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群

[摘要]当代中国音乐史学研究思维方式的蜕变中，王小盾构建的“以听觉认知维系的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项阳构建的“以情感诉求维系的国家用乐知识系统”，影响深远，二者的论说触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精髓。历史轨迹承载着的中华礼乐文明本身具有它独特的系统结构。从“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到“国家用乐知识系统”构建起中华礼乐文明系统结构传承、递衍的历史轨迹。

[关键词]系统思维;礼乐文明;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国家用乐知识系统

一、当代音乐史学研究中思维方式的蜕变

思维发展史告诉我们，进入21世纪，人类的思维模式已经从西方工业革命以来机械性的实验论证主导的线性分析思维模式走向了系统思维的时代。这是随着20世纪后半叶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传播导致的时代变革，于是在音乐学界，这种思维方式的蜕变也成为有迹可循的历史现实。

从中国音乐史学的发展来看，可以注意到杨荫浏先生一代人所秉持的学术思维方式应该属于那种“机械性的实验论证主导的线性分析思维模式”。他在20世纪50年代的研究成果《定县子位村管乐曲集》，作为一项完整的田野调查报告，格外强调在细节上把握研究对象，清楚地显示出杨先生受到科学实证思维方式的影响。

其后，黄翔鹏提出的“曲调考证”理论已经在触摸系统思维的灵感。他认为：

应当开展“曲调考古”的研究工作。把历史研究、民族音乐遗产研究，具体化到音乐形态诸种研究上的各个方面：乐律学（兼及古乐器形制与性能的研究）、语言音乐学（兼及音乐文学史有关音韵变迁情况的研究）、古曲式及音乐风格的流传递变等等。需要各种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使之服役于“曲调考古学”的创立。

黄翔鹏“曲调考证”理论的建立和实践有着自己明晰的理论背景：作为宏观理论背景的是他的“高文化”理念;作为中观层次理论背景的是他所积极倡导并付诸实践，且硕果累累的“音乐型态学”;“曲调考证”则是在这一理论系统中微观层次的展现。

这种涵盖了宏观、中观、微观层次的理性思维的系统性是不容置疑的。

笔者还注意到修海林在1993年已经在呼唤“我们现在是到了从整体上把握音乐存在方式的时候了”，此后在1998年的文稿中他再次重申了这一理念。修海林在2001年的文稿中还提到“‘乐作为文化行为方式的存在”这一命题。这显然已是系统思维的反映。他真切地感到“中国的音乐学发展到今天，如果不能在学理的层面上有所反思，对反映在不同学科研究领域、不同专题研究中带着普遍意义的学理问题有所反思，就会形成学术上的滞后”。对于“乐”之存在方式，他认为“音乐的存在，并非仅仅是音响形式的存在，而是音乐的行为、形态、意识三要素共构一体的存在”。在修海林的学术思考中，不仅认为“乐”存在于一个系统之中（文化行为），而且他对这种系统的研究已经有了自己的概念，所谓“行为、形态、意识”的三要素。

进入21世纪，笔者注意到系统思维对于音乐学者的影响更趋深入。由此产生了更为精彩的研究成果，其间王小盾对于上古礼乐文明滥觞期的研究、项阳以情感诉求维系的国家用乐研究，都更显明地体现出系统思维彰显的魅力。以下简要分析一下这两项学术成果。

二、以听觉认知维系的

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

首先要讨论的是王小盾的理论成果——他发表于2017年的一篇文稿《上古中国人的用耳之道——兼论若干音乐学概念和哲学概念的起源》。在这篇文稿中，王小盾从“各种文化都是人类自我训化的产物”这一观点出发，认为：“上古中国人建立了对耳和听觉能力的认识与崇拜，也建立了与视觉相对的听觉知识系统，亦即由气象学、历律学、诗学、度量衡学、阴阳学说和各种夜晚知识组成的系统。”

笔者将这一知识系统归纳为如下图表：

王小盾所阐释的上古中华民族听觉知识系统属于一个大文化系统。这一认识的发生使人们看到，他的认识改变了过去音乐起源研究单线进化的思路，实际上是摒弃了生物进化论的窠臼，在系统论层面展开的学术思考。这应该是音乐学学术方法论取得的时代进步。由此，就有了一个从知识体系的构建来探究“乐”之滥觞，从而追寻“礼乐文明”之大文化内涵的新路径。

《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载：“音乐之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生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成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这是一则业界普遍关注的“礼乐生成论”的基本史料。从系统方法的层面考虑，这则文献恰到好处地反映出古人关于“礼乐之生成”的大文化内涵。可以看到这则文献所涉及的系统内容有“天、地、日、月”（物化的生活环境）、“阴、阳”（原生的哲学理念）和“声”。按照系统方法的原则可见，维系系统中各子系统重要联系的应该是“声”。因为“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那么，以“声”为联系的子系统包括了哪些内容呢？“声”之所生在于“风”“气”，“風”“气”所感在于“测气听声”。于是听觉知识系统中与“测气听声”相联系的气象、天文、历法、音乐、祭祀诸子系统便相继呈现。显然，这样的学术认知是建立在系统理论的思考之上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测气听声”活动中产生的“声”成为维系上古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的重要因素。这一因素的具备，成就了系统理论认知的一个重要条件，即：“必须把研究对象放在它所隶属的系统之中，并且找出它在系统中的各种重要联系。”

王小盾认为，“‘气是同观测天、地之气的仪式相联系的概念”，“是在‘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对大自然运行原理的表达”。他还归纳出观测天地之气的7种仪式类型：“以耳听风”“以音律察气”“吹律管听军声”“发人声听军声”“吹律命名”“以声音通神”“候气”。这些认知进一步显现系统思维认知方式的魅力，从而演绎出如上图表所示的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的结构。

系统理论认知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要找出与对象本身自然属性不同的系统属性”，这就是说需要把握上古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的系统属性。以听觉知识系统为基础的古代文化已涉及天文历法、气象物候、历史神话、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知识内容的铺排必然需要一定的秩序规范。为了这些秩序的明确，系统的属性就成为维系该知识系统的重要链条。

王小盾认为如上7项与“风”“气”相联系的概念所承载的诸事项“都联系于某种典礼秩序，联系于生命节律，在一定的文化共同体中通行”。这就体现为早见于《尚书》时代的“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古老文化事项。笔者以为“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这一古老命题的出现，正是对上古以听觉认知为主构成礼乐文明滥觞的一个时代总结。很显然，“律”成为“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这一文化活动的核心。因为礼乐文明的滥觞所涉及的天文历法、气象物候、历史神话、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知识内容的铺排必然需要一定的秩序规范。作为维系听觉认知制度性体现的“律”能够较完美地承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的秩序性，“律”于是具有了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的系统属性。“律”之所以能具备维系该知识系统的属性，就是因为“律是表述历法、音乐、法律在内的通用概念。并且，三者都有计算、规范、原理和秩序的丰富意蕴”。

有学者还认为（法律之）律与历律、音律一样，都是“法天乘气”的结果。这种中国传统的“律”所具有的制度功能使得作为“万事根本”的律成为“权衡万事”的律，其中所承载的哲理内涵就是宇宙秩序的绝对原则——“道”。由此“律”的内涵又一次得以深刻发现。于是，作为“法天乘气”以规范物候四时、历法岁差等文化现象秩序的听声之标准“黄钟律”获得了先民的神秘认知。所谓“黄钟之官，律吕之本”“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天地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黄钟律作为秩序规范的意义在听觉认知的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中有了它定于一尊的理论地位。

上古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体系的理论描述在中古时期以“钟律”理论得以部分承继，但中古时期的“钟律”理论已经失去了早期礼乐文明的面目。礼乐文明滥觞期的知识系统已经纯化、细分为诸多内容和更为专门、精细的人文知识门类。笔者曾这样描述中古时期的“钟律”理论：

钟律是中古时期理论律学体系的别称。它渊源于上古观象授时的“推律定历”“同律度量衡”理念，以阐扬封建王权统治社会计量的技术标准为依归，以三分损益律的理论律学方法为载体，以“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五则为表现形式，以求取“随月用律”的候气活动为实践方式，构成了滥觞于两汉，在整个中古时期获得发展的理论律学体系。

显然，中古时期的钟律理论深嵌着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的深刻印记。其实，礼乐文明的滥觞作为一个系统的存在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就写过《世界大系统》。我国古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用“阴阳五行”学说说明五脏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关系，也体现为一种系统的思想。只不过古代人们对于系统的认识带有很大的猜测性和神秘色彩。

《吕氏春秋·仲夏纪·大乐》所记：“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鹦始鸣。反舌无声。天子居明堂太庙，乘朱辂，驾赤駵，载赤旃，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养壮狡。”这是对于音乐史的记载，显然已是以“声”为联系纽带，并具有一定秩序性的一个文化共同体。这应该是礼乐文明滥觞期朴素的系统知识体系的呈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吕氏春秋》记载的音乐史应该是具有古代朴素系统意识的音乐史。

三、以情感诉求

维系的国家用乐知识系统

近年来，项阳着意于“礼乐文明”研究，他有感于过往人文学科领域，特别是音乐学界对于传统礼乐文明的认知缺失，组织起得力的团队，精心探索，建立起他的“礼乐文明”研究系统。

项阳提出的“国家用乐知识系统”其理论原点是上古中华民族蒙昧时期的原始宗教仪式，其确立是以西周礼乐的创始为端。他以“引礼入乐”的历史现实为背景，针对国内社科人文学界“多谈礼和仪”“言礼不言乐”的普遍现实，提出了“以乐观礼”的创新理论切入点。他提出：“我们应从中华礼乐文明的逻辑起点有效梳理，讲清楚深层内涵，明确理念、正本清源，使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更加和谐有序。”这一研究思路指引他在学界产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系列研究成果。近期结集出版的丛书“礼俗之间——中国音乐文化史研究丛书”，便是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

国家用乐知识系统的构建以礼乐（仪式音乐）、俗乐（非仪式音乐）为主脉;在礼乐（仪式音乐）项下，又以雅乐类型与非雅乐类型类分。在俗乐项下，他提出了传统音乐类别随着历史进程不断裂变，并逐渐融入民间礼俗的历史现象;而民间礼俗又与非雅乐类型的吉、嘉、宾、凶诸礼接衍、共生。同时，俗乐（非仪式音乐）亦有独立存在的意义。由此形成的“国家用乐知识系统”完成了中华礼乐文明的整体结构，它涵盖了中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全部音乐事项。无疑，这与过往以“机械性的、实验论证为主导的线性分析思维模式”所描述的中华礼乐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

这个“国家用乐知识系统”的构建，同样满足了系统构成的两个重要条件。

第一个重要条件是必须把研究对象放在它所隶属的系统之中，并且找出它在系统中的各种重要联系。笔者认为，这一维系系统的“重要联系的纽带”是项阳提到的人的“情感诉求”。

从“以乐观礼”的视角来看，项阳认为：“人类创造的乐，定有其功能性意义，这便是以音声或称乐来表达人类情感。乐之情感是人类所赋予的，而被人类赋予情感的乐也作用于人类，这应该是古往今来国人看重乐存在的重要理由。”“中国人礼乐体系的创造实际上是为了情感的仪式性诉求以礼乐表达”。可见，“情”之所在成为维系“国家用乐知识系统”的重要理论元素。这一重要纽带——情感诉求，进一步可以概括为“情”。

第二个重要条件是要找出与对象本身自然属性不同的系统属性。这个“国家用乐知识系统”的系统属性应该是“制度”。在以“仪式”和“非仪式”类别构成的礼乐、俗乐知识体系中，“制度”规范成为建立秩序的基本条件。即便在非仪式用乐的俗乐类型，乐的多种秩序规范同样离不开古往今来的“乐学制度”。

项阳认为：“礼乐的特征是乐与仪式相须固化为用。……这里的关键所在是制度的定位与实施的固化。……礼乐文化的核心内涵，制度规定性不可或阙。中国礼乐文化之所以数千年长盛不衰，就在于国家体制下从宫廷到辖域下各级官府的共同实施与维系，宗教也为此贡献力量，所谓‘推波助澜，毕竟其乐之为用更具仪式性。”可见在国家用乐知识系统中，“制度”为用的核心价值于此得到充分的肯定。

满足了这两个重要条件，这个“国家用乐知识系统”实至名归。

有学者认为：“系统方法的推广使人们在认识事物时，侧重于研究现象和事物同外在环境、同其他各种事物的联系，从而从整体上、从事物所具有的种种联系和关系出发来认识其局部，从客观所处的特定环境出发来认识客体本身，为考察多维现实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和方法。”

项阳将其“国家用乐”之“乐本体”概念描述为“礼乐之学”和“俗乐之学”架构，认为它们可以在社会功能、实用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和娱乐功能等多种为用中把握。这是时人从政治、文化、宗教、社会、哲学、审美等多视角认知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看，涵盖后世各自成学的所谓音乐哲学、音乐美学、音乐社会学、音乐教育学、音乐传播学、音乐功能学、音乐形态学、乐律学、音乐旋律学、音乐语言学，乃至戏曲音乐学、曲艺音乐学、舞蹈音乐学等多种学科，形成既有形而下又有形而上、且有多体裁类型的丰富内涵。

这种“大乐学”观显然具有系统思维的整体性特点。“国家用乐”的这种整体性整合了中国传统音乐学术研究的多项学科内容。关键还在于它不仅实现了不同学科门类的融合，而且这种“国家用乐知识系统”各个子系统的学科内容体现为整体性。在不同的历史节点上，五礼用乐都要特别体现“大乐学”理念，体现从整体上、从事物所具有的种种联系和关系出发来认识其局部，从客观所处的特定环境出发来认识客体本身的学术意义。这是项阳“国家用乐知识体系”研究的用心所在，其创新特点不言而喻。为达此目的，他不断地呼吁“回归历史语境”。正像苏联学者勃劳别尔格和萨多夫斯基所言：“从系统整体的规律性和各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的角度出发去研究客观现实的现象，构成了特殊的认识论‘棱镜，或特殊现实的‘尺度。”显然，项阳在自己精研的理论实践中获得了这一“棱镜”和“尺度”。

在项阳的“国家用乐知识系统”中，关于“民间礼俗”的递衍被描述为：“仪式用乐与非仪式用乐并在，接衍国家礼乐之吉、嘉、宾、凶礼用乐，以‘献的理念，在吉礼中加入俗乐内容。”这里，我们看到了该系统的开放性特征。民间礼俗从非仪式用乐的俗乐类型中，沿着历史轨迹，不断递衍，同时又发生着与仪式用乐之吉、嘉、宾、凶的接衍，在“献”的作用下，民间礼俗实现了俗乐与吉礼用乐的融合。这一过程，系统的开放性得以充分彰显。因为可以看到“民间礼俗”这一子系统通过开放，体现出“内因与外因发生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引起系统发生质量互变。最初是系统从环境引入某种量的变化，发生某种量的变化，进一步的发展，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量变转变成质变，进而又开始了新的量变”。这也再次说明了项阳“国家用乐知识系统”的特征清晰、结构严谨，形成了学界有待更为广泛、深入研究的前沿课题。

四、中华礼乐文明的传承与递衍

在“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和“国家用乐知识系统”被简要地理性阐释后，古老的中华礼乐文明传承与递衍的规律性或也可同样得以把握。

美国系统论专家E·拉兹洛在《用系统论的观点看世界》一文中说：“今天，我们正目睹另一场思维方式的转换：转向谨严精细而又是整体论的理论。这就是说，要构成拥有它们自己的关系和性质集成的集合体，按照同整体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和事件来思考。用这种集成的关系集合来看世界就形成了系统观点。”“用当代科学提供的这种概念和理论武装起来，不管我们朝哪里望去，都能看到有機化复杂事物的系统。人是这样一种系统，人组成的社会以及人所处的环境，也同样是这样的系统。”根据这样的理念，可以说王小盾、项阳的论说触到了中华礼乐文明的精髓。历史轨迹承载着的中华礼乐文明本身具有它独特的系统结构。从“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到“国家用乐知识系统”构建起中华礼乐文明系统结构传承、递衍的历史轨迹。

这里仅从“系统联系的纽带”和“系统属性”这两个要素来探讨这种传承、递衍的轨迹。

如上表格中“系统联系的纽带”可以理解为从“声”一“情”的递变;“系统属性”则可以理解为：从“律”一“制度”的递变。这一递变过程描绘着古老的中华礼乐文明日趋精细、纯化的历史轨迹。

关于从“声”一“情”的递变，可以注意的是“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和“国家用乐知识系统”都将其文化原点归属到远古时期的祭祀文化。“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从时人对于自然之声的听觉认知获得的气象、天文、物侯等诸多知识，使他们获得了对生活资源丰富，生命资源昌盛的情感体验。由是，《毛诗序》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样的文化行为孕育出“声”“音”“乐”的类分。而《礼记·乐记》所谓：“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或许正是这一文化发展过程的反映。从芸芸众生知“自然之声”的时代到“知音”“知乐”的时代，维系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的重要纽带“声”逐渐递衍为以情感诉求维系的“国家用乐知识系统”中的系统联系纽带——“情”。这一文化因素的递衍过程还可以从如下经典记载中得以感悟：《尚书‘尧典》说的“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其间隐含的一个意思是说咏歌之“声”必以表达情感诉求为归。因为从“诗言志”之“言”就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由“言”而及“歌”“咏”，则必以情感表达为依归。朱熹曾言：“讽诵歌咏之间，足以和其心气……所以咏歌之际，深足养人情性。”由此可知，“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和“国家用乐知识系统”中的系统联系纽带从自然之“声”一“情”的递衍至少在《尚书》时代已经完成。

关于系统属性从“律”一“制度”的递变，需要更多关注的是“律”的规范性和它的秩序性特征。“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的系统属性“律”在原始精神崇拜的礼仪中触摸到自然之声的秩序，使原始人在获得自然资源，以求生存和繁衍的社会生活中得以生生不息。进而，律在“同律度量衡”的时代又发挥出维系社会生活运转的功能，这时它己显现出“制度”概念的某些特征。引礼入乐的周代以降，在音、声、乐的类分日渐清晰的时候，律的秩序性内涵便融入乐与礼结合的“国家用乐知识体系”，从而在“礼”与“乐”的具体内容上更为明确地体现出“制度”为用的核心特征。礼乐的规范意义和制度意义也就成为上古政治事件中的重要现象。因此有了《周礼‘春官‘小胥》所称“正乐悬之位：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的礼乐制式和《论语‘八佾篇》所载“八佾”的礼乐规格。而国家用乐“四阶段论”的揭示，更清楚地反映出“制度”的核心为用。近年被揭示和深入研究的国家用乐中的“乐籍制度”更被认为承载了“礼乐制度的整体性和上下相通性”。可见系统属性从“律”一“制度”的递变，维系了“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到“国家用乐知识系统”历史演变进程。

由此，我们感知到原本作为古老文化系统的“礼乐文明”演进到现代系统文化理论的历史过程。由于王、项两位先生的努力开拓，不仅揭示出中华礼乐文明系统演变的历史进程，更为音乐史学界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现象，探索历史演进规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结语

在对“礼乐文明滥觞期知识系统”和“国家用乐知识系统”进行的初步系统理论分析之后，笔者感到，当今的时代，系统科学方法已经成为科学研究和人类思维最为重要和普遍的方法。其间最为重要的特点是它摒弃了传统分析方法就事论事，对问题进行孤立分析的思维模式，进入从整体高度来把握局部，从系统高度来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的境界，这样才能洞悉历史事项的全貌。王小盾和项阳学术研究实践所彰显的系统方法的光彩应当正在于此。希望它能不断发酵，为学界孕育更为精彩的学术成果。

此外，在对于中华礼乐文明历史轨迹的探索中，笔者也深刻地感悟到中华礼乐文明是在有神论背景下形成的文化传统。其文化精神的核心之一是涵养了一种“敬畏精神”。从对蛮古洪荒时代对自然神灵的崇拜，到对神授人权的部落首领的崇拜，再到对封建君王的崇拜，在民族文化心理上滋生着一种“敬畏上苍”的心理素质，它作为一种基因形态，世代流淌。因此，在深入关注礼乐文明的研究中，不能忽视对这种“敬畏上苍”心理基因的研究。

“敬畏上苍”作为世代流淌的民族心理基因元素，进一步培养、发扬了中华民族他律的审美认知。于是在作为儒家经典的《礼记‘乐记》中我们看到了“乐与政通”的理论。这应当是“敬畏上苍”心理影响下的理论构建，这样的理论之所以得以承續几千年，亦不应忽视民族心理基因的重要影响。正是在他律论的主流思想体系中，“礼乐文明”知识系统有了它特别的强势构建和强势发展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