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英

我喜欢观察普通人的生活，喜欢从他们的喜怒哀乐中体验他们的心境，想象他们的生活状态。这几年，印象最深的，是他们脸上那感恩、幸福、满足的笑容。

去年冬天，我见到了居住在养老中心，一辈子打光棍的五保户袁亮，他是定安營村人，不识字，傻愣愣的，胖乎乎的，71岁了，十分精神。他穿着厚厚的棉袄，敞着怀，我建议他扣好扣子，他笑嘻嘻地说：“都是发的新衣服，一点也不冷。”说起日常生活，他有些激动，嗓门非常大：“我咋能想到，打烂头也想不到，现在住着这么亮堂堂的新房，每天有饭吃，菜里有肉——挺大块儿的肉，有病住院还不花钱。你说，我咋能想到，老了能享这福。国家还每月给钱，花不了。昨天领导还问我有啥困难，我能有啥，这么好了，还要啥？真的，不是共产党，我现在还不知在哪讨吃呢。”说着他抹起了眼泪，然后又笑。那一刻，我才知道，袁亮其实不傻。

我的菊文哥也是定安营村的，这几年，他买了种地的新机器，换了三轮车或者换了磨豆腐的磨子，都要和我说说。这不，昨天他又乐呵呵给我打电话：呵呵，公家补贴一部分，我也盖起了三间大正房，搬进来了，你啥时候来看看，住几天。村里环境也大变样了。

前年我去东水头村帮忙扶贫，认识了王大娘。坐了一会儿，王大娘问我：“你看大娘，够多大？”

我看着她的样子，想起刚进门看她喂鸡、喂羊、扫院子、晒玉米的精神劲儿，认真猜测道：“六十多点儿。”

她喜盈盈笑着，花儿似的，拍着我的胳膊嗔怪道：“都七十二了。不像吧？”

“啊？大娘，真的？”我又打量她一番，真不信。

她真诚地和我探讨说：“你说为啥？生活好呀！有吃有穿，国家还给零花钱，孩子们光景也好，不用操心，咱心宽。”

接着她又说：“你说，这社会好的，种地都是机器，省人呀。领导还要每家每户，挨门询问，管到了每个人。你有啥困难，帮你一块儿想办法，不让你挨饿受穷，都要领着你奔小康，不奔还不行了。”

我笑着频频点头。真心地幸福着她的幸福。

大娘送我出门，在街上碰到一个中年男人，说起扶贫，他说：“我这条命，就是共产党给的，11年了，股骨头坏死，国家给花十几万做了手术。看看，现在走路多利索。如果不是合作医疗，我自己？哪有那钱，思谋着后半辈就半死不活地躺着哇，谁想到，领导寻上门询问帮助，送我去医院治病。这不，明年春我就能种地了。”他高兴着，走几步给我看，还有点瘸，但他自信满满。大娘说，他叫牛喜。

假期中，我和润梅去城边散步，呼吸新鲜空气，不知不觉就走到一处整齐的移民新村，来到蔬菜大棚前，见我俩往里看，几个女人便友好地和我们聊起来。她们说都是从北面长城乡的小山村移民来的，当初还有些不情愿，可国家给盖了大棚，盖了房子，享受了好些优惠政策，现在每年有好几万收入，真是做对了。她们的笑容像身后绿油油的蔬菜一样鲜亮，真是好看！

我俩一路羡慕一路谈论，过去人们常常向往天堂，说那是幸福的殿堂。可没人去过天堂，也没人从天堂回来，所以，天堂到底什么样？谁也说不清楚。最近几年，我们却常听身边人——特别是那些年岁较大的老人们，他们常常满足幸福地感叹：咱们现在生活在天堂啦！

我们新建路明德学校有民政局的十几个孤儿，每天上下学，他们都有专门的“妈妈”接送，他们大的招呼小的，小的紧跟大的，干净整洁，纯真活泼，喜气洋洋；他们住着楼房，每天有四菜一汤，还有水果，国家要这样一直供他们上完大学。老师们就常常说，孩子们，这样的条件，你们没有理由不好好学习呀；也常常由衷地感叹：我们的国家真好！我们没有理由不爱国呀！每当这时，我总能从老师们脸上看到他们无比真诚、欣慰、感恩和幸福的微笑。

整天和老爸一块儿晒太阳的几个八九十岁的老头儿总是说，哎呀，不想死，还想多活几年，过过这好光景，看看这好社会！

这几年，我观察着，接触着，感受着这些普通人发自内心的、真挚的笑容，我知道，这是我们党洒下的阳光雨露，是社会捧出的温暖大爱。所以，我也常常露出和他们一样的笑容，像他们一样，一次次发出最真诚最简单的感叹：这社会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