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民族乐团于2017年推出“大型民族器乐剧”《玄奘西行》，再度引起业界热议。所谓“再度”，是指该乐团的《印象国乐》（201 3）和《又见国乐》（201 5）两部“民族乐剧”在音乐界和观众群中引发关注之后，此次的热议是为“又一次”。纵观这三部倾全团之力打造的新颖民族器乐演出，毋庸置疑，《玄奘西行》既是《印象国乐》和《又见国乐》的继续和深化，更是这两部先前制作的转型和嬗变。姜莹，这位虽然年轻但已有不俗业绩的女作曲家，在《玄奘西行》中一人担当作曲、编剧和总导演，她的深化和转型几近一目了然：在《印象国乐》和《又见国乐》中，姜莹是这两场演出与制作（王潮歌导演）中的作曲和编曲;而在《玄奘西行》中，她已擢升为统揽全局的“综合艺术家”。

从作曲扩展到戏剧呈现，但同时仍以作曲为核心，我想这是姜莹对自身艺术发展方向的某种设定。而这种设定又与她近来直接参与上述三场中国民族器乐演出的创作（尤其是《玄奘西行》的策划、创作与制作）紧密相关。这是一种怎样的艺术探寻之路7其中又卷入了怎样的艺术问题与多方位考虑？这些思考和体会在《玄奘西行》中如何落实为戏剧叙事，同时又照顾到民族器乐及西域音乐的特殊呈现途径？这种独特的器乐叙事剧场方式又与中国民族器乐乃至中国民族音乐的总体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关联？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围绕《玄奘西行》展开一番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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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曲家姜莹在谈到《玄奘西行》的创作初衷时曾坦言，“自从与导演王潮歌合作完成了《印象国乐》和《又见国乐》两部独具创新意义的民族乐剧以来，我一直在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