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玉焕，尹珏林，李 丹

（1.西南交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成都 611756；2.中山大学 管理学院，广州 510275；3.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成都 611731）

近年来，随着中国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日益严峻，强调用商业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的新兴组织“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s）”在国内兴起并逐渐引起公众以及商业界、公益界、学术界等诸多人士的关注和兴趣［1-2］。社会企业强调用商业化手段解决社会问题［3］，打破了传统商业组织和非营利组织的边界，把商业化实践与手段和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使命融合在一起，成为典型的“混合组织（hybrid organization）”［4-5］。这种新的组织形态，使得社会企业面临着两种难以兼容的制度逻辑，即强调商业化实践、效率与利润最大化的商业逻辑（commercial logic），以及强调民主自治、解决社会问题与创造社会价值的社会公益逻辑（social welfare logic）［6-7］。两种制度逻辑的融合是一把双刃剑，在赋予社会企业创新和资源的同时，也给社会企业带来了独特的冲突与挑战，使其生存和发展变得异常脆弱［8-9］。

当前，社会企业混合组织特性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识别和管理商业逻辑和社会公益逻辑融合带来的冲突［4］。研究发现，建立合理的治理机制［10］、成立协调与谈判机制［11］、正式和标准化工作流程［12］、形成悖论思维和底线控制［13］等策略有助于社会企业缓解多元制度逻辑冲突、实现可持续发展。然而，相比于学者对制度逻辑冲突管理策略与治理机制的关注，当前研究对社会企业正在经历或可能经历的制度逻辑冲突类型了解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