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宏

“憋了这么久，你到底有没有一点思路？”

我的右手在德国南部的黄昏里哆嗦了一下。妻子坐在副驾驶座上，侧脸在虚光里闪现出凛冽的线条。这半年来，她一直在催促我拟一条墓志铭。

“这是墓志铭，又不是座右铭。座右铭可以上网抄一句，墓志铭肯定要原创——反正我没有听说过谁的墓志铭是抄的。”

“你开开脑洞嘛，把座右铭抄成墓志铭也行啊。不要等我死了的时候，你连抄都来不及！”

“呸——不是说好了给妈用的吗？怎么又变成你的了？”

“要是合适，我先用也行。谁知道呢？”

这样的对话不可能把对方照亮。心有泥泞时，山间都是落叶风语。我伸手拍了拍妻子的小肩膀，心像大路边的葡萄叶一样在晚风中颤栗。

妻子在我们城市的一家设计院当业务主管，人称“铁娘子”。一方面铁是姓氏，另一方面内涵可就丰富了。说句老实话，我倒是挺喜欢这个外号的。特别是在家里，叫一叫，瞬间就有了一种穿越感。有时候妻子心花怒放，也会翘一个兰花指，拿腔拿调地喊我一声“相公”，弄得家里秒变某个古装戏里的桥段。人生总会意外地另起一行。先是几年前妻子被查出得了甲状腺恶性肿瘤，术后性情大变，张嘴闭嘴死死死，或者离婚离婚离婚，一句话说出来四个人都抬不动。我劝她说，这种恶性肿瘤并不可怕，十年以上的存活率很高的。她什么也不听，一天到头神经兮兮的。后来，也就是半年前，她妈又被查出得了肠癌，已经转移了。哮喘碰上咳嗽，日子过得就像挂在电风扇上。老人信佛，查出病后，买了一个木鱼放在家里，整天敲啊敲啊，嘴里只念四个字，阿弥陀佛。这种情形白天还不觉得什么，只是到了晚上，木鱼声伴着阿弥陀佛，听得人心惊胆战，整个家变得像一座庙宇。妻子说了她几次。老人放下木鱼，叹口气说，我就是觉得心里空啊，空得跟你家的浴缸一样。这木鱼一敲，阿弥陀佛一念，我心里就踏实一点。妻子一脸苦笑。住了一段时间，老人说要回乡下去。嘴上说是住不习惯，其实是怕干扰了我们的生活，特别是怕拖累了女儿。妻子不同意，她就偷偷地带着木鱼回乡下去了。准确地说，是回乡下的山上去了。我和妻子一趟一趟地往乡下跑，往山上跑，老人说什么也不回来，一边敲着木鱼一边说，反正吃不长了，横竖都是死，死在城里烧成一捧灰，死在山上还有一块地。阿弥陀佛。妻子说，我就是怕你一个人死在山上，连个人报信也没有。老人继续敲着木鱼说，这样还不干净？我想修还修不到呢。话赶话，一句比一句凶，一句比一句恶，妻子和老人吵得红头赤脸，结果呢，两个人，她哭，她也哭。我呢，哭也不是，不哭也不是，只有站在猛烈的山风中独自凌乱。

车到霍尔施塔特时，黄昏已经开始收拢翅膀。说是黄昏，实际上还是国内的时间概念。在德国南部，晚上九点多，天色还是白亮亮的，许多人坐在街道两旁的餐桌上享用晚餐标配：披萨，啤酒。

酒店是妻子在网上订的，实惠，网评也不错。妻子懂德语，读研究生时在德国北部待过一段时间，不过南部几乎没有来过。酒店的外立面呈米黄色，门前三十米开外是一片树林，稀稀疏疏的。让人惊讶的是更远处，葡萄园一片汹涌，在黄昏里帅出了天际。主楼左侧有两座并排的小高层，矗立成一个夹角。从车上下来，我注意到酒店门口坐了一排一排老人，他们一个个顶着一头白发，远看去就像是一幅油画。那些端在手里的杯子或展开的报纸让这个黄昏显得悠闲而智性。我问妻子那是什么报纸。妻子扫了一眼说，慕尼黑的《南德意志报》，德国的老江湖了。

大厅挺大的，偶尔走过几个人，无一不是头上戴冠冠戴雪。我心里无端地冒出一种怪异感，整个人哆嗦了一下。前台只有一个女服务员，她转身的时候我吓了一跳——她的臀部就像一个巨大的标识牌挂在一棵小树上。拿到钥匙，我和妻子赶忙去找房间。

在电梯口，我对妻子说：

“我怎么老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身后没有反应。我转头看了一眼，发现妻子正一脸茫然地盯着我。我苦笑了一下，把话题岔开去：

“从海德堡到这里，开了一整天，腿都跟摇铃一样，上去好好洗个澡！”

“不去葡萄园了？那边还有个酒庄，可以免费参观。”

“嘿嘿……当然去！当然去！”

出门前做攻略，妻子特意选择了路线，说这是德国南部的葡萄之旅，也是浪漫之旅。难得妻子还能从岁月的旧抽屉里翻出浪漫这个词，我的眼眶一热，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一生只够一个女人患三次感冒，开三次花。妻子手术后不久，我宣布戒酒。原因很简单，由于精神紧张，妻子经常失眠，而我喝了酒回家喜欢自说自话，上天揽月，下洋捉鳖，高兴了还对着电视机唱歌，时常弄到三四点钟才呼呼大睡。妻子呢，当然是一夜无眠。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宣布戒酒后妻子却开始喝酒了，而且宣布只喝红酒。理由听起来还比较有趣。因为长年挂在红酒杯上，我的皮肤看起来光洁丝滑。妻子说，我也要喝红酒试试，等哪天死了，说不定体面一点。往常看你喝了酒睡得跟死猪一样，我睡不着，现在我也试试。再说了，我留着这几张存折给谁啊？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妻子又說到伤心处了。我赶紧抚慰她说，你是“铁娘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坚决挺你。以后，我负责给你买酒。妻子横了我一眼说，你不是给我买酒，是为自己赎罪。我赶紧点点头，一本正经地说，对，对，赎罪，赎罪。

电梯门开了。首先看到的是一张轮椅，造型别致，感觉像一张按摩椅。轮椅上坐着一个老女人，一头金发，满脸雀斑，左眼窝是空的。看见我，她居然摇了摇手，算是打招呼吧。我注意到，她的右手像一朵枯萎的花，缩在胸前。她的胸前还挂着一支黄色小喇叭，就是足球场上球迷们挂在胸前的那种。我没有心理准备，赶忙腾出右手装模作样地摇了摇。老女人一咧嘴，露出空洞的牙床，一按按钮，轮椅迅疾地走了。

在电梯里，我感慨地说：

“别看她坐在轮椅上，整个人却很挺拔！”

“你是拿我作对比，还是拿我妈作对比？”

“你看你，又想多了！第一次出国，看什么都好奇……你不觉得那张轮椅很有意思吗？放倒了，应该是一张按摩椅或按摩床。还有那支黄色小喇叭，就是足球场上球迷们用的。她怎么会带一支黄色小喇叭？唉，怎么又是一个老人？她是一个人出来旅游的？”

“什么又、又的！”妻子的怒怼把她的一脸表情揉得皱巴巴的，“你自己去问她吧！”

我在心底叹了口气。

打开房门，推门进去，走在后面的妻子突然尖叫了一声。

“怎么了？”

“你闻闻！你闻闻！这是什么气味？”

其实不用妻子提醒我已经闻到了，进门的一瞬间我在心里踉跄了一下。我熟悉这种气味：它出现在妻子她妈住过的房间里，也出现在老人们聚集的公园四处。我想尽量把事情淡化一些：

“没有什么特别啊。打开窗户透透风，应该没有问题。”

妻子一把推开我，夸张地跑进卫生间呕吐，弄得我也一阵反胃。

窗户打开了，一房间的米黄色让人温暖，光线也挺好的。站在小阳台上，往左，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两座小高层;往右，则是帅出了天际的葡萄园。看来，妻子在做攻略时果然做到了一个设计师的严谨与想象力。

走出卫生间，妻子满脸委屈，她不断地翕动鼻翼，看上去像一只小狗。

“你说人老了是不是都有这种气味？熏死人啦！”

“大概吧？也没有那么夸张，谁都有老了的时候。”

“那我宁可早一点死，也不要这种气味！这分明是死亡的气味嘛！”

“我记得史铁生说过，死是一件不必着急的事，也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照这么说，我每天都在赶赴节日的路上，不是吗？我妈也是！”

“大家都一样啊。快乐是一天，恐惧也是一天。我们总不能把身体掏空了用来装填TNT吧。”

“你什么时候学得一套一套的？”

“我是天生丽质，只不过你没有发现罢了。哈哈。”

如果不是后来发生的这件事，或许这一天的旅程是愉快而饱满的。

那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洗澡，妻子则在房间里整理东西。热水哗啦啦地冲下来，把来自德国南部的疲惫慢慢地泡软，整个人像气球一样升起来。

“哇——”

“怎……怎么了？”

我一惊，手里的莲蓬头掉到地上。我来不及擦把脸，冲出卫生间。妻子站在床头，手里捉着一只白色枕头，一脸的惊恐与嫌恶。

“又怎么了？”

“你看看！你看看！”

在妻子手指的地方，我清晰地看到了白床单上的一根毛发——不，所有的成年人都知道，这是一根体毛！千真万确，一根体毛！弯曲，粗壮，黑白相间，就像一截方便面。

“怎么会这样！”我沮丧地说，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根体毛。

“不住了！不住了！”妻子把白色枕头往床上一甩，呼出的热气几乎能把自己蒸发，“想想都恶心……恶心死啦！这种气味……这种……这还怎么睡？”

气味也就算了，这根体毛的确是个问题。其实，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这根体毛是谁留下的？怎样留下的？

“要不，我睡这张床？”我弱弱地问。

“恶心死啦！恶心死啦！谁睡不一样！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一起睡了？”

四周都是词语的悬崖，我只能闭嘴。按照国际惯例，现在退房是一种不明智的选择，一个晚上损失120欧元不说，一下子到哪里去找一个旅馆？

妻子看上去去意已决，她开始把拿出来的衣物装回箱子里。一个女人当然不喜欢自己的房间里有这样一种气味，更不允许一根体毛的冒犯。我理解她的愤怒和恐惧。

“你消消气吧，办法总会有的。”

半个小时后，我和妻子重新出现在前台，拉杆箱发出的轰鸣声引起了那个臀部夸张的女服务员的注意，她表情复杂地看着我手里的拉杆箱，也看着妻子手里的拉杆箱。

妻子在和女服务员争辩，声音像海浪一样忽高忽低。我知道，这种争辩其实毫无意义，至少它不会改变这个黄昏的走向。我走到酒店门口。争取最小的损失是妻子的目的，我的任务则是尽快地找到周边的某个旅馆，否则，我们真得在车上熬過这个德国之夜了。谢天谢地，搜了一圈，附近不到两公里处还真有一个旅馆。

我就是在这时候看到了那张轮椅——没错，它就是我原先在电梯口碰见的那张轮椅。现在，它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准确地说，是我先听到了“嘀嘀嘀”的喇叭声，才发现它出现在酒店三十米开外的那片树林里。德国南部的夕光照出了轮椅上的金发，它缓缓移动，就像一幅流动的油画。酒店门口的老人们还拿着各自的杯子和报纸埋在时光里，似乎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变得越来越老，谁也没有注意到树林里的那张轮椅和一声声没有节奏的喇叭响。我走过去，想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选择的位置距离轮椅不远，地势相对高一点。从这儿看过去，葡萄园一垄一垄的，像是大地长出的皱纹。老人嘴里含着黄色小喇叭，面对无边无际的葡萄园，仿佛面对一个激情燃烧的足球场。小喇叭吹出的声音并不规整，听起来也没有节奏，但是我似乎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情绪：有自豪，有愉悦，有激动，有哀伤，有恐惧，还有无可奈何。我不想也不敢惊扰老人，站了一会儿，悄悄地走了。

争辩是徒劳的。我看见妻子气咻咻地走出来，嘴型一直在变化。我伸出右手食指对她摇了摇，又用手掌在胸前往下压了压，示意她淡定淡定。妻子走到我身边，把拉杆箱推给我，半自嘲半无奈地说：

“气死我了！我先去上个卫生间，也消费德国佬一次！”

黄昏在阿尔卑斯山脚下一点点消失，四周的灯光亮起来。妻子走出酒店，看上去神色好了些。我斜靠在后备箱上，朝她做了个手势。

“什么破地方！网评还9.5分，简直扯淡！”

“不过，环境还算不错，清静。”

“除了清静还有什么？”

我本来想调侃一句“还有气味”或者“还有体毛”之类，一想起妻子汽笛一样的尖叫，就把这句话咽了下去。

“天哪！你看！”

我回头一看，惊讶地发现，原先的两座小高层完全被灯光点亮了。此刻，每层阳台上都站满了人，因为逆光，面容模糊不清，轮廓却十分清晰。整个现场就像一块巨大的幕布正在上演一幕皮影戏。寒意像一柄刀子从四面八方递过来，我猛然哆嗦了一下：

“怎么回事？”

“我现在算是明白了，这不就是一个老年公寓嘛！”

“老年公寓？”

妻子没有回答，她匆忙地钻进车子，“嘭”的一声，把德国南部最后的黄昏关在了车外。

事后证明，妻子的判断是对的。这种老年群租的现象在德国相当普遍。对每个老人来说，离开老家不容易，那是精神原乡;独居又是一种生活煎熬。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成了所有人即将和必然面对的难题。

找到另一家旅馆倒没有费多少周折，只是来回一折腾，整个人疲软得像一条水鱼。让我惊讶的是，车开出老年公寓时，半路上我又看见了那张轮椅。黑夜已经把她和那支黄色小喇叭浸透了。

去葡萄园的愿望落空了，酒庄也没有去成，妻子情绪低落。我们潦草地吃过速食，洗漱之后，已经十一点多。按照时差，加上德国实行夏令时，在国内，现在正是早上五点。妻子心血来潮，要我打手机。我犹豫了一下说，这个时间打不合适吧？妻子逼视着我说，你就是说说嘴爽，什么都不关心。早上五点，妈早就起来了。我无法阻止她的要求。通常情况下，我负责早上打一个，她负责晚上打一个。这段时间她们一直冷战，通讯任务就完全落在了我身上。

手机没有打通，这无疑放大了妻子的焦虑。别看她嘴巴锋利得像刀片，只要她妈有一点风吹草动，她就往死里想。我想了五花八门的理由宽慰她，她的情绪总算平复了一些。妻子喝过一杯红酒，又加喝了半杯，大概是真的累了，没过多久，在絮絮叨叨和自说自话中睡着了。我的世界安静下来。

妻子的善良无需怀疑，但“铁娘子”的做派有时候的确让人头痛无比。手术后，她性情大变，除了无端猜疑，还变着花样考验我，有一次甚至半夜起床到卫生间里查看我手机。我常常想，所谓的婚姻大概就是：有时候你很爱她，有时候你真想一枪崩了她，大多数时候是你在买枪的路上遇到了她爱吃的菜，买了菜却忘记了枪……回家过几天，想想还得买枪！说起来，她妈早年守寡，风里来雨里去，养成了倔强的个性，结果两个人住在一起，钉头对铁，弄得我像一只老鼠夹在风箱里，两头受气。老人对我说，只有待在山上，待在这座老屋里，听到木鱼敲打的声音，嘴里念几句阿弥陀佛，自己才会吃得香，睡得香，回想起从前一家人在一起的样子。我知道，妻子她爸的影子一直藏匿在她妈眼中，拉伸，平铺，旋转，彼此不舍昼夜地活着。其实，山上早就没有什么人住了，大家几乎都是一人一屋，整个村庄瘦得只剩下一个哑巴和十几个老头老太太，就像一个合租群。我和妻子一回去，就是那条路上最年轻的。而山上最大的动静，莫过于老人敲出的木鱼声了。一叠，一叠，被山风吹走了，又急切地送回来。这里附带说一件事。这是别人告诉我的，我一直将信将疑。早年间，妻子她爸是大队会计，和支书拜过把子。有一年冬天，两个人偷偷地去青田那边贩树，半路上被查，支书逃脱了，妻子她爸被抓，在水里关了三天三夜。那时候年关将近，天上下雪。回来后，妻子她爸就病倒了，得了急性肝炎。又过了几年，人突然没了。支书万分愧疚，一直觉得亏欠了铁家。所以直到现在，后辈们一个个都迁下山去了，唯有老人独守老屋，种瓜点豆，劈柴做饭，不亦乐乎。我认识老人，路头路尾，碰上了还经常打一声招呼。关于此事，我小心翼翼地问过妻子。她先是很吃惊，随后把我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这么多年，她心里一直有一双有家不愿回的眼睛。从此，有关话题风吹云散。生活如一只巴掌，早已经教会了我守口如瓶。

外面下雨了。德国南部的乡村八月，明显有一点凉意。我起身去关窗户。从这儿望出去，不远处影影绰绰的，像是一片葡萄园，又像是一片树林。四周沉寂无声，只看到雨从晕黄的路灯光里斜飞下来，给人一种地老天荒的感觉。我回头看了一眼房间。廊灯的柔光里，我的铁姓娘子恍若一朵祥云。

许多人说，婆婆和儿媳妇是一对天敌。话虽然重了，情况也确实存在。早几年，我妈得高血压偏瘫了，行动不方便，在城里小住了一段時间，去医院做康复也没有多大起色，就坚决要回乡下去。妻子抱怨说，现在这种样子回去，分明是打我脸嘛。你妈真会作，还有你爸。一直以来，妻子和我说话，都是你妈你妈你爸你爸地叫，从来不会去掉前面的你字，听起来像在骂人。我只能装聋作哑。我安慰她说，老人有老人的想法，老家住的是平房，接地气，进出门方便，路上碰上街坊邻居，也能打个招呼，说几句家长里短。妻子瞪了我一眼说，你就会为你妈你爸说话，说个理由也像作报告。两个老人回去后，生活过得也算安稳，只是我爸的右眼是义眼，左眼视力差，加上糖尿病，所以常常无端地发脾气，弄得我妈整天提心吊胆的，就像站在一台不断加压的老式爆米花机器旁边。有时候我妈忍不住偷偷地给我打电话，说几句怨言透透气。可是，山高路远，手够不着，脸摸不到，我只能暗自神伤。当然，我也会劝劝我妈说，你就是我爸的眼睛，我爸就是你的拐杖。多想想各自的好，路不就宽了？电话里传来我妈的叹息声，儿唉，你是不知道啊，我是你爸的眼睛，可他不是我的拐杖。

又一个早晨来到了德国南部。我一直保有早起的习惯。我和妻子下楼去吃早餐。附近有家超市，可以解决早餐问题。已经八点多了，街上不见一个人影。这样的早上，似乎更适合做一个双眼皮的梦。在超市门口的石墩上吃过早餐，我把餐盒和纸巾送往马路对面的垃圾桶。回来的时候，妻子对我说：

“看到刚才走过去的那个德国佬了吗？”

“怎么了？”

“人家对你竖了大拇指。”

“那是夸我有素质！怎么样？是不是感到前方高能？”

妻子撇了撇嘴，“嘁”了一声。

“不过，话说回来，人家竖大拇指也是在标榜自己。”

“是吗？昨天的事就让人恶心——恶心死啦！”

“也不能这么说，我倒是有一点启发。”

妻子没有说话，露出满脸的惊讶。我回头一看，差点儿叫出声来：昨天的那张轮椅分明就出现在马路对面！那支黄色小喇叭在清寒里特别显眼。此刻，老人的一头金发和这张滚动的轮椅构成了一幅流动的画面。

“这么早啊！我们去看看！”我堅决地对妻子说，“看她会去哪里……”

这一次妻子没有拒绝，她大概也想到了什么。两颗好奇心跟在轮椅后面，距离十米开外。走了一小段下坡路，前面的轮椅突然停下来。“嘀嘀嘀——”“嘀嘀嘀哒——”小喇叭意外地吹响了。我和妻子对视了一眼。在这个空旷的早上，小喇叭的声音被无限地放大，放大。我们正在疑惑，只见轮椅方向一转，从旁边的一个大门口进去了。我们加快了脚步。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就算把我和妻子丢在德国南部的这个小镇，我们也不会相信，但这是真的，千真万确。

里面居然是一块墓地！准确地说，是一块公墓。对我来说，公墓和居民区毗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不过，后来就不奇怪了，在去往奥地利的路上，我看到过好几个这样的地方。此刻我突然想起来，昨天夜里看到的那片像葡萄园又像树林的影影绰绰，原来是一块公墓啊！我整个人哆嗦了一下。

“这一大早的，她来墓地干吗？”

妻子看我一眼，撇了撇嘴说：“老人的世界你永远不懂！何况，这是在德国！”

“我倒是想起了一句话：每个故事都有美好的结局，如果没有，那就是还没有结束。”

“才来德国几天，你真把自己当哲学家了？还是赶紧想想墓志铭吧。”

我摊开手，耸了耸肩。在德国南部的一块公墓边上给自己的亲人想一条墓志铭，这是不是很奇妙？

“回去吧，大早上的看死人，晦气死啦！”

“不，再走一会儿，说不定我真的就把墓志铭想出来了。”

街上空荡荡的，两边的房子古旧而整洁。每家每户的小阳台上都整齐划一地摆着花盆，各种花朵伸出头伸出手，把一街的寂静叫醒了。我和妻子往前走，再往前走。

妻子突然想起了什么，她打开导航搜索了一下，计划中的那个酒庄果然就在附近，一指之距。妻子像一个行走的壁炉，开始冒起白色的蒸汽。

找到酒庄并不惊讶，惊讶的是酒庄门口没有想象中的古朴和庄重，甚至连大门也没有。我和妻子四处张望，最后断定，这里确实只有两个门台。

几个员工模样的人在装卸货物，几乎不发出什么声响。妻子走过去打听了一下，其中一个指了指对面的一间房子。妻子招呼我过去。

这是酒庄的门店。一进门，给人的感觉精致而不局促。一支支葡萄酒摆放有序，站的、俯卧的、斜靠的。一个像洋芋一样壮实的女服务员用半生不熟的汉语打招呼。妻子一听，特意用德语回答，这让女服务员很吃惊。

女服务员摘下两只高脚玻璃杯，问妻子要品尝哪一种酒。妻子指了指盛着红酒的器皿，脸上浮现出一种渴望，一种神圣感——手术之后，我还从没有在她脸上看到过这种神色。

老实说，这是我迄今为止喝过的最美的葡萄酒，清凉、醇香又回味带甘，它完全篡改了我之前对葡萄酒的所有印象。再看妻子，好嘛，居然壮着胆子又要了半杯。两个女人在愉快地谈论着什么。我端起酒杯转到一边去。

在海德堡的一家超市里我买过葡萄酒，最贵的9.99欧元，最便宜的才0.99欧元，没有超过10欧元的。转了一圈，我终于在一个独立的展台上找到了特立独行的一款，标价50欧元，应该是镇店之宝啦！我赶忙把妻子招呼过去。妻子一看，眼睛一下子绿了，说，买吗？买吗？我说，买啊，为什么不买？我们来这儿不就是想喝到最好的葡萄酒吗？以前在国内喝不到，这次不能亏待自己！妻子突然忸怩起来，脸上红扑扑地说，相公，还是你懂我哦！我说，我本来就一直懂你啊。妻子一脸陶醉地说，在这里做一杯葡萄酒也是幸福的！

妻子填单的时候我在柜台一角发现了一支黄色小喇叭，没错，就是和我昨天看到的那支同款。我推了推妻子说，你问问服务员，这支小喇叭有什么特殊用途吗？

提着四只木箱出门，妻子心花怒放，两只眼睛仿佛两个相邻的深潭，我感觉到了一丝风吹过的波纹。

“那支黄色小喇叭是怎么回事？”

“人家德国妞说了，这个镇上许多人都有这样一支小喇叭。”

“那就是说，是球迷的专属品喽。”

“不是，许多人平常出门都会随身携带的。”

“哦？”

“在没有人的地方吹一吹，在路上吹一吹，有时候还在家里吹一吹。”

我哆嗦了一下，无端地想起妻子她妈的那个木鱼，那一叠叠的敲击声翻山越岭而来。

“唉，谁活着不是煎熬呢？”

也许一生中应该有无数个片刻我们心静如水，不问前程，可是妻子就像一棵树，始终走不出自己的阴影。我开玩笑说：

“我不是，我是清蒸。”

妻子叹了口气说：

“难怪网上有人说，人到中年就是一部《西游记》：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沙僧的发型，唐僧的磨叽！最要命的是离西天还越来越近了！其实，我要求不高：我的欢乐是《熊出没》里光头强的欢乐;我的悲哀是《猫和老鼠》中那只猫的悲哀。我只想做一枚无花果，安静地收缩成一副枯骨。”

故事果然还没有结束。

我和妻子折回来的时候，先前的那张轮椅分明从公墓的大门口出来了，而我也听到了洪亮的喇叭声：“嘀嘀嘀——”“嘀嘀嘀哒——”我赶忙对妻子说：

“现在正好上坡，你去推一下轮椅，顺便聊几句。”

应该说，妻子的表现有一点出乎意料，她肯定明白我的心思，稍一犹豫，把两只木箱交给我，果断地走过去。

生活有了弧度，我为这弧度而感动。跟在后面，我一边慢慢地走着，一边胡思乱想。有一刻我很想跟得近一点，或者干脆走到轮椅边上，又觉得唐突。清晨是弯曲的小事物。对于前面的这个世界，我只能保持合适的距离。

我给妻子她妈打手机，这一次很快就接通了。手机里传过来清脆的木鱼敲击声，一叠，一叠。我问老人早上怎么不接手机。她停顿了一下说，山上又少了一个人。我说，怎么回事？她又停顿了一下说，老支书走了。我十分诧异。老人告诉我，人是昨天夜里走的。往常一大早就背着锄头下地干活去了，今天直到中午还不见人影。有人去他家里找，才发现人已经在床上冰冷了。阿弥陀佛。我再也想不出说一些别的什么话，只好安慰说，妈，你也别难过，谁都有这么一天。手机里传来一声粗重的叹息，是啊，谁都有这么一天。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心里一直在“噗噗噗”地冒氣泡，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滋味或情绪，许多凌乱的画面像弹片一样飞向我，我无处闪躲。手机是突然响起来的，我分明吓了一跳，慌忙一看，果然是我妈。她一开口，我就一如既往地感觉头皮发麻——偏瘫以后，她越来越习惯于用这种声音和语气了。儿啊，我妈停顿了老半天说，只怕你爸这一次有难躲不过去了。我赶忙说，妈，你别急，慢慢说，慢慢说。我妈先是抽泣了几秒钟，随后慢条斯理地说，我看你爸的脚又开始烂了。我一听，急死了，妈，什么你看你看，到底怎么回事？我妈说，这几天你爸老是在抠脚趾，起先问他也说没有什么，刚才我一看，左脚无名趾底下的皮全白透了！我说，你说明白一点好不好，到底怎么回事？我妈又是哭，哭完了才慢条斯理地说，肯定是烂了，烂透了！我心里的玻璃杯瞬间掉到了地上。还能说什么呢？我感觉自己的屁股一直在往下坠，往下坠，只想蹲下来。我咬了咬牙，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嘴巴。前年秋天，我爸因为糖尿病在医院住院，三个星期后脚踝和左小腿的溃脓口才完全愈合。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医院里陪护，晚上只能睡在病房里。起初几天还好，一到中午，妻子就烧了各种配菜送到病房，弄得我爸经常呆呆地看我，连筷子都不敢动。大概十天后，妻子把我叫到走廊上说，你就住在这儿了？我一时意会不了，吞吞吐吐地不敢说什么。妻子一瞪眼睛说，你就忍心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客厅是冷的，灶头是冷的，被窝是冷的，这跟住在坟洞里有什么区别！我无语，想了老半天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妻子屁股一甩走了，把我丢在空荡荡的走廊里。我只好高一脚低一脚地回到病房，跟我爸说一些五花八门的废话。手机里又传来我妈特有的声音和语气，儿啊，你有空赶紧来看看你爸，让他多活几年吧，我进来出去也有个人应一声，就算给我当拐杖也好。现在拐杖烂了，我给谁当眼睛啊？老实说，这一刻，我的内心完全是撕裂的。我安慰说，妈，这两天我抽不出时间，过两天我一定回去，一定回去，你千万别急！爸的眼睛不好，你一定要给他当眼睛啊！

德国南部小镇的街头，我的内心在支离破碎。

临近旅馆，我注意到妻子和轮椅分开了。妻子站在路边目送了一段路，看上去很虔诚，直到那张轮椅和黄色小喇叭消失在一个拐角处。

我和妻子慢慢地走回旅馆。我在想要不要把老支书的事情告诉她，或者把我爸的事情告诉她。妻子一言不发——凭直觉，她肯定被什么东西打动了。

“她去墓地干吗？”

“去看她男朋友。”

“男朋友？”

“这你就不懂了，国外这种情况多的是。两个人生活了一辈子，不结婚，没有法律关系，就是一辈子的朋友。”

“有点奇妙……她经常来吗？”

“不是经常，是每天！她的轮椅就是她男朋友设计的，他生前是奔驰公司的一个工程师。”

“这么奇妙！她有孩子吗？”

“有啊，还在‘南部之星踢过球。”

“你是说拜仁慕尼黑队？这是我最崇拜的足球豪门之一！她怎么不过去？”

“怎么过去？人都在公墓里了……”

“你是说，孩子也死啦？”

“去慕尼黑的路上遇到了车祸。现在，她没有亲人了，每天最怕的就是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怎么一个死法。她的耳朵有一点背了，眼眶里不时地沁出泪花。她说自己已经孤单地活了二十四年，而比孤单更让她恐惧的，是祝她长命百岁……”

妻子情绪低落，我伸手拍了拍她的小肩膀。

霍尔施塔特开始倒退。我和妻子的下一站是斯图加特，我们想赶赴那里看看奔驰博物馆，然后去慕尼黑看看安联球场。来历不明的小雨出现在小镇上空，路边的葡萄园一片汹涌。我看了看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妻子，坚定地说：

“墓志铭我没有想好，可是我想到了一句诗，是一个美国诗人写的：爱，先于生命;后于，死亡。”

妻子侧过脸，平静地看着我说：

“我也想到了一句诗：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

“你是说你想家了吗？”

“你不想啊？”

“想，当然想！”

“我们……打个电话吧。”

“当然好！当然好！”

“我是说，我们一起打……你打给我妈，我打给你妈……”

我惊讶地回头看了看妻子，探出手，小心翼翼地捏住了她的小肩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