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东

仪式表演作为音乐（音声）的重要承载，其整体性研究已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G·弗雷泽 （J.G.Frazer）认为，仪式是民间信仰的实体与核心结构，人们通过仪式营造气氛，并在仪式表演中创造各种音乐环境以获得心灵的慰藉。①［英］弗雷泽（J.G.Frazer）：《金枝》，徐育新、张泽石、汪培基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7页。而所有这些，都归因于仪式所具有的表演功能。美国人类学家格尔兹（Clifford Geertz）认为，仪式就是一种 “文化表演”，是对信仰的展示、实现和形象化。②Clifford Geertz.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selected essays.New York：Basic Books.1973，p.113.美国人类学家理查德·鲍曼（RichardBauman）把仪式“表演”看成一种“特定的、艺术的交流模式”，“是一种语境性（contexts）行为”，并传达着与语境相关的意义。③［美］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利慧、安德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7、198、31页。此理念为仪式信仰的阐释路径提供了可能，也为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托，因为执仪者及参与者的各类仪式化行为必然是基于特定的仪式信仰（观念）、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和文化身份，并在特定的情态动机（仪式目的）主宰下的身体反应。

格尔兹进而指出，仪式表演是依靠一组独立的象征符号，引发一组情态（moods）和动机（motivations） （一种文化精神），确定一种宇宙秩序的定义（一种宇宙观），这种表演造成了仪式信仰样式的 “对象性”模型（models for）和“归属性”模型（models of）在互相间转换。①转引自杨民康：《仪式音乐表演民族志：一种从艺术切入文化情境的表述方式》，《民族艺术》2016年第6期，第17页。这一转换在哲学意义上相当于实践和理论相互转化过渡的过程：“对象性”模型常常体现出活态的、具体的文化个案的仪式表层现象，一般称为“符号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