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杰 刘超

相信你一定听过这样一个问题：一列电车飞驰而来，前方轨道不知为何绑着五个人。你唯一的选择是按下眼前的开关，让电车驶上另一条铁轨，但这条铁轨上也绑着一个同样无辜的人。你是否要按下这个开关呢？这就是著名的轨道电车困境。以它为原型，还产生了许多相似的问题：一列电车飞驰而来，还是那条铁轨，还是那五个莫名其妙被绑在铁轨上的人，但现在你站在轨道上方的天桥上，眼前没有改变铁轨方向的开关，但这次你身边站了一个陌生人，如果你把这个人从天桥上推下去，他的身体将会阻挡电车，前面轨道上的五个人就能活下来。你是否会把他推下桥去呢？

你一定很好奇上面两个问题的答案。事实上，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不过据调查，大多数人会在轨道电车困境中选择“是”，在后者（姑且称之为天桥困境）大多数人会选择“否”。这类两难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时期，哲学家们用这些问题进行“思想实验”来论证某些观点，而道德心理学家们则通过设置这些场景进行实验，来研究人们进行道德判断时的心路历程。

道德与道德判断

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人们社会生活与行为共同的规范和准则，对于社会稳定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一直以来，道德备受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关注。道德通常被分为“描述性”和“规范性”两类，其中规范性道德是指所有理性人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它跨越人种和群体普遍存在，因而也受到广泛研究。而道德心理的研究在德育工作中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实现良好的社会化，也是树立社会公德、构建和谐社会所不可或缺的。

道德判断是评判自己及他人行为或态度的善恶、对错的一种认识活动，是人们做出符合社会道德行为必不可少的高级思维过程，就像在轨道电车困境中，无论你是否选择按下开关，都要先判断这一行为的好坏。这也是道德心理学家们特别关心的问题——人是如何进行道德判断的？

理性还是直觉

传统对于道德判断心理过程的研究，认知主义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美国儿童发展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Lawrence Kohlberg）认为儿童道德水平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认知水平发展的限制。他们相信人是理性的、功利的，面对特定事件，人会理智地推理、分析，进行道德判断。与之相对一派的观点则是情绪直觉论，这一派的研究者认为“理性是情感的奴隶”，人在知觉到道德场景后，会立刻产生情绪反应，继而根据情绪进行直觉的道德判断，而理性的推理则是为了情绪直觉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支持这一理论的重要证据就是道德失声现象（moral dumbfounding）——我们能肯定地判断某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却不能说明理由。

但是，如果用上述两种观点来解释大多数人面对轨道电车困境和天桥困境的回应，我们就会发现矛盾重重：假如人是理性判断，那么不管是按下开关还是把人推下桥，其结果都是仅牺牲一人救了另外五人，为什么在天桥困境中人们还是更多选择“否”呢？同样假设人是直觉判断，那么通过主动伤害一些人来保护另一些人的做法显然在直觉上是不合理的，为何在轨道电车困境中人们会倾向于选择“是”呢？

道德判断的双加工理论

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乔舒亚·格林（Joshua D. Greene）发表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这个问题上另辟蹊径，他推测道德判断可能涉及一个双加工系统，这一系统同时包括认知和情绪成分，二者可能相互协同也可能相互冲突。双加工系统包含两个过程，一个是自动化的加工过程，另一个是需要精细控制的加工过程。如果打个形象的比方，这两个过程就像飞机的“自动驾驶”和“手动驾驶”，“自动驾驶”快速、省力，常是下意识的反应，可能包含情绪性的加工;“手动驾驶”则需要更多认知资源控制，比较耗时，常是有意识控制的反应，如分析、推理等认知加工。

并且，它与人知觉信息加工系统的自动加工和控制加工非常相似，正如经典的Stroop 效应（斯特鲁普效应），Stroop任务要求正确说出字的颜色，而不理会字的含义，而对于字义的自动化加工会干扰对于字体颜色的辨别（比如说出这个“红”字的颜色——绿色，就不太容易），同样，在轨道电车困境和天桥困境中，“将某人推下天桥”的想法相比“按下开关”的想法更容易引起自动化的情绪感受，从而影响了有控制的“以少数救多数”的理性判断——情境中强烈的情绪直觉在情绪与认知的相互競争中胜出，从而主导了道德判断。

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想，乔舒亚·格林设置了若干两难问题，这些问题分为道德问题和非道德问题，其中道德问题又分为（1）“道德—个人”问题——是直觉上的违法行为，通常是近距离的、个人卷入的，引起更强烈的情感（类似于天桥困境呈现的情景）的问题;（2）“道德—非个人”问题——是非个人卷入的、间接的、引起的情绪反应不太明显（类似于轨道电车困境呈现的情景）的问题。实验参与者要判断上述三类问题中的行为是不是适当的。

在这一研究中，乔舒亚·格林首次使用了功能核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了实验参与者回答这些道德两难问题时的大脑，对比了每类问题下所有活动强度不同的脑区。脑成像结果显示，在回答类似于天桥困境这类“道德—个人”问题时，内侧前额叶、后部扣带回和双侧角回这些与情绪有关的脑区更加活跃。而在回答“道德—非个人”问题和“非道德”问题时，认知活动相关的脑区，如背侧前额叶、顶叶的活动程度更高。此外，行为结果也表明，参与者在回答能引起更突出情绪感受的“道德—个人”问题时，判定情境中的行为是“适当”比判定为“不适当”时更慢，花费的时间更长。而在回答另两类问题时则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乔舒亚·格林虽然没有发现一个特定属于“道德”的脑区，但证明了情绪在道德判断中的重要作用：自动化的情绪加工会影响我们进行道德判断，使我们面对两难问题时“纠结”的时间更长。

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我们对道德的探索逐渐从思辨走向实证研究，近几十年来可谓成果显著。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进行道德判断的并不是一个脑区单独的功能。乔舒亚·格林的研究结果充分证明情绪确实会对道德判断产生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非偶然，情绪感受可能是我们愿意在轨道电车困境中牺牲一个人而不愿在天桥困境中牺牲一个人的关键因素。但情绪也并非道德判断的唯一决定因素，道德判断是一个由认知、情绪等多种基本过程复合在一起的结果，认知和情绪成分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仍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

对于人类道德心理的探索还远没有结束，这一领域仍然存在许多亟待探索的问题，特别是新兴的认知神经科学，倘若能与传统道德哲学相结合，我们或许能对人类社会和人本身产生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