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陆

摘要：李煜词以南唐亡国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词反映他笙歌曼舞、花酒绮艳的宫廷生活;经历亡国之后，他将家国变故之感寄于词中，借词抒写亡国之恨，并上升至对人生悲剧的叩问，提升了传统诗词的审美境界，进入了哲学的、纯美的层面。

关键词：李煜 亡国之音 人生本相 悲剧性 审美境界

清人沈谦说：“李后主拙于治国，在词中犹不失为南面王。”（《填词杂说》）作为一国之君，李煜是失败的;但是失败的政治人生造就了他在词史上“南面王”的地位。

词是继诗之后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文学体制，词乐相配合，句式长短不一，体式比格律诗更为自由。五代时，后蜀和南唐成为词体兴盛的两个中心。后蜀词人以温庭筠、韦庄为代表，其作品由赵崇祚编撰为《花间词》;南唐词人主要有冯延巳和李璟、李煜父子。早期的文人词，多叙写闺阁相思、男女情事，题材狭窄，风格清艳绮靡。陈世修为冯延巳《阳春集》作序曰：

公以金陵盛时，内外无事，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遗兴也。

娱宾遣兴，是冯延巳在南唐小朝廷作词的主要目的。至李煜，才将家国变故之感寄于词中，借词抒写亡国之恨，并由亡国之恨上升至对人生悲剧性的叩问。

李煜的词，以南唐亡国为界，明显地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词是他在宫廷中笙歌曼舞、花酒绮艳的贵族生活的反映，是富贵人的富贵语。场景多是画堂、宫廷、禁苑、春殿、深院，物色多是落红、绿窗、金炉、熏笼、酒筵、笙箫、绣床、银屏、秋干、花鸟、云雨、风月。内容或写歌舞酒宴之盛：“酒恶时拈花蕊嗅，别殿遥闻箫鼓奏”（《浣溪沙》），这里歌舞还没结束，又赶赴另一场盛宴。欢乐宴会过后，则感到空虚寂寞，如《谢新恩》上片：“庭空客散人归后，画堂半掩珠帘。林风淅淅夜厌厌。小楼新月，回首自纤纤。”或写男女相聚之欢，如上引与小周后约会的两首《菩萨蛮》。或写男女相思之苦，“彻晓纱窗下，待来君不知”（《谢新恩》）;“斜托香腮春笋嫩，为谁和泪倚阑干”（《捣练子》），主人公多托为闺妇美人。多抒写伤春怨秋的闲情，“留连光景惜朱颜”（《阮郎归》），“乍过清明，早觉伤春暮”（《蝶恋花》），“別来春半，触目愁肠断”（《清平乐》）。即使写梦，也只是相思之梦：“何处相思苦，纱窗醉梦中”（《谢新恩》）;“暂时相见，如梦懒思量。”（《谢新恩》）

经历了家国沦亡的骤变后，李煜的词风发生了深刻的质变。在亡国之前，李煜的词与诗表现内容是界限分明的，诗歌抒写个人的现实遭际和情怀，词则不外乎叙写美人醇酒、歌舞狭邪之类的宫廷生活，绮罗香泽，绸缪宛转，而缺少个人的生活和性情，因为这个时候他写的词只是佐酒增欢之具，是供歌儿舞女歌唱的。经历了亡国之后，在仓皇辞庙时，他震惊于“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顿然失守沦丧，于是把词当作抒写亡国之痛的载体，词在他手里转变成为一种真正的抒情文学，抒写他个人独特的生命情怀。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伶工之词”多是一种代言体，以多愁善感的女性口吻咿呀低唱，格调软媚婉艳。李煜前期的词还多是“伶工之词”，亡国之后的词，才真正变为眼界大、感慨深的“士大夫之词”。在痛定思痛之后，他由亡国之悲上升到对人生意义的拷问。王国维批《词辨》时曾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李煜词中对人生悲剧性的彻悟，就是因为经历了“百凶”之后的猛醒。王国维《人间词话》借用尼釆的话称誉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又把李后主与宋徽宗比较，“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推崇备至，几乎无可复加。

但宋徽宗同样遭遇了亡国之厄，为什么他“不过自道身世之戚”，李后主就能“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呢？这可能要归因于李煜的佛教信仰。

金陵自六朝以来就是佛教圣地，杜牧《江南春》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虽不免夸张，但也可见晚唐时南京香火之盛。南唐李昇、李璟、李煜三代都信奉佛教。李煜天赋慧性，好生戒杀，宽仁静退，本身性格与佛教教义就多有契合。加之他在外敌侵凌、皇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长大，叔父、兄长在斗争中相继谢世，父皇李璟46岁在忧愤中死去。即位后，幼子仲宣、昭惠周后、圣尊太后先后陨殂，他看到了太多的人间苦难，亲历了生、老、病、死、別离、怨憎等佛教所谓的种种“苦谛”，寻求遁入空门，却又无法摆脱尘世的羁绊。这种人生的矛盾和焦虑，在他早期的诗词中就已有所表现。李煜体弱多病，病痛迫使他去追问：“前缘竟何似，谁与问空王？”（《病中感怀》）“空王”，就是释迦牟尼佛。只有佛教的空門可以让他暂时忘却肉体的病痛和一切烦恼：“赖问空门知气味，不然烦恼万途侵。”他躲避现实中的权力斗争，不愿为虚名在尘世中奔走辛劳，病躯有所好转，拟将皈依佛门，学“无生”之理。《病起题山舍壁》后两联云：“暂约彭涓安朽质，终期宗远问无生。谁能役役尘中累，贪合鱼龙构强名。”幼子仲宣夭折，李煜极度悲伤，抢天呼地，“空王应念我，穷子正迷家”（《悼诗》）。李煜的性格是比较柔弱的，遭到接二连三的厄运打击后，他就像一只迷途的羔羊在旷野上踽踽独行，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个时候，唯一可以给他心灵安慰的，就是佛教的空无观念。

李清照《词论》谓李煜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实际上，李煜词感慨之深沉、思想之深刻，是“亡国之音哀以思”所解释不了的。如果说温庭筠等的词还是以音乐娱乐性为主，以文学抒情性为辅的话，那么，李煜的词则是真正的抒情文学，将自己的悲愁忧思真实感慨，甚至大彻大悟都倾诉于词中，词是李煜精神世界的敞开。当然，温庭筠、韦庄等词人也不乏抒情的词作，但是他们的抒情，往往局限于抒写个人一己的穷通得失，李煜是“以人类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王国维：《苕华词又序》）的真正大诗人。“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一旦化为乌有，尊贵帝王顿然成了阶下囚虏，巨大的人生落差，迫使他质疑眼前的一切，并从质疑眼前的一切，上升到对人生的叩问。李煜后期词的句式多用问句，如“几曾识干戈”（《破阵子》）;“多少恨，昨夜梦魂中”，“多少泪，断脸复横颐”（《忆江南》）;“人生愁恨何能免？……高楼谁与上”（《子夜歌》）;“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乌夜啼》）;“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浪淘沙》）。最著名的叩问则是《虞美人》的“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由九五之尊到阶下囚虏的身世剧变，使他怀疑眼前的一切，叩问这到底是为什么。他守不住江山，也掌控不了人间世，更参不透人生悲剧的宿命。人生没有定数，人世不堪回首，人间没有着落，一切繁华喜乐到头来都成了空，化为无，生命没有意义，只有无穷无尽的沉重的哀愁和烦恼裹挟着人，一刻不曾离开。试看他的词：

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

（《堞恋花》）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乌夜啼》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鸟夜啼》）

人生愁恨何能免？销魂独我情何限！

（《子夜歌》）

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浪淘沙》）

人生不满百，刚作千年画。（刚：偏偏。佚句）

李煜词对人生无意义、对生命悲剧性本质的体悟，是他的佛教空无观和巨大的身世之变相综合作用的结果，就像当年的迦毗罗卫国王子，阅尽世间烦恼后，在菩提树下静修悟道，获得解脱。所以王国维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王国维受康德、叔本华影响，早年在诗词中也反复叩问人生，揭示生命的悲剧性本质，如：

我身即我敌，外物非所虞。人生免襁褓，役物固有佘。（《偶成二首》其一）

人生过处惟存悔，知识增时只益疑。

（《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

人生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终古众生无度日，世尊只合老尘嚣。（《平生》）

这些诗句的人生意识都浸透着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内涵，参透了生命的本质，揭示了人生悲剧性的本相。潘知常先生借用雅斯贝斯的“边缘处境”来解释李煜亡国后的词作，颇有启发意义：

所谓“边缘处境”是指人面对死亡、苦难、斗争、罪过等处境。就像一堵墙，我们必然要撞到它，并必然要失败。在边缘状态中，现实的全部可疑性会突然闪现出来，在那里，任何固定的东西、不容置疑的绝对、支撑每个经验和每个思维的支柱，都消失了。在那里，我们的理想彻底崩溃.它使人震撼，并发现自己被置于绝对孤独的处境之中。人只有在边缘状态中，才能认识自己，返归本源，真正成为人自身。（冯契：《哲学大辞典》）

李煜在理性崩溃之后，终于发现了“人间没个安排处”，现实的一切都虚幻无凭，都像梦一样。面对给他巨大痛苦、无法忍受的现实，他的思绪躲避到梦中，安顿在醉乡里。李煜词多写梦境，前期词的梦境，稀松平常，不过写男女相思之苦，是诗词中的常境。后期的梦境，如两首《望江梅》是家国之梦，梦中的江南“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望江南》），但美梦一醒，则恨海无边。“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浪淘沙》），一旦回到现实，无限江山，別时容易见时难，一切都化为虚无了。李煜进而产生了人生如梦的虚幻感：“故国梦重归，觉来双泪垂。……往事已成空，还如一梦中”（《子夜歌》）。“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乌夜啼》）乃至临终悟出“万古到头归一死，醉乡葬地有高原”的人生无常、生命无意义的悲剧性本质。

往中国传统诗词里去看，正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所言：“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別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古代诗歌多言志抒情。其志其情，一般都是在具体境遇中的真切感触，往往还囿于现实功利和伦理关系之中，很少能超脱具体的生活事件而上升为对人生本质、生命意义的超越性探寻，进入一种哲学的、纯美的层面。在汉末乱世中，一些诗人发出“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的感慨，标志着国人生命意识的觉醒，但很快就被淹没在“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的氛围中，甚至以诗歌写宫廷和脂粉。初盛唐诗人的理想是“画图麒鱗阁，入朝明光宫”（高适：《塞下曲》），不畏惧死亡，也不太思考生命的意义。至李煜词，“人生”才成了问题，“人间”才受到质疑。李煜和王国维的一些诗词在审美境界上对传统诗词作了进一步的提升，进入了哲学的、纯美的层面。这就是王国维能成为李煜千载知音的原因。

尼釆《查拉斯图拉如是说》第二卷《诵读与写作》说：“一切写作之物，我只喜爱作者用自己的心血写成的。”后面尼采接着说：“用你的心血写作罢：你将知道心血便是精神。”最高贵的文学，是作家的泣血之呕，是源于作家灵魂深处的叫喊。王国维认为李煜是称得上“血书”的词人，并拿宋徽宗来陪衬。宋徽宗赵佶被金人掳去，身死敌国。他们二人的命运非常相似：九五之尊，享尽人间繁华;国亡身灭，受尽常人无法体验的屈辱;又具有超凡的知力，观物弥深，感慨弥深。他们是帝王中的失败者，但他们又是帝王中屈指可数的艺术家。你见过比瘦金体更为筋骨毕露、华丽而感伤的字体吗？那可是中国文化高度发达时代的皇帝的字体。李煜和宋徽宗遭遇之“百凶”，是芸芸众生所无法体会的，因此他们词中的感慨比常人要深刻得多。但是二人的境界又是有差异的。宋徽宗亡国以后在北地的词，只有两首，广为传唱的就是王国维提到的《燕山亭》。宋徽宗在《燕山亭》里吟道：“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凄婉可怜，但还只是一己的“身世之戚”，不过他的身世遭际比普通人更为悲惨，感慨也更为沉痛而已。而李煜则不同，李煜透过切身遭际的世变，对人生的悲剧有了更为深刻的体味;或者说，他将自己的不幸升华了，揭示出人类的普遍性悲剧，将被浮华遮掩的宇宙人生的悲劇本质敞亮出来。他对“人间”悲剧性本质的审视和叩问，已经超越了一己之悲，直透生命的本源。所以王国维说：“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宋徽宗的词会引起读者的同情;李煜词，读后则让人猛然警醒，将人从浑浑噩噩的世俗享乐和贪念中解救出来。李煜词直面人生的悲哀，对于生命悲剧本质的揭示，与宋徽宗仅道一己之悲戚，在境界层次上显然是有高低大小之异的。这是李煜词的魅力之所在。

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里说：

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

李煜后期词中所写，就是“人类之感情”;其著作，就是“人类全体之喉舌”。而徽宗尚不足以当此。近人张伯驹《丛碧词话》说：

后主与道君词，都是由亡国换来。李唐、赵宋江山，今日何在？唯其词真能使征马踟蹰，寒鸟不飞，千载而后，读者犹哽咽怜叹，虽亡国终是值得！

剑盦《李煜的词》也曾说：“无疑的，他的不幸而亡国，正是他的幸运，使他成为中国第一流的词人。”这个评论，实在不敢苟同。李煜和宋徽宗二人情况不同，不可一概而论。李煜生活在一切不可为的时代，南唐气运已尽，天下大势久分必合，南唐之亡，他不必承担大的责任。宋徽宗则不同，他玩物丧志，受到蔡京、童贯的愚弄，把好好的一个江山给玩完了。《宋史·徽宗本纪》批评他“特恃其私智小慧，用心一偏，疏斥正士，狎近奸谀”。又警戒说：“自古人君，玩物而丧志，纵欲而败度，鲜不亡者。徽宗甚焉！”中国古人强调立德、立功、立言，三者本有先后高下之分。如果帝王耽溺于一己之娱乐而导致国势不竞，家国沦丧，那既是国家不幸，更是人民遭殃！

搁笔之际，感慨万千，聊赋四绝以殿其末：

初心不愿作君王，天教柔肩续晚唐。

千里江南鱼米地，换来词帝在文场。

百凶成就一词人，万劫经过始至真。

弘冀享年如得久，从嘉弱质是庸臣。

不妒不争善保身，此生缃帙愿为邻。

金陵城外铁骑疾，万轴牙签烧作薪。

药发牵机体不伸，端王百载又蒙尘。

莫非玩物真丧志，天道循环有果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