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李浴洋

一  更看重“五四”的水到渠成

李浴洋：陈老师，刚过去的2019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不断与五四对话”是贯穿您学术生涯的一条主线。2005年，您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出版;2018年，您又有《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一书问世。在您关于“五四”的个人著作中，这是影响最大的两部。二书的构架、体例皆有不同，甚至语言风格、修辞策略也存在差异。如果说前者是一部尝试为“五四”研究打开更深更广的学术空间的“专家之书”，而努力把某种現实关怀“压在纸背”的话;那么后者则把学问背后的情怀和盘托出，甚至追求直接介入当下的思想论争。关于二书的具体贡献，学界已有不少讨论。我关心的是，您间隔十余年的这两次集中表达的“五四”言说，在选择核心角度与主要方式时，是否各有考量？而两者的区别，又是否意味着您在不同时期论述“五四”的立场与目标也有调整与发展？

陈平原：2019年4月，在美国哈佛大学主办的“五四@100：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应邀做主旨演说，题为《从“触摸历史”到“思想操练”——我看五四以及五四研究》，其中谈及“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样众说纷纭的话题，确实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作为研究者，你可以往高处看，往大处看，也可以往细处看，往深处看。在2005年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我采取的是后一种策略——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也就是该书“导言”所说的：“作为方法的‘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讨论的对象，包括有形的游行、杂志、大学、诗文集，也包括无形的思想、文体、经典、文学场。入口处小，开掘必须深，否则意义不大;不是所有琐琐碎碎的描述，都能指向成功的历史重建。”①

至于后者，带有论战性质，单看书名《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就明白写作立场。中国人说“传统”，往往指的是遥远的过去，比如辛亥革命以前的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其实，晚清以降的中国文化、思想、学术，早就构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可以这么说，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以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也是一个伟大的传统。某种意义上，对于后一个传统的接纳、反思、批评、拓展，更是当务之急，因其更切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之血肉相连，更有可能影响其安身立命。

李浴洋：过去一百年间的“五四”言说史恐怕是远大于“五四”研究史的。这是“五四”的独特魅力使然，但也对“五四”研究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您曾谈到您面对“五四”时有“三种身份”，即“教授、学者、知识人”。那么，您是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的？您的“五四”言说与“五四”研究在相互成就的同时，是否也内含了某种必须直面的张力与限度？

陈平原：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主要基于学者立场;撰《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则更多知识人立场。至于在北大课堂上讲述五四事件、五四人物以及五四文献，乃至带研究生编写《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1999;2009;【增订版】2019），明显是教授立场。三者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那就是我多年前谈到的：“就像法国人不断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对话、跟1968年的‘五月风暴对话，中国人也需要不断地跟‘五四等‘关键时刻对话。这个过程，可以训练思想，积聚力量，培养历史感，以更加开阔的视野，来面对日益纷纭复杂的世界。”其中的承传、差异以及裂缝，除了受时势及政治的影响，也与文体及拟想读者有关，这点请参照我的《为何不断与五四对话》②。

李浴洋：在《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与《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以外，您还有一部2015年出版的《“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也是研究“五四”的著作。该书是您“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论述“新文化”在“晚清”与“五四”时期兴起与展开的专题文集，体现了您治学的一大旨趣，也就是“淡化‘事件的戏剧性，凸显‘进程的漫长与曲折”。不过从受众乃至学界的普遍接受情况来说，好像还是戏剧性的研究更容易收获掌声。这点在“五四”研究中尤为突出。您也曾自陈，类似自己这样始终合观“晚清”与“五四”，强调“进程”的重要性的只是“个别学者”。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以“进程”而非“事件”来论述“五四”得失的？

陈平原：北大出版社推出的《“新文化”的崛起与流播》，选择从“报刊”及“出版”的角度，谈论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这本来是很有生长点的论述立场，可惜当初纯粹是为了纪念现代史上最重要的杂志《新青年》（1915—1926年）创刊一百周年，杂凑诸文而成，成书过于匆促。虽从未撰写过报刊史方面的专门著作，但我长期关注报刊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及文化的深刻影响，这一学术趣味，在相关著作中不时表露。日后时机成熟，我再重新增补、修订。此书目前状态不理想，没能真正体现我的写作意图及学术立场。

相对说来，政治史更为关注突发事件，也更具戏剧性;而我所着力的文化史、教育史、文学史、学术史等，全都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放大视野，从长计议，更看重的是水到渠成。

二  从晚清画报中理解“低调启蒙”

李浴洋：说到您的“晚清”研究，必须提到2018年出版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特别是“低调启蒙”概念的提出，使得该书超越了文化史与艺术史的范畴，而兼具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品格。我感觉，您关于“低调启蒙”的论述更多围绕晚清画报的“媒介特征、读者定位，以及作者的能力及趣味”展开，对其与“近代中国”的思想演进和社会变革的互动关系着墨不多。不知能否请您就“低调启蒙”再做一些阐发？比如“低调启蒙”与“高调启蒙”的辨证，以及在整个晚清的启蒙“进程”中，画报除了作为叙事媒介，是否还有能动的思想功能，等等。

陈平原：关于“高调启蒙”与“低调启蒙”的辩证，是我谈论晚清政治、思想及文化的重要支点，也是我现实关怀的某种投射。先说现实关怀，我越来越敬佩那些既胸怀大志又脚踏实地、有一分光发一分热的人物，而不欣赏为取悦领导或民众而故意高调入云者——不管其立场是左还是右。我当然明白，要想成为某种思潮的“代表”，就必须把话说到顶点，不留任何余地，那样才有效果，才会被记忆，说不定还进入史册。

反省此前研究晚清，喜欢选择激烈的言论，而忽视相对平和、理性的声音，同样是受此表达策略的蛊惑。多年前，我曾撰《激烈的好处与坏处——也谈刘师培的失节》③，去年又有《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④，都涉及这个问题。读晚清及五四时期的论战文章，凡平正通达的（比如杜亚泉），都不如慷慨决绝的（比如陈独秀）受欢迎。既然追求社会影响而不是文章自身的逻辑严密，那么，论述时就不能四平八稳，最好能出奇制胜。因此，写作时更多考虑“策略性”，而不是“分寸感”。如此剑走偏锋，当初很有效果，只是随着时代变迁，其负面效应逐渐显示出来。

今人在复原舆论环境以及建构历史时，必须兼及激烈与平和、感性与理性、高调与低调。暂时不谈哪个更合理或更有价值，就说这种论述策略的选择，其实与作者的生存环境、社会地位、性格特征、传播媒介乃至文体息息相关。若不考虑身处东京还是北京，发言者是封疆大吏还是平头百姓，撰写的是奏章还是杂感，发表在政论杂志还是娱乐小报，那样缺失语境的“言论比较”是没有意义的。

谈论革命与改良，那是政治史的立场;关注上层与下层，那是社会史的视角;我辨析晚清及五四的启蒙思潮，因牵涉媒介特征、读者定位、文体选择以及作者趣味，故有高调与低调之分。所谓“低调启蒙”，也会兼及政治立场，但更侧重教育与文化，关心社会与日常，对那些相对浅俗、平实与低调的人与事，投入更多同情的目光。

李浴洋：您的晚清画报研究始于1990年代中期。那时您在本行文学研究之外，还从事现代学术史与教育史的研究。日后，关注现代文学的学者兼及学术史与教育史的越来越多，但同时致力画报（或者广义的“图像”）研究的却仍是少数。印象中您似乎没有專门谈过自己涉足画报研究的缘起，而对于您历时二十余年完成这一庞大研究计划究竟是基于何种判断与抱负，我也很想了解。

陈平原：说是写了二十年，中间其实还穿插好些别的著作。而且，最早的《从科普读物到科学小说——以“飞车”为中心的考察》（1996），属于无心插柳，那是应香港中文大学卜立德教授邀请，去参加近代中国翻译史的会议。直到2000年撰写《晚清人眼中的西学东渐——<点石斋画报>研究》，我才逐渐明确工作方向及宗旨。至于为何涉足画报研究，我在2008年香港版“前言”中谈及，确信通过整理、描述、阐发在晚清这一特定时空中，传统中国的“左图右史”怎样与西学东渐之“图像叙事”结盟，进而汇入以“启蒙”为标识的现代化进程，可以探讨商业与政治、文人与大众、图像与文字、知识与审美、新闻学与历史感、高调论述与低调启蒙等一系列重要话题。这似乎比我熟悉的晚清小说研究更为复杂，也更具挑战性。

但说实在话，一开始以为做这么个课题，三五年足矣。没想到从资料搜集到理论设计，都必须亲力亲为，难度很大，花那么多时间，出乎我意料之外。最后总算完成了，自己比较满意，学界及大众评价也很好，这就可以了。

李浴洋：翻看您的各部著作的前言后记，可知您的绝大多数研究课题都曾转化为课程给学生讲授过。唯独晚清画报研究，尽管您一直在做，却从来没有在任教的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开过课。我有些好奇，这是为什么？

陈平原：之所以不在北大或港中大开设晚清画报研究专题课，那是替学生着想。这样的课好讲，学生也会感兴趣，有样学样，他们多少能出论文，还可壮老师声威，何乐而不为？若是新闻专业或文化研究的学生，我会鼓励他们跟上来;但目前我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专业博士生，若被我的课程吸引，全力以赴投入晚清或现当代的画报研究，论文可能做得很不错，但就业会有问题。

大学招聘教师，名额往往分配到各专业，录取时会考虑你能不能胜任相关课程讲授。若到社科院或大众传媒求职，没这个问题;可我这些年指导的博士生绝大多数都想在高校工作。偶尔做做讲座，让他们知道有这么一种研究思路及路径，这样就行了;万一将来有兴趣，我再告诉你这里面的沟沟坎坎。画报研究有趣，但资料琐碎，很容易旁枝逸出，不适合作为文学专业研究生的训练课程。

三  文学教育，关键是培养体贴与同情

李浴洋：文学教育也是您近年用心较多的领域。2016年出版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增订本）》。与新版《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一样，也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大书”。在该书问世的当年，我曾对您做过访谈。⑤而最近重读此书，我发现您的一处重要调整。在2011年的初版中，您以《重建“文学史”》一文作为全书代序，提出从“学术史视野”考察“文学史”这一“知识体系”与“著述形式”的发展脉络与经验教训。但到了增订本中，您不仅删去了该文，还在书名上增加了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也就是说，同样谈论“文学史”的沿革与得失，您的重心已经从“学术史”转向“教育史”。能否请您介绍一下，为何会有这样的调整？

陈平原：其实没那么复杂，取消《重建“文学史”》，是因此文已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一书的增订版。一开始我没注意，将其作为初版本《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的“代序”，2016年北大出版社刊行增订版时，为避重复而删去。至于加上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是为了让论述的主旨更为明确。在思想史、学术史以及教育史的夹缝中思考问题，是我在北大出版社刊行的“学术史三书”的共同特点，只是分别指向学人境界、学科文化以及述学文体。当然，特别标出“文学教育”，也蕴涵着与当下教育实践对话的意味。

李浴洋：关于文学教育，您不仅有专业著作，更屡次直接面向公众发言。后者中的部分文章结集为您2016年出版的《六说文学教育》一书。在该书首篇《校园里的诗性——以北京大学为中心》里，您开宗明义地谈到了自己关切当下文学教育的旨趣：“挑战现有的大学理念，纠正中文系的培养目标，努力完善中国的‘文学教育。”而在您2019年新出的文集《依旧相信》中，也重申了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失望远大于希望的时代”，您“依旧相信文学教育的意义”。那么，您认为现在距离您要“挑战”“纠正”与“完善”的目标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在与时代的较量中，文学教育的意义究竟何在？

陈平原：必须不断强调文学教育的意义，可见其在今日中国处于劣势，隐含着某种危机。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时，我发表《“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一文中有这么一段：“学文学的，容易情绪化，要不特自卑，要不把自己的专业设想得特伟大。某种意义上，现代化的进程，也就是日渐专业化。以前有一句话，‘一物不知，儒者之耻;晚清以降，谁也不敢这么说了。因为，同是读书人，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彼此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这一大趋势，使中国语言文学的教育，呈现两个方向：一方面，它越来越成为众多学科中的一个，范围及功能大大缩小;但另一方面，它又掉转过来，逐渐变成一种‘修养或‘趣味——就好像画布上的‘底色，虽不显眼，但不可或缺。”⑥

这回新冠疫情严重，面对《解放日版》记者关于文学与科普何者为重的提问，我的回答是：“面对重大灾难，科普读物与文学作品，二者都需要，只是有轻重缓急之分。我同意第一时间是科普，让大众了解疫情的来龙去脉，方不至于听见风就是雨，任凭各种谣言摆布。这个工作很重要，政府及媒体都会迅速跟上，很快就全覆盖，无死角。至于更为专业的，比如从物种进化的角度观察人与病毒的关系、讨论各种瘟疫的产生及社会影响，或者中外抗疫的历史，那要看个人兴趣，可读可不读。至于文学的疗救功能，不在救急，也不在知识，关键是培养体贴与同情——对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于他人的高尚充满敬意。所谓人性善，是需要呵护与养育的;具体到每个人，经历（或体验）苦难，因而获得精神上的成长，是人生极为重要的一课。在这个意义上，一个应急，主要指向知识与理智;一个长线，更多诉诸道德与情感，二者最好携手同行。”⑦

四  回顾“老大学”，是学问也是心情

李浴洋：您的影响力已经溢出了专业领域。而公众知名度的积累，在很大程度上与您的大学研究直接相关。可以说，从1996年您与夏晓虹老师编选《北大旧事》（1998年问世）开始，到2016年您的“大学五书”出齐为止，在二十年间您几乎不间断地关注大学问题，并且著述不辍。在“老大学”与“新问题”之间相互发现，是您的大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您的大学论述虽有“冷眼”，可更具“温情”。甚至越到后来，您的研究也越来越多地呈现出了对于这一传统的呵护意味。请问是这样吗？

陈平原：“老大学”与“新大学”的对话，确实是一种互相对峙、互相发现、互相确认的过程。前者的辉煌已经永远过去，后者的困境却依旧迫在眉睫。这个时候的“回顾”，是历史，也是现实;是学问，也是心情。

“老大学”历经时间淘洗，能被记忆且存留下来的，多为美好的一面;“新大学”仍在路上，不如意事常八九。谈论这个话题，须兼及你所说的“冷眼”与“温情”，并非将二者完全切割，而是拒绝随意穿越。否则，很容易得出不着边际、耸人听闻的结论。在我看来，民国大学是一个需要认真体贴的研究对象，你可以保有较多的温情与想象，但不能将其作为拍打新时期中国大学的“砖头”。否则，两边都会夸张变形，效果不好。我谈“老大学”，严守史家立场;至于评论当下中国大学，则取介入的姿态。

李浴洋：您的《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是一部以西南联大为主体的专书。联大的故事其实不好讲述，因为如果传递不出这一“奇迹”的传奇色彩，则容易“失神”;而倘若将其“神化”，则又会“失真”。面对这样的“华章”与“丰碑”，不仅需要历史感，也离不开文学性。那么在您写作此书时，是怎样拿捏分寸的？

陈平原：我不主张将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全都讲成了风月无边的“西南联大传说”。谈论抗战中的中国大学，着眼于政治史、思想史、教育史，会有不同的论述策略。在如此艰难的状态下，大学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不坠青云之志，令后人无比钦佩。但过分强调政治正确，或刻意渲染师生浪漫，都会失真，不可取。明知是“丰碑”，也得以史家的眼光认真对待。

除了你提及的专著，我曾协助《光明日报》做“抗战中的中国大学”专题，力图用最简短的语言，描述我心目中大学内迁的意义——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抗战必胜的坚强信念。具体说来，战时中国大学的内迁有如下特点：第一，不是个人逃难，而是集体行动，且一路上弦歌不辍;第二，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所谓“战时如平时”，更多着眼于战后的建国大业，保证了战时培养大学生的质量;第三，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沉潜把玩，出有思想的学问，有情怀的大学者——这一点人文学科尤其明显;第四，广大师生因大学西迁而见识中国的辽阔与贫困，于流徙中读书，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精神境界得以提升;第五，大后方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代表某种文化自信与道德优势，召唤无数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穿越重重封锁线前来求学;第六，除了具体的学术成果，大学内迁为西南西北播下良好的学术种子，此举对于中国教育平衡发展意义重大。⑧

至于你说的文学性，除了众所周知的小说、诗歌、散文以及回忆录、口述史等，我特别关注教授日记以及旧体诗的写作。前者见琐碎的日常生活，后者更是既确认其文化身份，让作者得以思接千古;又可以借助韵语，表达某些幽微的思绪以及不合时宜的感觉，指向的是个人修养、历史意识与文化情怀。这些“有情”且“鲜活”的史料，讓我们得以了解他们在战火中的遭遇与思考、困惑与怨怼，以及压在著述背后的心情。这方面的论文，除已经收入专著的《岂止诗句记飘蓬——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⑨，还有未入集的《会思想的芦苇，竟如此坚强——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艰难选择》⑩。

李浴洋：2016年以后，您关于大学历史与大学人物的研究还在继续，但对于当下大学问题的评论明显减少了。这是您有意为之吗？

陈平原：我谈当下的中国大学，有几个基本判断：第一，转型期的中国大学，既混乱不堪，又生气淋漓;第二，作为“知识共同体”的大学，应该有自我清洁的能力，不能将所有责任及失误都推给政府;第三，作为人文学者，批评中国大学现状的同时，也得反省自己的责任与立场;第四，教育的难处在于牵涉千家万户，且有很强的延续性，无法立竿见影，一个错误的决策，即使当局明白过来了，也无法马上纠正，很可能得花十年二十年才能回归正轨，因此，要有“说了等于白说，白说也要说”的志向。11

中国大学问题，该说的以及能说的，我大都已经说了，再说就显得重复。关于中国大学，近几年没写新文章，公众号或朋友圈转发的，都是以前的作品。不是不关心，而是重心略为转移。不只发发议论，还希望做點调查研究，提出某些解决方案。得益于中央文史馆及国务院参事室的通道，我上交了若干改善中国大学办学环境的议案，有的切实解决了，有的功败垂成，有的则仅供参考。

五  述学文体与人文学的命运

李浴洋：此次访谈，主要围绕您近年有多部著作问世的“五四”研究、晚清画报研究、文学教育研究与大学研究四个领域。当然，您的工作不限于此。比如即将出版的《想象都市》与《记忆北京》，就收录了您在都市研究方面的成果;而同样不久便会问世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则更是您极具特色的一部学术史著作。您在文体方面的自觉一直令我印象深刻，这既包括您对于自家“述学文体”的锤炼与经营，也包括您非常有意识地根据议题、受众与期待效果的差异而选择不同的文体进行表达的习惯。您是首位对于现代学人的“述学文体”做出系统研究的学者，大概也是在钱穆之后最为强调表述之于学术本身的重要意义的学者了。对此，能否请您具体谈一下，您的学术史研究在完成了思想（《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与制度（《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的部分之后，为何会特别推出文体维度？

陈平原：因疫情紧张，新书印制略有耽搁，至今尚未面世，不过谢谢你的预告。虽然此前也偶尔涉及，但真正将城市作为一个学术话题，投入一定的精力，是从2001年秋天在北大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才开始的。那篇根据这门课的“开场白”整理而成的《“五方杂处”说北京》，反响很不错;而2003年10月与王德威合作，在北大召开“北京：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算是拉开了架势，好像真要大干一场的样子。遗憾的是，因兴趣广泛，加上能力有限，这一“系列国际学术研讨会”，只做了四次（北京、西安、开封、香港），便难以为继了。也正因此，原计划撰写现代文人与都市记忆的系列论文，也就显得有头无尾。至于想借助“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来揭示“中国文学史有待彰显的另一面相”，那就更是遥遥无期了。这回三联书店推出的《想象都市》《记忆北京》二书，并非体系严密的专著，而是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徘徊于学界与民间，长枪短棒一起上。

相对而言，北大版《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更能体现我的学术风格。从二十多年前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1998），到十年前的《作为学科的文学史》（2011），再到今天的《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终于完成了我的“学术史三书”，自己感觉还不错。谈论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与传统中国的文体学、目录学以及西方的修辞学等有关系，但又不全然是。我最关心的，其实是在中外新旧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

我曾谈及，现代性既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一种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一种表述方式。而我理解的“表述”，包括日常生活中的表述，文学家的表述，还有学者的表述——后者最容易被忽视，在我看来却最值得关注。这里所说的基本定型且意蕴宏深的述学文体，包括学科边界的确立、教科书的编纂、论文与专著的分野、标点符号的意义、演说与文章之关系，还有如何引经据典等。我更看好自己从演说角度切入，讨论近现代中国文章的变革——此举上挂下联，纵横驰骋，自认为颇具创见。但原本设想的章节还有《教科书、专著与劄记——著作成何体统》《杂志、学报与副刊——学问怎样发表》《标点、段落与文气——文章如何呈现》，为此我还做了许多理论及资料准备，最终没能完成，有点可惜，好在目前中国学界的状态，能将此类题目经营得风生水起的大有人在。

李浴洋：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这些年的公开发言，除去大学问题，谈得最多的便是人文学的当代命运了。尤其是《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一文，可谓您的立场与追求的集中表达。一百年前的今天，中国进入了“后五四”时期。那既是一个人文学充满活力的时代，也是人文学遭遇危机的年代。那么，您是如何看待人文学在当下的可能性呢？

陈平原：从1993年的《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到2000年《数码时代的人文研究》、2006年的《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2007年的《当代中国人文学之“内外兼修”》、 2012年的《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再到2016年的《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同一个话题重复论述，感觉不太有出息。好在经由多年不断的问难与探路，虽没解决多少实际问题，但心境日趋澄明。在最后一篇文章中，有这么一段：“我们必须明白，曾经无比辉煌的人文学，而今在学术舞台上日渐萎缩，那不是毫无道理的。这顺之则昌、逆之则亡的‘天下大势，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喜欢也行，不喜欢也行，都必须认真面对、仔细辨析。只埋怨自家领导昏庸无能，不理解这潮流背后的深刻原因，那是不行的。这不仅仅是人事纠纷，还得将制度设计、历史演变、现实刺激，还有可操作性等考虑在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样，才不至于只是生闷气，或者‘说了等于白说。一句话，人文学者必须调整自家心态及论述策略。”至于如何像文章标题所表明的那样，学会“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可以参见初刊2016年4月15日《文汇报·文汇学人》的拙文。12

注释：

①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导言。

②陈平原：《为何不断与五四对话》，《文艺争鸣》2018年第9期。

③陈平原：《激烈的好处与坏处——也谈刘师培的失节》，《东方文化》1999年2期。

④陈平原：《危机时刻的阅读、思考与表述——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二十一世纪》2019年4月号。

⑤陈平原、李浴洋：《文学教育：在“学术研究”与“人文养育”之间——专访陈平原教授》，《北京青年报》2016年8月8日。

⑥陈平原：《“中文教育”之百年沧桑》，《文史知识》2010年10期。

⑦吴越：《对话陈平原：文学的疗救功能，究竟体现在哪》，《解放日报》2020年3月6日。

⑧参见陈平原：《战时中国大学的风采与气象》，《光明日报》2015年8月25日。

⑨陈平原：《岂止诗句记飘蓬——抗战中西南联大教授的旧体诗作》，《北京大学学报》2014年6期。

⑩陈平原：《会思想的芦苇，竟如此坚强——抗战初期北大教授的艰难选择》，《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11参见陈平原：《现代中国大学的六个关键时刻》，《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期。

12陈平原：《理直气壮且恰如其分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文汇报·文汇学人》2016年4月15日。

（作者单位：陈平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李浴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周珉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