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部署，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指导组组长孙春兰再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4月8日解除离汉通道管控后各项工作，督促疫情防控各项举措落实，并率中央指导组前往车站、商场、超市、饭店等，考察疫情防控情况。

童朝晖是2020年1月18日接到国家卫健委紧急通知的，要求他迅速奔赴武汉。 5天之后，武汉“封城”。又过了两天，1月25日，童朝晖的身份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变成了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

这一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京召开，决定成立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导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任组长。疫情防控指挥体系由此确立，指导组下设督查组、医疗救治组、物资保障组等工作小组，还有医疗专家组和社区防控专家组。

专家“越级”向领导汇报

一位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说，他们每隔一到两周，就会和孙春兰交流疫情。他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专家组成员一直呼吁增加金银潭医院液氧供应，但反映多次都没有下文。有次开会，他只好直接向孙春兰反映，液氧供应的问题才得到解决。

一线专家像这样经过调查、论证，“越级”直接向指导组主要领导汇报，再迅速拍板的过程，在专家组成员的叙述中，常常出现。

童朝晖回忆，疫情初期，每天晚上8点，都会有一场持续1个多小时的会议在会议中心召开。中央指导组领导同志听得多、说得少，基层信息和专家建议迅速汇集后，形成了多项决策。

“方舱医院”的建设就是根据专家意见作出的决定。2月3日前后，床位最紧缺，一张床往往就是一条人命。经多位专家提议，中央指导组推动，武汉着手将会展中心、体育场馆等改造为“方舱医院”，成为落实“应收尽收”的关键招数。

在建设方舱医院的同时，第五版新冠肺炎诊疗方案开始执行。童朝晖等专家提出建议，将病状、病史、体征也纳入湖北临床诊断病例标准，以应对当时的假阴性患者，“我们将此建议向中央指导组汇报，领导最终拍板采纳。”

11名部级干部协同作战

指导组有11名部级干部 ，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最多，包括“一把手”马晓伟在内，共有4人。马晓伟还是部级干部中，为数不多的有过抗击SARS一线经历者。61岁的他，长期在卫生系统工作，曾任辽宁省卫生厅厅长，2001年，升任原卫生部副部长，2018年出任新组建的国家卫健委“掌门人”。两年后，再赴抗“疫”一线。

指导组其他部级干部中，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平时在机关的分工就是协助保障副总理孙春兰的工作，工信部副部长王江平、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此次作为指导组成员，负责物资的统筹和保障。2月20日，在武汉检查督导疫情防控和收治运转工作时，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首次以指导组成员身份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公开报道中，疫情前期没有出现过指导组副组长的名字。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作为中央指导组副组长正式亮相。 对武汉，陈一新并不陌生。2016年12月到2018年3月，他当过一年多的湖北省委副书记兼武汉市委书记。

以副组长的身份回到武汉后，陈一新要解决一系列棘手的事情。

当时，新的诊断标准实施后，确诊和疑似病例激增，无处收治仍是紧要问题。2月5日上午，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指挥部召开会议，要求各区最晚在2月7日，完成所有疑似病例的核酸检测，并争取在2月5日晚24时，收治所有确诊病人。但事与愿违，核酸检测未能如期完成。

陈一新的突破从3项制度开始，他要求各区干部每小时如实汇报问题和难题一次，领导干部必须下沉包干、靠前指挥，做到能者上、庸者下。同时，陈一新明确重点，提出对重症患者“应收尽收”，是当时最紧迫、最要紧的硬任务。

2月下旬，当湖北疫情数据统计方式再次陷入争议时，陈一新站了出来，表示“疫情数据不准确，误导决策，贻误战机，危害极大”。

随后，上任不久的湖北省委书记应勇也强调：已确诊的病例不允许核减，已核减的必须全部加回。

协调大事，发现小问题

据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的观察，中央指导组到了之后，湖北的疫情防控工作就是在他们领导、监督下开展的。每个重大决定背后，或多或少都有中央指导组的身影。

督导政策落实到位和协调重大事务都是指导组的职责，不过在鄂期间，指导组也经常下沉到基层，发现小问题，解决小问题。

封城第六天，1月28日，武汉协卓有限公司行政副总经理曾庆长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通知次日會有“大人物”到公司考察，由他负责接待。

曾庆长提前安排了考察路线。但在他的记忆里，原有路线常常因为孙春兰的突然动议而改变，听说公司在生产口罩滤纸，她马上提出去看，在生产车间走访查看就花了一个多小时。

随后，孙春兰召开了现场办公会，专门听取企业的困难。“我们反映一条，她立刻督促政府解决一条。”曾庆长说，正是通过这次办公会，更快解决了一线所需1.25万套防护服短缺问题。

2月1日，孙春兰前往离武汉60公里远的孝感市孝南区浐川村。该村一位防疫志愿者介绍，当时全村疫情防控压力繁重，只有村医量体温，人手不够，难免错漏。孙春兰离开之后，村干部也要帮着村医一起给人量体温，“之后孝南区的多位公务员也被下派到村里，驻村防疫”。

“假的，假的”——问责内部通报

3月9日上午，中央指导组考察武汉开元公馆小区时，楼上的居民就“实事求是”地隔窗大喊“假的、假的”，反映社区物业假装让志愿者送菜送肉的问题。

视频很快流出，舆论关注。大约4个小时后，中央指导组召开专题会议，强调要深入调查，不回避矛盾。

事实上督察也是中央指导组的三项职能之一，指导组成立之后，督察就和指导同步进行。1月30日，黄冈市卫健委唐志红被免职，成为疫情发生以来全国首位被免职的市级卫健委主任。发现唐志红“一问三不知”的正是中央指导组派出的督察组。

此后，“履职不力”“责任落实不到位”“信息上报不及时”“瞒报漏报”就成为疫情期间问责的高频词，仅黄冈“封城”后一周内，被问责的党员干部就有337人。

督促检查乃至问责，上行而下效。2月16日下午，任湖北省委书记刚5天的应勇，主持召开了一次特别的会议，调整湖北省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组成人员和职责分工，这也是公开报道中，省指挥部自1月22日成立以后首次出现构架上的变化。

受指导组委托，同为指导组成员的另一位国务院副秘书长高雨出席了当天的会议，高雨还兼任着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主任。

中央指导组会在武汉待多久？2月20日，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不去武汉之患，不解全国人民之忧，不获得抗击疫情的最后胜利，我们决不收兵。”

摘自《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