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玮俏

当前，数据已成为全球竞争的重要战略资源，数字技术是塑造世界贸易新格局的驱动力，数字经济则是重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引擎，全球正迎来“数字”新时代。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具有打破地域限制、绕开通关壁垒的先天优势，从而有助于实现一种新型的全球化。随着国内形势和国际经贸格局的深刻变革，数字经济发展已不再是局部竞争，而日渐成为全球竞争的重要“战场”。可以说，数字经济是制胜未来的关键。

杭州是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理应承担参与全球数字经济竞争的重要使命，也必须抓住数字经济迅猛发展的机会窗口，率先抢占世界数字经济市场，为继续分享全球化红利开辟新通道、提供新方案。

杭州数字经济发展的优势与短板

数字经济是杭州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城市转型发展的支柱。2019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3795亿元，增长15.1%，占GDP比重的24.7%。《2019城市数字发展指数报告》显示，杭州数字发展指数位居全国第一，是当之无愧的“数字一线城市”。

但杭州的数字经济发展存在以下短板：在产业结构上存在制造领域短板，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发展相对薄弱，在产业链分布上存在技术环节短板，上游核心产业如半导体原材料等多依赖于进口;产业数字化迭代转型区域横向比较不足，三大产业中工业和农业的数字化转型较为缓慢;数字人才有效供给存在结构性短板，人才缺口较大且行业分布广。

发展数字经济的若干建议

杭州要以更高的战略眼光、更广阔的全球视野建设数字经济，发挥数字先行优势，抓住重大机遇，整体谋划、系统推进、全面提升，把杭州打造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高地，让杭州数字经济成为浙江“重要窗口”建设的金名片。

协同推进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数字化转型。未来，全球经济竞争不仅聚焦在各行业各领域，也体现在产业协同与融合发展上。要实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全面推进“互联网+”，协同推进工业、农业、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工业互联网建设，合理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服务驱动型的新工业体系、各行业各企业融通发展的产业生态圈。依托数字化工业和服务体系，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农村电商、数字旅游等，抢先构建“数字农业”“智慧农村”，吸引消费和投资新热潮。

整体推进要素数字化、过程数字化和产出数字化转型。数据的采集分析是数字化转型主线，但并非只局限于基于数据利用的转型。数字化转型应贯穿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全过程。其中，要素数字化在于发掘数据要素的潜力，包括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推进生产设备的数字化改造等。其次，过程数字化涉及研发、设计、采购、生产、销售等业务流程。最后，产出数字化体现为产品和服务的智能化升级。例如，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要利用互联网打通生产现场与客户端，获得海量数据，实现自主设计、排产，也要紧扣消费升级，改进生产工艺和产品性能，提升定制化生产和服务能力。

以区域合作、全球布局和自主研发等加快补齐数字产业关键核心环节。芯片、半导体、集成电路生产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杭州数字产业的短板所在，要积极谋划补齐方案。一方面，加强与上海、苏州等地合作，提升光刻胶、硅晶圆材料、半导体设备的供应与生产能力，合力优化长三角区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生产配套体系;另一方面，强化自主创新，加大研发投入，提升关键技术自主化程度。技术研发对人力资本和基础设备具有很高要求，短期内难以形成规模效应，要借鉴华为等企业在日本进行技术研发的有效做法，分布建立海内外高效互补的研发、生产与服务基地，加快技术转型。

强化数字经济关联人才的培育和引进力度。数字经济的深入發展、业态间的新老交替，一方面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使个别领域从业人员失业风险增加。例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机器人等行业人才缺口大，普通生产工人转换为掌握人机协同、智能辅助决策等技术的数字技能型人才难度较大。数字人才队伍的建设应兼顾“流量”升级与“存量”转型。要积极引进关键技术领域顶尖人才;全面增强各行业，特别是制造业从业人员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具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的领军人才、掌握共性技术和关键工艺的专业人才等。

系统构建数字经济运行风险隐患的防范、处置机制。数字经济发展的风险主要表现为对传统产业造成一定冲击和存在信息安全隐患等。对此，要建立数字经济运行市场风险监测体系、评价体系、预警体系，及时发现潜在风险，采取合理治理措施，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完善传统企业退出机制，妥善应对数字经济对低效率落后企业的冲击，合理引导企业破产、兼并和重组。健全企业退出引导体系、执行体系、金融体系、保障体系等。提高公共就业创业服务数字化水平，推进各类就业信息共享开放。开展再就业实施工程，围绕提升失业人员的数字化技能进行转业转岗培训，增强再就业和职业转换能力。

作者单位：浙江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