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伟

哈钦斯（Robert M. Hutchins）的名字，国内教育界不会陌生。早在1985年，田乃钊就写过《“伟大的会话”——哈钦斯和他主编的〈西方世界伟大著作〉》一文，此后陆续有论者评述哈钦斯的教育改革，对其“学习型社会”与“通识教育”思想尤多关注。作为教育家的哈钦斯一生最重要的莫过于1929年至1950年主政芝加哥大学这二十年，而对他这一时期介绍最为详细丰富的要属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的这本《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忆录（1929—1950）》（Hutchins University： A Memoir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29—1950）。

麦克尼尔是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与斯宾格勒、汤因比一起并称为“二十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1917年出生于加拿大，1927年移居美国芝加哥，1934至1939年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本科和硕士阶段的学习。紧接着，在康奈尔大学念博士，期间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服役于美军，并先后任炮兵军官和情报员。1947年获博士学位，同年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历史系，直至退休。《哈钦斯的大学》是作者退休后的著作，副标题虽将之定性为“回忆录”，但与这些年常读到的《联大八年》、《北大旧事》、《早期三十年的教学生活》等带有浓厚浪漫色彩的回忆录不同的是，该书材料翔实、叙述有据，俨然一本研究美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发展与大学教育史的专著，将副标题改成“芝加哥大学教育改革研究（1929—1950）”也颇为合适。

作者发挥了其一贯擅长将研究对象置于深广历史背景下叙述的本领，分别按照“1929年的芝加哥大学”、“中途公园的蜜月期（1929—1931）”、“大萧条时期的黑白照（1931—1936）”、“逐渐卷入战争（1937—1941）”、“战争年代（1941—1946）”和“繁荣与衰落：一个时代的终结（1946—1950）”六个篇章逐渐展开。又以哈钦斯为中心人物，以芝加哥大学为地理空间，穿插详写了托马斯主义者阿德勒、本科生院长鲍彻、人文学部院长麦基翁、英语系主任克兰、副校长本顿以及接任本科生院长的浮士德，略写了社会服务管理学院的创始人布雷肯里奇、医学院的癌症研究专家兼诺贝尔获奖者哈金斯、英国文学专家曼利以及中国数学家陈省身等数十位在当时美国学术界颇具影响的学者。故而，作者写的并非仅仅是一个人与一所大学，同时写出了一个学术群体，在世界经历前所未有大动荡的背景之下，围绕哈钦斯教育改革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思想与心态。

不得不承认，除了哈钦斯的几个铁杆盟友如阿德勒、布坎南、巴尔等鼎力支持外，大部分教职工对他的改革都表示了极大的反感和抵制，甚至连学部院长也都让他“觉得驾驭自己的团队比同时管三台马戏还难”。但是，即便在反对声音最为喧哗之际，哈钦斯的教育改革还是如火如荼地展开了。概括而言，集中于本科教育的改革与通识教育的推广，两者既密切联系，又相互独立，体现了哈钦斯作为教育家的担当与深刻。

哈钦斯主政前，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已经非常成熟，本科教育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一度还有人提出完全废除它的想法。有些教师甚至可以不用上课，以保证研究生教育质量与科研水平的提高。哈钦斯到芝大后，高度重视本科生院的发展。本科生院的教师在受聘时就得到了承诺，他们的职位和提拔完全根据教学业绩，有时候，撰写论文和著作甚至被认为“不务正业”。之所以要发展本科教育，固然也存在着可以给学校提供财政来源的考量，但更多的是与哈钦斯对大学教育的定位有关。他认为，“大学的目的无非是促成整个世界在道德、智识和精神方面的革命”。专业教育固然相当重要，但是在各门学科之上应该有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来统摄全局，这显然远非“将学术研究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研究生院所能达成的。

看起来这似乎仅仅是重教学还是重科研之间优劣重轻之争，但是作者指出，哈钦斯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临危受命，尤其二战前夕，传统神学的影响逐渐式微，整个世界局势趋向紧张，德国法西斯的猖獗和苏联专制政权的残暴使现代的民主与自由受到严重威胁，让他感受到人类精神亟须引上一条健康的道路，而这个使命必须由大学来承担。1936年9月，哈钦斯对入学新生演讲时提到：“这世界似乎正在朝摧毁道德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方向急冲而去。”在另外一次演讲中他又说：“我不担心你们将来的经济状况，我担心你们将来的道德状况。”在由芝大科学家参与研制成功的两颗原子弹轰炸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之后，整个芝大校园这种世界末日情绪特别强烈，这更加强化了哈钦斯经常宣称的要进行一种道德转变，“即为了让人类逃脱原子弹毁灭的厄运，而必须进行的那种道德转变”。他认为，从古希腊的荷马到现代的弗洛依德这一笔优秀的文化遗产，可以取代原来神学的逻辑，使人类心智获得一个稳固的基础，“通识教育”正是他在本科生中实践这一理念的必要途径。

“通识教育”是近些年国内教育界讨论相当多的一个专有名词，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至中国的先秦与西方的古希腊时期，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提倡最为有力且付诸教育实践而产生深远影响者或许非哈钦斯莫属。他对当时本科生课堂只学习概论这样统一的教科书和当代资料非常不满，坚持应该用经受时间考验的经典论著来提高学生的思维与道德水平。他认为，通识教育的核心，“应该依赖于对那些塑造西方文化的著作进行第一手的熟读”。首先，他从刚入学的新生中挑选一批学生，讲授一门称为“伟大的书”的大课，学生必须通过整整两年的学习才能拿到该门课的学分。通过在部分学生中间的尝试，再向全校推广。由于一贯雷厉风行的作风，这一教育实践很快让大多数本科生相信自己，“确实是这个世界的希望，因为他们受了如此良好的教育”。其次，他和阿德勒等編辑一套“伟大的书”的丛书，遴选了从荷马到弗洛依德共七十四位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的四百四十三部代表作的全文，作为通识教育不可或缺的食粮，这套书一直到哈钦斯辞职后的1952年才全部出齐。第三，在1945至1946这一学年期间，这项“伟大的书”的课程向整个芝加哥地区拓展，上课地点包括大学的教室、图书馆以及闹市区的学校和马歇尔·菲尔德商店的商业区。这个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芝加哥大学教职工开设了十六个班，有不少于三十四个社区团体参加了进来，那时阿德勒还想象着能够向全美推广，“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招收高达两百万人”。

哈钦斯改革有得有失，作者突出其成功之处的同时，也毫不忌讳地指出他错过当时有一个叫默菲的富翁愿意建设芝大工学院的机会，导致学校“丧失了战后在波士顿和加州欣欣向荣的那种工程与物理间的联系”。又指出哈钦斯的改革使得学校的财政吃紧，以致金普顿接任芝加哥大学校长，对前任的许多政策都进行了调整。但是，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被坚持了下来，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林孝信在《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一文中回忆自己1967年到芝大念物理研究所时，发现该校的本科教育非常与众不同，每个大学生入学后都不分科系，可以有所侧重地学习物理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四大类课程。不管将来学生主修什么专业，都得在这些人类知识的主要部门中浸淫两年，才能进入大三的主修课程或称专修课程（Major， or Concentration Program）。芝加哥大学从原来本科教育是为未来的职业或研究生教育准备的，到后来同时注重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心智;从原来只让学生学会应付各种具体的问题，到后来同时要对西方的优秀文化遗产有所体认;从原来把人当作教育之手段，到后来是将人当作教育之目的，不得不归功于哈钦斯的努力，而这才是大学教育的使命所在，如他在告别演说讲的那样，受过教育的人“在这个地球上的使命是改变环境，而不是适应环境”。

作者在浓墨重彩地叙写了哈钦斯教育改革的同时，还着力谱写了芝加哥大学学者群体的面貌，从一个侧面勾勒了美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术与教育状况。作者给阿德勒的篇幅仅次于哈钦斯，完整地描述了从他开始到芝大就告诉该校的社会科学家“应该为自己在逻辑学上的欠缺感到羞愧”这一狂傲的姿态，到他的出生背景、求学历程和家庭生活，再到与哈钦斯合作实行“伟大的书”的计划，最后到受教职工的排挤而离开芝大这整个过程。再如写麦基翁，作者提到最初是由阿德勒建议从哥伦比亚大学调来参与改革的，但前者的谨言慎行与后者的大刀阔斧显得格格不入。对克兰，则写他不满意于文学研究“舍本逐末，去追究一些细枝末节和往往是偶然出现的背景”，强烈反对历史学家罗宾逊从一战前德国学术获得灵感而提倡所谓的“新历史”，而注重将麦基翁的语言学方法运用文本分析，形成了后来的“文艺批评的芝加哥学派”。

作者常常冷静而客观地对待笔下的人物。他赞赏让阿德勒感兴趣的“只有真理——平实而具有逻辑说服力的真理”，却指出由于他好于辩论、无法沉静的性情“没能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任何有影响的学术基地，大有沦为哈钦斯宫廷小丑的危险”。他对麦基翁的研究方法多有肯定，认为“似乎给那些运用它的人提供了一种极佳的洞察力”，但在另一处却认为“满足于对其他人关于人和事物的世界的学说进行剖析和分类……没有回答重大的哲学问题”。对于来自意大利的罗马语言专家鲍基，作者则认为其“脾气暴躁”，“只给校园生活增加了一道新的风景，并没有对他提供庇护的这个系原先盛行的文学学术风格产生影响”。而写卡尔纳普，则肯定他的思想“促进了符号学在前不久的崛起”的同时，又指出他“对身边的校园生活却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可以发现，作者的这些叙写道出了当时芝大学者队伍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不因为在一方面的瑕疵而抹杀了某人在别处的卓越，也不会因为在别处的优异而掩饰某人在此处的不足。而这，难道不同时也是哈钦斯兼容并包的教育家胸怀之绝好体现么？

“哈钦斯的大学”之所以定这个主标题，是在作者看来，1929到1950这二十年时间的芝加哥大学是属于哈钦斯的。正如人们常说，蔡元培的北大、梅贻琦的清华、竺可桢的浙大和张伯苓的南开一样，将个人与大学紧密联系起来，突出了前者对于后者的重要意义。作为一本由历史学家写的书，倘若想要非常直观地从中获得未央歌式的浪漫情感和大学想象，或许就要失望了，难怪有人读后会觉得“不该叫作‘哈钦斯的大学——只有团队中绝大多数成员对某位领导者都形成深刻的价值认同时，才会出现类似说法”（雪堂《哈钦斯的大学：通识教育与专才教育的世纪之争》）。然而，作者即便以研究的心态与冷静的笔调来写曾经求学与工作过的大学，仍然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如他在该书的最后所写的一段满怀深情的文字，正是表现了对那个黄金岁月的无限怀念和对那位老校长的无比崇敬，我愿意将之移用于此，作为本文的结尾：

哈钦斯的大学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弥漫在整个社区的思想的质量和特点、辩论的严肃性和激烈性，以及她为成千上万的学生和教职工提供的学术刺激。哈钦斯时代的芝加哥大學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此。他的成功应该以他激发和维持各种刺耳的声音的非凡方法来度量，这些声音构成了他主政之下的芝加哥大学。他没能在所有存在争议的事物（不管在回顾时显得有多大）上占据上风，而这正是他成功的条件，因为他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一个辉煌的、闪亮的、精彩的却又无法实现的理想。

（威廉·H·麦克尼尔著，肖明波、杨光松译：《哈钦斯的大学：芝加哥大学回忆录（1929—1950）》，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