人的价值。孔乙己问咸亨酒店的小伙计：“你读过书么？”小伙计“略一点头”，孔乙己便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孔乙己被短衣帮奚落而“颓唐不安”，但谈起读书时开始热情起来。尤其是当小伙计说出茴香的茴字怎么写时，“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为一个小孩子会写一个字而高兴起来，这不就是对文化的热情与热爱吗！孔乙己津津乐道“回字有四个写法”，却常被人嘲笑为迂腐。人们以“实用”为判断标准，以为这是无用的知识，可这些“无用”的知识也正是文化的一部分。哪个真正的读书人会没有讲述知识的热情呢？如果连读书人都不热爱这些知识，文化如何能得以传承，如何呈现它的价值？如果只以升官发财和成功学为“有用”，那么在教室里讲述鲁迅，阅读《孔乙己》，也委实没有什么用处。

每次读到落魄的孔乙己为一个小孩子读过书，会写一个字而高兴时，我都会想起一个朋友给我讲过的一个故事。朋友说他小时候，隔壁住着一个疯子，疯子以前读过书。朋友上学或放学回来的路上，常遇见疯子，疯子总对他说同一句话：“好好读书，将来考大学。”朋友讲这个故事时是笑着的，我却感到有点悲伤：一个人读过书，疯了，人间的很多事都不记得了吧？却还记着读书上学。在他的世界里，读书上学是美好而重要的事，只是没人理解。

但读书人孔乙己出现在咸亨酒店唯一的价值就是被短衣帮取笑。在中国，似乎读书人被无知大众嘲笑也是一种传统。中国笑话史中，嘲讽秀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类型。明代《笑林》中有一则名为《做屁》的笑话，讲的是一个秀才死后见到阎王，说自己才思敏捷，善做文章。碰巧阎王放了一个屁，秀才马上做了一篇文章。阎王大喜，奖励他再活一年。一年后，秀才又死，死后去见阎王。阎王退朝不在，鬼卒去通报。阎王问是什么人，鬼卒回：就是那做屁文字的秀才。读书人讲文章千古事，将立言与立德、立功看成人生“三不朽”的大事之一，但对于短衣帮来讲，文字与文章不过是屁而已。价值观的差异，区分了读书人与短衣帮两个不同的群体，和两个不同的世界。

咸亨酒店里的孔乙己被短衣帮们包围并受到嘲笑时，受到嘲笑的首先是文化。“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叫人半懂不懂的。因为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做孔乙己。”短衣帮取笑孔乙己的理由是“不懂”——“不懂”成为嘲笑的理由，我们只能说是荒谬又可悲。《孔乙己》的读者应该是读书人，我们可以懂短衣帮们“不懂”的东西：第一，“满口之乎者也”是什么？读书人的语言而已。我们应该知道，任何一种语言都有高雅与粗俗的层级之分。分清语言的美丑雅俗，也是文明与野蛮的区别之一。当然，也是读书人和短衣帮的区别之一。说话时语言典雅些，应该是接受教育的读书人最基本的文化修养。一个“出口成脏”、满口粗话的人，即便穿着长衫，也不能叫读书人。第二，“上大人孔乙己”，孔指的是孔夫子，“上大人”是敬称，相当于我们对文化先贤敬称为先生。这句出自古代描红纸上句子，表彰孔子以一己之力培育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教育启蒙期的儿童应该对文化先贤保持一种敬畏，显然不但不错，反而也是读书人应遵循的又一基本文化修养。短衣帮们不懂这些，阅读《孔乙己》的读者们应该懂。

鲁迅的文学世界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庸众”“看客”，但“看客”从来不仅看，他们也不会满足于单纯的看。汉娜·阿伦特在其名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作“平庸之恶”，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何谓庸众。看客除了“看”，实际还能“做”什么？在阿伦特看来，平庸就是“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也就是我们说的愚昧，因为他毫无思想，而“无思想性和恶之间”存在着奇妙的关联：“无思想性恐怕能发挥潜伏在人类中所有恶的本能”，“是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大犯罪者之一因素”。《孔乙己》中的看客是短衣帮，“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他们也正如阿伦特所说，“完全不明白自己所做的事是什么样的事情”，他们不明白他们的“笑”能“发挥潜伏在人类中的所有恶的本能”，最终“吃掉了”孔乙己。因为这“笑”中，至少包含了两项内容：愚昧和冷漠。

愚昧即无知，也即我们上文所分析的以“不懂”为由嘲笑文化。因为完全不懂孔乙己的话，“众人也都哄笑起来”。他们不懂文化，却懂得文化人的痛处。他们问孔乙己是否真的识字，孔乙己不屑置辩，于是穷追猛打，直击痛处：“你怎么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的模样”，大家也就开心地笑了；而冷漠即缺乏对他人苦楚的同情，甚至，不仅不同情，反而把别人的苦作为笑料，这是最冷的冷漠：“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孔乙己被打折了腿，只能用手走路了，这是怎样悲惨的遭遇，而短衣帮又聚集在孔乙己周围，“都笑了”。“伤疤”与打断的腿成为人们取笑的理由，这是怎样令人恐怖的冷漠！而孔乙己便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孔乙己的背后，依然是人们的笑声，而我们能看到那背影中身心的痛苦。

就在咸亨酒店协调又不协调的痛苦与笑声中，孔乙己死了，掌柜的在年关和第二年的端午说了一句同样的话：“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一个人的生命，在冷漠的社会和人的心里，只是十九个钱。至于孔乙己，本来就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所以，他在“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但孔乙己之死着实应该留在文化史上。

孔乙己死了，咸亨酒店会寂寞一段时间，但不用很久，短衣帮们会找到新的“孔乙己”，“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这句话，鲁迅在小说中写了两次。看似平淡的叙述里，隐藏着鲁迅的痛苦和对中国社会的批判。

“孔乙己的确死了”，小说这样结尾。结束的是小说，没有结束的是咸亨酒店里吃人的故事，因为新的短衣帮在成长——。

小说的叙述者是咸亨酒店二十年前的小伙计，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他也读过几天书，而他和短衣帮一样，在“有些无聊”的生活中，寻找着笑料。他能找到的笑料和短衣帮一样，是更弱者的“苦人”孔乙己。在短衣帮取笑孔乙己时，“我可以附和着笑”。二十年过去，十二岁的孩子已是三十多岁的中年人，他不必再“附和着笑”，而是可以和看客们一起平等地笑，因为他已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短衣帮。中年的“我”在很多年后，玩味着少年旧事：“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一句“至今还记得”，联系起“我”的前后二十年，二十年前后的“我”在思想观念上没有变化，依然是“苦人”的取笑者。

①⑥ 13 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第16 页，第18 页，第17 页。

②宫白羽：《一个小说家的悲剧》，《新港》1982 年第9 期。

③巴金：《谈我的短篇小说》，贾植芳、陈思和等编：《巴金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年版，第496 页。

④萧三：《鲁迅在苏联》，《萧三文集》，新华出版社1983 年版，第130 页。

⑤⑨李长之：《鲁迅批判》，《李长之文集》第二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年版，第40 页，第41 页。

⑦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孔乙己》，上海出版公司1954 年版，第14 页。

⑧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第44 页。

10 鲁迅《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年版，第27 页。

11 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岳麓书社1999 年版，第69 页。

12 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咸亨酒店》，上海出版公司1954 年版，第16 页。

14 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南腔北调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07 页。

15 鲁迅：《孔乙己》，《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 页。

16 师陀：《果园城记·果园城》，刘增杰编：《师陀全集》第2 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第454 页。

17 废名：《“孔乙己”》，王风编：《废名集》（第5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年版，第2501—2502 页。

18 鲁迅：《忽然想到·四》，《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5 页。

19 鲁迅：《忽然想到·十》，《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92 页。

20 鲁迅：《几乎无事的悲剧》，《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64 页。

21 鲁迅：《忽然想到·七》，《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62 页。

22 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201 页。

23 鲁迅：《〈思想·山水·人物〉题记》，《译文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版，第138 页。

24〔明〕浮白主人选：《笑林》，王利器、王贞珉选编：《中国笑话大观》，北京出版社1995 年版，第218 页。

25〔美〕汉娜·阿伦特等著，孙传钊编：《〈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51 页。

26 鲁迅：《兔和猫》，《呐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