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茜，丁以标，王勇，姚玉萍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严重威胁女性健康。我国平均每年约有2.9万女性死于宫颈癌[1]。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感染是宫颈癌发病的主要因素。多项研究证实，HPV DNA可在95%～100%宫颈鳞癌及75%～95%宫颈上皮内瘤样变（CIN）中检测出。在HPV感染前接种疫苗，是预防其感染最有效的手段[2]。

女性“两癌”（宫颈癌、乳腺癌）筛查是历年上海市的重大公共卫生项目之一，主要由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发动宣传，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实施操作。因此，作为直接与居民接触的社区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是参与HPV疫苗推广的主要倡导者，在影响公众对HPV的认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研究通过对相关人群的问卷调查，了解社区工作人员和基层医务人员对HPV和疫苗相关知识的认知水平、接种意愿及影响HPV疫苗推广的因素等内容，为决策者提供基础信息，以期促进HPV疫苗的推广和宫颈癌的一级预防。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2017年9—11月对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所辖2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含卫生站点、村卫生室）和31个村、居民委员会进行调查，以全体医务人员（包含医疗康复部、社区服务部、预防保健部、护理部等）和村、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包含主任书记、副书记、副主任及各分管委员）为研究对象。

1.2 方法 以填写调查问卷的形式对研究对象进行调查。问卷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对HPV及HPV疫苗认知、对HPV疫苗接种意愿等。本研究采用已有的、基于流行病学专家的建议并已用于相关调查的问卷，调查表经过有关专家测评，认为具有良好的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该调查表在以往的调查中，经过预调查测得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1，重测信度为0.81，问卷的稳定性和内部一致性较好[3]。

1.3 质量控制 对所有调查员进行统一培训，正式调查之前进行预调查，保证正式调查顺利进行；采用自填式问卷的方式，由被调查对象独立完成问卷，调查人员对完成的问卷进行初步审核，及时回收问卷，检查问卷填写有无缺项、漏项及逻辑错误；所有数据采用数据库软件编制的程序进行录入和管理。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定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定性资料用例数（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HPV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因素。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调查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社区工作人员248名，剔除缺项和逻辑填写错误的问卷，最终回收问卷241份，问卷有效率97.18%；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务人员190名，问卷回收190份，问卷有效率100%。社区工作人员年龄21～67岁，平均（42.11±9.33） 岁；医务人员年龄20～53岁，平均（35.57±7.22）岁。2组人员在年龄、文化程度、性行为史、HPV及其疫苗知晓情况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性别、直系及三代以内旁系亲属癌症史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 社区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基本情况 [例（%）]

2.2 HPV的认知情况 在知晓HPV的132名社区工作人员和186名医务人员中，分别有81.81%和85.79%的人员知晓HPV的传播途径，HPV感染的高危因素回答正确率为31.06%和39.47%，2组人员对其认知情况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HPV感染特征、感染人群、与宫颈癌的关系、筛查手段、预防措施和低危型HPV引起的病变等基本知识等方面，医务人员认知情况比社区工作人员好，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2.3 HPV疫苗的接种意愿 所调查的社区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愿意自己或配偶接种者分别占90.04%和74.21%，愿意让女儿接种者分别占52.28%和81.58%，在该两项及不愿意女儿接种的原因上2组人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2 社区工作人员HPV基本知识认知情况 [例（%）]

表3 社区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对HPV疫苗的态度[例（%）]

2.4 HPV疫苗可接受的来源、价格和地点选择 社区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在HPV疫苗可接受的来源、付费途径、价格、选择种类及接种地点的选择上，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2.5 接种意愿的影响因素 通过相关文献查询及应用单因素分析对自变量进行筛选，将年龄、1个以上性伴、直系及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中有癌症患者、HPV知晓状况纳入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HPV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直系及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中有癌症史是社区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HPV疫苗接种意愿的影响因素（OR=4.006，95%CI：2.071～7.747，P=0.000）。见表5。

表4 HPV可接受的来源、价格和地点选择 [例（%）]

表5 接种意愿影响因素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众多研究表明，HPV及疫苗的公众认知度低会对宫颈癌的一级预防产生一定影响[4]，即影响HPV疫苗的推广。与居民直接接触的基层社区工作人员是参与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能不同程度地影响公众对事物的认知；同样，医务人员是医学知识的直接传播者，其对HPV及疫苗的认知和态度，可影响自身及社区人群对上市疫苗的接种意愿[5]。一项对上海市社区妇女对HPV及疫苗的认知调查表明，医院的健康教育和医护人员的推荐，是影响人群HPV疫苗接种意愿的重要因素[6]。国外2012—2015年开展的各项调查均表明，医务人员的推荐对人群HPV疫苗的接种率有较大的促进作用[7-10]。因此，作为直接与大众接触的基层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其HPV认知情况和对疫苗接种的态度是影响疫苗推广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结果表明，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对HPV及疫苗的知晓率为54.77%和43.15%；医务人员对HPV及疫苗的知晓率较高，均达到97.89%，这可能与医务人员自身相关知识水平较高及近年来卫生部门对HPV的宣传力度增大有关；但对于HPV基本知识的认知，基层医务人员的掌握情况并不理想。社区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对于HPV传播途径和HPV感染高危因素的认知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两类人群对于HPV的预防措施和感染高危因素的知识掌握率均较低，表明研究对象缺乏HPV预防类知识。随着我国宫颈癌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的逐年上升以及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11-12]，实现HPV预防保健类知识的普及非常必要，因此，对于直接和居民接触的社区工作人员和基层医务人员来说，自身需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储备，才能正确进行宣教和推广宫颈癌防治工作。

所调查的社区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中，愿意自己或配偶接种者分别占90.04%和74.21%，愿意让女儿接种者占52.28%和81.58%，这两项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说明社区工作人员更愿意自己或配偶接种疫苗，而让女儿接种的意愿比医务人员低。究其原因，社区工作人员较高的自身接种意愿，可能与近年我国对宫颈癌及HPV疫苗推广宣传的重视有关，而让女儿接种的意愿较低，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其他小儿接种疫苗，HPV疫苗在我国的推行时间不长，且受近年来不良疫苗事件的影响，对疫苗的安全性有所顾虑；而对于医务人员而言，他们较了解我国基础疫苗接种程序，以及对HPV疫苗适宜人群谱的考量，医务人员更希望女儿能在青少年时期完成该疫苗接种，因此本研究中医务人员让女儿接种疫苗的意愿较社区工作人员高。不愿意女儿接种的理由中，疫苗安全性和功效性最受关注。目前临床及全球HPV疫苗上市的研究评价表明，预防性HPV疫苗有效且安全[13-14]。因此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需要采集更多疫苗接种后流行病调查资料以及临床实验数据来评价其远期安全性，消除公众的担忧和顾虑。

研究还发现，大部分社区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都倾向接受由政府或医疗机构提供的疫苗，并由国家负担部分或全部费用，社区工作人员更倾向于疫苗由政府提供，对高价格疫苗的接受度比医务人员低，更愿意用较少的费用得到较多的效益，说明在疫苗的采购上如果由政府介入，适当将价格控制在大众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更有利于疫苗的推广。研究表明，健康观是影响个人疫苗接受意愿的重要因素之一，年龄、疾病危险因素及亲友癌症史等都是自身健康观的影响因素[15]。本研究通过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直系及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中有癌症史的人员更愿意接种HPV疫苗，而其他因素不是接种意愿的影响因素。因此，对于HPV及HPV疫苗的宣传不应仅限于有相关危险因素的人群，也应对各种生活背景的人群开展针对性的宣传。

综上所述，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对于HPV的预防措施和感染高危因素等知识需要加强，只有他们熟悉和掌握相关知识，才能在向公众推广时获得信任和认可。对于HPV疫苗的宣传应将重点放在安全性和功效性上[16-17]，消除大众对疫苗的顾虑；健康教育方面，应根据人群的健康观状况采取针对性的宣传；在疫苗的采购上建议由政府介入，适当将价格控制在大众可接受的范围内，可使推广更加顺利。由于样本量及人群选择的局限性，本次调查主要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高桥镇基层医务人员和社区工作人员中开展，可能存在一定选择偏倚，且高桥镇位于浦东北端属城乡结合部，相关调查结果与浦东其他街镇可能存在差异，仍需大样本、多中心调查予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