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亮

[摘 要]专业型组织或知识密集型组织的核心员工都是专业人士，如何对他们进行有效领导一直存在争议。专家型领导理论认为要内行领导内行，

但干部管理制度在实际运行时通常导致外行领导内行。本文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为案例，对地方卫生健康部门的领导干部履历进行分析，探究如何通过专家型领导来强化科学防控。对于专业型组织而言，应尽可能选派专家型领导，不应过分强调内行领导内行，专业知识和技能只是领导胜任力的维度之一。不同层级和部门的领导干部需要具备不同的能力组合，可以通过加强轮岗和培训来提升他们的全面领导能力。

[关键词]知识密集型组织;专家型领导;干部管理制度;卫健委;新冠肺炎

中图分类号：D63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20）02-0079-08

一、引 言

2019年底至2020年初，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在湖北省武汉市暴发并引发全国防控，地方政府特别是主责部门领导干部的表现也备受关注。传染病疫情防控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而“新冠肺炎”又存在潜伏期长、传染性强和隐匿性强等特征，使疫情防控挑战重重[1]。疫情防控能否科学、及时和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卫生健康部门（卫健委、疾控中心）的应急管理能力，特别是其主要领导干部的应急管理能力。但是，一些地方主责部门领导干部的表现差强人意。2020年1月29日，黄冈市卫健委主任唐志红“一问三不知”的表现令许多人大跌眼镜。当记者问到当地定点医院的收治能力和床位数量时，她打电话了解情况，并态度不友好地质问记者：“我只知道有多少张床位，你非要问我收治多少病人。”1月30日晚，黄冈市委对唐志红予以免职。

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头，像唐志红这样“一问三不知”的卫健委主任显然令当地百姓感到不安。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卫健部门的领导干部因为懂专业和善沟通而赢得民众追捧。在2020年2月2日的天津市新闻发布会上，市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室主任张颖对宝坻区百货大楼发生的疫情传播迷局进行了推理小说般的破解。她被网友称为“天津福尔摩斯”，旋即在2月被提拔为天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

有学者指出，疫情防控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卫生管理部门的专业化程度和循证决策能力，而这意味着要加强主要领导的专业化配备。“干部轮岗是有必要的，但对专业要求极高的部门如卫健委、疾控中心、教育、科技等部门主要领导专业化背景和实战能力仍应是基本要求。此外，应加强干部循证决策能力提升，作为主政一方的领导，千头万绪的工作，不可能样样专业，但在工作中如何能够积极组织专家队伍，为及时有效政府决策提供依据是干部必须具备的能力”[2]。

2020年2月23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特别强调要提高领导干部的工作本领。他指出：“这次疫情防控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的治理能力和专业能力明显跟不上，必须引起高度重视。我们要增强综合能力和驾驭能力，学习掌握自己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使自己成为内行领导”[3]。

很多人担心，没有医疗卫生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的人是否可以胜任卫健委主任这样重要的工作？反过来说，有医学教育背景和卫生工作经历的卫健委主任就可以打好防疫大战吗？专家型领导参与防疫会更有效吗？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为案例，搜索全国31个省

（不含港澳台）卫健委主任（或党组书记）的履历并对其进行分析和讨论。

卫健委和疾控中心是典型的专业型组织或知识密集型组织，其核心员工都是医学相关专业人士。对这些专业组织的专业人士进行有效领导，专家型领导理论认为要内行领导内行，但干部管理制度在实际运行时通常导致外行领导内行。本文认为不应过分强调内行领导内行，因为专业知识和技能只是领导胜任力的维度之一。我们应认识到，不同层级和部门的领导干部需要具备不同的能力组合，并应通过加强轮岗和培训来提升他们的全面领导能力。

二、理论框架

（一）专家型领导：内行领导内行？

领导者是组织的灵魂人物，对组织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即便是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也是如此，已有研究显示，国家领袖往往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4]。我们不应夸大领导者对组织的重要性，但也不该抹杀或无视他们对组织的价值。在组织的领导者中，居于首位的“一把手”会对组织历史留下深刻的烙印，因而受到学术研究的广泛关注。有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研究大多都是关注党委书记和行政首长的，很少涉及其他副职领导。

专业型组织是以专业人士或专家为核心资源的知识密集型组织（knowledge-intensive organizations），医院、研究型大学、律师事务所、设计院、媒体、体育团队等都是典型。随着知识经济的日益流行，越来越多的专业型组织或知识密集型组织涌现，这些组织同一般制造业或服务业的组织不同，因为其核心是专业人士的自由联合体。专业人士从事专业性强和知识密集型的工作，这使其工作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较强。与劳动密集型组织相比，知识密集型组织的管理更加松散，专业人士也享有更高的自主权和自由度。一般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员工往往需要密切监督和善加管理，而专业人士通常可以实现自我管理，这使人们往往认为专业型组织的专业人士不需要管理或领导。

对于专业型组织而言，究竟应由专才还是通才来领导，一直存在争论。古多尔提出了专家型领导理论（expert leadership），认为不应由职业经理人来领导这些组织，而应由对这些组织核心业务非常擅长的专家来领导[5]（P49-67）。古多尔等人对医院、大学、F1赛车队等专业组织的研究表明，这些专业组织只有在专家型领导的管理下才可以获得高绩效。这也符合人们的预期，即内行領导内行。医院院长如果不是著名的外科手术“一把刀”，很难令人相信其医疗水平。大学校长如果不是院士级别的科学家，也往往难以服众。但是，为什么需要内行领导内行？外行领导内行不行吗？古多尔在其《世界一流大学：校长必须是科学家吗？》一书中，对此进行了非常精妙的讨论，并在随后发展为专家型领导理论[6]（P4）。

古多尔和同事的研究显示，之所以专家型领导才能胜任专业性较强的组织管理，主要是因为两个方面六个领域的原因，使专业型领导对组织绩效有正向作用。专家型领导一方面对组织的核心业务掌握专业知识，另一方面具备管理技能和领导经验。这使其在决策和行动方面会对组织战略选择产生关键影响，并基于其专业知识而通过员工绩效来影响组织绩效[5]（P49-67）。

就决策和行动而言，专家型领导会采取以知识为基础的战略，为核心职员打造适合其发展的工作环境、发展目标和绩效评估体系，并在选聘人员时能够树立榜样[5]（P49-67）。首先，专家型領导不像职业经理人那样目光短浅，时刻想着跳槽和增值。相对来说，他们很在乎自己在专业领域和行业的声誉，有更加长远的眼光，对这份工作也更有内在动力、归属感和责任心。其次，专家型领导对专业人士更为了解，因为他们出身于同样的专业背景，有过类似的工作经历，所以也能创造出适合专业人士发展的合适工作条件。最后，专家型领导对所在专业领域了若指掌，能够伯乐相马一样任人唯贤和知人善任，所招募职员的专业知识水平也会更高。

专家型领导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使其能够对组织内部和外部发出强烈的信号，而这有利于吸引和留住员工[5]（P49-67）。首先，专家型领导是组织中专业人士的榜样和模范，他们所掌握的专业知识能够“镇住”这些有专业能力的人才，也告诉这些人其专业能力在组织中有用武之地。其次，专家型领导可以创造富有吸引力的工作条件，并吸引优秀专业人才加盟组织。最后，对于组织外部的关键利益相关者来说，专家型领导会让他们认为这样的组织是靠谱和可信的。这样一来，既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专业人士加入，也能获得社会的认可和尊敬。

（二）领导能力的多维度与权变性

专业型组织固然应由本专业的专家来领导，但并非必然。特别是领导者的职位越高，对其专业技术能力的要求就越低，对其管理才能和领导素质的要求相对更高。对领导胜任力的研究显示，组织中不同层级的领导需要具备的技能不同。卡茨认为可以将领导技能分为技术能力（technical）、人际沟通能力（human）与概念能力（conceptual）三种，不同层级领导者需要具备不同能力组合[7]。

技术能力是指掌握专门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够进行相关的程序和操作。人际沟通能力主要是指与人沟通和团队协作能力，可以理解为情商或情绪智力。概念能力是指领导者能够将组织视为一个整体，可以洞察组织内外情势的变化与联系，并据此作出战略决策和采取果断行动。卡茨指出，技术能力更多是对物的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则是对人的能力，概念能力则是融会贯通的整体协调能力[7]。

虽然各级领导者都需要具备三种能力，但它们在组织各个层级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不同。基层领导者需要具备较强的技术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对于各级领导者都至关重要，较强的概念能力则是高层领导者需要具备的能力。换言之，技术能力不是中高层领导者的必要条件，尽管他们也需要具备一定的技术能力。

卡茨认为，这些技能不是天生的，是可以后天培养的，特别是通过“干中学”来不断强化。技术、人际和概念三种能力的抽象程度依次递增，进行培训的难度也依次递增。目前人们对技术能力已有很丰富的认识，但很多管理能力和领导力方面的培训项目只关注人际能力，对概念能力的培训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于概念能力，需要通过轮岗等培养计划来实施，使领导者能够换位思考和举一反三。

卡茨所谓的高中低三级领导者，主要是针对企业而言的。对于某个辖区党委和政府而言，高中低三层领导者可以分别指领导班子成员、直属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基层组织或一线部门的领导干部。就此而言，一座城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是高层领导者，市卫健委主任可以视为中层领导者，其下属处室的主管人员是基层领导者。如果将地方卫健委视为一个组织，其主任和副主任就是高层领导者，下属科室和事业单位的主管是中层领导者，最基层组织的负责人就是基层领导者。

技术能力或专业知识只是领导能力的维度之一，我们还应关注其他能力，特别是管理能力。近些年来，国内外医院都在考虑引入专业管理人员担任院长，而不是非要由知名医生担任院长。相对来说，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医院院长多数由管理人员担任，我国的医院则普遍是由临床医生担任院长。院长的核心职责不是操刀手术，而是组织管理，因此其管理技能高低可能比医术好坏更为重要。换句话说，一个好医生未必会成为一个好院长，一个好院长也不必然是一个好医生。

当然，如果医院院长既深谙医学又擅长管理，就再好不过了。所以，请医学博士（MD）申请工商管理硕士（MBA），可能比请MBA申请MD更合适。这是因为医学训练的时间和强度都是很高的，而MBA相对容易实现。通过对9个国家医院的研究显示，如果医院附近的大学同时提供医学和管理学教育，那么同没有此类教育机会或仅有二者其一的相比，医院内有MBA学位的医生会更多，医院管理能力更强，医院患者死亡率更低[8]。换言之，培养掌握医学和管理学知识的复合型人才，对同时提升医院的管理水平和医疗水平都有好处。

（三）干部管理体制：外行领导内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管理强调“四化”方针，即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要求“德才兼备、又红又专”。干部管理特别强调专业化和知识化，推崇技术官僚和工程治国[9]（P5-7）。近些年来，一批学者型官员或专家型官员脱颖而出，出任很多重要党政职务。随着国家建设日益走向深化，工程师开始逐渐让位于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成长的领导干部。

虽然专业组织需要内行领导内行，但外行领导内行是多数组织管理的常态。组织部门在培养领导干部时，通常会安排其在多个不同地区和部门历练，以此考察他们的胜任力，并对他们的综合管理能力进行培养。关于领导干部的任用，一般规定要在至少两个以上的不同部门任职，否则很难评估其在不同情况和领域开展工作的综合潜力。如果领导干部一直在某个领域或系统工作，很难提拔到更高的层级，职业生涯也可能会越走越窄。

一份对地方环境保护厅长的研究显示，他们主要在环保系统工作，通常来说很难获得升迁并担任地方党政副职领导职务。只有四分之一的省级环保厅长是通过环保系统得到提拔的，其他四分之三则是来自环保领域以外的。几乎所有环保厅长的职业背景和关系网络都可以分为四类：环保、企业、省级政府和地方政府[10]。类似地，卫生部门领导也可能存在晋升瓶颈或玻璃天花板，使各地主政者少有来自这些部门的。为了能够拓展这些领导干部的仕途，也需要为其提供在不同部门的轮岗机会。

我国的分管领导体制也为这种管理架构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外行必须且能高效地领导内行。特别是对于职能多元的辖区政府，一般会安排多位副职领导来分管不同领域。通常来说，副职领导一般分管其擅长的“口”。如卫健委属于科教文卫，分管领导一般也从这些部门提拔。但即便如此，副职领导分管的领域也可能很多元，彼此之间可能并没有直接关联。这是因为分管领导不直接涉及这些领域的管理，而主要是发挥协调和领导作用，因此不必事无巨细地关注具体情况[11][12]。当然，如果分管领导出身分管领域，在分管方面就会有更强的专业能力[13]。比如，杭州市副市长陈卫强出身医疗卫生领域，因其在疫情防控期间的专业表现而获得民众的普遍好评。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副职领导分管许多领域，并非每个分管领域都是其专业领域。如陈卫强虽然是卫生系统出身，但同时负责台湾事务、外事、侨务、工业和信息化、科技、市场监管、质量技术监督、杭州高新开发区、杭州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及电力、邮政、电信等方面工作。

上述分析表明，专业型组织是否需要专家型领导，仍然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一方面，专家型领导理论强调要内行领导内行，专业型组织需要由对应专业领域的专家来领导。这既有实质性意义，也有象征性意义。专家型领导的专业知识使其能够作出更符合组织利益的决策和行动，也使其能够对组织内外释放有利于组织发展的信号。另一方面，组织中不同层级的领导者需要不同的能力组合，而专业能力只是其中之一，对此不应过分强调，特别是对中高层领导者而言更是如此。与此同时，干部管理体制意味着领导干部终将要外行领导内行，哪怕是专业型组织也需要为此做好准备。

三、以省级卫健委主任为例的数据分析

（一）研究设计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全国各级卫健委和疾控中心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而卫健部门领导干部的能力也受到社会关注。目前有关副职领导和职能部门主管的研究还较少，此前研究也多聚焦省级，如副省长[11]和省级环保厅长[10]。为了探究卫健委主任是否属于专家型领导，我们以省级卫健委主任为例，对其履历进行定量分析。当然，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对地级市、县级等其他层级政府部门的专家型领导问题加以研究。

为了同有关专家型领导的研究相符合[5]（P49-67），本文针对省级卫健委主任进行研究。我们的资料来自各省卫健委网站和百度百科，其中部分卫健委主任的信息缺失，可以查到履历的有29个。如果主任和党组书记分别是两个人，我们报告职务排名靠前的一位（见表1）。

需要说明的是，在2020年2月3日搜索时，海南省卫健委网站领导信息栏目没有韩英伟，排名第一的为副主任周国明。

我们关注的变量主要是卫健委主任的基本人口统计特征（年龄、性别、学历）和履职经历，并判断他们是否属于专家型领导。所谓专家型领导，是对其所领导的组织的核心业务有较高的专业知识，可以称得上是该专业领域的专家[5]（P49-67）。我们可以通过学历和履历两个方面加以综合判断，并将其设为虚拟变量。如果卫健委主任的大学及以上学历同临床医学、公共卫生等学科相关，或者他们的工作经历曾涉足医科大学、医院、卫生局、疾控中心等组织，就可以视为专家型领导。

（二）数据分析结果

本文通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可以分析省级卫健委主任的基本情况。在可以查到履历的29个省级卫健委主任中，20位的學历或履历同医疗卫生有关，其他9位 与此完全无关。由此可见，三分之一的省级卫健委主任是科班出身的专家型领导。多位卫健委主任都有从医经历，一些还是医学专家，是典型的学者型官员。比如，广西卫健委主任廖品琥获得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博士医学学位，是临床麻醉学专家，曾任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考虑到各省的疫情防控主要由省级卫健委协调，这些或学养深厚或术业有专攻的专家型领导应该可以担此大任。

就学历而言，10位卫健委主任有博士学位，其中6位是医学博士。有3位是大学学历，其他均为研究生学历，但研究生学历多数为在职或从党校获得的。还有多位卫健委主任获得了管理学相关的学位，如工商管理硕士（MBA）和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就性别来看，8位是女性，其余均为男性，女性占比不足三成。科教文卫领域的领导干部多为女性，但担任厅局级领导的女性占比仍然偏低。从年龄来看，绝大多数为60后，年龄最大的为1960年出生，仅有2位是70后。

我国大多数省份的卫健委都是主任兼任党组书记的“一肩挑”模式，安徽、江苏、陕西、四川和3个自治区的卫健委主任和党组书记是由不同人担任的，且通常党组书记排在主任前面。比如，在安徽省卫健委的领导分工中，单向前任党组书记，负责全面工作;陶仪声（女）任主任，负责行政工作。单向前没有卫健工作背景，陶仪声曾是主任医师。又如，陕西省卫健委刘勤社任党组书记，刘宝琴（女）任主任;

四川省卫健委沈骥任党组书记，何延政任主任。

与其他省份不同，云南省卫健委杨洋主任排名在王灿平党组书记之前。宁夏卫健委马秀珍主任兼任政协副主席，排名在前，田丰年为党组书记、副主任。王云亭任西藏卫健委党组书记、副主任，格桑玉珍（女）为党组副书记和主任，排名在后。新疆卫健委刘建国任党组书记、副主任，排名在穆塔里甫·肉孜党组副书记、主任之前。

虽然一些省份的卫健委主任或党组书记不是医学专业或卫生系统出身，但领导班子包括多位副主任，其中多数都有卫健背景，可以胜任疫情防控相关工作。比如，江苏省卫健委主任谭颖主持省全面工作，分管财务审计、人事人才、科技教育、离退休干部管理与服务工作，而这些工作均不直接涉及医疗卫生专业。

四、结 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使全社会对卫健委和疾控中心高度关注，并对这些部门“掌门人”的专业能力感兴趣。专家型领导理论认为，对于卫健委和疾控中心这样的专业型组织的确需要考虑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委任相关专家来领导这些组织。2020年1月31日，育果医生创始人、CEO马于堃在《湖北卫健委的13名一把手》中做了盘点，对湖北省卫健委主任和12个地级市卫健委主任的学历和履历进行分析，发现他们的学历偏低，所学专业和从政轨迹也多数同医疗关系不大。从湖北省地级市卫健委主任的履历来看，多数没有医学背景，这也是人们的担忧之处。但从全国31个省卫健委主任的履历来看，多数有相关医学学历或卫生工作经历，在防疫工作方面也可以发挥专长和尊重专业。

从国家卫健委的领导分工来看，也存在类似情况。现任主任马晓伟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曾任该校副校长和辽宁省卫生厅厅长，是典型的科班出身和学者型官员。在国家卫健委成立之前，医学专家出身的陈竺任卫生部长。2013年国家卫生部和国家人口计生委进行机构合并，李斌从2013年起任国家卫计委主任，她没有医学相关学历和工作经历，在2007年任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2008年任主任，2011年任安徽省省长。2018年国家卫健委成立，李斌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笔者此前曾对国家卫健委的机构改革历程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李斌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不是医学背景出身，但李斌充分尊重医学专家，也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14]。

从我们分析的省级卫健委主任的履历来看，多数是从卫生系统一路提拔上来的，但也有不少是从其他系统或地级市领导调任而来。因此，我们应对卫健委主任们充满信心，哪怕他们不是医生出身。况且医学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不同门类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如果所谓的专家型领导钻牛角尖，拘泥于所属的细分领域进行管理，反而不利于全面领导卫健部门。有卫健学历或履历的领导干部也可能思维固化于过时的专业经验，而很难按照循证决策那样运用最新的科学证据。此外，即便不是医学出身的专家型领导，只要能够尊重专业和善用专家，同样可以领导卫健委这样的专业型组织。当然，此次疫情防控作为一块试金石，也为各地检验卫健和其他部门的领导干部提供了契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让社会关注卫健部门这些专业型组织的专家型领导问题，这对于加强对专业型政府部门的重视和管理具有现实意义。除了卫健委和疾控中心，政府和事业单位序列有很多部门可以视为专业型组织，如统计局、科技局、教委、高校、各类研究院等。我国是典型的行政主导型社会，专业型组织需要警惕过度行政化。一些大学等专业型组织的官本位与行政化色彩严重，致使专家型领导未必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对中国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的定量研究显示，院长上任以后同院内同事合作发表的论文数量显著增加，这同其所掌握的权力受到关注有很大关系[15]。

值得注意的是，应急管理同时涉及治理能力和治理合法性，而二者并非一一对应关系。治理能力高，治理合法性未必就高，反之亦然[16]。在疫情防控初期，高福院士领导的国家疾控中心之所以遭遇信任危机，背后有多方面原因，但显然同其兽医研究背景和率先发表英文论文不无关系。这也意味着专家型领导的实质性专业能力作用固然重要，同样重要乃至更加重要的是其专家身份而具有的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

笔者在新加坡工作期间，曾在2013年为姚远东的公共卫生政策讲座担任翻译。他在1988年开始担任新加坡卫生部长，此后担任过多个部长职位，包括社区发展部（1991～1994）、贸易和工业部（1994～1997）、环境部（1997～1999）、交通及资讯科技部（1999～2001）和交通部（2002～2006）。他在讲座中分享的一个故事，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17]（P158-162）。建国总理李光耀在选择他来担任卫生部长时说，之所以选择他，是因为他不是医生。换言之，如果是请医生担任卫生部长，李光耀反而认为会做不好。

在从政前，姚远东在跨国公司任总裁，李光耀认为他对市场竞争很了解，而卫生部长也应采取市场逻辑去管理卫生政策。从他后来在多个部门担任部长的经历看，专业对口未必是从政的关键。特别是对于部长这样的“一把手”来说，往往需要对相关职能领域负责全面管理，而具体工作可以由副职分管。当然，这也同新加坡推行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分流制有关，即部长是需要选任的政务官，很难长期专注某个部门;常任秘书作为部门级别最高的事务官，可以长期任职并能够发展专业能力。

基于本文的理论探究和案例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首先，对于专业型组织而言，的确应该尽可能选派专家型领导。我们应该进一步推动党政部门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使更多的专家可以担任领导职位。这既同专家型领导的实质性能力有关，也同其释放的专业信号及其象征性意义有关。其次，专业型组织固然需要专家型领导，但不应过分强调内行领导内行，因为专业知识和技能只是领导胜任力的维度之一。不同层级和部门的领导干部需要具备不同的能力组合，而领导者之间可以基于不同的能力组合进行搭班子互补。我们不应强求中高层领导者具备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因为对他们而言更重要的可能是同人际沟通和概念相关的能力。最后，应加强领导干部的轮岗和领导力培训，提升他们的全面领导能力。比如，我們可以为专家型领导提供公共管理硕士（MPA）或公共政策硕士（MPP）等方面的学位教育或短期培训，使其能够既有专业又懂管理。对于专业型组织的非专家型领导，则应加强其自身学习，使其尽快成为专业领域的行家里手，通过内行领导来得到组织内外的信任。

本文从专业型组织和专家型领导的理论视角，结合中国干部管理制度实践，对地方卫健委主任在疫情防控中的领导作用进行了初步探究。公共管理环境日趋复杂和不确定，推动政府部门越来越专业化，并需要更多的专家型领导。目前有关专业型组织和专家型领导的研究还以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为主，与之相关的研究是对美国等国家委任制与选任制的部门主管进行比较，但对中国政府部门的研究还不多见。与此同时，多数研究围绕专业公务员的考试和选任进行，尚未深入探究专家型领导。我们期望未来研究可以更深入地分析这些问题，为公共管理的专业化和科学化提供经验依据。值得关注的研究问题包括如下方面：在管理专业性较强的政府部门时，专家型领导是否就比通用型领导更有效？专家型领导发挥预期作用需要哪些组织特征和环境条件？如何可以吸引专家型领导进入政府部门？决策者在选派通用型领导还是专家型领导方面受哪些因素影响？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将使我们更好地理解专家型领导的驱动因素、作用机制和依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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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文杰

Do Generalists Lead Experts？

——Expertise-Based Organizations， Expert Leadership， and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COVID-19

Ma Liang

Abstract：The core employees of expertise-based organizations or knowledge-intensive organizations are professionals or technical experts， and how to effectively lead them is a debatable theme lingering in the field. Expert leadership theory argues that experts should be led by expert leaders， while cadr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often result in generalists leading experts. In this article， we use the case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2019 Novel Coronavirus （COVID-2019） in China to analyze the resumes of the heads of local health commissions. We argue that we should not overemphasize the rule of laymen leading experts， because technic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re merely one of the leadership competences. Leaders at different levels and departments need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skills， and we should use executive training and job rotation to boost their full range of leadership skills.

Key words：knowledge-intensive organization， expert leadership， cadre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health commission， COVID-2019

收稿日期：2020-02-29

作者简介：马 亮（1984-），男，江苏铜山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博士，北京 100872

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面上项目“第三方评估如何提升组织绩效：中国地方政府的实证研究”（批准号71774164）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地方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影响因素、改革路径与治理效果”（批准号1633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