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亮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 科社部，江西 南昌 330108)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思路：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基本理论阐述

(一)问题缘起

当前，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日益增多。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正在步入一个不同于以往社会的高风险社会。正如贝克指出，“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程度。”(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同时，随着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临外部输入性的风险挑战越来越大，如恐怖主义、金融性风险、意识形态渗透等。从国内环境来看，我国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和攻坚期，涉及一些更加敏感、更加重大的一些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挑战。习近平同志指出，“前进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越是前景光明，越是要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全面认识和有力应对一些重大风险挑战。”(2)《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新华社，2018年4月17日。同时，随着网络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一个小问题、一件小事情经过网络发酵，会不断放大，使茶杯里的风暴骤变为现实社会的龙卷风。这种效应会加速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爆发。正如有研究指出，“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3)王德华：《中华民族决不能因互联网跌倒在复兴的门槛上》，国际在线，2016年4月20日。

近些年来，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重大风险事件，如法国黄背心运动、智利骚乱、长生疫苗事件、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等。这些事件引起了我国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对此，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的开班式讲话中提到了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外部环境、党的建设等领域的重大风险，并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中国政府网，2019年1月21日。那么，作为重要领域之一的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究竟是指什么风险，包括哪些基本类型，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会带来哪些社会影响，其生成机理是怎样的，各种因素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如何来防范和化解，等等。显然，如何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展开理性的分析显得尤为迫切和需要，这也可以为现实中的重大风险治理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二)文献回顾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来看，目前学术界围绕所有领域的重大风险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领域风险的研究较多。然而，围绕社会领域重大风险问题展开深入研究的学术成果还不多。

其一，关于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概念界定。目前研究者对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三种视角：宏观视角的界定，认为社会领域重大风险是指可能造成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风险。既包括可能造成公共安全突发事件的潜在危险因素，也包括风险演变为突发事件之后对突发事件的处置。(5)李雪峰：《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若干思考》，《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4期中观视角的界定，认为社会领域重大风险是指由于自然灾害、经济因素、技术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的原因而可能引发社会失序或社会动荡。(6)吴忠民：《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风险与社会安全运行》，《科学社会主义》2004年第5期。微观视角的界定，认为社会领域重大风险是指由社会不稳定因素和人的不稳定因素引起的，影响范围广、波及人数多、损失较为严重的，削弱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风险。(7)吴世坤、郭春甫：《社会重大风险起源、界定与防范化解》，《社会治理》2019年第5期。

其二，关于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类型及特征。从类型来看，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依据风险触发的源头来划分，如分为民政、社会组织、信访、民族宗教和社会心理等领域的重大风险，也有的分为自然灾害或安全事故等突发事件、投资消费领域纠纷、违法犯罪问题、各类不确定因素等引发的重大风险。(8)赵庆远：《需要重点防范化解的社会领域重大风险》，《宁波日报》2019年4月18日，第8版。二是根据风险的危害和后果来划分，如有研究者分为被剥夺型风险、弱幸福型风险、弱安全型风险等类型(9)吴世坤、郭春甫：《社会重大风险起源、界定与防范化解》，《社会治理》2019年第5期。，也有研究分为损害人民生命与健康、损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损害人居环境和严重冲击经济社会运行的重大风险等。(10)李雪峰：《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若干思考》，《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4期从特征来看，有三种概括：一是从风险来源、涉及领域和地域、防控难易程度等来分析特征，认为社会领域重大风险具有“风险源头多、风险点分散”“重点地域风险相对集中，有些区域风险持续酝酿发酵”“治理任务相当艰巨”等特征。(11)宗艳霞：《提升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二是从程度上把它归纳为“总量大、发生频率高、造成损失重、复杂性强、意外性增高、新风险新隐患增多、难防控”等特征。三是从社会效应角度将其概括为“合并效应”、“联动效应”及“放大效应”等特征。(12)吴世坤、郭春甫：《社会重大风险起源、界定与防范化解》，《社会治理》2019年第5期。

其三，关于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形成原因与治理对策。从文献梳理来看，研究者围绕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形成原因及治理对策主要涉及以下五个层面：一是“思维方法说”，这类研究认为思维方法是治理重大风险的先决条件，思维方法不科学就难以实现有效治理，并指出要立足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基础上来把握重大风险的演化规律。二是“责任说”，这种观点认为党员干部的政治责任落实到不到位是导致重大风险产生的重要主观因素。对此，要求领导干部提高政治站位，履行好政治责任，增强风险防范意识。三是“制度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风险防控机制的缺失是导致社会领域重大风险产生的根本性原因。为此，研究者主要围绕习近平同志提出的“风险研判机制、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防控协同机制、风险防控责任机制”来探讨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防范化解。四是“能力说”，这种观点认为，党员干部风险处置能力的不足是导致重大风险产生的重要因素。在其看来，重大风险的治理关键在人，要通过提高风险辨识能力、公共资源统筹、舆论引导能力、政策策略谋划能力、法治运用能力、现代科技运用能力、应急管理能力等来增强驾驭风险的本领。五是“结构说”。有研究者从阶层结构、利益结构、地域结构、人口结构老龄化和社会心理结构探讨了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形成原因，并探讨相应的治理对策。(13)参见彭劲松：《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不断前进》，《红旗文稿》，2019年第3期；李雪峰：《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若干思考》，《行政管理改革》2019年第4期；冯聪：《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社会风险》，《社会科学研究》2019年第11期；闪淳昌：《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防范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劳动保护》2019年第4期；曹晗蓉：《有效化解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着力点》，《安徽日报》2019年2月26日，第6版。

综上所述，目前研究者围绕社会领域重大风险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也要看到，围绕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研究的空间。其一，理论系统性有待加强。一方面，大多研究缺乏鲜明的理论视角来阐释重大风险问题，从而使得相关研究的逻辑体系不健全。另一方面，无论是宏观层面的重大风险，还是各个领域的重大风险，学术界围绕政策性的探讨居多，而深层次的理论剖析相对较少。其二，整体性研究亟待加强。现有的研究大多侧重于危机阶段，对整体的全过程关注不够。实际上，重大风险是一个连续统，涉及“重大风险因素-重大风险-重大危机”的全过程。

(三)研究思路

基于文献回顾与述评的基础之上，主要结合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和我国的社会实际，从结构功能的视角来剖析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生成机理，并试图从社会控制理论视角来提出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治理对策。

首先，立足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宏观背景，深入剖析我国社会结构(14)社会结构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占有一定资源、机会的社会成员的组成方式及其关系格局。参见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的变化与失衡。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快速发展(生产力方面)引起了社会结构(作为生产关系的重要构成)的变化，然而社会结构自身出现了一些局部性的失衡，这种失衡又反作用于生产力，又会阻碍我国的经济发展。那么，社会结构的失衡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这是分析生成机理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其次，基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失衡，进一步分析这种变化和失衡所引起的功能调整与失调问题。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带来了社会功能的深刻调整，而在调整过程中，部分功能可能无法适应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出现整合功能弱化、导向功能偏离、交流功能匮乏和继承发展功能缺位等，从而无法有效地规避或中断中低度的社会领域风险，就会使其进一步演化程度严重的重大风险。

再次，针对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生成机理，试图从社会控制的视角来探讨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治理对策。具体而言，就是从刚性的约束机制和柔性的引导机制两个层面来探讨：一是刚性的约束机制，主要是从法律政策的角度来探讨如何治理社会领域重大风险；二是柔性的约束机制，主要是从价值观、社会心理和网络舆论引导等角度来探讨如何治理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二、结构失衡与功能失调：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生成机理阐释

恩格斯曾指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达到说明。”(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页。这告诉我们，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生成绝非一朝一夕之故，除经济根源之外，必然有着深刻的社会结构和功能根源。

(一)结构局部失衡是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生成的结构性根源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趋势和特点。一方面，这种结构性的变化是我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所取得的重要进步，具有积极的社会影响。另一方面，结构性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结构性的失衡，潜藏着重大风险的因素。当这种结构性的失衡在外部条件(国际因素和技术因素)的激化下，就会产生一定的张力和矛盾，容易发生重大风险(图2所示)。为了便于理解和分析，综合学术界研究者的学术观点，在此着重从社会基础结构、社会经济活动结构、社会关系结构和社会规范结构等方面来探讨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生成机理。(16)参见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9页；陈光金：《当前我国若干重大社会结构变化与结构性矛盾》，《新华文摘》，2008年第8期。

1.社会基础结构的失衡

社会基础结构是一个国家社会结构最基本的组成要素，具体包括人口结构、家庭结构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人口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失衡问题逐步显现，留下了重大安全的隐患。

在人口结构方面，主要是人口老龄化和青年人口等问题潜伏着重大风险的因素。一方面，人口老龄化的风险系数增大。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8.1%，存在老龄化的趋势，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2.6%。(17)国家统计局：《2019年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发展主要预期目标较好实现》，国家统计局网站，2020年1月17日。这种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带来了老年抚养比上升、巨大财政压力等风险。据学者测算，2019年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金当期结余总额为1062.9亿元，从2023年开始下降，2028年将首次出现负数-1181.3亿元，2050年将坠落到-11.28万亿元。(18)郑秉文等：《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网站。同时，还衍生出了其他次生性风险，现如今老年人群体成为非法集资、网络传销等各类骗局的目标人群。另一方面，青年人口增长比例虽然在下降，但总规模十分庞大，且以青年大学生和青年农民工问题尤为突出。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人数在逐步增长，2018年为820万人，2019年将达到843万人。(19)《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834万人》，新华网，2018年11月29日。另一数据显示，2018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836万人，40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2.1%，约为1.5亿人，其中1980年级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量的50.4%。(20)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检测调查报告》，国家统计局网站,2019年4月19日。在“阿拉伯之春”前，中东地区青年失业率平均维持在20%—25%，埃及18—29岁的失业率25%。这些失业青年构成了“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先锋。(21)Campante F R，Chor D. Why was the Arab world poised for revolution? Schooling，economic opportunities，and the Arab spring.in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2012，26(2)：167-187.可见，青年的就业问题关系重大，如若解决不好就会使青年陷于失业的恐慌，容易引发多种负面效应。一旦有外力促使，这些夹缝中的青年们，就会瞬间迸发出不可遏制的愤怒力量，从而增加社会稳定的变数。

在家庭结构方面，主要是家庭纠纷和冲突向社会延伸的风险增大。一方面，家庭结构日益核心化，核心家庭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家庭结构模式，而扩大家庭和主干家庭不断减少，使得幼儿抚养和老人赡养的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在家庭内部无法有效解决，就可能会出现家庭矛盾社会化的趋势，即通过造成外部影响来解决家庭问题，如因家庭矛盾而报复社会的现象。另一方面，单身、丁克家庭和离婚家庭日益增多，风险因素不断累积。近年来，我国的离婚率不断攀升，且农村的离婚率高于城市的离婚率。数据显示，2018年我国依法办理离婚手续的有446.1万对，离婚率为3.2%。(22)《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这种高离婚率会衍生出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2.社会经济活动结构的失衡

社会经济活动结构在社会结构中居于重要的位置，决定着社会成员的利益获得方式和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就业结构和分配结构最关键，它们合理与否关系着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范围得到了拓展，较为单一的就业方式转向多元的就业方式，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利益分配体系激发了人们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热情。但同时，也潜伏着各种风险因素。

其一，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经济体制的转轨，相应地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必须加快调整步伐，这就使得就业结构调整面临更大不确定性，结构性失业风险将会明显增大。在这一过程中，那些劳动和资金密集、高能源消耗的粗放型产业必将被逐渐淘汰。这种产业结构的调整必将造成大量的下岗人员，这些人群的失业托底问题、再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问题等，就是重大的挑战。同时，部分缺乏技能性的劳动力将因不适应而被淘汰，这种新型的失业风险日益增大。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总量仅占就业人员总量的21.3%，其中高技能人才4791万人，仅占就业人员总数的6.2%，到2020年全国企业高技能人才缺口将达2200万人。(23)《高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突出 2020年缺口将达2200万人》，中国网财经，2018年2月27日。无疑，就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容易留下重大安全的隐患。

其二，分配结构失衡引发的风险增多。多元化的分配方式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的风险因素。一方面，容易造成贫富差距的拉大。当前，无论是基尼系数，还是城乡收入比，都表明我国在地区、行业、城乡和居民个体间还存在不小差距。基尼系数依然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城乡收入比上，2017年至2019年分别为2.71倍、2.69倍和2.64倍，在2.5倍以上。(24)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整理。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另一方面，城乡区域、行业和个体间贫富差距的拉大，会使处于社会不利位置的社会成员产生强烈的反差，产生相对剥夺感(25)相对剥夺感是指人们通过与参照群体的比较而产生的一种自身利益被其他群体剥夺的内心感受。参见郭星华：《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进而导致发生各种抗争的可能性随之增大。据一项关于“社会不公平感”的调查显示，排在前三位分别为“城乡之间的权利、待遇”“不同地区、行业之间的待遇”和“财富及收入分配”(详见表1)。(26)崔岩：《“90后”青年社会认知特征和社会评价分析》，《青年研究》2016年第4期。有研究发现，相对剥夺感与社会稳定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它是引发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心理因素。(27)参见郭星华：《城市居民相对剥夺感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易承志、刘彩云：《政治信任、相对剥夺感与群体性事件参与》，《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7年第4期。

表1 不同群体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单位：%)

数据来源：崔岩：《“90后”青年社会认知特征和社会评价分析》，《青年研究》2016年第4期。

3.社会关系结构的失衡

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称，具体包括个体间、群体间、组织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关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个过程中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

从阶层结构来看，处于社会中间位置的群体和阶层，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亚里士多德曾这样说，“中产阶级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为稳定。凡是平民政体中没有中产阶级，穷人为数特多，占了绝对的优势，内乱就很快会发生。”(28)[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06-207页。马克思则从反方向角度探讨中间阶层的作用，曾明确指出，“中间等级的瓦解、中等阶级的大多数落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造成了社会两极分化，这是导致资本主义的重大冲突，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9、261-263页。当前，我国阶层结构的失衡主要表现为：一方面，社会中间阶层比重还不大，尚未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的橄榄形阶层结构。据测算，2017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达到4亿人，比例为28.7%。(30)李金磊：《中国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 你是其中之一吗？》，中国新闻网，2019年1月9日。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当前代际流动继承性在增强，青年向上流通渠道就会变慢变窄，他们一旦达不到期望值，就会产生沮丧和悲观的情绪，容易导致越轨行为。另一方面，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冲突风险增大。(31)龚维斌：《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特点及风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第4期。调查显示，69.84%的人认为国家干部是收益最多的群体；67.9%的人认为社会群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其中认为干部与群众之间最容易出现矛盾的比例最高，占28.26%，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24.02%)。(32)李培林、陈光金、张翼等：《中国社会和谐稳定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63-65、325页。此外，社会上出现的“仇富”“仇官”等心态，从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社会阶层间的隔阂与排斥。

4.社会规范结构的失衡

社会规范是指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包括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等。当面临各种越轨行为的风险时，内生性的价值规范就会发挥作用，可以避免一些风险的发生。然而，如若价值规范发挥不了作用时，就需要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来调整人们的行为，以规避或中断风险。总体上看，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和价值规范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依然存在失衡的现象。

在法律规范结构上，主要存在三种情形：一是法律分布的不均衡。以2018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编收录的法律法规来看，行政法最多，共有90部，占33.6%；其次是经济法，共有67部，占25%；而社会法比重小，数量少于绝大部分部门法，共20部，仅占总量的7.5%。(33)法律出版社法规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编(2018年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此外，还有一些社会领域法的缺失，如社会组织法、社区矫正法、物业法等。二是有的法律法规不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无法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既解决不了的矛盾，又避免不了新的问题，容易留下安全的隐患。三是执法与立法的不匹配。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无疑，这种执法的现状既无法满足现有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也难以有效规范和控制社会领域出现的各种矛盾风险，如食品安全问题引发的重大风险。

在价值规范结构上，社会领域重大风险之所以凸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价值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出现了价值失范。改革开放以来，受市场经济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公众的价值观日趋多元、复杂，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负面因素，如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使得原有的一些价值观念受到了质疑，社会呈现出明显的功利性和普遍的焦虑。这容易造成思想观念的分歧与混乱，进而留下重大风险的隐患。例如，2019年发生的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不但导致了十余人的死亡，还造成了极其恶劣的政治和社会影响。这起事件既凸显在妨碍公共交通工具安全驾驶方面的法律缺失，也凸显了价值规范方面的问题，即公众过度关注自我膨胀的个体利益，甚至不惜牺牲公共利益，最后导致悲剧的产生。

(二)功能部分失调是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生成的功能性根源

在结构功能主义看来，社会的各组成部分以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会整体发挥着相应的功能，由此维持了社会稳定。伴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失衡，社会结构各个要素的功能发生了变化，有的功能通过调整适应新的形势，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有些功能适应不了结构性的新变化，出现了功能失调，从而造成社会隔阂加深、价值迷失、认同削弱等，在外部因素的激化下，极易演化为重大风险(详见图3)。基于社会学的理论，主要从社会结构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交流功能和继承发展功能(34)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5页。等来探讨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生成机理。

图3 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功能性根源

1.整合功能的弱化

社会整合功能的最大优势就在于能将无数分散的、有限的个体力量凝聚成强有力的合力，并将各种矛盾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从而维持秩序的稳定。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有些组织的整合功能不到位是造成我国社会领域重大风险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是政党组织的整合不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的建设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一些基层党组织弱化、虚化、边缘化问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有的基层党组织被宗族势力、村霸甚至黑恶势力所把持，这不但造成了村民的极度不满，也引发了大量的矛盾冲突，极大地扰乱了农村的正常社会秩序。数据显示，2019年全国审结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达5489件涉及2.9万人。(35)《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网，2019年3月9日。二是社会组织整合缺位。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治理也离不开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但由于相关法律的滞后、体制机制未理顺、组织内部结构不健全等问题，使得社会组织的“黏合剂”“稀释剂”和“缓冲剂”功能未能得以有效发挥。相反，有些非法社会组织甚至钻制度的漏洞，如传销组织假借慈善之名进行非法集资，甚至组织人员上访闹事，其中以善心汇事件最为典型。

泡沫塑料也是现代立体漆艺常用的造型材料。泡沫塑料质地轻，容易切削成型。成型之后可以留在作品内部，起支撑作用；也可以将其去除。这只需要在成型的胎骨上凿一个小孔，用针管注入松香水等稀释剂，即可使泡沫塑料溶解，随后让溶解成的液体从小孔流出，封上小孔即可。闽江学院美术学院学生陈健的作品《容·屿》（图5）便是用塑料泡沫制作胎骨。作品表现了海水惊涛拍岸的汹涌来势，以及岛屿处变不惊的从容气度。

2.导向功能的偏离

社会结构的导向功能可以通过有形和无形的手段来实现。就有形方面来说，如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经济利益等手段；就无形方面来说，如价值观、社会心理、舆论等手段。

从社会经济活动结构角度来看，多元化的收入分配政策重要的激励导向作用，有助于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但是，机会和起点的公平并不等于公正。“公平”的市场经济准则对于能力强、资本雄厚、家庭背景优越的社会成员有利。然而，长此以往，社会成员在财富分配方面的差距势必会越来越大，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均会深受影响。(36)吴忠民：《社会公正论》，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95页。这时，就需要通过法律法规、公共政策等进行调整，从而防止导向功能的偏离。十八大以来的脱贫攻坚、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提高和免除条款的出台，则是在政策制定上对分配结构导向功能的调整。此外，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正义”、再到“共享发展”转变，是从发展理念上对其导向功能的调整。

从社会规范结构角度来看，法律规范和价值规范的导向功能都发生了一些偏差，对重大风险事件的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就前者而言，社会领域的法律存在惩罚性不强，导致违法犯罪成本较低，极大地削弱了社会结构的导向功能。如2018年发生的长生疫苗事件就凸显了这一问题。就后者而言，公众的价值观如若引导不好，就会削弱主流价值的认同，容易导致社会的越轨行为。在持续多个月的香港暴乱事件中，香港青年是主要的参与者，这种与其价值认同迷失是分不开的。多项研究表明，香港青年在国家认同层面出现弱化现象。香港岭南大学的数据显示，被调查的香港青年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只有13%，而认为是“香港人”的比例高达42.9%。(37)陈章喜、林劼、杨晓群：《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研究》，《青年探索》2017年第3期。无疑，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无法通过价值观引导达成社会的共识，紊乱的价值观势必会导致社会的离心离德，会导致重大风险事件的产生。对此，马克思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3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0页。

3.交流功能的匮乏

有效的沟通交流可以减少各种矛盾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防止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产生。然而，由于现存各种类型的协商沟通机制还不健全，使得导致政府与公众、各阶层、各群体之间的沟通协调不够，影响了社会共识的形成。这样各个阶层和群体之间的猜忌与隔阂，极大地妨碍着社会信任的确立，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容易造成社会领域的重大风险。

从社会关系结构看，一方面，畅通的社会流动和规模较大的社会中间阶层有助于促进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交流沟通。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出自低阶层的人，职业流动和晋升的机会也增多，极大地减轻了不同阶层之间的摩擦与纠葛。”(39)秦言：《中国中产阶层——未来社会结构的主流》，中国计划出版社1999年版，第16页。就社会中间阶层本身而言，它就是联系社会上层和下层的中间通道，具有重要的交流功能，可以起到缓冲和调适矛盾的作用。另一方面，每个个体的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下，需要组织化的沟通交流方式。然而，现有的社会组织现状却难以满足这种交流的需要。最为关键的是，一些社会组织的功能不但未能得到发挥，甚至背道而驰。据报道，2018年全国共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案件9295起，行政处罚8665起。(40)《201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sj/tjgb/.无疑，当社会得不到正常有效的沟通交流，就会加速重大风险的爆发。其中以2015年黑龙江庆安火车站枪击事件最为典型，它演化成为全国甚至全球性影响重大风险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交流出了问题。当地政府未能及时公开信息，使得民众的知情权无从谈起，导致谣言满天飞，造成公众对政府的极大不信任，加上境外敌对势力利用一些宗教人士、不良律师和上访人士来煽动策划非法组织活动，从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4.继承发展功能的缺位

在绵延数千年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传统美德，如尊老爱幼、诚信待人、律人先律己等。然而，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些没有得以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导致对个体的约束力正逐步削弱，在不少的地方出现拒绝赡养老人、拒绝还钱的老赖等现象，甚至由此演化为重大风险事件的情况也是屡见不鲜。数据显示，我国年签订合同40多亿份，但履约率仅50%左右。我国每年因诚信缺失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6000亿元，其中因产品质量低劣造成的损失达2000亿元。(41)吴琼：《我国因诚信缺失一年损失超6000亿》，《新华日报》，2017年8月31日。

(三)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与社会领域重大风险之间的逻辑关系

综合来看，社会结构、社会功能与社会领域重大风险之间是紧密相关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首先，社会结构是社会整体的构成要素以及它们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社会结构一旦失衡了就意味着社会的平衡性和稳定性被打破了，本身就是一种重大风险。其次，社会结构的变化与失衡会造成社会功能的调整和失调，从而出现结构与功能之间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会加速了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爆发。再次，重大风险又反作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每一次重大风险事件的发生都会造成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失衡及其功能更加失调，从而潜伏着下一次更大的危机。

三、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治理策略选择

基于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结构功能性的生成机理，运用社会控制理论来探讨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治理对策。在此，主要从刚性的约束机制和柔性的引导机制两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刚性约束机制：加强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制度化控制

刚性约束机制主要是从强制性的角度入手，通过制定各种社会性法律和具体社会政策的形式来发挥其约束性的作用，以防止重大风险的发生。

其一，加快社会领域的立法。社会立法是加快社会建设的重要法律保障，可以在缓和社会矛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首先，要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社会治理创新方面的法律制度建设，如教育、就业、收入分配、公共卫生安全、老年人合法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通过法治化的方式来不断规范和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其次，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规范和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使其有效地承担起相应的社会性功能，避免社会组织功能性的缺失而造成的基层社会治理真空。再次，把社会信用体系融入法治建设。针对社会道德领域突出的诚信危机，要将个人贷款买房买车、税收缴纳、养老保险缴费、交通违章、道德不道德等各种信用行为纳入法治体系建设中去，从而抑制各种投机行为，从源头上有效防范重大风险。

其二，调整和完善社会政策。结合当前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情况，重点要调整和完善以下几方面政策，以优化社会结构及其功能。一是要继续调整和完善人口政策。一方面，针对中国即将进入深度人口老龄化的现状，要加大力度提供更加多元和高水平的医疗及养老的公共服务与产品。另一方面，针对出生率连续下降趋势，需要进一步完善生育的相关政策，从婴幼儿托管、学前教育、基础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制定出具有激励导向作用的政策，以防止人口的结构性风险。二是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为此，要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增加财产性收入等措施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以优化社会阶层结构。三是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采取分类逐步的方式探讨户籍制度的改革，真正打破城乡区域之间的壁垒，不断优化城乡区域结构，真正实现城乡区域之间的融合发展。

(二)柔性引导机制：强化社会领域重大风险的非制度化控制

刚性约束机制主要是从非强制性的角度入手，通过舆论、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等方式来引导对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从而达到重大风险防范的目的。

其一，强化价值观的引导。一方面，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婚恋观、财富观和事业观等。另一方面，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将它贯穿到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工作的全过程中去，融入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从而避免和减少各种矛盾纠纷。

其二，加强社会心理的疏导。一方面，要加强对公众的心理疏导。要将社会心理的疏导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中去，并根据社会心理的特点和规律，及时进行心理干预，确保公众的不满情绪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排泄。另一方面，要加强引导老百姓的心理预期。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民生是具有层次性的，从基本生存到生计来源，再到生活质量的民生改善是循序渐进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加强对公众进行引导，而如若引导不好，就会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和抱怨。

其三，增强网络舆论的引导。面对来势汹涌的网络舆情，各级党员干部要增强引导网络舆论的本领，防止经济社会民生热点舆情演变为重大风险问题。首先，联好“网上”和“网下”。既在网上收集信息资料，又在网下下大力气解决问题并检验实际效果，形成网上网下并联，虚拟与现实并网。其次，联好“主网”和“次网”。“主网”是党和政府政策理论宣传的主阵地，要主动接受“主网”舆情的熏陶，并加强向公众进行“主网”的宣传，扩大其影响力，传递社会正能量。同时，“次网”是社会各种声音的必要补充，要及时掌握社会的舆情动向和价值观倾向，做到未雨绸缪、防微杜渐，避免微小风险演化成大危机。再次，联好“‘上’网”和“‘下’网”。“‘上’网”就是中央和政府的各大门户网站，通过它们可以了解国家的政策和发展动向，从而为科学的决策部署工作提供重要的指导作用；“‘下’网”就是社会各个层面的网络，通过它们可以更好地发现工作的问题，改进办事的效率和质量，从而有效化解各种矛盾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