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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盲(中篇)

2020-06-19夏榆

山花 2020年6期

夏榆

【雪盲】因雪地上反射的强烈的光长时间刺激眼睛而造成的损伤,症状是眼睛疼痛,怕见光,流泪。

——《现代汉语词典》

1

他的双眉之间,也就是面相学称之为命宫之处有两道深浅不一的竖纹。眉头紧锁的时候深的那条纹路如刀切出来,那是忧患深重的印记。帕玛最初爱上他时,用手指触摸着他眉心的印记说:“可怜的孩子,这么多年是咋活过来的?”她的语气带点调侃。那时帕玛分开双腿,骑在他身上,她的银色紧身衬衣,黑色紧身仔裤勾勒出她曲线毕现的身形。她穿着赭色高筒皮靴的脚支在赭色木地板上,而他是斜坐在靛蓝色布艺长沙发上,她与他相对而视,他环抱着她的腰。沙发之侧的枝形地灯亮着昏黄的柔光,映照着她光洁的面容。她微笑着,眼睛晶亮。他们就那样坐着。最初的时候她总是将他当作孩子。他当然已经不再是孩子。他们相遇的时候他已经人到中年,颠沛流离历尽各种复杂奇崛的人生。双眉之间深刻的纹记来源于他少年时期忧患时光的雕琢,也来自他青年时代漂流岁月的磨砺。至今这雕琢和磨砺还会影响他,影响到他的个性和情感,影响到他的精神。

“你得丢掉心里的重荷。更新自我,开启新的人生。”帕玛对江山调侃道。

他懂她话里的意思。她就是他新生活的一部分。他搭乘飞机或者高铁抵达她所在的城市,进入她弥漫着檀香透明的清雾和悠然气息的居所,这是私人花园宅邸,被高大繁茂的树荫遮盖着,盛夏清凉,是避暑的胜地。那是他们初见的时刻,也是激情重生的时刻。在卧室里他们频繁做爱,每次做爱都会体验到酣畅的肉身的欢娱。然而有很长时间他对男女之间的性事是疏冷的,有深深的厌倦感。他是被肉身之欲伤害的人。在京城二十多年的漂流时光,他在幽暗中的隐秘生活,这些都对他的身体造成了伤害。现在他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卸掉过去的忧患带给他的影响,解除往昔困厄带给他的心灵重荷。他居住在京郊小镇,隔段时间会赶往首都国际机场搭乘飞机,或者赶往北京火车站搭乘高铁到C城,这是她生活和工作的城市,也是她的地盘。

在某个傍晚,江山走进C城的一家咖啡馆。附近有书店,他买了几本书,索尔·贝娄的小说《更多的人死于心碎》,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不安之书》,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绝望》,这些书是他挑选的,也印证着他的某种心境。咖啡馆的咖啡色钢制大门沉厚,有风顶着,推起来很费力气,服务台后边站着头罩蓝色白星头巾身穿蓝色白星对襟布衣的服务小姐。

“欢迎光临。”小姐声音清脆。

走进光线幽暗的咖啡馆,他环顾一下室内的环境,选了一个前后都离人远的靠窗位置坐下来。在他的位置之侧是工作柜台。柜台上是黑色的咖啡机,那里不时发出服务生研磨咖啡的轰响。柜台之上的两块黑板写有咖啡种类和价格,写有食品种类和价格。

火腿三明治、咖喱鸡肉饭、吞拿鱼意面、卡布奇诺、摩卡、拿铁。

他在棕色直背的皮沙发坐下。有服务生过来,打开咖啡桌上的台灯。台灯亮起来他先看到油纸制作的灯罩。客人可以在油纸灯罩随手涂鸦,写各种留言,签名。他环顾四周,每个咖啡座上的台灯罩都绘满涂鸦的画,有各种留言和签名,这让他觉得有趣。他的位置面对着廊柱,廊柱悬挂着一幅梵高的自画像。脸容瘦削戴着黑色的大皮帽的梵高,叼著冒出丝缕白烟的烟斗。梵高的耳朵至下颏缠着厚厚的白色纱布。眼神恍惚或者虚无。这幅梵高自画像与他的心意契合,他有些喜欢咖啡馆的这个格调。梵高自画像下是褐色的插满酒瓶的酒柜,酒柜上是DV机,放着不知什么类型的音乐。他听不懂。似乎也不需要懂,那只是一种背景声。在他身后是一架漆皮剥落的老旧风琴。揭开的琴盖上放着一本打开的乐谱,乐谱上印着粗黑的五线谱。这样的风琴他只在少年时音乐老师的课堂上见到过。

他打量着这个繁复的空间。除了梵高的自画像,还看到梵高的油画《向日葵》,油画里向日葵的颜色和造型是他熟悉的。有很长时间他的心里也长着这样一株向日葵。那是梵高的,也是他的。在咖啡馆看到梵高,他的心情轻松起来。如果说心灵的困厄和重荷,没有人能比得过这个瘦削的长着红胡子的荷兰人。这个人因此而疯狂,因为疯狂而用刀割下他的一只耳朵,最后因疯狂而开枪自毙,死在乌鸦成群飞翔的麦地。这是他在少年时期就知道的梵高的事迹。有梵高在这个世界存在过,有梵高的内心困厄和精神磨难相衬,他觉得不必惧怕自己内心的困厄和忧患。后来他有机会到美国访问,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他专程去后印象主义展厅看陈列在那里的梵高的画作真迹。文森特·梵高(1853-1890),出生于荷兰,从事机关办事员、教师、传道士等工作之后,最终决定在27岁时成为画家,一边接受画商弟弟提奥的资助,一边维持创作活动。37岁时持枪自杀,生前卖出去的作品只有一件。他看到梵高的作品《戴草帽的自画像》(Self-Portrait with a Straw Hat);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看到梵高的《星月夜》(The Starry Night),蓝色的星空,黄色的星辰,如风暴翻卷狂涌的云,似火焰升腾的植物以及微小如棋盘的峰峦和城堡。这是梵高在切掉自己耳朵之后创作的作品,当时的梵高经常因精神病症的发作而使自己受伤。他站在那些画作前久久凝视,以眼光触摸画作的笔触和颜料色块的遗迹,仿佛是凭吊也是在触摸画家的灵魂。

C城不属于他,他只是它的寄居者。然而咖啡馆让他生出安适感。

头罩蓝色白星方巾,穿着蓝色围裙的服务小姐在桌椅间穿行。他要了一杯卡布奇诺。咖啡馆里还有别的声音。男女聊天的声音。帕玛是在十分钟之后到来的。她戴着墨镜。脸上未施粉黛。洁净而秀美。她吻他。然后坐在他的身边。她悄悄环顾四周,确认没有熟悉的人才安心。这个圈子就是这样。她说。你必须得随时保持警惕,提防被人看到传播流言。

她是C城的电视台主播。如果有人看到你和一名男子出现在酒吧里,桃色绯闻很快就会在电视台里传播。在这个圈子里她是特别的。她几乎很少涉足她工作之外的圈子,不参加工作之外的应酬。很多熟悉她的人都为她的状态惊讶。他们说:“你怎么可以在这个圈子混出来呢?”她除了担任电视台某个栏目的制片和主播。同时也兼任某大学的教师,为那个影视专业的学生授课。那些学生都是“90后”,她开玩笑说看上了班上的小男生。“每次去讲课就愿意多看他一眼。”和他在一起时她更放得开,头脑灵活,言谈机智,举止和神情也都得体。修养和风度俱佳。比起来他显得持重,内敛,言谈谨慎,他愿意精确表达。

“我其实有严重的自闭症,惧怕跟陌生人打交道。没有安全感,难以信任他人。”她说。但这样的话应该是他说才恰当。由她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

“真的。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还有自残倾向。”她说。

她伸出手让他看她的手背。没看出有什么异样。

“烟头烫过的伤痕。你现在看不出来。以前我就是一个作女,绝望的时候就把燃着的烟头戳在手背,用烫着的手背的痛楚,覆盖心里的痛楚。”她说。

他觉得她就是他的一面镜子。当然,他也是她的镜子。他们相互映照。

他们都是坠落深渊的人。在无底的幽暗中鏖战。

“要么发疯,要么死亡。”她说。

“不想发疯和死亡,就拼命一搏。”他说。

说出这些话的时候,他仿佛看见那样的时刻。

2

平安夜到来的这一天,江山要参加一场新书出版签售活动。

他无数次想象活动现场的情景,在想象中面对观众说话。反复演练那些话语。每天下午三时他会停下工作离家,到与住宅区隔着一条公路的森林公园运动。沿着如波浪蜿蜒起伏的轮滑道疾走,到达森林最高处的山岗。他在那里面对松林说,面对旷野和峰岭说。调试和控制着声调、语句、词锋,在森林里他想象自己在现场该有的表情、神态、举止和动作。

从衣橱选出到那天出席活动必穿的衣服,一件棕色带灰驼绒领缀着四个口袋的皮衣,黑色紧身牛仔裤,棕色高筒皮靴,这是他为自己设计的行头。洗过澡,刮过胡髭,站在浴室门口,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他要说出的那些话语。是的,对待这件事情他是用力过猛。美国总统候选人面对选民发表竞选演说也不过如此。然而他觉得这个事情比美国总统发表竞选演说更重要,原因当然是此事跟他有关,总统竞选演说跟他无关。

这是他辞职五年从传媒江湖退隐之后的首度复出。为了此次的复出,他准备已久,甚至提前几个月就开始控制饮食和健身。他是双城生活,在C城时去居所附近的森林公园漫游,回到京郊小镇去住宅区的健身房,健身房有跑步机,也有器械,他在跑步机快走40分钟,跑步20分钟,再在器械上做拉力和扩胸运动,在躺椅上做仰卧起坐。运动使他身体结实,然而减轻体重并不容易。他隔周会到临街一家洗浴城,每次进入更衣室脱掉衣服,站到摆在浴室门口的体重测量仪测量体重,他期望身体的重量保持在62K左右,这是他能接受的标准。超出这个刻度他就会对自己不满。他的想法是:“如果我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控制的话,还能指望什么呢?”

五年前深秋的某个时刻,他突然辞职,离开了那间位于大楼21层的办公室。当时他的离开在报社造成震动。先是他所在的文化部。当晚他接到若干同事打来的电话,有问候和慰留的,有表示遗憾和惋惜的。他能理解众人的心情。在职场,人员的消失和流散总是带给人伤感。而且明显的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他选择离开肯定是因为这个地方无法让他安心和留恋,不然他怎么会从供职十年的时候转身离去。在报社,有他这样资历的记者已经很少。其时报社还有内部论坛,每个员工都可以登录,可以自由发言。他看到新闻部的记者发布他离职的消息,看到同事跟帖评论,表达着震惊或者惋惜,也表达对报社管理制度的不满。他们将他的离去看作是报社凝聚力的消散。论坛弥漫着感伤情绪,留言的多是年轻人,有他带过的实习生(如今已是报社时政部的主力编辑)。他的离去对留下来的人造成心理冲击。时政部记者巴特尔给他留言,这位长年生活在内蒙古大草原的汉子引用法国总统密特朗写给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说:你属于我热爱的那个世界。他能理解巴特尔写这段话的意义和深挚情感。

他不是第一个离开,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报社的老人几乎都走光了,留下的全都是新人。

与其说他被可能出现的光荣时刻所鼓舞,不如说他其实是为自己心理的疾患而忧虑。

紧张的时候会盗汗,手脚冰凉。紧张的时候容易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这是要命的事情,是他现在绝不能出现的状况。帕玛以他的助理身份跟随着他,她对他说没关系的,放松下来,别紧张。然而他可以听这样的话,却仍然无法克制自己的焦虑。魂不守舍。这个词就是指他在那个时刻的心理状况。他不想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他知道任何写下来的文字对他来说都是障碍。他一定不会记住它们,只会让他慌乱,他要求自己只记关键字,每个关键字可以自由组合。他甚至想了各种应对危机的预案——在发言卡壳的时候需要的应对方式,摆在面前的书籍——他想象面前有張茶桌摆放着成垛的新书,印在封面的书名,包括大荧幕上的VCR,随便看一眼这些东西应该就能找到开口说话的方式。是的,即使在紧张慌乱的时候,他总是能开口说话的。只要不是话语阻塞,现场的活动就可以进行下去。他需要不断给自己鼓励。然而尽管事前进行过周密的排演和自我训练,当那个时刻来临还是出现了故障。在他看来那是严重的事件。对主办方来说,那是严重的事件。

他决定提前到场,避免临场时的仓惶。在北京城交通堵塞是很频繁的事情,他必须保证活动开场时的万无一失,他必须化解掉任何的麻烦。然而麻烦还是来了。真应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所有的事情都准备停当,各种细节都照顾到,万无一失的时候,他们出门了。

路遇堵车整整三小时,到达酒店已经是午夜一点。办理入住手续,拖着皮箱乘坐电梯上三楼的客房。

心情受到影响。沮丧习惯性地从心里漂浮起来。

他们到达活动现场是在次日下午两点。单向空间。以前是老工厂旧址,经艺术包装之后成为京城著名的文化地标,亚文化潮流聚集地,也是小资和文青扎堆的场所。从平安夜到圣诞节,这里的艺文活动已经排满。走进单向街前他看到立在门前的易拉宝,那是他的新书活动介绍。心脏跳动加快。走进书店,有人将他带到会客室。服务生递给他一杯水。从打开的铁门能看到活动的空间,摆着的椅子坐着几十位观众。墙上的大荧幕滚动播放着他的电视片。

“今天赶上了过节,不好意思。人不是很多。”主持人跟他说有媒体记者堵在路上了。他觉得这就是委婉的说法。事实是没有多少人来出席活动。此前他最担心的状况出现了,读者不多。主持人一个劲地安慰他,之前她曾对他说会好好组织读者前来参加活动,但现场的状况令他们都尴尬。活动就那么仓促地开场了。观众席里坐着她和她的朋友,坐着他的出版人和编辑。还有几个媒体记者,有的他认识,有的不认识。

我个人的精神榜样,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先生有句名言:“活在真实中”,他还说:“说出真相是有意义的”。我想我就是这么干的。这是他想好的开场白。是的,他就是这么干的。从2000年,这个世纪之初,到现在大约有十六年的时间,他做着职业记者奔走在国内的新闻现场,也远走他国,寻访各种具有公共意义和新闻价值的人物,跟他们交谈,追问、探寻、呈现。瑞典、挪威、波兰、德国、日本,这些纬度不同,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不同的国度带给他不同的认识和体验。摆在沙龙的两部书就是他的行旅生活的汇集。这是两部聚焦“真实生活”,呈现“世间真相”的书,也是超越人的隔绝之书。——然而我的书名又是《在时代的痛点,沉默》,我是遭遇了表达的困境,沉默就是困境的显示。然而我的书又摆放在这里,显示出表达的果实。这就是我们的现实。

他面对着观众说话。这是他做过长久准备想要说出的话语。

沙龙的主题词是:《倾听时代的画外音》。他是使用“时代”一词相对多的写作者。

3

与外部世界的黑暗比,他内心的幽暗更需要抵御。那是瓦解他生活热情和希望的杀手。

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1993年在苏丹大饥荒时期拍摄过一幅照片:画面是伏在地上的奄奄一息的黑皮肤孩子,她的身后是荒凉的旷野和一只收拢了双翅注视着她的秃鹫。那是一个等待救助的小女孩,当时凯文·卡特看到她的时候,小女孩正艰难地向食品发放中心爬行。他蹲下准备拍照时,那只大秃鹫落在女孩背后。卡特等了二十分钟,那只秃鹫还不肯离开。秃鹫是专吃死人肉的。卡特拍完照,坐在一棵大树底下点起烟,叫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

这张记录苏丹饥荒的照片让凯文·卡特声誉鹊起。这位摄影家出没于烽火连天的战场,奔走于遍布灾难的地区,用一生的精力不懈地追踪焦点新闻。1994年5月23日,卡特拍摄的那张名为《饥饿的女孩》的照片获得了普利策摄影奖。然而两个月后,这位普利策奖得主,在约翰内斯堡死于二氧化碳中毒,一次明显的自杀行为。他的车子停在他童年时常嬉戏的小河边,汽车的排气管上套了一截绿色软管,废气导入车内。人们在座位上找到了一张纸条,上边写着:“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超过了欢乐的程度。”

他也有过这样的时刻。不是在苏丹,而是在C城浩瀚的森林里。

阳光映亮的雪地。这是森林间的雪地。浩瀚的森林。雪停了很久,然而微风过处,雪还是会从松林间落下,阳光映照处可见雪花晶莹的样子。轻雾之间有尘埃降落飘动。道路有车辙和人的足迹。他独自沿着如波浪起伏的轮滑道前行。这里是国家滑雪队集训的基地,也是他每天运动的场地。脚踩着沉厚的积雪向着陡坡攀援而行。喘息声,脚下的积雪被踩踏时发出的吱嘎声都清晰可闻。他是背对着太阳光走的。高悬在天空的太阳从身后照耀到森林,茂密高耸的松林的枝叶结满晶莹的冰雪,这些松林分割着他头顶湛蓝的天空。积雪被阳光照耀时有种反光,他的眼睛会被刺得生疼。比眼睛更疼的是他的心。失望。沮丧。忧郁。这些情绪性反应令他心情沉郁。住在C城的五年让他熟悉了冬季的雪,当然春夏秋冬四季的景物天象他都已熟悉,然而冬季的深雪令他最为亲近。他看见过雪降落时的多种样貌和姿态,细如沙粒的雪,轻如飞絮的雪,大如鹅毛的雪,这些都是他见过的。他经常会在大雪飘落之时进入浩瀚森林。

独自沿着轮滑道上山,那是他一个人的世界。

进山的时候他是背着阳光,悬在天空的太阳变幻着不同光源的时候,投射到森林的阳光也是不同的。有时是银色,有时又是金色的光照,金色的阳光照耀到森林,他行走在森林间的小径如行进在20世纪的俄罗斯油画的画境之中。森林中的白雪沉厚,脚踩到雪窝里雪会埋没到鞋帮,那时候他听到的就是雪的交响。踩到的物质不同,发出的声音也不同。踩到被雪深埋的枯草之上,踩到被雪覆盖的沉积的松针枯叶之上,踩到土地之上,雪会发出不同音质的喧响。如果可以录下这些声音,那就是雪的乐音的交响。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咯吱,咯吱,咯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是他脚踩到雪地的节奏和音韵。先是脚尖着地,再是脚掌落下,最后是脚跟踩定。在森林之间行进,耳边就是这样的喧响。森林的松枝挂满晶莹的雪。朝向风的一面没有雪,背着風的一面白雪高挂。此时如果阳光穿越照耀,浩瀚的森林冰雪晶莹,如同瑰丽的世界。冰清玉洁的雪原带给他精神的愉悦,也令他有孤寂和苍凉感。一个人走在白雪覆盖的密林中,体验着远离尘世的孤寂和辽远。

他也有过在悲伤和绝望之时倚靠着树干坐在雪地上的时刻。

如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一样,负载着全心的悲恸哀伤。

有人在这样的时刻会选择自杀。他选择的是踏着轮滑道下山。

回到居所里。打开计算机或是铺好稿纸,将他内心的悲伤和哀恸写出来。

我很幸运,能够道出全部。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在临终时说过的话。

他当然不能与帕斯捷尔纳克媲美。然而每个个体都有其独特价值。

他相信自己的生命亦有价值。作为一个灵魂的标本,他属于21世纪。

看到过太多的灾难。地震、海啸、空难、矿灾。他总是在第一时间赶往现场。

他曾经前往汶川地震现场采访,在地震发生的第三天。他住在成都的杜甫草堂旁边,这是一家三层楼的酒店。脱去衣服进入到浴室时心里会犹豫。浴室与客房之间隔着一道玻璃门,丝质窗帘下垂,浴室的内景隐约可见。他走进由玻璃墙组成的浴房里,这是一个密闭的狭窄的空间。莲蓬头倾泻出温水浇注在他身上,他清洗头发,清洗身体。在做着这些动作的时候,他期望大地是平安的。人与大地的关系在那样的时刻变得分外敏感。如果有一个透视仪,他想他能看到大地内部的运动。地壳的裂变,地壳裂变时的震动。来自大地的任何的轻微的震动都会对大地之上生存的人产生影响。人的脆弱和无助在大地震动时毕现无遗。恐惧就是这样深潜在心里的。住在酒店里,楼层是他要考虑的。他要选择低层的酒店,不愿意住到高楼里。在那些日子里,有可能很多高楼没有什么客人。

在地震来临的时刻,高楼就像开启的电动玩具般剧烈晃动,高楼倾倒时的样子像破碎的骨牌。这是很多出租司机对他讲述过的体验。在那段时间里,他只要出街坐出租车,就会对司机提出同样的问题。就是在地震来临的那一刻,你们在做什么?地震之后你们在想什么?司机回答了他的问题。叙述的方式各有不同,经历和经验各有不同,唯有恐惧感是相似的。

与其说是对地震的恐惧,不如说是对恐懼感的恐惧。在后来他有过两次机会到达灾难现场。他戴起黑色的轻型纸制作的口罩,跟随访问团乘坐当地政府提供的越野车行驶在灾难之地。全身被防化服严密包裹的专业人员在路边为过往的车辆喷洒消毒液,空气中充满福尔马林的味道。沿途断裂的公路、崩塌的山峦、倾倒的楼房,满目疮痍,山河破碎,他看到的是人间的浩劫。就是在他们奔赴灾难现场时,大地也还在震动。那是大地震之后持续释放出来的余震。据国家地震局的监测资料显示,在大地震之后,有数万次级数不超过五级的余震。他进入到这个地区,就等于是进入到一个生死场。很多人对他讲述过灾难来临时的恐惧,讲述过灾难来临之后逃生的经历。这些人多是幸存者。真正不幸的是被废墟掩埋掉的生命,他们在瞬间就被地震所摧毁。

恐惧就这样生长在他的内心里。从外在的形容里难窥恐惧的形状和样貌。但是他用心看时,那恐惧在他精神深处清晰可见。岂止是他,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每一个人都被恐惧感深深地裹挟着。那些天里谣言如同烟尘一样四处弥漫。时刻会有五级余震,这样的谣言不断被传播,那时候惶恐的人们就会像潮水一样在街上涌动。街上任何一处空地都住满避难的人群,逃离城区的道路被蜂拥的汽车淤积着,交通瘫痪。这就是人类的生活。

此前他从电视和报纸上看到震灾现场。哀恸是久违的一种情感,但是在那时袭击了他。在他成年后他知道伊朗大地震、缅甸大地震。他编辑过那些照片,在残垣断壁前黯然神伤的妇女和老人,在废墟前失去家园的孩子。那时候他在北京的一家文化公司做图书编辑,他在做大型图文书《目击世界一百年》的时候也进入了逝去的一个世纪。这是灾难丛生的一个世纪。战争、动荡、饥荒、瘟疫,遍布这个世纪。他看到横贯于这个世纪的大地震灾难。那时他是职业记者,他觉得他应该亲历这一场人类浩劫。飞往成都双流机场的航班按时起飞了,这让他悬着的心踏实一些。前往灾区是顺利的,他希望自己离开灾区也是顺利的。

到达灾区,按照编辑部的协作安排,他的报导范围是在后方。就像纪录片的拍摄者一样,他的摄影机的机位放置在后方。他去酒吧和歌厅,去高档楼盘聚集的社区,去商厦,包括电影院,他寻访那些经历过地震摧毁性瞬间的人,听他们讲述恐惧的体验。在奔走的过程中,他也渐渐感觉到恐惧。坐在出租车里的时候,当行驶在车流淤积阻塞的道路时,他有隐隐而来的恐惧。担心在那一刻,大地重新开始震动。如果说旋转的地球有安全的纬度,那么不安全的纬度就是他现在站立的地方。在他的脚下所踏着的大地之下,地壳在急速而不规则地运动。他看到过地震来临时地壳的运动变化,那是山崩地裂、桥断路折的样子。

他就这样奔走在危险之地。也许因为敏感,他总会感觉到地下的震动。据说在大地震之后,地壳会有无数次的余震。他总是在行走之间感觉到脚下大地的震颤。那时候他想,生命就是如此的无常,也是如此的脆弱。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地下的运动。在从前的生活里,他也会感觉到地壳的震动。那是在矿区。地下震动的时候就是煤岩塌落的时候,或者是煤层放炮的时候。也有瓦斯爆炸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灾难来临的时刻。那时候总会有矿工受难,等着他们的命运,或者是伤残,或者是死亡。以前他认为这样的境遇是不幸的,现在他看到了更为广大的不幸。在灾区他半个月都不能洗澡,很多人都放弃了洗浴。岂止洗浴,很多人连正常生活都放弃了。街上卖户外用品的商店里,野外宿营的帐篷卖到脱销。极地救生器材也被抢购。纯净水被抢购。在城市的各个公园里,在城市的每一处空地,在大中小学的田径训练场,到处都聚集着在临时帐篷避难的人,包括浩大开阔的体育馆也都住满了人。“这就是人类的生活。这世界没有什么是坚固的,人必须超越大地寻找自己精神的故乡。”这是他后来回答记者访问时说的话。

4

现在他成为一个书写的信仰者。

在他的信仰世界里有很多杰出的榜样,在精神世界里他与他们休戚与共。辞去工作之后,写作就成为他的秘密生活。“写作作为祈祷的方式”,这是弗朗茨·卡夫卡说过的话。这也是可以使他入心的语言。眼下他的隐秘写作还不能带给他足够多的回报。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把自己的写作视为抽屉式写作。

那些被他认真收藏,潜心阅读的不同世纪的伟大作家和杰出思想家是他的同道,是他的精神资源,也是他的心灵坐标。就这样他为自己构建了一座坚固的精神堡垒,卫护自己的内心,也卫护自己的独立精神使它们坚不可摧。如米沃什所言:“我是一个理想国的居民,这个国度与其说存在于空间,不如说存在于时间。”

十年前他去波兰访问时特意去过科拉克夫城,专程去科拉克王宫临近的教堂拜谒安放在教堂石棺里的米沃什灵柩。这位杰出的诗人在生前说:“我是把自己关在了堡垒,并且拉起了吊桥:让别人在外面闹嚷吧。我对被认可的需要——谁不需要认可?——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将我诱惑到外面的世界。我被另外的东西所召唤。”召唤他的是什么呢?是他内心的神明,是自然和天地间的律令。是时间,也是他难以检测的老灵魂。

他仿佛坠入了深渊。只有靠自己的脆弱之力爬上来。

他不能跟人解释清楚他虚无感的由来。不能解释他内心深重的绝望和挫败感。

辞职之时他清理了办公室里的办公桌。最后边靠窗的位置,这里的一个卡座是他的办公位置。然而平时他很少来这里,只是每个周末开例会来。某天下午,他收拾了办公桌的抽屉,带走私人物品,就此与报社告别。

他平时独自住在京郊小镇,没离婚前妻子住在家乡的小城。他用赚到的钱买了一幢复式的二层楼房。他的婚姻缔结于他22岁的时候,那时他刚刚脱离少年的懵懂,父亲到处找人为他说媒找女人。有个女人拴着就不那么心野了。父亲对母亲说,他们合计将他拴牢在家里,哪儿也不能去。有个女人拴着,他就是秋天的蚂蚱,想蹦也蹦不了。那年他满脑子狂想,满心的叛逆。他跟在城里读书的朋友孟辉煌合谋,有朝一日出国闯荡,开创人生和事业。孟辉煌的梦想是从事政治活动,他的理想是将来竞选总统。孟辉煌以前是瘦弱的,自从他们制定了出走的计划之后,孟辉煌开始喜爱足球运动,疯狂地奔跑在球场。学英语,《走遍美国》《英语九百句》都是孟辉煌喜欢的书。他什么都不行,只有满脑子狂想,叛逆。追逐新潮,那是矿区小镇青年的叛逆和新潮,也是矿区小镇青年的反抗,他反叛一切陈规旧习,包括反叛和挑战父亲的权威。他用节省下来的钱进城买书带回家读,也通过邮政系统邮购大量的图书。雨果的《悲惨世界》,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梵高的传记《渴望激情》,梭罗的《论公民不服从》,这些书籍整齐地码放在他的书桌上,有时间就会读。那时他已顶替父亲到矿上做了矿工,他的工作是看守变电所,负责矿井的供电运行,下井的时候他会在怀里揣着这些书,用矿灯照着阅读。成天鼓捣这些破书本有?用?能当吃能当喝?这是父亲训斥他的话。整天写这些破玩意儿做甚,你就是写到老子?毛白了也写不出个名堂来。这是工长讥嘲他的话。父亲的话以及工长的话都让他有受辱的感觉。他更强烈地反叛,反叛父亲,也反叛他的生活。他将这些无形然而控制着他身心和意识的东西从内心驱逐出去。

现在是他经历的又一次危机。辞职之后回到故乡之城。他的前妻小雪说你发什么神经?这时候咋能辞职呢?你辞职一家人靠什么活呢?小雪是矿区一个单位的财务主管,长年不去上班。矿上多时不发工资,工人们都得自谋生路。女儿在省城读大学二年级,专业是美术院校的艺术设计。女儿上大学正需要钱的时候,还有女儿再有一年毕业要找工作,到时候你一个失业的人,影响孩子的前程。小雪抱怨着,将他的辞职视为自私行为。他不想说什么。然而小雪的说法让他坚定的心意有些慌乱。不管自己如何受苦,但要影响到女儿会让他难受。在他成为一个失业者之后,女儿的未来职业和生活都会受到影响。他狠着心想他的女儿必须自己开创未来的道路,他不能为她做什么。他对小雪说那些没有父亲的孩子还不是照样活么?小雪反问他你知道没有父亲的孩子活得有多艰辛么?他当然知道。

他给在外地工作的哥打电话,觉得有必要知会他这个消息。听到他说辞职后,哥立即就摔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嫂子打来电话说,你哥让你气死了,你怎么能辞职呢?怎么能说辞就辞呢?也不跟家里商量一下。你哥最近还跟厂长喝酒时说他有个当名记的弟弟,你这一辞职不是打他脸吗?你哥一直以你为荣耀,总是跟人提起你多么牛逼,你这一失业啥都不是了,让你哥的颜面往哪儿放呢?你哥本来还指着有你这当弟弟的关系能提一下,这下希望全破灭了。

哥嫂的话让他心境黯然。原本是他私人的事务,结果影响到全家,是有些麻烦。

不仅是麻烦,还有尴尬。侄儿要结婚,在矿上做机电工的弟弟跟他借钱,可是他的储蓄卡里只有十三万块钱,他已作了分配,十万块钱是为女儿准备的,以后女儿毕业了找工作,再以后结婚,他必须有所照应。剩下的三万留给自己应对日常生活。这些钱打死不能动。他只好狠着心跟弟弟说不行。他的回应让弟弟很失望。你还不如我的那些酒肉朋友,你不是能么?每次从外边回家都牛逼哄哄,没钱牛逼啥呢?弟弟在跟一群人喝酒,借着喝多了酒奚落他。失望。沮丧。还有亲人之间的隔膜。这是他真切体验到的。

让他真正感到身心困顿精神煎熬的,是母亲告诉他姐姐要做手术。她的脑子疼,不知道什么原因,疼起来一个劲地撞墙。当地的医院检查不出毛病,姐夫就请北京的专家来会诊。专家说是脊髓生了肿瘤。目前还不大,再发展就难说了,这个肿瘤很可能导致以后瘫痪。专家建议姐姐做手术切除。姐夫只好听专家的话,到处借钱凑手术费用。可是在姐姐查出疾病以前姐夫也已经查出各种疑难病症。有段时间姐夫尿血,医生怀疑是尿毒症。姐夫是市政老干局的小车司机,开车二十多年的老司机,有天在车库清洗汽车,他提着自来水管站在车顶上洗车,结果脚下一滑从车顶摔下来,送到医院急诊,医生检查摔断了一条腿,给腿部打进钢钉接住断了的部分。一次手术没成功,又来一次,姐夫被折磨得嗷嗷叫。

姐夫腿伤愈合没到半年姐姐又查出脊髓的肿瘤。这让他们绝望,更让七十八岁的母亲绝望。母亲给他打电话时不住地说看你姐这逼命灰的。母亲绝望到用方言土语跟他说话。他听懂是在说姐姐的命苦。七十八岁的母亲在故乡的老屋住着,那是矿上的旧家属楼。在母亲住的这个五层楼的单元里,全部都是年迈的寡妇。那些老妇疾病缠身,平时还都互相串门,聚在一起聊天。太阳升起来她们就在街上坐着,直到天黑下来才回家。

“都是一些等死的人。”母亲对他这么说。

在矿区小镇,每次回去他都能看到街上搭设的灵棚,看到身穿白衣的人披麻戴孝沿街为亡者祈灵。矿区的人越来越少,一批又一批人迁徙到某个大型棚户区,矿区只剩下老弱病残者。母亲也不愿意到儿女家住,哥经常开车接她去哥家住,每次去两天就吵嚷着回。在哪里都不如自己的老屋住着自在。平时母亲买菜买粮给自己做一日三餐。他看到母亲在枕头边放着一个纸盒子,里边放着速效救心丸,放着退烧药,治感冒的胶囊,体温计。你们在外边放心工作,妈能照顾了自己。母亲对他说。她还准备了一个敲背的木槌子。万一有啥紧急情况就用木槌敲墙,隔壁的邻居听见就会过来。

虽然母亲能照顾自己,但是他还是不放心,经常打电话回去。

偶尔姐姐也会来看母亲。他的外甥,姐姐的儿子,这是姐姐和姐夫一生困顿的缘由。

两年前也是平安夜的时候,他接到外甥打来的电话。

“舅舅,我出事了。”外甥在电话里对他说。听到这句话他的头嗡一下就胀大了。

外甥那段时间也是司机,开出租车。他担心是外甥开车撞了人。

“我借的车给朋友接新娘,车撞到树干上撞坏了。”外甥说。

“撞人了没?”他紧张地问。

“车上的人没事,车撞坏了,我借的是宝马,车主让我赔。”

“赔多少?”他问。心境瞬间就陷于幽暗之中。

“赔八十万,没钱就押房子抵。要不他们就要剁我的手。”

厄运就这么来了。他是在走出地铁站的时候接到外甥电话的。地铁口到处是卖鲜花和荧光棒的人。恋人们相互依偎着去什么地方过平安夜。然而他接到了厄运敲门的声音。

“舅舅,我想到你那儿躲几天。他们到处在找我,找到我他们会拿刀剁了我。”

这个电话预告了姐姐的家庭所经历的浩劫般的灾难,也将他抛到一个绝望的深渊。

是的,这么多年他是不断被命运抛到深渊。

那些深渊是他个人命运的黑暗幽谷,也是他亲人命运的黑暗沟壑。

他的亲人的厄运,包括他的故鄉的沉沦,都是他难以逃遁的深渊。

那天帕玛跟他讲起中学时代遭遇的恐惧。

早年她还住在铁路职工家属区,跟市政监狱相邻,中间只隔着一条坑洼不平的马路。

冬日清晨她背着书包刚走出家门就看到迎面跑来一矮个男人,那人穿着黑蓝羽绒衣,没戴帽子,头发有点像乱草,那人手捂着耳朵惊慌地奔跑,她看到那人脸上的血迹,捂着耳朵的那只手也沾满血迹。她还看到那人跑过马路滴落的血迹。在他身后不到百米距离,有个相貌凶恶的男人手握一把菜刀追赶。她闪身躲到一边,看着两个男人从身边跑走。

看到这样的情景,他对乘坐飞机厌倦到极点。每次乘坐飞机他都会作好与这个世间告别的准备,与他的亲人告别的准备。甚至,那些隔段时间就会出现的航班坠落的空难带给他忧患感,也使他产生抑郁症。

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自我疗治的方式。

自我救赎。这个词他现在很少使用,因为使用的人太多太滥,有时候令他厌倦。然而这些年他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试图自我救赎。寻找能让他这么做的力量。

他保持着多年的习惯。到晚间睡眠的时候要在卧室里亮一盏微灯。无论是在自己独居的寓所,出差的酒店,还是后来在她的房间,他都必须要亮着一盏微灯。第一次在她的居所里睡觉,睡前她把台灯和壁灯都开着让他选择。他留下了在圣诞夜点过的工艺灯。有灯光在,他就可以安然入睡。没有灯光他就会不安。暗夜里会有无形的生命。暗夜是无形生命的遮蔽,也是它们的保护,还是它们的场域。在进入一个陌生的空间时他总会有奇异的感觉。他可以感受到那个空间的气场。就是在那个空间里残留的信息。这是他能体察和感受到的。不止是他的意识,连他的身体也能够感受和体会到某种气场。比如,在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无法成功做爱的,他不能勃起,无论她如何激发他的情欲。他承认是那张床给他的障碍。他疑心身下睡着的这张床有他所不知道的故事。她很少讲述她从前的情感经历。他也很少问起。他觉得她的过去跟他们的现在无关。她也说:“你最好不要知道。知道会吓死你。”她的话当然是玩笑。但也可能是真相。

然而他从不问起,也真是觉得跟他无关。

每个月他都会搭乘高铁从北京到她的城市。

在C城的時候他每天都会去接她。上下班的时候。在城铁车站。他等在那里。在车站售票厅外有一画板上贴着城际交通图。他经常会站在那里观看,这座陌生城市的陌生名字。直到那些陌生名字被他渐渐熟悉,这座城市也成为他的城市。见面的时候他们会亲吻。以前觉得这是年轻人的事情,亲吻不再适合他这样的年龄。她似乎不理睬那些规矩。看见他就奔跑过来,旁若无人地拥抱。接吻。她的舌尖力度很大,伸到他口腔里的舌头就像一个舞者,可以伸缩,可以旋转。这是在他们亲吻的时候。他的舌头相对来说比较被动,反应迟缓,一如他这个人。很多年来他以为自己已经不会亲吻了。准确地说他以为自己不会再有亲吻一个人的愿望和冲动,不会再有那样的激情了。偶尔在马路,在汽车或者火车站,在剧院和电影放映厅,他看到那些相互拥抱接吻的年轻男女,他就觉得他远离了那样的生活。

就是和一个异性肌肤之亲的生活,他觉得已经难有了。在这座城市有他熟悉的异性,也有彼此友好的异性。然而爱是被搁置的。爱上一个人的情感之焰对于他是久违了。他准备就这么生活的,一个人在世间存在。她的到来改变了他前行的道路。就像是上天突然送给他的礼物,他接住了。他看着他们彼此的契合,他们相互需要,相互渴望,相互爱。这是一种没有缝隙的结合。心灵和智性。身体和容颜。所有这些都让他感到契合。包括仪表和美感。

那是他爱的。他觉得那是女人应有的美的仪态。

在他京郊小镇的居所,做爱也让他满意。她在做爱的时候完全丢掉了矜持,像一只有灵性的母兽。时而激情汹涌,时而柔润如水。她用柔韧而有力的舌头吻他的身体,抵达之处带给他不止息的颤栗。然而等他走进她的卧室的时候,他的身体出现故障。

那是一个秋天的夜晚。他搭乘航班到达C城。她去机场接到他,他们一起搭乘出租车回家。这一次她让他见了她的母亲。他作为家人进入这个家庭。他吃着未来岳母为他准备的晚餐,然后进入浴室洗澡。他的样子就像这个家庭的男主人,而不是偶然到来的客人。

他是外来者。那张床所有的本来的样态和本来残留的她的情感前史残留的信息,这都会构成他的障碍。这障碍让他沮丧和挫折。他开始严重地自我怀疑。他的黑暗的体验又开始蒙上他的双眼。她反倒在宽慰他。她拥抱着他,温柔地哄他入睡。她把他当成她的小孩。她没有小孩,但是她有母亲的耐性和爱心。为了解除他身心的压力,他们在白天的时候会离开床铺,他们去附近的公园散步。通过旷野和园林来转移他的挫败感带给他身心的压力。

夜晚再来的时候她说:“应该会好的。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就是你是这个家里的男主人,他们要跟你友好相处。他们必须服从你。护佑你。”

他听了她的话,觉得他是能够理解的。她说的它们,就是房间里残留的信息。

她这样说了之后,那个夜晚他的身体恢复了。

他们终于成功了。他恢复了在自己的居所才有的强健的能力。

他是强健的吗?这是他对自己的疑问。

更多的时候他是脆弱的,也是无能的。

我救不了自己。这是她说的话。她说出这样的话令他意外,也令他惊讶。

神情忧伤。颓废的气息从她躺倒的身体散发出来。在这之前他建议她写作。写一部书,把你这些年的经历写下来,不管有多痛苦。写出来的过程就是治愈的过程。或许从此以后你就可以依靠写作为生了。能写作谁还会去工作呢?他对她说。那几天她满脑子都是辞职的念头。每天从睡梦中醒来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辞职!”

他知道她是遭遇了职业危机,也遭遇到精神危机。如同他在五年前所经历过的。她工作的电视台离家并不远,出社区大门走五分钟就是轻轨车站,坐上轻轨列车十分钟不到就是广电大厦,那是一幢类似古代官帽造型的大楼,里边是电视台的几十个部门。然而从某个时刻开始她就是不愿意去那幢大楼上班。

“我受不了那里的气氛,一个工作干了十年,想起来就会呕吐。”她说。

她也是被伤着了。这十几年她担任制片人,也做主持人,访谈节目和综艺文化都做。遇到突发新闻也会冲到现场,某年东北发洪水,淹没了几十个村庄,她带着摄制组奔到洪灾现场。后来电视播出新闻,人们就看到她穿着雨衣和雨靴拿着话筒坐在大堤上采访,风暴来临的时候她瘦弱的身体仿佛能被风暴卷走。后来他们在一起之后,在隆冬时节她要凌晨出发,带着摄制组的孩子们坐大巴走五六个小时到某个预约好的乡村做采访。那些跟着她的孩子们都战战兢兢的,因为她的工作狂作风,她对节目的质量要求严格,那些在她手下干活的孩子们都小心翼翼。有一次返回电视台的时候,编导发现有盘素材带丢在采访现场。她因愤怒砸碎了杯子。她不能接受节目组里的孩子不敬业。不能容忍他们的任何疏忽和瑕疵。她就是这样一个患有洁癖的人。

然而即使这样工作,她还是免不了被人算计。她的上司,主管栏目的总监对她怀有莫名的嫉恨心,处处刁难她。每天要求她八点半就赶到台里签到上班,媒体工作很少有八小时制,她的主管就规定她必须八小时制工作,迟到或早退都会扣罚奖金。她知道总监刁难她的缘由,“在电视台你要是不顺从上司多半是这个结果,受苦受累不落好。好在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

那条大街的名字,让他感觉极有诗意,她工作的电视台就在这条街上。然而在很长时间里她抗拒前往那个地方上班。“我的理想就是在家做全职家庭主妇,相夫教子过小女人的生活。我不想要事业。甚至我也不想要写作。”她说。她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在说出那些故事的时候他感觉难以置信。那些阴郁和黑暗的体验,他以前只认为像他这样的男人有。而这个面容姣好的姑娘经历过的阴郁和黑暗的体验令他深觉震惊。“我恨我妈,她跟我爸离婚后撕掉了我爸所有的照片,家里只要能找到的照片,只要照片上有我爸她都拿剪子剪掉。她剪掉了我的记忆也给我心里留下一道又一道的创伤。我现在经常有冲动,周游世界去寻找我爸的肖像。”她说着这些话,眼泪扑簌簌落下来。

她住过的那幢楼房是日据时期的歌舞厅。她的家在地下一层。掉落的墙皮露出彩色壁画。

都是日本的仕女图。“妈说这些房子是日本歌女住过的。”她指着墙壁残留的壁画说。父母亲的争吵就是在这个房间里发生的。这些噩梦般的记忆她想忘都难以忘记。没完没了的争吵。最后动手打架。砸东西。家里能拎起来的东西都被砸得稀巴烂。她躲在角落里惊恐地看着父母親的打斗。她哭泣着想要阻拦但是没有谁会听她。母亲生出她后第三年又怀上了孩子。应该是个男孩。但是他们的争吵也从那时开始。剧烈的打斗导致胎死腹中。她读高中那年父亲去她就读的学校看她,给她买冰糖葫芦吃。父亲看着她的眼神令她心碎。第二天她被妈妈打到学校的电话叫回去,走到街口就看到围着很多人,她回到家看到自缢身亡的父亲。他用自己动手搓出来的麻绳将自己悬吊在后院的柳树上。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她的声音和身体都在颤抖。“我不能原谅我妈,是她带给我这些破碎的生活,也带给我破碎的记忆。”

她哭泣着说。

痛感就是这样深藏在他们心里的。这痛感来自往昔的记忆,也来自现实的体验。

他经常会坐在阳台一张躺椅上。阅读。书写。或者沉思。这就是他的新生活。作别以往他作为新闻记者的繁忙、奔走和劳碌的状态。停顿下来,心与身体合一。他要从容面对自己的时光和余下的岁月。这是在C城。他的隐居之所。如果坐在居所的阳台之上,可以看到对面,那是一家心脏病医院。这家庞大的医院里每天出入着数量庞大的人群,都是心脏有疾患的人。好奇感驱使他进入过这家医院,他看到它的内部景观。心内科、心外科、神经科。这些科室都跟人的心脏和神经有关。他希望自己是好的。就像此刻他是安好的。

安坐在阳台之上。除了能看到他隐居的这座城市湛蓝的天空,他还看到它架设起来的高架桥。高架桥上是不时驶过的城际铁路。能看到红色的列车驶过的样子。住在这里他每天会在午间或傍晚出去,他带好门卡和钥匙,穿好衣服,步行五分钟的路程去城际铁路车站,他等在那里,他要做的事情是等到她。他们一起回家。看见他的时候她会飞奔而来,她会张开双臂,他们相互拥抱亲吻。住在这座城市之中,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思考、写作。

然后就是做爱。这就是她交给他的任务,也是他的新生活。

每天他会在正午或傍晚时分,沿着靠围墙修筑的小路疾走。这是他的运动。小路铺满细碎的石子,脚踩到它们的时候酥软,在这院墙的两边是不同的生活样态。一边是别墅区,一边是普通住宅区。别墅区里的住户很少,多半这里被作为度假用。他仔细地体察新生活的每一寸光阴。让心放松,自由、宁静,更深入地体察生活的肌理。那天他带着一把伞在街上逛。带伞是为防备下雨。天气预报说是有雨,结果雨并没有下来。伞就成了他在这个下午的玩具。他在走路的时候,伞就在手里,伞柄在他甩动的时候,伸长,再甩的时候缩短。它在伸长和缩短的时候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他的这个样子很像一个赋闲的老人。他喜欢这样的状态。这是他几十年来未有的状态。他沿着街心公园绿色的草场走,那里安静,少有人迹。他就这么闲散地漫步,看看街上的风景,看看大街上行人的表情,想想自己的心事。

傍晚的时候,他买了城际列车的票。他手持车票通过检票仪进站,沿着自动电梯上楼。那里有一张红色的塑胶长椅,他坐在长椅之上,看轻轨列车驶进来,放下人,又进了人。橘黄色的列车驶离月台。他愿意这样坐在月台的长椅上看着轻轨列车驶去又驶来。那时候他是一个观察者,而在更多的时刻他是一个旅人。他乘坐着不同颜色的列车,在这座陌生的城市穿行。他看着绘制在车站墙壁之上的城际列车运行图,那里很多的站名,他从陌生到熟悉,就像他与这座城市的关系。由陌生而熟悉。当他进入一座城时,同时也在疏远一座城。如同接近一个人同时也在疏远另一个人。这就是生活。他们每个人都在生活的旋流里泅游和沉浮。他们对自己身处其间的命运并不知晓。他们能做的就是顺应命运的牵引,尽可能地向前行进。

有一天,她说在她居住的社区附近的河岸草丛间发现一具男尸。

有人报警,警察赶去了。她刚好看见了那样的现场。她有点好奇,虽然这好奇伴随着恐惧。这恐惧让她走到近前的时候浑身发抖。你可以说发抖跟天气有关,因为那个时候这座城市正被九级大风袭击着。当时有一则笑话:有记者访问一个老太太,请他回答大风对她生活的影响。老太太回答说:“大风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我和老伴正要上街”——她说着老伴,回头看时老伴没有了,她的老伴被风卷走了。就是那样的大风袭击着这座城市。

那个时刻她没有跟他在一起,但是他能想象她遇到大风的情景。因为九级大风,甚至比这大风更剧烈的飓风他也可以想象。在这些年他先后经历过几次海啸——印尼海啸、日本海啸,所有这些海啸都是因为飓风而起。他想象着她在大风中的情景。她说她在大风卷起的时候看到那个河岸之上围着各种人。她看见警察正把一具男尸搬起来装到黑色塑料袋里。那个装着尸体的袋子被搬到停在路边的汽车上。

这是一起凶杀案。警察没有说话,那个年轻的警官不苟言笑。可能的情形是他不愿意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遇见这样的事情。有围观者说:“这是一起凶杀案。被害者是被骗到此处杀死的。骗他的是一个女人,她说要打他的出租车去××大街,司机开着车去送她。行至到僻静处,女人的同伙出现了,他们就抢劫了那个人。”

这样的天气总有这样诡异的事情发生。他在电话里安慰了她。也让她更加小心为好。在现在这样的社会里,谨慎是必须要有的。对于他来说也是如此。有一天他在居所,听到窗外临街发出一声巨响,那是傍晚,他没有留意,以为是谁在放鞭炮,像以往一样,出街散步,刚走出几步就看到道路间一片狼藉。那是两部车子撞在一起的景象。两部汽车的前杠被撞得稀巴烂,草地满是破碎的玻璃渣,汽车保险杠的残片也落在地上。

人总是这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出现横祸。

他必须意识到潜在的任何危险。任何微小的危险都有可能摧毁人命,摧毁人的生活。

某天她起床之后就仓促赶着去电视台上班,此时天空开始飘着大雪。这样的时候马路上的积雪和积雪之下暗藏的冰都会使行驶的车辆发生危险。在这样的路面行驶有时候车辆是不听司机使唤的。他从玻璃窗能看到外边的风雪。突然她打来电话说她乘坐的那辆出租车在过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被后边的车辆追尾。她并没有像平时那么惊慌,而是轻描淡写地说:

“没事儿,我刚换了一辆160公交车。这马路太危险。”

即使不在有积雪和沉冰的马路上她也经常面临危险。

有时她的膝盖会磕在钢化玻璃的茶几角上,有时头会碰到厨房的油烟机边角上。切水果时会切破手指切出血来。甚至她在夜间睡觉偶尔在翻身时额头或眼睛会撞到他弯曲起来肘关节,而那个部位坚硬的程度不亚于桌角。“咱家能不能没有这些危险的事情啊?”她这时候会嗔怪他,“咱家能不能把这些坚硬的边角用羊皮包起来呢?免得碰着老婆。”他当然不会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即使是用羊皮包着居室里坚硬的边角,可是他不能将这个世界用羊皮包起来,只要他们出门各种危险都在暗处潜伏着。“你必须有足够的敏感感知可能到来的任何危险,必须有能力避开这些危险。”

他是这样的人。在这世间生活和游走,他会如羚羊一般警觉。

他必须有效地避开各种可能侵害到他的危险和祸患。

6

如同划过天际的流星,他在瞬间绽放出光芒,又在瞬间归于寂静和黑暗。

最终他还是带着演讲稿,避免出现心理障碍,避免不可救药的失败,也避免体验失败的黯然和内心的痛楚。演讲稿夹在一本书里,那本书的名字是《致理想的读者》,这也是他请到的嘉宾的书。他打算从“理想的读者”这个角度切入。认真谈谈他对时代和人世的理解。他將演讲稿夹在书里交给她,记得在我上台的时候交给我。他对她交代道。那时他必然是紧张的。慌乱。在会客室有服务生端茶给他,他接过茶杯就喝,热茶烫了他的舌尖迅速就起了泡。

沙龙开始的时间到了。他必须要出场。必须要说话。

演讲稿是他反复斟酌的,也是他内心真实思想的表达。

面对着坐在身边的嘉宾,也面对坐在台下的数十位观众,说着自己准备已久的话语。我有一个老灵魂。他说。这是一个现世的反抗的老灵魂。他面对着观众戏谑的调侃。

尼采说:“幻觉不断延长,最后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人。”

然而我们知道,尼采疯了。热爱他的人也都成为精神异常者。

他对着台下的观众说他并不喜欢尼采。不愿意发疯,也不想因抑郁自杀。

他能做的就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我疗治,也自我救赎。他只想做遁世的艺术家和隐修者。

他以这段话作为自己发言的结束语。

在表达这些思想的时候他不断地在内心升起自我怀疑。

现在他重新出现在公共场合。这是在他退隐五年之后第一次复出。

然而这是一次失败的复出。他清晰地意识到这失败。

他的话题是那样的高蹈,与现实格格不入,难以引起观众的呼应。

坐在台下的那些人很可能都在为生存焦虑。如何在北京租到价格低廉的房子,如何能保证房东不那么频繁涨房租。怎样找到一份工作,如何能保住饭碗,这都是他们的现实问题。

主持人宣布活动结束,还是有几位读者走到他身边,带着在书店买到的他的书请他签名。那是在校的大学生,传媒专业,年轻人——姑娘或小伙子对他表达着敬重之意。

两个小时后,他们与客人逐一告别,送客人坐车离开。

他在沙龙活动中的表现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几乎是失败的。慌乱、急迫。不能与对话者形成有效的对话关系。交流变得十分困难。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只有他能看清楚的),他又是成功的。至少他出现在这样的公共场合,至少没有晕眩在台上。他自我安慰道。他还保持了话语的流畅。没有因为内心的恐惧而失常。然而微妙的疏离确实发生了,紧随而来的是冷寂。是的,在骄傲的知识分子看来,他是那么糟糕。知识分子群体对人的接纳更为困难。

他重新回到个人状态,回到幽暗而无明的状态。

新年到来的时候他回到C城。傍晚他去了广电大厦。他在楼下大厅等她。时间是下午五点四十分。大厅插满假花的旋转门不住地旋转,不断地有人出去又有人进来。从旋转门到安检通道直接铺着红地毯,地毯已经很脏了,那是无数的脚底踩出的印迹。有穿黑蓝制服的安保人员手持对讲机守候在安检通道外。持有入门识别卡的工作人员刷卡可以通过,有人通过安检通道出来,有人通过安检通道进去。矩形大厅里缀满彩灯,灯光明亮,三层楼之间的大厅,每一层都成排挂着缀有金穗的红色灯笼。从落地玻璃窗看出去,台阶之下停满各种轿车,据说晚间有演出,新年晚会的彩排,有当红的演艺明星来演出,比平时多出数倍的人挤满大厅就是来看女明星演出的。女明星应该是六点五十分到,航班晚点到晚九点到,接机的司机在大厅里待命。负责接机的助理是一个年轻姑娘,在大厅里焦躁不安的走来走去,不时地用手里的对讲机跟编导组通话。二楼的演播大厅灯光明亮,全场的观众都在等待着明星的光临。

他没在广电大厦久留。深夜他去了咖啡馆。

依旧选择靠窗的座位。这个位置能看到临街的夜景,也能看到室内的景观。在咖啡桌的左前方,昂首矗立着一匹黑马。然而它看起来更像一只没有犄角的鹿,头部保持不动的姿态,眼睛洞黑,脖颈由细变粗与健壮的身体合为一体,它的四条腿结实,蹄部稳固。这样的一个生物能站立不动矗立在他的眼前,它只能是一座雕像,不会是真的马匹或鹿。马匹在城市里已经罕见,鹿就更不可能出现了。他在深夜走进这家咖啡馆,长方桌上的白瓷杯里的咖啡被他喝尽,只剩残存的已经冰凉的咖啡残迹。搅拌棒还放在杯下的碟子上,白瓷碟子上投下了咖啡杯椭圆形的阴影。嵌在咖啡馆灰色水泥顶部的音响放着英文的流行歌曲,他不知道的歌手以嘻哈风格演唱着不知名的歌曲。在他的前方和左侧的座位都有姑娘在聊天。有人在玩游戏,自动语音报着进度。服务台不时响着咖啡机研磨咖啡的声音。柜台里的服务生弯腰摆弄着咖啡。杯盘在服务生的手里碰击的响声不时传过来。一身黑衣,头戴蓝色白星罩巾的男女服务生站立在咖啡馆的各个角落。在书架上方摆着白色的振翅起飞的鸟。鸟翅的下边是铭牌:土豪/且行且珍惜/高富帅/求包养。这样的铭牌他在城市的酒吧和咖啡馆里都可以看到。这是城市的流行文化。挂在入门墙上的电视荧幕播放着动画片。那是他不懂也没兴趣的。

他再次看到那匹不能出声的马。突然就想起由贝拉·塔尔执导的匈牙利电影《都灵之马》。她对他说你有时间一定要看看《都灵之马》,150分钟,你可能没有耐心看完,因为没有什么故事和情节,就是讲述尼采和一匹老马,但你一定看一次。这是对你的耐心,对你智力的考验。他知道《都灵之马》在2011年获得第6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知道这是表现尼采生平的黑白电影,尼采,一个疯掉了的哲学家。少年时代他就知道尼采,进城逛新华书店,他会买尼采的书回家,但他从来没有读完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悲剧的诞生》《看啊,人》,这些书曾经放在他的书桌上,后来不断的搬家迁徙,书被母亲收藏起来放在仓房里。很多书都已经被丢掉,尼采的書还在。在他的老家,母亲寡居的房屋里,出阳台门就是仓房,仓房靠墙整齐摆放着他的藏书。那是老母亲干的事情。因为年久,书页受潮变形散发着霉湿的气息。他每次回老家看母亲时都会钻进阴暗的仓房翻找他能带走的书。

其中就有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他将书放在行李箱带回京郊小镇的居所。

有一天下午他在书房打开这本书,重新阅读起来。这是他在少年时畏惧阅读的书。他害怕尼采的疯狂状态。早年他恐惧一切的疯狂状态。在他的家乡,只要上街总能看到精神失常的人。那些疯子的模样是他恐惧尼采的疯狂的原因,更重要的其实是他害怕自己会疯狂,害怕自己会精神崩溃。现在他被文本所弥漫的澎湃的诗情所感染。这是一个思想强健的人所写下的宏伟诗篇。隐居高山之上的孤独者,是隐修者,也是觉醒者。他的思想和灵识超越世俗之上。

然而他在看电影《都灵之马》时,重又陷于内心的悲怆。

1889年1月3日,尼采在都灵的卡罗阿尔伯托广场看到一个马车夫用鞭子抽打一匹老马。他抱着马哭了起来,然后昏倒。在随后的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尼采就被诊断出得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并在随后的11年里卧榻不起,陷于长久的沉默。电影讲述了那匹马的故事,由此也再现了尼采的故事。这是他看到的剧情介绍。

他决定新年之夜在咖啡馆看《都灵之马》。带着手提电脑选择靠窗的座位。

随着大提琴呜咽般低沉的奏鸣,一匹毛色杂乱肮脏的老马载着大车艰难地行进在寒风之中。狂风的长镜头。空旷荒芜的农庄,破旧的马棚。人住的石头房子也是破旧的。出现在四壁空落的石屋里的男人需要人照顾。由女儿帮助他穿衣脱靴准备食物。男人坐在餐桌前手抓着煮熟热烫的土豆吃。笨拙地剥皮,手指捏碎煮熟的土豆往嘴里填。

然而他看了不到五分钟就关闭了视频。如她预料的那样,他没有耐心看下去。

尼采是悲怆的。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都是。

他的心理排斥这种悲怆的生活。他不需要这样的先哲。人必须自立才能立身,必须自救才能获救。这是他的想法。他必须以铁的意志阻止自己走向疯狂,他要像特种兵一样身心健全,神智清明。他阻止自己撞破那层纸。然而他的强韧其实是来自恐惧。他畏惧崩溃的精神,畏惧异常的人生。他还畏惧灾难和祸患。

“我们是同一种人,那种看起来一路顺流而上,事实上失去真正勇气的人。”

他想起看到的一个朋友的话,这句话像暴雨之夜的霹雳照彻他幽暗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