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素平

(东海县吕剧团,江苏 连云港 222002)

大型现代吕剧《没掀开的红盖头》是江苏省演艺集团东海吕剧团新创的一部大型现代吕剧,也是江苏省演艺集团与东海县政府合作办团后的首个成果。

该剧由县剧目工作室国家一级编剧杨再金创作,讲述的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东海县鲁兰河畔弱女子杨大鸾舍生取义、血染红盖头的故事。该剧拥有扣人心弦的剧情结构、雅俗共赏的戏剧语言、独具东海地域风情的戏曲唱腔和另辟蹊径的舞台设计等艺术特色。

作为连云港市文艺精品创作的代表作品之一,自2015年以来,《没掀开的红盖头》在东海城乡演出50多场,并赴南京演出。该剧剧本荣获第六届中国戏剧文化奖银奖,剧目荣获第九届全国戏剧文化奖优秀剧目奖、编剧金奖、导演金奖、舞台美术金奖、音乐设计金奖等奖项,顺利摘取2019年的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

一、以人为本,主流叙事框架下的“私有化内核”

戏剧鉴赏专业有一个共识:戏剧艺术的核心内核不是进行某种道德宗教的束缚,而是对人的欲望要求的赞美。就像《没掀开的红盖头》,以村妇杨大鸾的婚变为故事指引,讲述了她在无常的命运之下,如何抵御悲惨的家庭变故,怀着感恩之心,放弃爱情追求,在艰难的生计压力下,倾力抚养小叔子成长成才,最终面对民族大义,持节担责,舍身取义的故事。表面上,这里包含着歌颂主角“大孝大爱”“大情大义”的主流叙事格调,暗里却包含着“私有化的艺术内核”,即对杨大鸾在身体力行贯彻这些宏大的道德宗教和家庭伦理的同时,寻求爱情欲望无果的惋惜和痛楚,包含着艺术作品对在动荡时代与落后思想裹挟下,女性个体命运的悲悯情怀和深刻反思。

(一)以人为本,在宏大命题中引出诸多“小”的命题

《没掀开的红盖头》中,无疑包含着对“大孝大爱”主题的歌颂,这也是诸多戏剧作品创作中颠扑不破的主题之一;而就当前传统戏剧的发展形势造就的目标受众人群,这种主题和内容架构也是最易换取他们喜爱的。不过,在此基础上,编剧本身也试图在这种宏大命题中引出诸多“小”的命题,探讨人物角色在时境中的命运转徙,为观众带来某种感性认知。

本剧在前期的故事主线是因土匪侵扰导致丈夫遭枪杀、婆婆受刺激而亡的杨大鸾,秉持婆婆临终托孤的夙愿,一手带大小叔子,用以报答婆婆一家对她幼时的救助的恩情。其间,因曾经芳心暗许的大坠子,从土匪中救出她,感情更加深厚,却因此落得生死不明。在“持节守丧、报恩婆家”跟“追求真爱、坚持自我”的矛盾心理关系中,她做着痛苦的挣扎。最终,这个弱女子选择藏起虚妄的爱恋,秉持孝悌之义,独自肩挑起生活重担。从剧情脉络上看,这里面定然是包含了有关——丈夫遇害,婆母托孤,自己被土匪绑到山上,而自己的青梅竹马为了救她也生死不明;忍受艰难生计抚养小叔子长大,成为“长嫂为母”的传统伦理观念下的自发行为。这些故事要点,串联起一个旧时代村妇的悲剧人生。

(二)以情为要,在人物情感递进中带入“同理心”

本剧在日寇侵袭的历史背景下,以杨大鸾舍身取义、牺牲自我救百姓为终,树立起一个高大的人物形象,直观地凸显了“大情大义”,也是当前社会所推崇的主流价值观输出。但其实,在本剧的内核中仍包含诸多关于“心理救赎”方面的深层次探讨。这也是诸多戏剧在深化主题方面所乐于采取的举措。

大坠子被土匪追杀,意外失踪,这使杨大鸾陷入了更加难以自处的境地,心理上的情感依赖没了托底,对他的负罪感和思念有增无减。而独自抚养小叔子的艰苦生活,仍要进行下去。此间,另一位愣秋孩闯入了她的生活,百般关怀,嘘寒问暖,令她与二雨的生活有了起色。可毕竟婆母的托孤,以及为生计答应愣秋孩的嫁人承诺,在无形中,成为她身上背负的“人情债”。这“债”终日压得她喘不过气,虽然是情愿,但“还债”还得艰难,她看不到人生亮色,自己的真爱也因为乱世身不由己,迟迟未能求得名分。

时值日军侵华,追杀以大坠子为首的武工队,土匪吴三炮逼迫杨大鸾交出大坠子,交给日军请赏,否则便血洗鲁兰村。对于杨大鸾而言,本就“超限”的人生块垒,有了释放的缺口,或许她觉得眼前的“人情债”她已还不起,苦苦等待的真爱她也无所适从——在乱世硝烟中,她寻到另一个精神出路——表面是通过舍身取义,以救起全村人和大坠子的性命,实际上借助肉体的陨灭,实现心理上的救赎,这也进一步激发了观众的“同理心”。

二、锐意创新,传统故事文本下的“类型化尝试”

戏曲是中国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是中国的传统艺术,也是一门综合艺术,要想评价一部戏剧优秀与否,除了从文本的主题出发,去揣摩其艺术造诣之外,还要从故事构成、人物塑造、语言风格、舞台架构等诸多角度进行审慎分析。

《没掀开的红盖头》在传统的故事文本之下,勇于运用“类型化”手段,以“敌我冲突”与“情感悬念”为剧情主要推动力,融合了悬疑、传奇、爱情等类型化元素,剧情扣人心弦,节奏张弛有度,人物独具个性,唱白雅俗共赏;在这些关键元素的共同作用下,展现出传统戏曲在新时期背景下历久弥新的创意思维与艺术魅力。

(一)悬念与伏笔的巧妙运用,强化故事的戏剧张力和严谨度

在一般的戏剧理论中,合理设置悬念和伏笔,是令整个故事结构严密,不断提升戏剧张力的“基本盘”。悬念如雾里看花,为明中之暗;伏笔如草蛇灰线,为暗中之明。从全局上看,《没掀开的红盖头》主题偏近爱情,此类题材一般天然地容易使剧情陷入卿卿我我的平淡之中,引发观众审美疲劳;同时,无论是从思想价值挖掘还是艺术成分构成方面,“爱情戏”都不是编剧的首选。不过本剧却完全避开了这些问题,全程剧情紧凑,有急有缓,节奏得当,尤其在悬念的设置和伏笔的运用上有条不紊,推动了剧情的自然发展。

从该剧的剧本结构就可以看出来,该剧分为六幕,分别为“洞房托孤”“断桥未了情”“二月惊魂”“弃嫁情暖小叔子”“红烛牵离人”“血染红盖头”,每场都如标题概括的那样,有一个充满戏剧性和递进感的核心爆点,逻辑缜密,一环扣着一环,并在每一场的结尾部分留下悬念,牵动着观众的情绪。比如,第一幕“洞房托孤”的结尾,以大坠子持刀朝天怒骂土匪收尾,在激愤的情绪裹挟下,悬念留的很足,观众会急切想知道大坠子如何处置这件事,从而在喘息间进入对下一幕的畅想;第二幕同样如此,在落水声后的几声枪响,映射出大坠子的生死不明,为后续剧情留下了伏笔。

本剧的“伏笔”也埋得恰到好处,无论是第一幕钻进新娘子床榻之下的愣秋孩的登场,以及醋溜溜的抱怨,还是第二幕土匪谈话中对于“草上飞端了小金銮殿”的潜在剧情的勾连,在此后的剧情发展中一一呼应展现,甚至成为推动剧情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与本剧标题相呼应的“红盖头”,成为贯穿始终的重要“线索道具”。剧中连续三次出现“红盖头欲掀未掀”的画面,与杨大鸾三次情感转折和命运转换形成巧妙的伏笔和隐喻。

(二)人物塑造打破“标签化”,展现真实可感的“角色弧光”

如何塑造初步丰满、逼真的人物形象,是表演者在戏剧表演中的极致追求。这对于表演者而言,既是一种艺术技巧和形式的把握,也是演员内心世界与虚拟人物角色的一次精神磨合和情感共鸣。在《没掀开的红盖头》这部剧中,诸多人物角色都塑造得非常出彩,刨去杨大鸾的坚韧苦情与大坠子的血气方刚之外,愣秋孩的痴情痴心、小二雨的任性可怜、老族长的通情达理等,都被塑造得丰满多姿。这也令观众能够深层次沉浸在戏剧发展中,真实感受到这些艺术形象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从而扩充起这出戏的故事脉络和情感张力。

在戏剧表演中,演员需要通过更具有感染力的表演方式继承传统的表现手法,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自己的性格特征以及表演风格,更好地塑造出人物形象的特征。为了能将大鸾这样一个悲剧角色演活,演的立体,可触可感,笔者反复观看了吕剧代表性现代戏《李二嫂改嫁》《祥林嫂》等艺术资料,又将自己的思想、感情、声音、形体等,融入到对大鸾这个艺术形象的揣摩和勾勒,从而在舞台上立住这个人物,使之有血有肉,获得了观众极大的情感共鸣。

实际上,在以群像为塑造基础的戏曲表演中,若想要让一个人物形象给出观众记忆点,最直观有效的做法,就是抓住角色个性化的性格特征。比如剧中因为人设关系,小二雨本是个典型的“功能型人物”,无论是制造“雪夜惊魂”的支线情节,还是逼迫嫂子不许改嫁等,都是为了表现杨大鸾的“托孤照顾”的戏剧情节,性格扁平且标签化,缺少人物弧光。而到了第五场“红烛牵离人”,二雨已经长大并娶妻生子,这时候,有一段杨大鸾和他的对话,他“谴责”嫂子“不信守嫁给愣秋孩的承诺”,还质疑嫂子“脚踏两只船”,从而引发养大鸾大吐苦水的心酸哀痛桥段——旁人不理解就算了,自己含辛养大的小叔子竟然也不理解她。这时候的二雨形象就丰满许多,有了人性的弧光,虽然这弧光未免沾染了人性的自私、鲁莽一面,但人物就此真实了许多。

愣秋孩的支线情节也很值得一提。纵观全剧,相比大坠子自始至终、相对虚妄的“口头承诺”,愣秋孩其实是真正为杨大鸾付出了一切的男人,但杨大鸾在剧中与二雨的一句对话——“为了让你有口饭吃,我违心地嫁给愣秋孩”,又使得这一人物角色平添了几分悲剧色彩,用现在时兴的流行语概括就是“备胎”。笔者以为,杨大鸾这句台词以其所引申出的价值观念相对欠奉,整体上会破坏人物的设定,与该剧所弘扬的“爱情主题”也产生了一些抵牾,有必要酌情调整。

(三)语言风格上多元融合,缔造雅俗共赏的唱白美学

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洛特曼曾经说过:“艺术文本是建构在各种层次的总体有序化与局部有序化的结合之上的复杂系统。”如何在同一系统中实现平衡,这是对白美学需要直面的关键所在。对于这部戏剧而言,其唱白文本也很出彩,“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相互之间又很和谐,使得该剧的话语张力十分饱满,形成了吕剧特有的对白美学。

首先,这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鲁兰河畔的一个村庄,相应的,这台戏剧的语言也是紧贴那个年代乡村的风格,尽可能地展现出那个年代特有的时代烙印和人文基底。诸如“花被窝”“大荞麦”“巴着锅台够着碗”等字眼,在该剧台词中比比皆是,朴拙中透着乡土草根气,自成一派;包括一些唱词,如“咱二人自打小萌生爱恋,断桥头摸鱼虾柳下捉蝉。高粱丛躲雨相拥脸热心跳,土窑前采菊插鬓要把盖头掀。”还借用诸多自然意象表达写意化的人物情感,工整有余之外,透着欢快恣意的情绪,但却与主人公现在的遭遇又形成了“互文”,引得观众形成更强烈的情感落差。而愣秋孩的《抬轿歌》:“抬起那大花轿颤悠悠,巅麻了酥胸巅晕了头。哥哥我把妹子抱呀,杨柳小腰软溜溜。俺的个娘哎——杨柳小腰软溜溜。”那种来自黄土地的生猛、粗野、热烈、悸动的情感氛围,也扑面而来。

与此同时,戏剧文学语言还强调“个性化”,以此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并且能推动剧情的发展。比如,开篇以大坠子歇斯底里的一段唱词拉开序幕:“火燎燎的个洞房哎‘囍’字那个映窗帘,火燎燎的红烛哎闪眨着情人眼。火燎燎的红盖头火燎燎的个妹子哎,火燎燎的个汉子哎都想把那盖头掀……”撕心裂肺唱调中连带着喊出四个“火燎燎”,将洞房内“热闹喜庆”的氛围与大坠子“忍痛割爱”的痛苦相结合,产生了独到的戏剧张力。

当然,作为一出以“唱”为主的表演戏剧,不仅仅强调“接地气”,还要在此基础上突出“旋律美”“诗歌美”,体现吕剧雅俗共赏的唱白魅力。比如,杨大鸾在河畔顾影自怜时,如泣如诉道出凄苦身世:“月沉西宿鸟泣星光惨淡,洞房夜飞横祸心如刀剜。大雨哥遭枪杀红烛流泪,婆母娘受惊吓撒手人寰。叹大鸾碌碡女命运多舛,自幼我随爹爹忔逃鲁兰。”这段唱词组织的十分讲究,充满浓郁诗意,又借以“通感”形式,寓情于景,借景抒怀,显现出“万物俱悲”的悲怆氛围,引人唏嘘感慨。

三、强化内涵,显性价值阐释下的“多义性解读”

“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部戏曲的创作完成直至演出,目的除了讲好一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以外,还附带着为观众提供多义性的解读空间,这种解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虽不统一,却足够彰显出其本身所具备的文化艺术价值。

同样,东海吕剧《没掀开的红盖头》的故事本身,在彰显主角“大孝大爱”“大情大义”的显性价值之外,还在散发着对旧时代女性境遇的深刻悲悯背后,弥漫着现实生活的气息和对戏剧艺术内蕴的真切感悟,其中更是包含了诸多可兹解读的空间。

(一)主角的人格设定,重申了传统亲情伦理的精神价值

在中国的伦理道德中,“知恩图报”是做人的基本品质,这也是《没掀开的红盖头》中所重点阐释的几个价值观念之一。而在这个观念基础上实际又多了一层传统家庭伦理上的观念阐释——“长兄如父,老嫂如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大鸾是简单的、平凡的。简单到她只认一个理:就是努力回报婆母当年的救济之恩,哪怕嫁给她痴傻的大儿子。而在遭遇土匪的杀身之祸后,杨大鸾更是秉持了婆母的遗嘱,坚持抚养小叔子长大娶媳妇,为此放弃了终身幸福。也源于杨大鸾浓厚的“报恩情结”和“执着的信念”,她家小叔子二雨一直不断成长成才,顺利娶妻,这也从侧面佐证了杨大鸾的坚持与伟大。

毋庸置疑,杨大鸾的故事告诉我们:拥有坚韧的性格底色和高尚的人格品性,可以使家人获得足够的爱与关怀。而实际上,纵观现代社会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更迭,变得混乱;对于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如感恩、秉善、坚守等,不少人都已经逐渐淡忘甚至忘记,变成一味追名逐利之徒。在这种形势下,借由丰富的艺术形式来重申传统亲情伦理、责任担当的精神价值,变得势在必行。就像杨大鸾遵守着一个信条,人心都是肉长的,人敬一尺,咱供出一丈。亏自心,莫亏人心。如此,杨大鸾才能有一个博大的胸襟。

(二)人物的动机发展,折射了旧时代女性的命运写照

不可否认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封建岁月中,女性始终处于父权体系的压迫和奴役下,还被僵化的“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等封建伦理所束缚。自此,她们也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不被允许表达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和愿望。无论是珠光宝气的富家小姐,还是卖身葬父的流浪女孩,无一不是男权话语体系下的附庸,没有丝毫的社会地位和独立人格。更遑论旧时代的乡村女性,所以这部剧塑造了杨大鸾这样一位“非典型”的女性,难能可贵。

众所周知,旧时代女性嫁人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般嫁人之后,如果丈夫不幸去世,女子要遵从“三从四德”侍奉公婆,而且不能改嫁,否则就是有悖伦常。因为中国历来强调的忠臣、孝子、节妇。而该剧中,实际也涉及此类影射——杨大鸾是一位矜持守礼、洁身自好的传统女性。最初,她也时刻以封建道德标准来要求自己,压抑自己,如“秉持报恩心理”,放弃真爱大坠子,而嫁给痴傻的大雨;在婆母临终托孤后,又毅然决然担负起照顾小叔子这个杨家独苗的家庭重担等,都浓缩了旧时代女性的影子。

但笔者认为,编剧并非想单纯展现旧时代女性的悲惨,而是试图借助杨大鸾这样一位女性在处理各个人物关系中,阐述自身与社会漩涡之中挣扎着的女性共同命题,同时暗含一层对身份与生命意义的追问。剧情发展到中段,杨大鸾能够勇敢打破封建樊笼,出现“再嫁”的苗头;又为了照顾小叔子,艰难地作出了改嫁的决定。这都是她较当年传统女性进步的一面,也使《没掀开的红盖头》在同类题材的作品中,产生更多可解读的空间,且更符合“这一个”人物的真实性,也契合了时下观众的审美心理。

(三)典型意象与伏笔运用,激发了爱情命题的多线探讨

编剧为女主角起名叫“杨大鸾”,或许就有深意。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鸾”一般是喻指爱情。青鸾是五种凤凰之一,羽翼青如晓天,在太阳下泛着柔和的光芒;传说青鸾是为爱情而生的鸟,它们一生都在寻找另一只青鸾。这也暗含了杨大鸾的悲剧人生。在她一边带着小叔子艰难生计,一边苦苦寻觅爱情的过程中,也欠下诸多“人情债”。

编剧为该剧起名叫作“没掀开的红盖头”,实际暗含着另一层隐秘主线,剧情中,杨大鸾有三次机会会被掀开红盖头,第一次是自己的原配丈夫——有智力缺陷的大雨,本质上两人之间并无爱意,纯粹是“报答心理”下嫁,可惜掀开之际,大雨被土匪枪杀。第二次是自己真爱的人——大坠子,从小青梅竹马,一直芳心暗许,可惜“死而复生”后的他,只一心舍小家为大家,参加战斗求取和平;第三次是爱自己的人愣秋孩,原剧中坦言“为了照顾二雨,才承诺嫁给愣秋孩”,但因为后续事发也没有掀开她的红盖头。

这样的三角关系中,就包含了一种情感上的“博弈”——从“无爱的人”到“自己爱的人”,再到“爱自己的人”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物情感关系组成,在这仅有的三种情感关系中,杨大鸾自始至终都未能如愿达成哪怕其中一种,“红盖头”迟迟未能掀开,她也迟迟得不到爱情,这莫过于巨大的“情感悲剧”。

俗语的由来,大多数是世世代代的农民们根据毕生经验总结而来,包含了诸多朴素的生存哲学。就比如“寡妇门前是非多”,就彰显了一些乡村的处世哲学。本质上,这出戏剧就是在讲述杨大鸾这个“寡妇”门前的是非,但难能可贵地是,编剧对这出“时代剧”进行了现代视角的取舍和改造,令女主不再遭受到时代的“非议”和“鞭挞”,面对的是一群积极向上,鼓励她寻找爱情的乡民,尤其老族长,并未塑造成封建遗老,相反,还鼓励她继续寻找爱情,也算本剧中虽不现实但足够温情的一抹亮色。

(四)个人欲求的层层渲染,促进了“民族大义”的自然升华

在最后一幕“血染红盖头”中,该剧迎来了高潮——杨大鸾有句唱词:“恨贼寇卷土重来磨刀霍霍涂炭生灵。怎忍看匪寇屠村千家泪?三百口老少性命系我一身。雪家恨洗我辱是多年夙愿,今日里舍性命报恩全村人……”这段唱词意思很明了,“雪家恨洗我辱”是杨大鸾慷慨赴义的最初动因,并没有出现“国恨”之类的对白和唱词,本质上仍是“私人化”的想法,并未直白阐明是为了更为宏观的“民族大义”,这种处理其实恰到好处,更加可触可感。

不同于以往诸多主旋律题材的戏剧文本,该剧并未借用结局上与日寇的对抗乃至牺牲,来消费民族情绪,刻意拔高人物的精神境界。实际上,“牺牲”是一个用途广泛的词语,大至人的生命、气节,小至某种利益、欲望,只要因为某种不可抗的缘由失去了,都可以冠以“牺牲”之名。而该剧这种通过历史背景的渲染,以及剧情的循序渐进、角色动机的合理发散,在符合人物本身的设定属性的基础上,让故事更加可触可感,让“牺牲”的要义更有耐人寻味的解读空间;而剧中人物连带着观众积蓄已久的情绪,借由“民族大义”喷涌而出,也更多了一层更深的悲剧色彩,足够让观众更多地代入其中,获得极大的情感共鸣。

综上所述,该剧以其高度的艺术追求和人文关怀,借由饱满的剧本结构和精巧的情节设置,尤其在十分出彩的戏曲唱白的加持下,完完整整地塑造了杨大鸾——这位可触可感、可亲可敬的旧时代农村女性形象。这一艺术形象不落窠臼,其他配角也十分出彩,避免了陷入“高大全”“假大空”“程式化”“标签化”的人物塑造陷阱;他们的“联动”,极易与观众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和精神共振。

尤其在演绎过程中,杨大鸾那种一边贯彻传统道德伦理时的无奈和迷茫,一边积极寻求爱情欲望无果时的惋惜和痛楚,一边被强行架到持节守义的道德制高点时的不知所措,这种人性的撕裂与矛盾,被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揭示了在那个动荡时代与落后思想裹挟下,旧时代女性个体命运的不可捉摸与无所适从,充满了深刻的人文映照和社会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