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祥

摘要：相比在“新时期”的同辈作家，李准的复出之路充满变数。从《大河奔流》的失败，到《黄河东流去》的获奖，李准虽然最终未能逃脱“被取代的命运”，但他的省思与转变中亦蕴含着与“新时期”文学同步的努力。在更大的转型面前，没能迈过“断裂”鸿沟的李准，抑或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视角重审“新时期”的承续转变与新旧分化。

关键词：李准;新时期;转变;分化

在1980年代“作家的分化与重组”中，洪子诚认为，十七年时期的主流作家，“除个别的例外，在‘新时期，他们的创作活力已难以为继。他们中有的逐渐停止写作，有的虽然仍不断发表作品，却不愿、或无法更新自己的感知和表达方式，而呈现了整体的陈旧感。”①聚焦曾凭《不能走那条路》名震全国的李准的复出之路，则可看到，李准实属例外中的例外。从《大河奔流》到《黄河东流去》，他明确否定了自己十七年时期的创作，努力跟上“新时期”的文学思潮。《黄河东流去》虽然还是难逃“被取代的命运”，然而，同时被抛诸脑后的，还有在“新时期”成名的刘心武与张洁。②于此，回顾李准的复出之路或有助于撬动以“新”代“旧”的文学史叙述，重审何为“旧”，何为“新”，“新”与“旧”的分野又何在。

一  下放与复出

1966年下半年，“文革”席卷全国。河南文艺界首当其冲被打倒的五人中就有李准，“罪名是‘黑作家和‘周扬的掌上明珠”。③旋踵而至的是批斗、抄家、下放。李准接连被已遭“夺权”的省文联、河南省话剧团揪去批斗、游街。1966年10月13日，“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委员会决定成立抗旱指挥部”，④李准被抽调到第一线，协助各地抗旱种麦。据夫人董冰回忆，从抗旱前线回家，中午吃过饺子，李准正为家人讲述此次抗旱见闻，并说到创作的《三打钟》由农民自唱自演，广受欢迎时，“九中的学生上来抄家。他们开着汽车，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床上盖的被子、厨房里的炊具，别的什么东西都拉走了。”⑤在生活用具、家庭财产之外，被抄去的还有一部重要的手稿，那就是李准从1961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沧桑路上》，其时已写成十几万字。

1969年8月20日，“河南省直机关3000余名干部被下放到各地五·七干校，进行‘斗、批、改和劳动锻炼。此后，省直机关干部有三批12300多人先后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⑥其中“卫生厅、教育厅、冶金煤炭厅、交通厅、农业厅、轻化厅、建工局、计委、博物馆、电影公司、供应图书馆、出版社、豫剧院、京戏院、戏校、文联、体委、省直铁路系统以及中南煤管局等”⑦机关的“斗、批、改”团被下放到西华县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西华县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始建于1969年3月，先后由中共中央党校、中共中央公交政治部及河南省省直机关创办。李准也参与了创办干校，但李准一家并未住进“跟郑州也不差啥”的干校，而是被下放到“农村插队劳动”。⑧

李准一家插队的地方是西华县西夏公社陆城大队屈庄生产队。下放那天正赶上1969年冬的一场大雪。李准乘坐卡车押着行李，从郑州出发，前往西华。董冰带着孩子，乘坐火车前往漯河。一路波折，到第三天夜间，李准一家才在屈庄的磨房安顿下来。磨房里“黑漆漆的，地下全是牲口粪”。⑨住在隔壁的饲养员，当晚为他们从村里小学借来了煤油灯。第二天，生产队队长派人帮他们修房平地。就这样，李准开始了人生中最后一次在农村落户，这一住就是三年半。

“戴着帽子”的李准，“格外小心谨慎。鸡叫头遍就不敢睡了。听见上工钟响，就赶紧起来跑到村口，等着队长派活。”⑩“有经验”的村民们都是听到钟响后，再睡一觉，才拖拖拉拉上工。好心的老农还教给李准一套磨洋工的办法：“比如拉粪，十几辆架子车一齐装，你的车不能站前头，不要站到正路上，得把车停到地犄角，这样前头的人可能拉两趟，才能轮着你装车。”11这和推行生产责任制后，农民重新焕发的积极性形成了鲜明的时代对照;也与“大跃进”中涌现的大公无私、没工夫记仇、帮助贪便宜图省力的社员返工的“李双双”们构成了历史的反差。

虽然被群众大会排除在外，但李准并没有被群众视为异己，尤其在农村的文化活动中，李准俨然成了中心人物。屈庄村东头的三兄弟，前来请李准为过世的兄长写祭文，情真意切的祭文感动了参加追悼会的村民。在被禁止写作的年代，李准又重新摇动了他的笔杆子，此后，不断有人找他写祭文，一篇祭文就是一部家史，这些家史成了他日后复出的创作素材。

1973年，李准获得解放。据称，是董冰写给时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的一封信起了作用。董冰在信中写道：“李准到底犯了什么罪？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难道我还不知道吗？我犯了什么罪？他的孩子又犯了什么罪？不让他工作，也不让孩子上学，这是什么道理？难道我的孩子都是‘柴禾皮吗？”12刘建勋收到此信后，亲自过问，将李准调回郑州。但董冰與李准后来都对“解放”一事含糊其辞，甚至只字不提。可作补充说明的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顾全大局，严格限制清查范围，并着手解决“‘文革中遭受错误打击的一批老干部的问题”。13而从1968年1月起，再度主政河南的刘建勋对老干部也一贯持保护态度，“在七十年代初，河南解放干部就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及时地给安排了工作，这在全国也是突出的，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14

得知李准解放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其借调去创作剧本，而他本拟开始的长篇小说写作计划只好暂时搁置。当时，北影厂负责人之一是谢铁骊。15谢铁骊在“文革”初同样被打为“文艺黑帮”，1968年，江青点名让其参与拍摄革命样板戏电影《智取威虎山》。1970年10月1日，《智取威虎山》公映大获成功。1971年3月8日，受揭批“五·一六”运动冲击，谢铁骊、成荫、钱江等人受到保护，被下放到北京丰台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劳动。与工人熟悉后，工人向他们提意见道：“样板戏不错，但我们也想看点故事片，能不能拍点故事片。”16 5月20日，谢铁骊、成荫、钱江联名给周恩来写请示报告，提出拍摄电影故事片的要求。7月29日，伊文思来华访问，谢铁骊、钱江等应邀参加欢迎宴会，周总理当面向他们表示支持。7月30日，毛泽东对几部现代京剧样板戏做出评价后，说：“现在剧太少，只有几个京剧，话剧也没有，歌剧也没有。”171973年1月1日、15日，周恩来与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文艺工作者代表，反复提出要把电影生产抓上去。北影厂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将《海霞》《大河奔流》等影片列入生产计划。

1975年底，李准完成《大河奔流》初稿。1976年1月，参考导演谢铁骊的拍摄实用本，李准修改完成了第二稿。2月，谢铁骊提出筹拍《大河奔流》，但他此时已因《海霞》身陷政治风波。3月，谢铁骊被立案审查，领导职务、导演资格也一并撤销。9月，“文化部决定，将于1976年10月12日召开文化部系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大会，准备在会上公开批判《海霞》和‘公审谢铁骊、钱江。”18幸运的是，未及审判，“四人帮”就于10月6日被一举粉碎，谢铁骊也再次获得了解放。

1977年，谢铁骊重新筹备《大河奔流》。摄制组的阵容在当时堪称一流，摄影由北影四大师之一的钱江领衔，主要演员有张瑞芳、陈强、于是之、王铁成、项堃、宋晓英、李秀明、赵联、戴兆安、张金玲、刘衍利、邵万林、王心刚、侯冠群、高放、葛存壮等著名影星。拍摄期间，电影即引起高度关注，有电影爱好者致信张瑞芳，希望《大河奔流》“恢复和发扬我们过去电影艺术中的优良传统”，不要重演“‘四人帮横行时期公式化、概念化、模式化、脸谱化、虚假化的‘悲剧”。19主创人员也“一开始就着重强调真实性的问题，强调恢复电影的本性，力求使影片反映的生活真实、可信、感人”。20然而，这部雄心勃勃，一心反对“三突出”原则，扫荡“四人帮”遗毒的献礼片却遭遇了尴尬的失败。

二  失败与省思

《大河奔流》于1979年春节陆续在全国各地上映后，其人物性格与部分情节的真实性饱受质疑。比如“李麦处于严峻斗争的场面里，则或多或少地染上这些年来充斥银幕和舞台的‘英雄架势。李麦的粗犷、泼辣、果敢、大公无私的一面有余，亲切、动人不足。她亮相的起点就偏高，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束缚中国农村妇女的绳索，在她思想上都已挣脱了;只不过还未找到一条革命的道路。这条道路在她出场不久也很快地找到了。这样的构思，恐怕无助于加强任务的典型性;李麦以后的发展不那么显著，也与这个高起点紧密相关。”21再如“打死海螺子那场戏，让李麦一把拦住了准备用步枪射击海螺子的青年，而由她一个人拿了耙子追了上去，追了颇长一段路，才把海骡子打死;而其他群众，不少小伙子，都没有去追赶或远远地落在后面！这样的处理，看来大概是为了突出李麦，是想表现出李麦对阶级敌人的强烈的仇恨和勇敢泼辣的性格。但是，李麦虽然突出来了，却并没有真实、生动地反映出生活！”22其他如金谷酒家摔鱼、点火把看毛主席像等场面也遭到了普遍的质疑。影片下集则基本上陷入“队长犯错误，英雄来帮助，坏蛋揪出来，电影就结束”23的套路。

《大河奔流》的失败也意味着李准此次复出的失败，而探究其中的原因可以发现，确如洪子诚所说，李准未能及时“更新自己的感知和表达方式”。但“新时期”“新”在哪里，复出的李准又“旧”在哪里，却并非简单的以“新”代“旧”的叙事就可解释得清的。近年来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研究已不断指明“新时期”与“十七年”之间的内在关联，如程光炜认为：“八十年代”只是与“文革”“断裂”，并非与“十七年”“断裂”，它在利用“十七年”的社会主义资源的基础上，与“走向世界”的策略谨慎地并轨，在不损害社会主义根本价值系统的前提下，试图找到重新激活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历史活力和可能性。24于此，或可追问的是，李准在创作《大河奔流》时是否也有利用“十七年”资源的努力，如果有，那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他未能成功融入“新时期”呢？

李准曾苦恼于如何为《大河奔流》“开头”，他“觉得在现在单是写写在旧社会受的苦，有什么大意思呢？”面对二百多篇家史，他“就像弄了一大堆材料，但是‘理丝无绪。”到了扶沟县海港大队后，他才“找到了一条线，找到一个‘灵魂”，那就是“黄泛区人民对党的感情，对国家的热爱”，他认为海港大队就是“国家的缩影”，由此，他才定下来《大河奔流》要“写农民和土地，农民和黄河的感情，写农民用他们的劳动、斗争，在创造新的历史”25。再回头看李准当年创作成名作《不能走那条路》的状态，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紧密关联。在创作《不能走那条路》前，李准接触到农村土地买卖的情形，由此他“想着农民起‘分化了”，联系邓子恢在《农村工作的基本任务与方针政策》中指出要防止农民两极分化必须引导农民走共同上升、互助合作的道路，李准深感土地买卖是个大问题，但这时他还没有找到如何解决问题的办法，直到他想起“赵树理同志曾经说过有些事情不是单凭政策，而是凭教育。”他才确定了如何处理“工人阶级思想和农民的自由趋势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26这一重大主题的方式。

从李准前后两次的创作状态及成果来看，其中的延续性与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如以两条道路的斗争来结构叙事，用文学承担起为人民、国家指引前进道路的责任，这也是他的《不能走那条路》能够不局限于河南一省，不局限于文坛，而在全国引发轰动的缘故。《不能走那条路》起初发表于《河南日报》1953年11月20日第四版，1954年1月26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并加上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编者按：“这篇小说，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几个不同的农民形象，表现了农村中社会主义思想对农民自发倾向进行斗争的胜利。这是近年来表现农村生活的比较好的短篇之一。”27由此，《不能走那条路》获得了不容置疑的正确性，成功实现了先于政治路线出台的文学探险。

那么，李准此次复出的失败是否意味着以“两条道路”的斗争结构叙事和用文学为人民、国家指引前进道路这两项“十七年”文学的重要遗产在“新时期”的失效呢？如果我们检视“新时期”的伤痕、反思、改革文学，就可发现，答案并非那么简单。譬如《班主任》中的班主任和宋慧敏分别代表的知识分子与红小将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天云山传奇》中罗群与吴遥分别代表的“十大关系”与“改造知识分子”之间的路线之争;《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与冀申分别代表的“四个现代化”与“革命挂帅”之间的道路之争，这些都表明“十七年”文学的遗产在“新时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而李准的失败，显见原因则是《大河奔流》与当时政治路线相悖。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做出了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而贯穿《大河奔流》的阶级斗争思路不仅不能契合新的时代精神，反而与之相龃龉，李准想要再次站在时代潮流前沿，为人民，为国家指引前进道路的意图自然也就落空了。此外，《大河奔流》的失败不仅源于李准在政治上“走错了路”，还源于他在艺术处理上的倒退。在《不能走那条路》中，宋老定最终放弃买地，并不是因为获得了对张栓的阶级认同，而是因为偷听到儿子东山作为党员对自己的体谅，看到张栓父亲孤零零的坟墓，这些场面激起了他的恻隐之心，从而使他实现了转变。而在《大河奔流》中，李麦从党的化身秦云飞、宋敏那里接过“斗争”这把钥匙后，就一贯正确，领导人民在旧社会和新社会進行毫不留情的阶级斗争。1963年，李准在将《两匹瘦马》改编为电影剧本《龙马精神》时，就因加进了小说原本没有的阶级斗争而深感痛苦。此时，李准反而有意强化了阶级斗争，执意保留了“金谷酒家”等情节，让李麦显得既“神”又“凶”，比之泼辣质朴的李双双，让人难以亲近。影片也丧失了李准一贯的幽默风趣，这些都不能不进一步招致观众的厌弃。

《大河奔流》的失败不仅冲击了李准再次为国家指引前进道路的信心，还引发了他对自己十七年创作的整体反思乃至否定。像1977年，编选短篇小说集《李双双小传》时，李准还为读者推荐《耕云记》《两匹瘦马》《李双双小传》等篇目，将“写新的英雄人物力求丰满一些，生动一些，真实一些”28视作自己克服“写中间人物多的毛病后”的创作成绩。到1979年，李准在《文艺报》和文化部文艺研究院电影研究室召开的“文艺社会功能五人谈”上，就将自己十七年的创作视作“运动文学”，并予以整体否定：“我写了十几个电影，现在重新复映的只有三、四个，还是凑凑合合拿出来的。人没死，作品已经死了，或者上半年写的，下半年就死了。”29这无疑和《大河奔流》的失败直接相关，他在座谈中坦言：“《大河奔流》写得不及格。”1981年，再次编选小说集时，李准就把自己的创作使命定位为写“中间人物”宋老定“勤劳，俭朴，对土地的热爱和具有人道主义的阶级同情心”与“自私、狭隘和背负封建因袭意识”。30而这样的人物重心转移不仅暗含着李准对《大河奔流》失败的反思，也预示着他此后创作方向的转变。

三  转变与遗忘

1978年7月，李准开始创作《黄河东流去》，历时一年，小说上部完成，并在是年9月出版。在“开头的话”中，李准自陈：“小说不是为逝去的岁月唱挽歌，她是想在时代的天平上，重新估量一下我们这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生命力量。”31《大河奔流》的失败使李准一直抱有“惭愧”之情，也冲击了他为人民，为国家指引前进道路的信心，但并没有削弱他作为小说家的雄心壮志。在《黄河东流去》中，他开始了新的探索，并坚信自己这次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但上部完成后，李准又产生了新的犹疑，他没有一鼓作气，完成下部，而是放慢了探索的脚步，这既有外在因素使然，也源于他对人民、对生活的重新掂量。

《黄河东流去》下部迟至1984年春才告完成，李准这样解释下部何以拖了五年之久：“一是中间我写了几部电影;二是因为身体不好，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我仍在思考。当我开掘到中国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品质、智慧和创造力这个主题时，我发现这个矿井不单是储藏有煤，它还有金、银、铜、铁、锡，甚至还有铀。因此，我把创作的进程放慢了。”32至此，李准对人民的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不仅发现了人民身上更为复杂的面相，而且在“光辉灿烂的品质”旁边，发现了他们“因袭的沉重包袱”。李准认为，这些包袱——“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并非他在上部探索写“真实的人”时，表现出的“缺点和传统习惯的烙印”那么简单，而是中国数千年来不断重演的“浩劫”的根源，“是我们这个国家长期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33李准何以会发生这样大的变化呢？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从1979到1984年，李准共创作了五部剧本，六篇小说。其中，最耗心血、也最为成功的即《高山下的花环》。《高山下的花环》改编自李存葆的同名小说，较之小说，电影的重大改编是删去了赵蒙生自我批判这条线索，削弱了作品批判现实与突破禁区的色彩，着重突出了梁三喜等位卑者的欢悦、炽热与悲壮之情。341984年，影片上映，大获成功，不仅得到了来自中央高层的肯定，还获得观众、专家和放映方的一致推崇。35截至1986年2月底，《高山下的花环》上映16个月，放映276055次，观影人数达2亿2487万。36相比《大河奔流》，藉此荣获第五届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的李准终于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而有意思的是，对影片正面人物梁三喜，李准极力想要挖掘他“农民意识”和“落后、坏的一面”，37所指的正是他在《黄河东流去》后记中所说的“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而他说，“靳开来应该有点赖劲，应该有点狡猾，有时还使点坏。你（指何伟）现在还憨了点，正了一点。这种人是绝顶聪明的。”38更让人不由想到他在《黄河东流去》中着力表现的“侉”：“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诘，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39在改编《高山下的花环》时，李准显然是想要加进自己对人民的重新理解，将本无瑕疵的梁三喜“世俗化”，让憨直的“牢骚大王”靳开来染上“侉”味。

在创作《黄河东流去》下部时，李准秉持的正是这样的思路。对正面人物李麦，李准要恢复她的人味，写她婚外恋爱，“破‘三从四德”，40只是因为夫人的反对，这一情节才未正式写进小说。对四圈、王跑这两个本是被阶级敌人愚弄、利用的反面人物，李准则努力写出他们的光彩，把赎回小响的义举从李麦手中转交给四圈，正直老农海老清的捉鱼绝技也被赋予了王跑。李准不只改写了正反面人物，还对整个叙事模式做出了重大调整。李麦不仅不再是那个一贯正确，斗争到底的英雄，她在下部的作用也仅仅停留在将海长松、春义、海老清等家庭串联起来，引回家乡。而小说到“还乡”也就结束了，《大河奔流》下集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整个地删去，扶沟县海港大队让李准激动的“国家的缩影”“前进的道路”自然也随之隐去。《黄河东流去》下部着重突出的是春义与凤英、海老清与爱爱之间不同道德观念、生活方式的矛盾，李准要籍此反映出“我们民族精神美的最高境界”之外的另一面：“中国农民在旧时代小生产的生产方式和宗法性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产生的思想局限。”“这方面的反映，不仅仅是揭示农民思想的局限，还有对浩劫的产生作更深广的思考。”41这样的思索俨然使李准接续了反思文学的思潮，而将他1980年代初创作的《飘来的生命》《芒果》《王结实》划入伤痕文学也并无不可。如此说，自然不是要对李准贴标签，而是想指出，经由省思而转变的他，也在努力而且可以融入“新時期”频繁更替的文学思潮。而他将“十七年”文学视作运动文学予以整体否定，也致使他对新一轮的赶思潮持有保留态度。当他终于可以以小说家的自信面对“新时期”时，又将遭遇来自更新一代的挑战。

1985年12月17日，第二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李准凭《黄河东流去》荣登首位。在颁奖会上，李准激动而又不无得意地认为，比起同辈作家，他“只是觉悟得比较快、步子迈得大一点而已。”42比起反复修改前作如王林43，坚持续写三部曲如杨沫44等人，李准此言可谓不虚。而茅奖头名的桂冠似也充分认可了他的觉悟与进步，但这却并没能阻断他被评论者和文学史遗忘的步伐。时隔十年，就有论者认为，《黄河东流去》获奖说得过去，但也只是“矬子堆里选高个”，整个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是“以教喻为目的，以认识为手段的创作”，而作家“更像社会素材、社会动向的记述者和追寻者，而不像探索人类灵魂和人生命运的创作者”。45在文学史的书写中，1985年在1980年代无疑占据着重要位置，这是“寻根文学”“现代派”正式兴起的一年，也是文学回归自身，强调主体性的一年。在更大的转型面前，李准终究还是没能跨过时代“断裂”的鸿沟。本文回顾李准的复出之路，并非意在拔高《黄河东流去》的文学史地位，而是想要指出，从《大河奔流》起，李准的复出是一个不断探索，动态前行的过程，虽然最终没能逃过被取代的命运，但也不宜以简单的“以新代旧”的叙事一笔带过。而从李准复出的视角，抑或能帮助我们观看“新时期”的承续转换与新旧分化。

注释：

①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页。

②刘心武的《钟鼓楼》、张洁的《沉重的翅膀》与《黄河东流去》同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两作的命运并未因二人为“新时期”成名的作家就与《黄河东流去》有何差异，除获奖时配有几篇评论外，就鲜被后来者提及，在文学史中也几无位置。

③雷桂华：《常香玉传》，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304页。

④⑥河南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河南省大事记 1949.3-1990.12》，文心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第217页。

⑤⑧⑨董冰：《老家旧事 李准夫人自述》，学林出版社2005年版，第209页，第213页，第214页。

⑦翟國胜：《黄泛区的足迹》，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319—320页。

⑩李澈：《温暖的记忆（节选）》，《作文周刊》，2015年第33期。

11李准：《农村中的新变化和新人物》，载《李准谈创作》，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91页。

12姜忠亚：《活力的奥秘——李准创作生涯启示录》，中原农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

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810页。

14《刘建勋纪念文集》编委会编：《刘建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页。

151973年，文化部特设“文艺创作小组”，组员有于会泳、浩亮、刘庆棠、谢铁骊、李德伦，主抓电影创作。1974年3月8日，北影厂党核心小组改组，谢铁骊接替军代表狄福才出任组长。

16付晓红：《两步跨生平：谢铁骊口述实录》，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年版，第127页。

1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44页。

18翟建农：《红色往事：1966—1976年的中国电影》，台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406页。

19摘录自署名“一群电影观众”1978年7月5日致张瑞芳的信，转引自《岁月有情——张瑞芳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397页。

20谢铁骊、陈怀皑：《<大河奔流>导演的几点体会》，载《大河奔流：从剧本到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458页。

21艺军：《<大河奔流>的成就与不足》，《电影新作》1979年第2期。

22秦裕权：《要真实地反映生活——谈谈<大河奔流的某些得失>》，载《大河奔流：从剧本到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508页。

23秦裕权：《要恢复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从<大河奔流>的某些得失谈起》，《电影艺术》1979年第3期。

24程光炜：《新时期文学的“起源性”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3期。

25李准：《<大河奔流>创作札记》，载《大河奔流：从剧本到影片》，中国电影出版社1980年版，第447页。

26李准：《我怎样写<不能走那条路>》，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李准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页。

27转引自《李准小传》，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李准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页。

28李准：《<李双双小传>后记》，载《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李准专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29辛准、梁信、白桦、叶楠、张天民：《“文艺的社会功能”五人谈》，《文艺报》1980年第1期。

30李准：《李准小说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31李准：《黄河东流去》（上），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2页。

323339李准：《黄河东流去》（下），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775页，第778页，第781页。

34谢晋：《给观众以灵魂的震撼（关于影片<高山下的花环>的一次谈话）》，《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1985年第1期。

35参见王铁：《电影文化实现最佳社会效益的重要中介——对我国电影放映发行工作的初步调查》，载《中国电影年鉴 1986》，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页。

36参见饶学谦：《1984年获奖影片上映情况统计表》，载《中国电影年鉴 1986》，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页。

3738武珍年：《征尘杂酒痕：<高山下的花环>拍片笔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第42页。

4041孙荪、余非：《李准新论》，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第28页。

42王洪应编：《李准作品选》（下），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50页。

43关于王林如何修改《腹地》可参见杨联芬：《“红色经典”为什么不能练成——以王林<腹地>为个案的研究》，《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2期。

44关于杨沫如何续写青春三部曲可参见刘欣玥：《杨沫的“病”——续作问题与“十七年作家”的晚年心态》，《文艺争鸣》2019年第4期。

45林为进：《历史的限制与现实的选择——重评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2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