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一直把生活当成教育，认同前人所言的“在做中学”，也因此十分反对读死书的考试主义。

我童年失去母亲，在家里总是捉弄弟妹，把欺负他们当有趣，哪怕挨打也还是像狗一样，改不了吃屎的习惯。为避免在家里惹事讨皮痛，我不是在学校，就是在外头乱跑。先是在自己的小镇跑透透，跑腻了，就跨出到东西南北的他乡，又跑熟了，就再跨出更远。向东十多公里靠海，有各种不同颜色的沙蟹，各种昆虫，还有野果;往西靠山略微近些，那沿途的野地，又是另一个天地。我在这样的悠游之下，认识了很多动植物，也看到了各种不同地景下的农夫和渔民的生活和工作状态。

后来我长大了，喜称童年的那种情形，叫作“用脚读地理”。我觉得在这一段“用脚读地理”的时光，我除了学到不少东西之外，也培养了好奇心和冒险精神。现在回想起来，那一段经历，对小孩子来说，是多么重要。可惜的是，没有一个大人赞成小孩这么做，大人认为那是一种放荡。但事实上，这段经历无形中一直影响着我。

师范学院毕业后，我去偏远山区当小学老师，那三年也是非常难得的经验。它让我真正认识到什么叫作“穷苦”：学生家里没有电灯，写作业都得点煤油灯，晚上写啊写啊，累了打瞌睡勾下头，头发被灯烧了才惊醒;一家人用同一条毛巾，看起来像抹布，结果全家大小都患了结膜炎，早上醒过来，眼睛都睁不开，原来是眼皮被结膜炎的分泌物黏牢了……穷苦的生活，给他们带来的问题之多，一言难尽。记得小时候，我跟爷爷说我去爬山，累得“气喘如牛”。爷爷回话问：“你看过牛喘气吗？别太夸张了！”这回看到学生家的工作生活，我总算真的看到“气喘如牛”的人啦！

当了三年的小学老师之后，我又服了两年兵役。退伍后，碰巧“中国广播公司”宜兰分台在招考电台记者，我好奇之下去应征，没想到被录取了。地方台人员不多，我除了采访之外，还得去主持上午七点到八点时段这一小时的闽南语节目。我给取了节目名称，叫“鸡鸣早看天”，片头音乐找的是法国古典音乐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中类似鸡叫的一段。另外我还协助《兰阳之声》里的《街头巷尾》的采访录音。当时，“中广电台”在全台湾有十个分台，绝大部分都是用国语联播。我难得抓住这个机会，就想好好发挥一番，让宜兰县的人尽量认识宜兰的天地。

当时我还想到一个重要的理念，我认为一个播音员，哪怕是女性，纵然她的声音有如夜莺那么美妙，但是让听众连续听上三个月也会感到厌腻，所以应该呈现各种不同行业的人的声音。再者，什么是播音室？不应该只有由两道隔音板密闭起来的小小空间，才叫播音室吧？应该是麦克风走到哪里，就录到哪里才对。这样的想法，突然让播音室变成像天与地那么广大。循着这样的理念，在我的节目里，每天都有不同地方、不同行业的人被介绍或受采访的声音出现，节目也因此变得生动起来。我不由得更加卖命，背着有擦皮鞋箱那么大的手摇录音机，骑着一部破烂的90cc摩托车，可惜还是没能跑遍宜兰县的天边海角。有些山区没通电，村民是用蓄电池启动收音机收听广播。有一天，我收到那里寄来的一封信，问我为什么没介绍他们。我赶紧去询问管辖该处的乡公所，才问出路来。单单人踏出来的小山路，我走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找那个小村落。

除了地点和人物之外，许多大大小小的事件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三星乡柯林地区的洪灾，造成不少人员及畜禽的伤亡。我一样冒着风险，争取时间赶到灾区采访录音报道;那时还没有电视，我就尽可能把现场的声响录成背景效果。那一天，遇到被救起的灾民，看着一家人只剩下奶奶和四个小孩的惨状，我几乎都讲不出话来。这样的事经过报道之后，引起很大反响。我在隔天的节目开头就告诉听众，让他们听一段很珍贵而温暖的声音，接着，听众所听到的就是像一大把小石子撒在瓷盘上的声音。我知道听众听了之后一定感到纳闷，于是赶紧说明，一位老奶奶带着七岁大的孙子，抱着一支填满铜板的竹筒扑满，来电台找我，说她的孙子想要把他扑满里的钱，捐给那四个在洪灾中失去双亲的小朋友;节目开头听到的声音，就是剥开扑满，抓一把铜板撒在瓷盘上的声音。这样说明之后，即刻唤醒了听众的爱心，捐款、捐米、捐棉被和衣服的，叫整个电台忙翻了。

说了这么多以前的经历是想说明，我不认为在我的小说中所呈现的人、事、物等是知识;如果是知识的话，用点功到图书馆都能找得到。我说的，是活的东西。这种东西只有在生活中，从现实经验里才能学得到。

所以，我也认为没有飘浮在脑际之间的所谓“灵感”。创作小说需要依据生活的经验，再从合乎人性的行为出发去构思，加上想象，建构一环一环相扣的脉络。

高一时，我因撕毁学校的公告，被退学了。在家里跟继母又处不来，最后一个人离家出走到了台北，在一家电器店找了个修理电风扇的工作，经常得去全台湾最有名的叫作“宝斗里”的风化区干活。在修电风扇的时候，有空闲的小姐会聚过来看看，顺便也聊聊天，熟悉了之后，她们便会向我吐露流落至此的辛酸。这一段听闻让我认识了她们的不幸，但除了为她们抱不平，我也还是无能为力，对她们一点帮助都没有，于是更觉得自己的渺小无用。我深深知道，那个时代的妓女没有一个是自愿的，都是被迫的，或是牺牲自己，挽救家里的困境。

后来，我站在她们的立场，写了《看海的日子》，写被出卖和受歧视的妓女白梅，写她努力追求做人最起码的尊严。有学者批评，说古今中外写妓女的作家很多，少有人把妓女写得像天使，太浪漫了，不合情理。怎么一个妓女，她選择嫖客的种子怀胎之后，回到坑底山区的生家，当地的村民不但没歧视她，反而还欢迎她？于此可见，那些学者连什么叫作阶级感情也不知道。好在，也有大前辈文评家和多数读者肯定这篇小说。

我来举个实例：台湾过去有个矿区，采矿的男人到了四十岁之后，差不多都害了砂肺，因而守寡的妇女不少，造成原来就贫穷的人家陷入更穷苦的生活，最后逼得只能把家里的女儿卖给别人当养女，而后再被养家卖去当酒家女、妓女。过后，她们偶尔回来时，许多寡家有女初长成的人家，都会悄悄来拜托她们，看看她们的女儿是否也可以出去谋生。这就是当时穷苦人家的真实生活。《看海的日子》里，妓女白梅勇以为生、养两家生活，又坚强地争取最起码的尊严。她都做到了！她的肉体被玷污，灵魂却是圣洁的;在小说里，将她从精神层面上提升到天使似的地位，这有何疑问？

所以，面对这样的批评，我只有安慰自己，至少问心无愧。那些学者书是读了不少，可惜连社会学里面提到的所谓“阶级感情”一词都读漏了。不过，穷人的互助及互相认同的行为和感情，是从穷苦中求生存的现实经验中得来的。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或是马克思针对以劳工阶级为首的著作《资本论》，也是从真正的社会生活观察中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