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松林

(1.山东大学 文化遗产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2.青岛大学 美术学院,山东 青岛266071)

话语(discourse)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语言或者符号的运用方式,是人类进行社会交流所必需的实践意义活动。话语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也是社会发展变化的凝聚品。通过探究历史上话语体系的变化,既可以理顺出社会体系和实践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当时的话语体系进行分析和理解时代的知识理论和社会思想体系,因此我们称话语是社会观察的一种晴雨表,是思想和理论的外在表现方式。话语体系是人类思想和理论的外在表达方法,在这里我们讲的“话语体系”,有两点是必不可缺的主要特征:第一是话语体系具有明确的内涵定义和功能目的指向;第二是话语体系具有完备的表现形式和表现方法。基于话语体系对应理论体系的这两点重要定性,中国艺术理论的话语体系的研究相对于近现代的话语体系的阐述追踪探究也就变得十分重要。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重要讲话:“文艺是最好的交流方式……都能给外国人了解中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1]同时他还指出中国文艺的发展更要着重于描述、打造、建构中外交流中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所以,这已不仅是关乎我们艺术工作者自身的发展需求,更是新世纪之中我们整个民族面对世界局势发展需要具备的国际化视域的新要求。这些,都为艺术学理论发展过程中需要着重于中国话语体系的自身构建提出了明确要求,对于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在国际学术语言表述中的自主性问题提供了坚定的方向和目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从而更好地解释、阐明和引领中国艺术理论的学科、学术、经验体系的发展,已经注定成为艺术学理论研究者的使命与职责所在。

中国特色艺术学学科理论体系与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构,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工程和主要方向。用中国话语梳理、阐述中国传统艺术理论经典文献及其思想理论体系,是当前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学术基础,为勾画和建构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体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基本方向和方法论,也是新时代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建设的必然走向。详细梳理、分析中国艺术学理论发展脉络,抽丝剥茧其生发、壮大并逐步走向成熟过程中的因果得失,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本文先后从四个方面对于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产生、建构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梳理,分别为西学东渐下的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转换、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新方向、新时期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新转机、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自觉自醒的新时代。本文以此为时间节点对于中国艺术学理论思想发展的脉络进行了断代分析,然后又从唯物史观与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创新中国古典艺术学当代阐释话语体系定位、世界视野与中国特色艺术学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等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了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学科在将来的发展中需要关注的重要方面和理论落脚点,以及话语体系构建的源头和方法论基础。以当前之不足,提出构建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亟需表现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必备条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术、学科、话语体系,用中国化的理论阐发中国艺术经验,是艺术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艺术研究的使命所在。用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学科体系表现艺术学理论学科自身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必须从自主性、创新精神、立足传统、实事求是、聚力突破、批判反思、多元化建构、学术资源建设等八个方面入手。以下以章节分别论述。

一、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产生、建构的脉络梳理

1.西学东渐下的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转换

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并不是突然出现的一个理论概念,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如同中国哲学、文学和史学一样,古今贯穿、接续有致、脉络连贯。它是在中国近乎以自我为发展中心的历史脉络中,逐渐形成的这种特定以及专有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首先建立在天人合一的哲学基础上的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是自古以来文人雅士在对艺术的追求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总结与研究。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将其作为艺术创作、品评、鉴赏中十分重要的依据;其次,在艺术的发展过程中,早就存在丰富而绚烂多姿的内容,他们的理论基础有着极为特别的,也可以说是独创性的方式与范围,这些东西放到现在,依旧是极具学术魅力的,对于现当代的艺术理论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有力的学术支撑。

我们现在之所以对中国古代艺术学理论单独称呼为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其主要原因就是它具有中国文化的独特性,是因为中国人极为注重的孔孟思想对中国主流文化、主流思想影响至深,这也形成了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的重要内涵:中国思想体系、美学体系、艺术学体系是建立在中国的天下观——中国即天下之中心的基点发展而来的。

根据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考证,他认为,中国天下观这一概念最先是在西周初年何尊青铜器铭文中使用了“中国”这个词语,此时的“中国”是指黄河流域中原一带。“周封建体系内的国家逐渐融合,又逐渐将国内和邻近的其他族群分别融入这一大国的系统之内,最后终于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天下世界。此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中国始终自居为‘天下’。”[2]54直至大一统帝国秦汉时代的来临,在中国人的心中便特有了这种中国天下观的世界观念,有这样的观点和依据,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这种核心观念地位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以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显示了灿烂与辉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近现代之前的中国对世界以及与世界交流的话语体系的影响却是十分有限的。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周边国家的发展都不如中国当时的势力和规模庞大,这个发展阶段中把自己视为世界中心、天下中心的中国难免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与其他国家之间的文化艺术交流。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在明代晚间长期访华居住,他这样描述中国当时对待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状况:“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3]181这其中当然也不排除利玛窦自身作为传教士对于中国社会形态与文化结构的误解和偏见。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描述近代中国的文化现象:“到19世纪末期,受过传统古典教育的中国学者,也许还以为在中国文明及其远东继承者以外还有什么可以值得重视的其他文明是个新奇的念头;但同时代的任何一个西方人,却不可能有如此闭塞的看法。”[4]429受地理条件限制与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影响,那个时期的中国人,对外国知之甚少,就算是林则徐这样自认为对英国的情况颇晓一二的“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谬误之处。在他看来,英国必须依靠与中国进行贸易才能维持生存,英国士兵行动僵硬不灵活,肯定不擅长战争;美国“并无国土,只分置二十四处头人”[5]18。

在中华大地上连绵传递了成百上千年的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终于在1840年西方人工业化装备的出现与崛起过程中,彻底摧毁了中国人文化的优越感,从此便进入了萎靡不前的一种状态,以西方中心主义思想为内核的西方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开始极大地影响中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近现代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就形成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包含西方话语体系影响之下的艺术概念和艺术学理论体系。在面对日益艰难深重的民族危难之时,以梁启超、蔡元培为首的中国学者,开始逐渐接纳吸收西方艺术理念、思想、科学、概念,尝试通过社会的变革,存亡继绝,谋求生存。自此开启了新的中国艺术学理论语言体系建构。在当下所存资料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艺术学”这种学科称呼的起始,是由日本学者黑田鹏信译自西方美学理论并撰文提出的。从此,在中国学者的文章中逐渐开始频频出现“艺术学”这个科学范畴的称谓。

在早期的艺术学书籍资料当中,《宗白华全集》记录了著名美学家宗白华1925年自德国回国任教后,有关“艺术学”的系列讲演解释。在第一卷当中收录了《艺术学》和《艺术学(讲稿)》两篇有关艺术学的讲稿,对德国艺术学理论进行诠释传引、微显阐幽。他对德国艺术学理论的认识很多都是受了如沃尔夫林(Heinrich Wolfflin)的艺术风格学、李格尔(Alois Riegl)的艺术意志观等批判艺术或维也纳艺术史学派的影响。也正是因为他受德国当时古典哲学思想观点的影响,导致他的艺术学理论带有“非历史化”的倾向,略有失偏颇。

和宗白华同一时期的张泽厚教授在1933年著出了一本《艺术学大纲》,这本书以“文化”拉丁语词语缘起作为文章安身立命的主要论点,“用以指称人类所以优越自然的一切努力的成果,所以完成生活的劳动及思维底一切成果。”[6]并且张泽厚极为重视的一点是,他认为艺术属于文化范畴:“在我们用科学方法来说,艺术是从头至尾,彻底都是表现人类底实生活的!因为艺术是和人类现实生活结合的一种文化形态”。[6]他也从宗教、哲学、自然科学等其他学科与艺术的关联进行了详细地介绍,当然他的论述也不仅仅是因循守旧,而是特立独行地将社会科学和艺术学进行了比较讨论。从社会科学被看作是“研究社会现象——经济基础决定意识形态的一种科学”[6],故“艺术是社会底意识形态之一种(此种意识形态是精神的。如宗教,哲学一样,同是精神的)”[6]。从他主张艺术要与宗教、哲学、社会、经济、道德、风俗、政治等社会理论关系都产生密切的联系且不能独立存在这点来看,张泽厚的美学观点深受西方艺术学理论影响。

直至今日,当我们以国际化学术视野来看待艺术学的发展研究过程,不得不指出一点的是“诞生一百多年的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艺术学的研究,与艺术自身多样化形态的迅猛发展相比,无论是从具有创新性的艺术学研究成果、代表性的理论大师还是从推动这一学科递进发展的理论等方面来看,都相对逊色得多,尚没有形成具有整体性的比较完整的研究体系。”[7]尤其是中国近代艺术学理论研究学术体系,其中更为突出的是现代正在流行的艺术学观点,更多的是引自于西方的审美观念,与中国本土的传统审美和评判标准并未达成完美融合。“由于尚不具备本土生命力且自身理论基础薄弱,到上世纪40年代末,我国艺术学作为独立学科的自身知识体系的建构陷入沉寂。”[7]

2.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发展新方向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奏响了新中国艺术学发展的启鸣曲,这相当于埋下了艺术学这栋庞然建筑的地基石,也指明了未来新中国新文艺的发展方向。在这篇颇具开辟新天地意义的讲话中,在当时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毛泽东提出艺术、文学工作者与中国共产党一起必须同心协力对全民族、全体人民进行动员,并以此建立新时代的现代民族国家。所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文艺工作发展的方向、道路问题,从中国革命需求、文艺发展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制定出了一系列的文学艺术革命路线、方针、政策。同时,还阐述了文学艺术与政治的联系、文艺起源与发展的蜕变更替,以及指引文艺工作如何与人民群众实现紧密联系,它吹响了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新号角。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艺术学理论构架初步形成。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首先是文艺同革命的相遇碰撞,并以此为迸发点探索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崭新的艺术发展方向;第二是打下社会主义新文艺观的重要基础,开拓出进行全面接触、发展广泛的文艺革命领域;第三是由于初期的参照苏联文艺理论过多,导致“苏俄文艺理论”产生的局限性与负面影响,在我国很长一段时期里“苏俄文艺理论”都作为了我们自己艺术学理论发展的对照品;最后一点是包容万象的“双百”方针提出与“两结合”内容、“对立的统一”方法的实行,从而产生初期极为团结的发展方向。显而易见,这也是新中国社会主义新建设的十七年当中,文艺革命和艺术学理论相互融合接纳、摸索革新过程中极为经典的一段时期。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来观察新中国初期文艺的变革发展,占据人们视线最多的是以批判方式为主的方式构建搭造。在文艺和政治关系结缘密切的这个特殊历史时期里,文艺革命占据着文学和艺术领域的主旋律,而文艺革命的批判运动其必要的且能够进行下去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文学艺术、思想文化中的核心主题,梳理决断摒弃了文学艺术领域里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持质疑态度的声音。于是在新中国文艺发展的道路上,秉承“革故鼎新“理念,我们开始向着一切陈旧迂腐的思想开刀,努力让更加健康积极的新艺术成为主流,从而起到感染民众,宣传新中国的作用。

总结来看,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发展,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新中国的思想界文艺界中推广发展并得到实践运用的实践意义;其次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进行有机结合,从而探索出最适合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方向与道路;最后一点是初步建构起具有高度社会主义政治觉悟、坚定社会主义方向的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当然在这样的探索发现过程中,依旧会存在很多问题,这也恰恰反映出来此阶段的艺术学理论正是处于摸索过程:一是艺术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尚需时间与实践上的查漏补缺;二是限制了标志着艺术学理论在探索阶段的发展速度与规模的相应学术平台建设和学科设点,相较其他学科来讲,艺术学学科比较欠缺。何况,艺术学理论受文艺理论强制性地制约,使得在话语权上应有的自身主张比较匮乏,被文艺理论所涵盖也就变成了大势所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文艺理论同艺术学理论渐渐便被默许为同一概念了。同时,这一段特殊的文艺革命时期,艺术学理论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和基础理论准备并不充足,所以要产生高艺术形态的认识观便极为困难了。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文革”阶段,文艺理论的自身发展也变得十分艰难,也就更不必多说艺术学的建设了。

3.新时期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新转机

改革开放以后,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和发展趋势仍旧是赓续着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理论的规矩和格局进行,当然其间也出现了许多类似于后期逐渐形成的“独立性”特点的新思绪和新促成。研究艺术学理论对其本身的独立性是极有意义的,也就是从理论角度映射到艺术本体的实质与特点、内涵与外在、内容与形式的体现。简单来讲,这段时期艺术学理论突出的研究重点就是对艺术基础理论的研究。

新时期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中对于艺术本质这个问题的意见呈现出一望而知的两个进程: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叶,各方各界争相发表言论,但无论是从研究领域还是基础理论,依旧为文艺理论所束缚。总体来看,相较于自身的基础论理,介绍国外理论家的更多,比如现代派艺术理论评判中必不可缺的由苏珊·朗格主张的艺术本质论。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的中后时期,艺术开始被社会冠以审美的意识形态。这种说法比较贴近于艺术的本质,也是艺术本质观研究史上的一个新高峰。李新风在《“审美意识形态”说与新时期艺术本质研究》中,分析了中国新时期的艺术本质论和意识形态本质的发展问题:“董学文提出了与艺术审美意识形态本质说有所不同的一种新的看法,把艺术界定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不赞成将艺术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形态,而是认为‘文学艺术’(指文学艺术活动和文学艺术作品)就是一种与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8]冯宪光对艺术本质也提出了这样的言论:“基本上按照上述意识形态理论,或者主张在文学艺术中表达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或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质,逐渐形成‘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9]这些都是对新时期艺术本质极为精妙恰当的探索。

吴冠中在《绘画的形式美》一文中指出:“在造型艺术的形象思维中,说得更具体一点是形式思维。形式美是美术创作中关键的一环,是我们为人民服务的独特手法。”[10]吴冠中继而提出“抽象美是形式美的核心”,这一番言论可谓是将艺术形式问题推到了争论矛头的顶尖,引起了当时艺术界的轩然大波。这一番风潮也推动了整个新时期文艺创作的方向转变:从原来只关注应该刻画哪些对象的问题逐渐转向如何表现对象这个问题的研究。这场革新的影响范围也不只是美术界范畴,更是引起了整个文艺理论界关于“形式美学”的大讨论。

这场关于“形式美学”的大讨论涉猎范围极广,各个领域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文艺理论家纷纷参与此中,如美学家叶朗,美术理论家王琦、吴甲丰,文学理论家唐弢等都曾发表过此类文章参与探讨。此外,与文艺理论相关的各个刊物也在这个时期迅速参与进来,从多个角度刊登了讨论艺术形式美与形式问题的文章,将文艺形式结构从审美意向的酿成与作用角度进行了阐释,从而揭示出了艺术形式结构系统更深一层次的神秘面纱,在此过程中必然也引入了许多西方学术界流行的主要理论观点。

总而言之,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文艺理论和艺术学理论界的讨论焦点就主要是关于艺术的形式美与形式问题。这样的处境也表现出艺术本身在新时期艺术学理论研究中已经处于一种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之中。“美在于形式”成为艺术表现中更加被重视的一种转变,理论研究和艺术创作中也逐渐更加重视形式美,形式与本体之间的联系问题日渐凸显。

这段时期之中,艺术学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显著的革新特点:第一,由高度统一的思想意识形态观到百花齐放的通达和宽厚,推动了思想解放与学术无拘束状态的自由发展;第二,由原先的为政治服务为主转变为学术自身为主的文化状态,逐渐形成了艺术学理论主体性的话语体系;第三,从比较拘谨严肃的主题话语转向更为自立轻松发展的常态性学术话语,使学术性话题在思想解放的环境中更加遍及与轻松。这三个艺术学理论阶段的转变又可称之为“自觉、自醒和自主”三段,也是对在更加开放自由的新时代背景下艺术学理论思想演变与进化过程的疏通与判断,以及对其所波及的更为深刻与广泛的多项问题进行的探究与考察。这是在新时期思想解放的文艺政策下,以成千上万计的广大艺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所获得的丰功伟绩。

4.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自觉自醒的新时代

艺术学理论在多方面多角度的改革过程中,呈现的趋势越来越接近于艺术本体,也就是我们说的自觉、自醒和自主发展进程,产生了更加丰富广泛的研究方式。在这个时期的整个探究历程中,涵盖了有关艺术史论研究的美学、文艺理论、文化史学等各个门类之思想与观点的更改与蜕变,这也使得各方面对艺术本身主体问题上的研究及方法论的运用均有了极为重大的打破与革命。直至今日新时代的来临,习近平总书记给予艺术学理论研究崭新明了的实践品格精神以作为艺术发展的新方向和新指标,推动其向着有中国特色、中国精神、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前行。[11]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艺术精神中,自始至终贯彻不变的依旧是以人民为中心。在强调了文艺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之余,更是再一次重申了坚持人民主体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注重发扬毛泽东文艺思想包含的人民性同时,更是彰显出了充分的科学内涵,新时代协调统一方法之下的对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特征。以此来讲,文艺指引的“以人民为中心”导向,更是新时代艺术学理论研究所要追随的新职责。这也恰好深切而恰当地符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倡导,是当代中国的文艺发展进程中实际且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中国化追求。作为理论的发展形态来讲,极为有利的一点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及其旁支的知识结构在整个中国乃至全世界进行宣传和发扬延展。并且,“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以其特殊而理性的魅力,对当今时期艺术创造产生的导向、影响和意义非凡。如此说来,“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价值意向趋势,通过有效转换为文艺领域的创新知识命题,是提升“使人民本体论社会命题具体化为文艺的人民本体论,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命题建构”。[12]看得出,在艺术学理论发展的新时期,对于此类问题的争论探讨及其激烈复杂领导中,也是理论研究过程中必将经历的发展过程及目标指向。

伴着全球化走向的日渐增温加速,艺术学理领域中关于传统性和民族性问题的关注和讨论却越来越明显,这也促使了艺术理论研究对传统中国、民族中国的自发摸索与寻求。进一步更深层次地讲,在学术史的基础上对中国古典艺术理论进行发掘分析,着重在于对史册资料资源的探索、整理和重组,在对传统治学方法进行秉承与发扬的同时,推动符合现代理论学术要求的分析,既满足了古典艺术理论体系梳理、构建的需求,也丰富了古典艺术理论对当代现实意义。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我们通过阐发评估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内在的价值与精神,来突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在当下艺术发展中的必要性与特殊性,进一步丰富中国话语中艺术学理论的学科学术资源。

在近现代的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成长发育历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无论是从理念观点的组合方面,还是探究方法的抉择来看,都产生了巨大的变更与蜕化,这种变更和蜕化是史无前例的丰富与活跃、复杂与多变。其发展转变的过程适值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脚步相适应,艺术学理论既在其本身逻辑和历史发展角度两个方面表现出贯穿与变革特征,又表现出了每段时期艺术学理论明晰的状态与特征,这是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的。艺术学理论无论是在新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还是在历史中任何一个时期、阶段,其任务与形态难以分割为再正常不过的使然现象,所以我们在对新中国的艺术学理论进行剖析与阐释的过程中,注定脱离不开过去的历史发展过程。只有将这段时期放在整个艺术理论发展的时间进程中,才能比较凸显出这一理论的真实状态风貌。当然从更理性的角度来讲,新中国艺术学理论对传统学术除了继承,还更有着推陈出新的逾越,这也是我国现代性学术以及现代性文化发展的一个崭新的特征表现。

二、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体系发展前瞻及其话语体系构建的三个基础定位

加快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构建,我们需要具有前瞻性思想,同时需要脚下坚实的基础定位作为支撑。经过前一部分的脉络梳理,我们认为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一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观怎样与中国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相结合的当代构建;其次是如何在中国古典艺术学基础上对当代阐释话语体系进行创新性地定位;最后一个方面是世界视野与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

1.唯物史观与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

话语体系所映射出的是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建立在一定的指导思想之上的。通过我国历史发展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艺术学在世界历史大环境的作用下自觉选择唯物观当做其理论基础,这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艺术学的正确抉择。我们应该根据对唯物观的新认识来确定艺术学理论体系以及与它相关的基本概念,从而形成中国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框架。应当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观之新认识的基础上,确立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理论体系及其相关范畴,以构成中国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骨骼与框架。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文艺工作者在进行艺术创作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要以人民为中心,此外他还对文艺批评提出了具体的相关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方面的相关论述既体现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精神,又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相契合。例如习总书记所倡导的文艺“全球化”观点与《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世界的文学”观点非常一致,他在文艺批评标准中提到的历史、人民、艺术、美学等观点是在恩格斯对文艺批评标准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相关调整的成果。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学话语体系,应该选择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文艺理论、美学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等的哲学基础特别是世界观以及方法论作为指导思想,选择人文化成、立德树人、经世致用等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思想作为根基。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还有文艺批评论、世界观与文艺创作论、创作鉴赏论等许多方面的内容,以及绘画、雕塑、文艺发展史等具体论述,这些都能使我们更好地建构、提升具有我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学和其它艺术的理论话语体系。

从学术思想方面研究我国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就需要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地位及其作用。也就是我国艺术学理论是怎么以新的历史条件为前提,从思想、理论两方面入手探索自己的话语体系。我们可以在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中认识和了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是一个由旧到新、由低到高有规律的发展变化过程。尤其是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中涉及到有关文化遗产和当代学术话语建构的部分,引起了学术圈的重视和争论。

2.创新中国古典艺术学理论当代阐释的话语体系定位

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阐释话语除了和话语体系、学术自立有着一定的关联,它还反映了自身的发展过程及其创新性、内外借鉴与相互联系。

怎样在21世纪建构或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艺术理论当代阐释的话语体系,一直备受学术界的关心和重视。这事关中国特色艺术理论的建构和古典艺术理论的发扬。从宏观角度看,这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突破和理论意识的自觉,以及努力探索新艺术理论的创新。关于现实文化的建设,我们要意识到现实文化的建设不仅要有传统文化作为强有力的支撑,还需要把有中国特色的古典艺术理论作为实现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使其成为符合新时代要求、任务和内容的艺术理论。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准确定位传统文化的价值,也就是找到当代中国特色古典艺术理论的来源和发展演变的脉络,并明确其建构的主体部分。

换句话说,在当代语境下讨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之当代阐释话语,可以说与当下社科界开展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讨论有着较为直接的关联性。“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所探讨的问题都是关注当今学术发展进程中对于学术话语建构的相关内容。进言之,这种建构意味着一种学术自觉性的增强,即对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反省自觉。这种自觉一方面具有批评性质,是以批评的方式检讨学术话语的存在问题;另一方面又带有建设性质,是以建设性姿态来探讨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重新建构。[13]

我们需要知道,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阐释话语归属于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它不是停留在表层的形式议题,也不是表达某种话语体系的问题(尽管这种问题也存在)。从本质上讲,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时要结合话语体系中的相关内容,如何创造出符合当下中国问题和创新思维的具体模式,并使这种学术话语能够通过学术的形式得到广泛的认识和运用,这些都是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因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是由具体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所以如何将它客观存在的问题展现出来,也是我们探讨的重要部分。由此可知,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当代阐释话语体系的建构,在客观上存在一个既定的方向和标准。

我国古典艺术学当代阐释话语体系定位的革新,不但承担着古典艺术理论当代阐释的价值要求,还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的实际转变有关,是目前我国艺术理论发展建设中的现实要求。

3.世界视野与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构建

中西方理论的差异性是由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共同决定的。为了更好地构建我国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就必须借鉴和学习西方现代学术话语体系。1978年以后我国引进大量的西方当代艺术学理论,使得我国对西方艺术理论、美学理论等有了一定的认知和研究,为我国艺术学学术话语体系构建准备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然而在我国,西方学术话语的引入过程中,通常会遇到这三种情况:一是被视为和现实没有关系的纯知识体系,很多学者试图以不偏不倚的态度客观地研究这一问题。由于此类研究严重脱离国内实际情况,最终经常导致我国学术问题的结论与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出现分歧。二是许多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受制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它的学术语境受到政治语境的限制,如果只用意识形态作为评价西方学术的标准,通常只能对其作出简单、庸俗化的批判。三是西方学术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受到了未经思辨地盲目崇拜,被作为国内学术话语的研究模板及发展的终极目标。

在西方学术体系的影响下,许多学术科研工作者严重脱离社会实践基础、历史传承以及本土文化传统,无论是所提概念、所述理论、所用框架,还是问题领域、思维模式、研究方法、论述风格,大都与我国的现实语境严重脱轨,无异于东施效颦。这样一来,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本应拥有的社会实践的真实感与历史传承的自豪感也进一步流失,使得中国学者的创造性与创新性受到一定程度内以及方法论领域内的严重破坏。

理论的适用性取决于所处环境的社会条件,适用于西方的学术理论,但是并不一定也适用于我国的社会环境。现代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是现代西方社会所处环境的综合体现,源自西方国家却异于东方的文化传统,延续于西方的历史传承,服务于西方的现实问题,展示的是沿西方文化之路所想所构所建的一些理想景色。历史与实践都证明了在解决中国问题时,生搬硬套西方学术话语不仅不能有效解决问题,反而会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实际的困惑与社会思想及文化的危机。所以,在解决国内问题时必须将西方学术话语中国化,在此应同时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从历史进程来看曾经将西方话语体系用于指导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一系列非西方国家的发展时,反而遭遇了难以预计的困难和挑战。二战结束后,亚非拉以及南欧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苏联、南斯拉夫解体而来的转型国家,妄图模仿西方国家进行发展,以西方哲学、社会科学为理论指导,使用西方话语体系,不仅未能使其迅速融入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体系,反而使本国发展受到更严重制约。历史事件多次表明,盲目以西方社科理论为主题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会严重脱离社会现实与本国国情,因此对西方艺术理论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拿来主义”式地简单模仿,甚至是生搬硬套,并不能有效解决各个国家所面对的实际问题。

其次,在学术层面上对西方在中国当代艺术学理论与实践中的扭曲与批评进行强有力地回应。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与改革开放已经与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相悖离,引起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工人团体之间的疏离与误解,严重妨碍了国际工人运动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美国金融巨鳄索罗斯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组织形式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美国学者盖伊·索尔曼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描述为“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澳大利亚学者罗恩·卡利克把“中国模式”简单概括为“经济自由加上政治压制”。像此类歪曲事实的批判都要求我们必须以坚定的立场并结合社会环境与历史背景,从理论上做出有力地反击。

再次,西方现当代艺术理论富有多样性的特征,例如在研究方法、视角、目的、对象及其问题的解释方法等方面,形成了复杂多样的成果,这些都大大拓宽了研究者的视野,值得我国的学者们予以重视。比如中国人也许很难接受外国学者精准而繁琐的语言研究方法,但语句意义的练习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可以不认同所有自然的存在都有其内的价值,但需要我们对它所提出的对待环境时“不干涉”“忠诚”和“补偿正义”等原则进行透彻地分析和研究;我们可以不认同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基本理论,但我们应该密切关注其迥异性与独特性,正确对待群体中的争论;我们能够对实用主义的价值相对论进行否定,但同时应该以更加严谨的学术态度对待社会科学的理论构思。在这里,西方学术话语转换的目的是促进中国学术的自我创造,使中国学者具有当代水准和实用价值。

最后,西方当代艺术学理论对西方现实社会的批判和人类未来发展的研究而言,可能不具备所有的真理性,这对我们了解其他国家在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有着一定的帮助,所以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这个问题。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我们应该重视和国际话语体系的联系,借鉴和吸收所有对人类文明有利的成果,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进行创新和改造。特别是在国际话语体系的主导地位仍然被西方社会、西方思潮与西方话语体系所占据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站在人类文明的制高点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思辨地继承、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西方当代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之中最终体现的是西方历史变革中渗透出来的人文关怀及美学精神。在长时间的社会演变过程中,西方国家依靠压倒性的经济优势及其巨大的文化传播优势创造出了自由人权、民主法治和市场经济等一系列概念,还将这些概念的解释权归为己有,使其在国际学术话语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虽然近年来我国话语体系的发展在国际上取得了越来越多的进展和优秀成绩,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地提升,但相比于西方,我国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话语权特别是在独创性及其影响力等方面仍有较大的差距。想要有效地缩小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就需要用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来看待问题,对于源自西方社会的思想观念与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判断,既要从中吸取有益的成分,又要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需要进行大胆地吸收改造、创新与丰富。

综上所述,在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话语体系时,我们主要的任务便是:对于在国际社会已经流行开来并已被我国学者所广泛接受的一些西方话语体系,需要有一个全面的、系统的中国化过程。首先需要界定原有西方话语体系的本质和特征,可以在吸收借鉴原有西方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形成有中国特色、更先进的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更有益处的内容,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一系列概念。这些内容都需要经过实际国情的界定,如果没有此类界定便直接生搬硬套,就会成为宣扬西方话语体系与思想文化观念的“传话筒”。改革开放后,中国同时兼顾当代艺术学理论发展的同时还试图运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解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实践说明,这种做法明显妨碍了中国自身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并会影响它的价值选择。经过多年社会实践证明,生搬硬套西方学术话语体系,定会脱离我国实际国情,但若完全脱离西方话语体系,拒绝借鉴其他社会文明成果就会使我国的话语体系变得盲目而片面。

在人类文明成果方面,我们应该选择好的学,按照好的做,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并将其与中国的本土文化、实际需要及中国人民的接受方式相结合,根据不同时代背景的要求创造不同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方法,努力发展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使它和西方当代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相互兼容,并在国际学术领域中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三、问题与展望:亟需表现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习近平总书记曾就学科本身发表过重要讲话:“努力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这对于当下的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来讲,无疑是提出了根本性的发展道路的前进方向和基本方针,阐明了基本的指导思想与行动指南。艺术学理论的学科意识建设具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科建设的必要因素,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学术、学科、话语体系,用中国化的理论阐发中国艺术经验,是艺术学学科未来发展的方向,也是艺术理论研究的使命所在。

进入20世纪,中国当代艺术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获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传统与艺术学理论的现代转型已经基本完成,但是也仍然存在着许多突出的问题。比如,对艺术学理论的表达需要借助于西方当代艺术学理论模型和概念体系,缺乏独立的历史解读体系是它最大的缺陷。想要克服这一缺陷,解决这一问题,就亟需充分展现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独特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

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想要在中国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中进行有力体现,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层面需要关注:

1.自主性

需要我们把我国艺术学研究的自主性作为构建当代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主要任务。想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不仅要有清晰明了的指导思想和自我意识,还要具有一定的世界眼光及批判意识。批判意识指的是在任何历史条件和理论模式下,都要持有批判的态度和精神,要仔细研究和思考该理论是否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不对任何学术进行盲目崇拜。

要重视中国自身的、原有的本土艺术文化,清楚文化发展的主体是什么,激发和引导人民对自身原有的本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要确立中国特色艺术学的主要发展方向,在日趋全球化的文艺进程中树立我们中国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鲜明形象。而想要使中国现代的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构建过程具备行动的自主性,我们还需要做到以下两点:首先便是要具有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与学习吸收的主动性,以积极主动的形式融入世界文化大合奏中;其次便是要有选择性的对西方艺术学理论体系进行接纳。只有做到了这两点,我们才能够在纷繁复杂的全球化发展洋流中,坚守包罗万象,大开大合的文化胸襟,坚持有利于自己的艺术文化的发展方向,把握好当代文艺的发展趋向,保持本心,坚持过程以自身为主体的主流文化发展地位。

2.创新精神

20世纪初以来,在反传统和向西方靠拢、与西方融合的思想影响下,我们把外国的各种理论、思想和方法视作真理般的存在,例如盲目崇拜外国的理论和方法等。在当代艺术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中借鉴和植入外国理论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心态不应该一切以国际流行的样态为唯一标准,使中国艺术理论体系完全被西方艺术理论同化。

创新精神是指借鉴中国古代艺术学遗产的发掘和国外艺术学的理论和方法,深入研究中外历史学、文学、艺术学,在艺术学理论的实践过程中提取基本概念和专业术语等,从而脱离对西方的学术依赖,建立起符合中国自身国情的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例如说费孝通先生在对中国农村进行实地考察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学习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符合我国社会发展实际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和生育制度等社会学话语体系,给我们树立了良好的示范标准。

3.立足传统

这里指的就是:不论现代的文化艺术发展是往何处流行,我们都不能忘记根本,要从我们原有传统的古典艺术学理论、概念和术语中汲取营养,来发展新的,能够实现现代化转变和表现现代社会发展的具有广泛意义的一些话语理论元素。事实上,这个工作在近代以来我们也在不断地进行尝试。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类似的理论术语和概念,都是经由这些传统的内容发展进化而来,而且在保持他们古典的本身特征之余,被赋予了许多新的现代化含义,进而转变为更多的基础性概念。

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建设过程中,最应脱离不掉对中国长久发展历史过程中古典艺术技法理论的研究。我们所提出的“中国特色”究其根本事实还是对民族传统的研究,尤其是作为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角色担当的古典艺术理论,在对传统有继承的意义之余,更是具备比较特殊的历史批判性。

中国特色艺术理论话语体系的当代发展中,除了不得回避的现实性问题,在不断面对新主题、新方式和新发展要求之余,不言而喻的更是不能抛弃传统文化艺术作为发展根源与本性的原则,其中所涵盖的历史意义毋庸赘述。也只有坚持将中国传统古典艺术理论作为中国当下文化艺术发展的根本,才能保持传统性和民族性,中国特色艺术理论才可能具有深刻与不可动摇的资源来源与基础。

4.实事求是

以近现代以及现当代人文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出发点,以及在运用中国传统基础理论与唯物史观交汇中产生的主题、看法等,都可作为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发展的因素。

举个例子,从当代的艺术理论发展来看,我们在当代艺术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了许多经验性的命题概念,比如说在艺术的创作过程中需要遵循“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要多方位发展,强调艺术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艺术中体现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特征,以及时代性特征,贴近生活的特征等。近代以来自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到当前的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有关艺术的论点、命题以及其形成发展过程,无不体现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艺术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过程,这些都是一代代艺术家从历代艺术实践的过程中总结出来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艺术学理论话语在中国的继承与生长情况的生动展现,这些与传统经典艺术理论一起,融会贯通,相互交织,进而升级为极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艺术理论的话语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

5.聚力突破

把握机会,抓紧在艺术理论、艺术史和艺术批评等多学科方面取得突破与创新。但是不宜急功近利,而务必以“涵泳”精神去做,长期潜心研究、持久拓展和深化直到新知发现。我们对学科的发展要有一个准确的认知和顶层设计,特别是在最基础的理论层面的顶层设计的相关研究。我们要注重重大课题与艺术学理论基础理论顶层设计的有机结合,要集合所具有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将重点放在本学科知识生产所需要的薄弱点上。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方案得以推行,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想在未来将会产生一大批的艺术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取得重大的系列突破。

中国在当代的艺术发展过程中,就要求我们的艺术工作者,要具有坚决的理论信念和坚定的文化自信,将中国传统古典的艺术精髓、人文精神进行改革创新,发扬光大。将文学艺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美学观点相结合,艺术的创造、审美、实践与理论有机融合,多方位发挥艺术和艺术学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所产生的创造性、审美倾向性、“实践—精神”的辩证性,向西方以及其他外来的艺术学观点中所具备的更严谨、科学、系统性的知识进行参考和借鉴,“融汇中(中国传统艺术学思想)西(西方艺术学思想体系)马(马克思主义艺术学思想体系)”,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

6.批判反思

中国当代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不只与历史哲学、研究方法和核心概念等有关,还与其表达方式及语言有关。所以不仅要对艺术学理论当前的话语体系所遵循的历史哲学方法与标准进行批判与反思,也应重构已有的概念、学术语言和范畴,还应反思自己的语言方式,继续改进。

并且我们相信,坚定以多方式、多方法的思维模式进行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统一融合研究过程,有助其发展成为一种更加向上的推动力,促使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在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进行不断地反思与调整,以不断完善自我减少错误的发生。换一个角度讲,在发展的过程中,不论是主张哪一种进步方式的发展者,都应该随时随地对自身进行反思与醒悟,以彰显出艺术学理论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责任。再退一步讲,在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发展与建设过程中,自身便应当对学科理念、建设规范时常进行“三省吾身”式的反思,通过艺术学理论系统知识对当下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建构中关于权利机制与知识建构之间的关系进行检查,使艺术学的发展得以更加地顺畅与和谐。

7.多元化建构

观察自历史到现在以来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不得不单独提出来的一点便是知识系统自身的内在关系转化,学科中的论、史、评三个方向和支撑点在发展过程中,应当呈现的是日渐融合趋势,而不是“三国鼎立”般的各自为营,分别而治。艺术学理论基础研究中的论、史、评三点也必然走向这种趋势,否则其所蕴含的隐患不言而喻。一名优秀的艺术理论虽然说可以有所偏重,但也必然对这三点都有所了解与涉猎。

艺术学理论的基础研究在将上面所提到的三点进行统一融合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基础与实践结合的操作方式和发展格局,各方面进行不断的交叉接触与融会贯通,必将会带来多样的新形式。值得摸索与探究的重点有很多,这些在未来的学科发展中,也必然会成为极为重要的依托和实践根据。并且在艺术学理论内部交流之余,更要重视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应用性,也就是说可以通过艺术学与其他多种学科之间的交流,以实现艺术交叉创新,促使生成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新的学科领域,这对实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有极为关键的意义,也将会更加成为超越理论与实践的重要的工具性措施。

8.学术资源建设

历经长久历史进程中多代学者的不懈奋斗,有关艺术学理论的文献资料已有很多,但是系统性的文献资料总体来讲还是极为欠缺的。学术资源的建设需要包含多个领域或专题的文献整理,就艺术学理论来讲,便可分为三类:基本理论、中国传统艺术理论、西方艺术理论。在当下,我们想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于情于理都应该在整理艺术学理论的经典文献汇总。文献资源建设是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学术资源保障,在学术资源建设上我们也必须先行一步。

四、结语:集成创新,责任在我

总言之,目前的中国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极速的转变与发展,这是一个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生活的基本方式在时刻产生着日新月异变化的时代,人们对于文化与艺术的需求日益增长,相应的对于文化的消费能力也在日渐增强,普通大众对于艺术文化的欣赏能力也在日渐提高,并且口味多变,涵盖广泛。对于文化和艺术的传播方式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传播的范围和形式也远远超越了原有的诸多界限和制约,艺术学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也已经脱离了原有束缚进而转变为更加不可动摇的建设中国特色艺术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必然性。在这个全新的时代,艺术工作者就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整体思路和观点、方向、主题与方法等多个方面进行整体性地创新与改革,这对于艺术学学科在当下的发展和在未来的方向等重大问题方面具有不可言喻的意义。

艺术学理论学科的发展,需要创新的观点,需要正确、扎实的理论支撑,需要完善的学科指导,以及诸多艺术工作者点点滴滴的凝练,需要艺术实践一线的艺术规律总结以及中国传统艺术经典文献的梳理、提炼的知识攒积,需要集成创新,并以此着力推动学科的发展,而这一切又将推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更高层次的发展和创新。艺术学理论想要更加繁荣的发展,就需要更多的创新点,需要艺术工作者能够敏锐地抓住时代的思想前沿,从而保持艺术出色的领先特性。做到了这一点,艺术学理论才能具备率领和引导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发展的资格,在全球化日趋明显的今天,立足于坚守中华艺术精神的基础,传播与发展中国的文化优势与文化自信,重拾我们本土的文化主体地位,也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以至于核心价值观念体系的形成、发展壮大,最终建设出美好的精神世界。中华文化想要在当今社会重现活力与激情,具备新的生命力和产生强大的凝聚力,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对于艺术学理论学科来讲,也更是不可推脱的职责所在。

其实,建构艺术学理论中国话语体系的过程,也正是中国艺术学理论的创新发展过程,我国艺术的道路、理论和话语的独特性需要通过中国艺术理论的原创性表现出来。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作为艺术理论大厦的建设者将会以更饱满的热情和更加认真的态度建构中国话语体系,深刻表现我国独立自主的文化的价值观以及创造出伟大的人类艺术的探索与实践,并以此构建中国艺术理论的基础、灵魂及风格,完善中国艺术学理论新的理论热情和更加认真的概念,新的范畴和新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话语体系和真正掌握国际学术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