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锋

摘要：在池上的小说中，女性之“困”是缠绕在叙事话语中的一条重要纽带。作者通过对都市女性种种悖谬性生存困境的呈现，揭示了现代女性在个体欲求与传统伦理之间的巨大罅隙，以及男权社会对女性主体存在空间的规训与钳制。池上也由此将笔触延伸至程式化、工具化的现代日常生活，并以女性欲望的觉醒来实现对这种异化生活的抗争，最终传达出创作主体对不断异化的现代日常生活的省察，以及对人类灵肉一致、身心统一的理想生活的强烈吁求。从叙事上看，池上十分擅长以一种内心化叙事，直击都市女性在现代异化生活中所遭受的各种复杂隐秘的生存意绪;与此同时，小说还时常借助于一种别有意味的结尾之设置，实现了作者对理想生活形态的诗性探寻。

关键词：池上;日常生活;异化

在近十年的创作历程中，池上一直保持着对现代日常生活的密切关注，尤其是对女性日常化生存处境的潜心探寻。在池上的笔下，人生之“困”是一个始终无法摆脱的主题。她常常以一种极具内心化的叙事触及当下社会运行机制和权利体系的内部，呈现出现代女性在俗世生活中不为人知的艰涩处境，并由此传达创作主体对女性生存境遇的深切关怀和体恤之情，展示作家对现代社会中日常生活异化问题的深刻省察。

一

纵观池上的小说，她往往执着于叙述都市女性在现代社会中所体悟到的种种悖谬的生存经验，并且通过对这些生存经验的提取、生发与想象，让人物的外在生存障碍与内在精神困顿相互摩擦与碰撞，从中揭示现代女性鲜为人知的存在处境和心灵深处的隐秘情愫。在池上的小说中，女性之“困”是始终缠绕在叙事话语之中的一条重要纽带，也是作者开启女性隐秘心灵之窗的一把钥匙。诸如无爱的婚姻、脆弱的情感、无力经营的爱、诡谲的职场以及残酷的生存等等，它们彼此作用、相互缠绕，共同施予现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使得她们的肉体和精神都背负着一道道沉重的枷锁，进而陷入日常生活的泥淖中挣扎不已。

从文化层面来看，池上小说中的都市女性们之所以被困，很大的原因在于她们内在的人性欲求与传统的文化伦理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罅隙。一方面，作为现代都市的知识女性，她们向往自由的生活，追求独立的人格，渴望美好的爱情;另一方面，作为于生于斯、成长于斯的中国女性，她们又无法完全脱离社会文化和道德伦理的潜在规约。一旦个体的人性欲求与传统的文化伦理发生摩擦与碰撞，便会对个体的生存和精神状态造成难以估量的隐痛。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梁漱溟曾指出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所谓“伦理本位”主要针对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来说，在此关系上，中国社会既非个体本位，又非社会本位，而是将“伦理情谊”视为人生而在的第一要义，人的一切言行都要以对他人的情谊关系为重，抑制了生命个体个性人格的发展。①这种伦理本位的文化對于维系人伦秩序与社会和谐固然重要，但是其内在的顽固和保守属性，也使其不断地阻滞着现代人独立自由的精神人格之生成。如《这半生》中的云惠和《桃花渡》中的阮依琴，在面临个体的情感吁求与家庭伦理的两难之境时，她们都选择屈从于传统的婚姻伦理，从而牺牲自己对于自由爱情的理想追求，最终致使她们在无爱的婚姻之中饱受煎熬。与此同时，她们又时常将这种伦理的重负变本加厉地施予下一代身上。而这背后，正是中国传统“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畸形伦理之现代变种。即便是女性们冲破了传统伦理的束缚，可现实给予她们的仍是重重打击，如《胎记》中的卢心慈、《灰雪》中的范思思、《虞美人》中的虞娟娟等，她们都冲破种种阻碍，勇敢地追求爱情和自由，然而一旦面临家庭、道德和伦理之间的抉择，她们精心构筑的爱情堡垒便不攻自破。

就社会层面而言，现代社会的男权秩序对女性主体的规训与钳制依然不容忽视。随着现代文明进程的演进和女性主义运动的蓬勃开展，使得现代女性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极大的解放，甚至在消费主义的现实境遇中，还呈现出一种女性主导的、阴盛阳衰的文化景观。然而景象并非真相，女性由于“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天然弱势，在男权主导的社会秩序中依然面临着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因此，当池上以一种女性视角切入小说文本之时，叙述话语便会流露出对于男权社会的讽刺和批判意识，表现出创作主体为深陷男权话语囹圄的都市女性寻找自我存在主体空间的审美愿望。在叙事过程中，叙述者通常以一种弱化、矮化乃至丑化男性的叙述姿态，在表现女性美丽、温柔、优雅、坚韧的同时，表现男性则是一种自私自利、卑怯懦弱的性格特征，并且时常是致使女性身陷囹圄的罪魁祸首。总的来看，池上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致包括三类：他们或是权力和财富的拥有者，但却自私自利，不负责任，将女人视为玩物或工具，如《桃花渡》中的赵老板等;或是困囿于婚姻家庭而在婚外情中寻求安慰的男性，虽不穷凶极恶，但却卑怯懦弱，无论是身为丈夫还是情人，他们都不能承担起相应的伦理责任，如《胎记》中的沈城南等;抑或是在事业中兢兢业业，却丧失了对日常生活的兴趣，如同机器般冷漠，毫无情趣可言，如《在长乐镇》里的郭一鸣等。在这种男权所主导的社会秩序里，女性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导致她们只能依附于男性以获得生存的可能，其身体和欲望也成为男性欲望的附属物和消费品。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池上小说中的女性们普遍遭受着生存之痛，而又饱尝着精神之苦。一方面，她们要承担家庭的伦理责任——为父母、为丈夫、为子女，不得不放弃自我主体的生命吁求，牺牲自我的主体存在空间，因此只能在传统的母亲、妻子、女儿的角色与现代女性个性、独立、自由的诉求之间痛苦地煎熬;另一方面，她们又要兼顾社会的职业分工，在充满男权压迫的职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自我实现的成就感与男权宰制的屈辱感中挣扎不已。有时来自两者的力量会共同作用，使得她们深陷日常生活的泥淖之中无法自拔。实际上，无论是来自传统伦理的潜在规约，抑或是源于男权社会的无情碾压，归根结底，都与现代社会日益异化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这种异化情形已非马克思所论证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宏观层面的劳动异化，而是渗透在现代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异化状态。而这，也是池上所要竭力探寻的现代都市女性的生存本相。

二

池上笔下所呈现出的日常生活异化，实际上已经逐渐演变成现代都市中人一种普遍的生存状态和精神形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技术理性和人本精神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种集体无意识，它在促进现代文明、文化进程的同时，也在销蚀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使其日趋沉沦、平庸、单调的异化状态。某种意义上，正是由于现代社会日益程式化、理性化的日常生活对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异化，使得现代人在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逐渐丧失了行动的热情和生存的动力，变得麻木不仁，冷漠异常，正如孟繁华先生所说的“情义危机”——“当下生活充满了戾气，缺少爱和暖意，同情心越发稀缺，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学有过之无不及。”②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处于一种无边的疏离状态，人的自我主体性也陷入一场严重的文化危机之中。

《在长乐镇》中的唐小糖和郭一鸣就十分鲜明地体现了这种文化危机之所在。郭一鸣作为产科医生，工作中的极致理性和零度情感逐渐侵袭了其日常生活，使他面对一切突如其来的感情或是生活变故，都表现出一种近乎冷酷的理性。他对小糖的悉心照料，也不过出于一个丈夫的伦理责任，而非发自内心的情感之所至。這让唐小糖压抑已久的情感和欲望不得不向外喷发，在婚外情中告慰自己几近干涸的心灵。《胎记》中的李立整天埋头于自己的机械研究，家庭、婚姻对他来说，不过是一个空洞的伦理外壳，生活的热情早已消失殆尽。以至于当妻子与其他男人野合的照片传得满城风雨之际，他对此甚至毫无察觉。《桃花渡》里的马凯，《松木场》中的秦建林，《虞美人》中的吴东盛等，他们虽然来自各行各业，但其精神气质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他们的日常生活无不笼罩在冰冷的工具理性之下，丧失了生命本有的浪漫与激情。恰如孙志文所言：“我们这个时代纯然工具性的反宗教的推理确然使人往厌倦、功能性的按例行事、空虚、恐惧、蛮横的深坑愈陷愈深;足智多谋、才气纵横、效率良好的管理措施并不足以帮助现代人在他日常生活上找到意义。”③对池上小说中的人物来说同样如此，正是那种纯然的工具理性使他们在日常生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以致于无法找到存在的意义。

这种日常生活的异化看似发端于男性世界，但真正陷入日常生活泥淖之中无法自拔的则是与之相关的女性们。在列斐伏尔看来，“对日常生活最为敏感的是家庭主妇，因为日常生活加在妇女头上的包袱最为沉重……日常生活对女性比对男性的影响更加深远……女性在家工作，在家使用技术工具、消费广告中的产品，消遣最新的生活风格杂志或浪漫主义小说。她们在一切方面都遭遇异化。”④在池上的小说中，无论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如家庭生活中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或是职场生活中的白领，抑或社会中的流氓无产者等等，她们的身心无不遭受着残酷的压迫与欺凌，成为异化最为沉重的生命个体。《这半生》中的云惠先是初涉社会被老板杜江所玩弄，接着因为拗不过母亲的催婚而与沈兆楠草草完婚，无爱的婚姻使得她在日常生活中步履维艰，离婚后独自肩负起养育儿子的使命最终使她不堪重负，几近崩溃的边缘。《在长乐镇》中的唐小糖，《松木场》中的宜珍，《胎记》中的卢心慈，《桃花渡》中的阮依琴等都是如此。这种异化，一方面让她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主体性大打折扣，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客体和替代品，主体对理性的过度彰显反过来又成为奴役自我的工具;另一方面，这种异化也使她们与他人、社会之间产生巨大的疏离，个人的人际互赖关系被斩断，日常生活本有的熟悉感、安全感和“在家感”被蚕食殆尽，最终造成了心灵的巨大折磨和精神的极度困窘，而这无疑是一种最深层次的人的异化。

尽管现代日常生活已经处于一种普遍的异化之中，但是日常生活并非死水一潭，它既包含着异化最为深重的因子，同时也内蕴着最为强烈的反抗异化的质素。在列斐伏尔看来，“一方面日常生活确有压制性和暴力特征;另一方面，又尚存一些非工具理性和非功能主义的空间，诸如身体、感性、欲望等。因此，日常生活带有压制和反压制的双重可能性，并不是铁板一块的，而是包含了复杂的矛盾和多重可能性。”⑤正因如此，池上没有选择让其笔下的女性们在异化的日常生活中沉沦，而是通过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感性化书写，赋予了她们以反抗绝望和对抗异化的激情和勇气。我们可以看到，池上对女性的身体和欲望的叙述都是极其干净的，很少有污秽和粗鄙的成分。在她的小说中，女性的爱与欲是一种一体化的生命情态，由爱生欲、因情生欲是池上小说女性欲望书写的一个重要特征。卢心慈、唐小糖、范思思、宜珍、虞娟娟等等，这些女性们常常会挣脱各种禁忌伦理的束缚，寻求肉体上的刺激与精神上的愉悦，但这既非放纵，亦非放荡，而是一种对抗日常生活异化的方式，其中包含着女性对自由爱情和生命激情的本体性探寻。

这种对自由爱情和生命激情的探寻，使得池上小说中的女性欲望叙事呈现出某种飞翔性和诗性品质。即便涉及女性在社会层面的权利欲望之时，也会呈现出她们在世俗利益与自我心灵满足之间的负隅顽抗。与此相对，池上在叙写男性欲望之时，则表现出另一种叙事话语——即一种纯生理性的、粗鄙的、兽性的欲望话语。小说中的男性们追求的不过是一时的激情和肉体的欢娱，他们将女性视为其在烦闷无聊的日常生活中的调味品和兴奋剂。在日常的情感中，女性更加强调飞翔性的生命感觉，她们追求的是生理和心理的高度契合，而男性则往往更注重具体的生理层面的感觉。因此，我们不难理解《这半生》中的云惠何以在与丈夫做爱的过程中毫无快感，沈兆楠又何以会在嫖娼中去寻求生理的满足。由此可见，池上在处理这种婚外恋时独特的审美选择。在小说中，男性的出轨往往并非出于一种自觉的对日常生活异化的抗争，而是一种消极式的下沉，女性则相反，她们的出轨乃是源于一种对程式化、庸常化的日常生活的自觉反抗。她们是被日常生活所异化的最为沉重的生命个体，同时也是这种异化生活的最为积极的负隅顽抗者。

值得一提的是，池上在小说里并没有让欲望沦为一种廉价的叙事质料，为欲望而欲望，而是在肯定人物正当生命欲求的同时，极力发掘其中的理想成分。这种欲望叙事不仅超越了现世的享乐，而且象喻着生命的力量，使得小说中的爱情和欲望书写具备了诗性品质和浪漫情怀。由此折射出作者对待现代日常生活异化的深度思考，并且传达出创作主体对人类内在生命的理解与把握，以及对人类正当生活中身与心、灵与肉相统一的理想生活的强烈吁求。当然，仅仅依靠这种女性欲望来抗争被异化的现代日常生活，无异于螳臂当车、飞蛾扑火，因为异化不仅仅是现代人的一种生存方式，而且已经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将会永恒存在着，就像她小说中的卢心慈、范思思、宜珍、唐小糖在须臾的抗争之后，依然逃不过回归平庸琐碎的家庭生活之宿命。池上小说的价值正在于，她深入到了这种异化生活的背后，揭示了现代都市中人无法摆脱的生存悖论。

三

在具体的叙事过程中，池上往往以一种极具内心化的叙事，着眼于人物内在的生存感受，捕捉女性内心深处转瞬即逝的情感涟漪，探索女性的无意识这块黑暗的大陆。在《胎记》中，当小云将那份印刻着卢心慈偷情证据的报纸置于父亲眼前时，卢心慈的内心是极度慌张和惴惴不安的，她生怕丈夫发现报纸上露天野战的女人就是自己。然而李立却对女儿那爆炸的新闻毫无兴趣，继续埋头于自己的机械之中，此时卢心慈的内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原本的不安与忐忑瞬间转换为失落和绝望。小说中写道：“卢心慈突然想叫住李立，她想捡起报纸，挂在他面前，让他好生看看。卢心慈甚至期望看到他煞白的脸，是的，照片里的是他信任的妻子的腿，那块胎记就是最好的证明。她希望他能够扯住她，摇晃她，打她，骂她是不要脸的贱货。”⑥这种令人惊悸的心理描写，可以作为解读这篇小说的一把钥匙，它不仅呈现了日复一日的程式化生活，将生活本有的激情和愉悦消磨殆尽，而且也极其生动地凸显了卢心慈不甘平淡、反抗绝望的内心意绪。对卢心慈而言，丈夫的沉默和无视远比激烈的爆发来得痛彻心扉，令人绝望。《松木场》中对女教师宜珍在公交车上遭遇年轻男子猥亵时的心理状态的描摹同样发人深省。面对猥亵者在自己身上不断地摩挲，她非但没有及时地制止和躲避，相反，内心的讶异、兴奋和刺激之感一时间全部涌上心头，并且沉浸在这种不伦的身体接触之中。在她的内心深处，丈夫的冷漠和麻木显然比这个猥亵者更为“流氓”，令她无所适从。此外，像《在长乐镇》《桃花渡》《静川》《这半生》等小说中，作者都采用了极其精彩的內心化叙事，深入人物的内心深处去描摹她们的无意识活动，打开了女性们隐秘而复杂的内心世界，探问她们的情感秘辛，将女性们推向孤独与绝望的深渊，从而直指女性的生存之困和人性之谜。

与此同时，池上也是一个十分注重小说结尾艺术的作家。俗话说，编筐编篓，都在收口，对于小说而言，亦是如此。好的结尾设置，不仅能够体现作者的艺术智性，而且能够深化小说主题，使小说的审美空间得到无限的延展，“言有尽而意无穷”。例如《在长乐镇》的结尾写到唐小糖即将离开长乐镇奔赴远方之际，听到了一阵鸣笛。不远处，一辆大巴车正朝她驶来。对于这个结尾，或许可以有两种解读方法，一是这个心气极高、拒绝平庸的女人向着光明的未来重新出发。不过我更倾向于认为，那辆缓缓驶来的大巴车，或许如同当初将小糖从白乐村带到长乐镇的大巴一样，等待唐小糖的也不过是下一个郭一鸣或者阿凯。这一结尾的妙处正在于此，它可以引发我们的多重想象，使小说在有限的文字里获得了超越文本之外的审美信息。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着百余年前“五四”一代作家们所深情叩问的“娜拉走后怎样”这一世纪之问，依然是一个无解的命题。《桃花渡》的阮依琴大醉之后来到师傅墓前，似乎有要忏悔之意，就在这时，“不远处，灵隐寺的钟声仿佛响了一下”。小说在此处戛然而止，留给人无限的遐想，阮依琴是就此顿悟，还是清醒之后再度被“困”？《灰雪》的结尾写到范思思在万念俱灰之际躺于雪中的桂花树下，大雪慢慢渗进她的肌肤里面，苍凉而又唯美。在这三个小说的结尾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典美学的影子，《在长乐镇》有“远意”，《桃花渡》有“禅意”，《灰雪》则有“诗意”。可以说，正是通过这些别有意味的结尾之设置，传达了作者对理想生活形态的诗意探寻和浪漫情怀。

当然，池上的小说也有不足之处。首先是同质化问题，这主要表现为小说中的婚恋叙事有着极其相似的叙事模式。在这些小说中，婚恋叙事大多呈现为女性在无爱婚姻中的受挫，并且在婚外情中寻求肉体和精神的欢愉。与此同时，这种同质化的叙事，也直接导致了池上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单一化和模式化，在其小说中，男性往往是女性悲剧命运的制造者，他们卑怯懦弱、自私自利、性格扁平，精神人格都有着内在的一致性。相对来讲，女性形象则更为饱满鲜活，更能体现出人性内在的复杂和隐秘情愫。而这与池上所秉持的女性主义的叙事立场不无关联。除此之外，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常常因为企图传达更多更为复杂的审美信息，致使一些小说的情节冗余、略显拖沓，因为短篇更加考验作者的写作技术和艺术智性，而非细节和情节的过度堆砌。如《米米的身世》中，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为了呈现米米的身世之谜和命运遭际，但在叙述过程中，作者采取了一个不可靠的叙述者“我”，在叙述过程中又穿插了“我”的人生经历，并且用大量笔墨来叙述“我”的情感和婚姻历程，给人一种喧宾夺主之感。实际上，“我”的经历对米米的命运遭际并无关键性的影响，而且看上去与“米米的身世”风马牛不相及，因此导致文本给人一种强烈的撕裂之感。

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因为缺乏必要的思想和文化积淀，使得池上小说的题材尚显狭窄，而且有些意蕴单薄。在她的一些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讲述了一个个完整而生动的故事，并且能够与读者产生较好的共情效果，然而如果抽离小说的故事和情节因素，我们便会发现作者对于社会现象的剖析和人性的质询，都缺乏一定的探索深度和摄人心魄的精神力量。比如她近期在《钟山》发表的中篇《创口贴》，小说聚焦于城市青少年的教育和身心健康问题，如校园欺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等当下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但却给人一种浅尝辄止的感觉，而未能深入到这些现象背后，发掘其中深层的社会和心理结构。还有《蓝山农场1997》对“后知青”题材的涉猎，《无影人》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形而上之探寻，其文本质地都稍显坚硬，不够力透纸背，未能尽如人意。

实际上，这种个人经验的贫乏和作品思想文化意蕴的单薄，乃是“80后”作家所普遍遭遇的写作瓶颈。诸如张悦然、笛安、周嘉宁、张怡微、甫跃辉、马小淘等，他们在展现这一代人家族的内部生活和个人化的情感际遇之时，都能够随心所欲，应付自如，凸显出他们这代人特殊的身份意涵和生存意绪。然而，一旦将笔触延伸到社会、历史等领域，便会暴露出其思想的贫弱和文化积淀的匮乏，常常给人以浅尝辄止、隔靴搔痒的审美感受。例如笛安新近创作的长篇《景横街》，在这部被媒体和评论界标榜为笛安转型之力作的小说中，笛安走出了家族生活和个人情感的舒适区，叙述了北京景恒街上一群都市白领在网络媒介和粉丝经济时代的生存境遇。然而在我看来，笛安的这次转型是失败的，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笛安在小说创作中的撕裂之感，即个人经验与社会现实的两相抵触。而当上海青年作家张怡微将笔触伸向“上山下乡”的历史，叙写了“知青”题材的长篇《你所不知道的夜晚》，她的这种尝试依然没有脱离自身经验的范畴，“知青”在小说中就像一个商品的外包装，小说所呈现出的文本内核依然是作者所惯常书写的家庭生活和情感经历。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以双雪涛、班宇、郑小驴、王占黑等一批青年作家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80后”文学续航的可能性，他们的小说能够较好地处理个人化经验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具现实感、在地性和及物性。当然，从池上新近的几篇作品《无影人》《无麂岛之夜》《蓝山农场1997》《创口贴》《天梯》中，也可以看出池上在这方面所付诸的努力，她开始尝试走出自己写作的舒适地带，开拓新的叙事领地，努力突破自身的经验边界。只不过，这种突破有时因超越主体的经验范畴，还未能臻于佳境，这也使得她的小说创作依然处于一种未完成的探索阶段。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否认一个有理想的年轻作家在写作这片土地上默默耕耘的劳动成果。对池上来说，写作只是她语文老师教职之外的“副业”，她没想过要通过文学获得什么实际的功用和效益，她坚持不懈地写作不过出于对文学的敬畏和热爱罢了。对她这样的“业余”作家来说，能够在繁杂的教学工作之余，勇敢地接纳自己内心的魔鬼，立足于自己所熟知的都市女性生活，从不同侧面来展现都市女性的生存困境和人性之谜，并且显示出一定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智性，这无疑是非常可贵的。正如略萨所言：“真正的小说家是那种十分温顺地服从生活下达命令的人，他根据主题的选择而写作，回避那些不是从内心源于自己的体验而是带有必要性来到意识中的主题。小说家的真实性或是真诚态度就在于此：接纳来自内心的魔鬼，按照自己的实力为魔鬼服务。”⑦从这个层面来说，池上无疑是一位真诚的小说家。

注释：

①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83页。

②孟繁华：《善是难的，难的才是美的——当下小说创作状况的一个方面》，《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3期。

③[德]孙志文：《现代性的焦虑与希望》，陈永禹译，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05页。

④⑤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6页，第175页。

⑥池上：《胎记》，《飞天》2010年第19期。

⑦[秘鲁]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文艺批评研究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