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杨，孟卫东，凌星元

（重庆大学 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重庆 400030）

在空间经济理论中，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一直被认为是推动区域经济增长和再造区域空间结构的关键因素。特别是铁路、公路等交通基础设施的修建，可以促进中心城市的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资源向规模较小的边缘城市扩散，带动落后地区的工业化、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从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自2008年中国首条高速铁路开通运营以来，十余年的高铁建设史为研究交通基础设施与区域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叙事背景。截至2018年底，我国的高铁营业里程已经超过2.9万公里，占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的比重超过22%。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高铁运营里程最长、网络规模最大、运输密度最高的国家。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和运营，不仅极大地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念和出行方式，改变了传统的交通运输结构，更将重构我国的城市与区域空间格局。

然而，一方面，就高铁建设能否带动沿线城市的经济增长并无定论，存在“大城市获益论”“中小城市获益论”“空间极化论”“通道效应论”等诸多观点；另一方面，高铁对区域空间结构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济活动领域，少有研究关注高铁对创新要素流动、知识溢出以及区域创新空间结构的影响。事实上，高铁作为政府的“公共品”不仅促进了面对面交流层面的知识流动和知识溢出，而且通过影响人力资本迁移、贸易投资、产业转移等引发区域创新活动的集聚或扩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