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金祥

一直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界众说纷纭，究竟是何种力量在推动着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始终都在寻找背后的某种神秘力量，长于理论分析和理性概括的哲学家们一般说得比较抽象。比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指出，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寻求承认的斗争，人类在本质上存在一种被平等对待的精神需求，奴隶希望得到奴隶主的承认，否则就会反抗奴隶主的压迫，于是，在客观上就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则把黑格尔的人与人的斗争概括为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斗争，认为阶级斗争推动着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并据此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著名论断。而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则相对务实和比较具体，在总结人类历史发展模式方面，美国著名学者贾内德·戴蒙德于《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强调地理环境对于人类文明演进具有决定性影响;另一位美国学者兼探险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在《文明与气候》中则强调气候变化与文明分布之间的内在关系，指出地球上文明的分布与理想气候的分布具有相当的一致性。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将历史学和病理学有机结合起来，在《瘟疫与人》（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一书中，主张应从疫病视角来审视和解读人类文明发展进程，通过绵绵上推和悠悠下寻，得出了疫病是检测人类文明的重要参数和决定因素之一的殊异结论。

瘟疫是人类事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不可或缺的维度，在人类历史变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读罢影响甚巨的《瘟疫与人》一书，我们也许不难理解人类文明史上的众多重大事件，其背后大都闪烁着病毒的影子。在人类文明早期，广阔的欧亚大陆上形成了四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圈，从东到西依次为中国、印度、西亚和环地中海的欧洲，即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所命名的四大轴心文明。英语中的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源于拉丁文“Civilis”，词根本意是指“城市化”和“公民化”，衍生为“分工”、“合作”之意，即人们以社会组织的形式和睦地从事生产生活。所谓文明圈就是有诸多城市存在和大量人口聚集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文化地域。在这一地域的内部，由于人们与病毒经历了长期的互动伴生，在不断的患病、死亡与康复的交替循环中，该地域的人们对于特定的病毒就逐渐产生相应的免疫能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世界四大文明圈就是四个独立的传染性病毒圈。但随着军事战争、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等人类活动的扩展，病毒伴随人类的脚步也不断地突破原有地域限制。当传染病越过固有的地域边界，这对于此前没有病毒免疫力的异地人口而言，将对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构成致命的威胁。正如《瘟疫与人》指出的那样：“随着人类移动范围的扩大，原来局促于特定区域和人群的某些疫病开始扩散交流，因而造成历史上数次的大瘟疫。”文明发展史表明，人类历史上一些影响当时和后世的重大事件，很多与瘟疫的滋生、暴发和传播有着密切关系，瘟疫成为这些重大事件发生的幕后推动力量。《瘟疫与人》一书引述了多个历史事件，笔者感兴趣的古代实例有三个：第一个是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兴起。公元二世纪前后，地中海地区连续经历多次瘟疫的袭击，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165年，由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征战的罗马军队将瘟疫携带到地中海沿岸，嗣后迅速蔓延至整个罗马帝国，这次残暴的疫情前后持续了十五年左右，受感染的地区有近三分之一人口死亡。此后五百多年时间里，地中海地区的人口大幅度递减，经济文化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面对瘟疫的大肆侵犯和无情吞噬，罗马帝国的普通民众处于极度恐慌、万般惊悸的状态，绝大部分政府组织发挥不了救助作用。恰在此时，基督教承担起救助被感染者的责任，与同时期其他宗教信仰相比，照顾被传染者成为基督教确认的一项义务。同时，基督教积极倡导，“即使是突然降临的死亡也被赋予生命意义”等教义，这对于那些备罹瘟疫摧残的幸存者来说，永恒的天国世界成了他们内心最大的安慰。正如麦克尼尔在书中所言：“基督教是一套完全适应于充斥着困苦、疾病和暴死的乱世的思想和感情体系。”面对瘟疫的无畏和死亡的从容，基督教于短时间内赢得底層民众的广泛认可和极大信任，基督教徒呈几何级数增长，其社会基础迅速扩大，最后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由此彻底改变了地中海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历史走向和文化面貌。以瘟疫所表征的自然力量在塑造和改变历史关系上，其功能和作用有时是人的因素所难以替代和无法抵消的，比如印度种姓制度的起源。我们知道古代印度有四大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其中前三种属于远古南下的雅利安人系统，而第四等级首陀罗则是被雅利安人征服的土著居民。在雅利安人南下征服印度的过程中，为何没有像中国那样，很早就实现完全的民族大融合呢？主要原因在于印度的种姓制度导致印度文明缺乏高度的凝聚力，因此，印度容易被外来殖民势力所征服。印度整个社会结构被一个个内部相互通婚的种姓区块所间隔，外来殖民者又很难真正深入到印度社会的底层。所以，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说，印度这个国家容易征服却难以统治。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居住在中亚干燥草原的雅利安人孕育了吠陀文明，他们逐渐南下印度大陆，不断征服原来的土著森林民族。而热带地区原本就易于衍生各类病毒，印度中南部的湿热气候和大量的病菌寄生虫，延缓了雅利安人的入侵步伐。在这两个民族不断的角逐与博弈的拉锯战中，热带病毒给入侵的雅利安人造成大量人口死伤。拥有先进文明的雅利安人一直难以同化土著的达罗毗荼人，这就使得雅利安人发展出跨种姓接触的种种禁忌，如婆罗门不接受首陀罗用手触摸过的食物，就暗含着惧怕被当地病毒传染的历史文化因素。根据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中的说法：“印度文明并没能像对喜马拉雅山脉北部居民那样，将印度南部和东部的原始社群消化掉，而是把森林民族以种姓方式兼并，即把他们作为半独立的有机体纳入印度的文化联合体当中。”既然二者难以融合、无法统一，他们就采取折中的办法，划出领地边界，各自保持独立，互不嫁娶通婚，避免相互传染，热带病毒就这样有力地阻碍了印度各民族在文化和血缘上的完全统一。

一旦作为自然力量的瘟疫以一种变量参与到历史进程中，其对人类的影响在尺度上将使一些战争相形见绌，支撑笔者这一观点的是六百多名西班牙士兵征服阿兹特克帝国这一事件。公元1520年，西班牙的科尔特斯将军受命率领六百六十三名士兵、攜带十六匹马和十四尊火炮前往新大陆探金寻宝。他们乘船越过大西洋来到中美洲，对位于墨西哥中部的、人口众多且地域辽阔的阿兹特克帝国进行征战，结果，科尔特斯将军凭借微薄力量击垮了拥有几十万兵将的印第安古国。西班牙人何以如此勇猛强悍？以往历史著作的解释是欧洲人拥有坚船利炮和技术优势，加之采用纵横捭阖的手段和上帝显灵助力，但这些理由既不够充分也不具有说服力，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指出：在那个被后人称之为“悲伤之夜”的夜晚，勇猛善战的阿兹特克人大胜西班牙人，将他们逐出了首都特诺奇蒂兰城（今墨西哥城）。但是，阿兹特克人还没来得及进行庆祝，一场天花瘟疫从天而降，阿兹特克帝国的将军和士兵们纷纷暴毙，甚至连皇帝蒙特祖玛也被天花夺去了性命。而西班牙人在长期与天花病毒抗争中已经形成了强大免疫力，面对天花病毒不仅毫发无损，而且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整个帝国。作为人类的新大陆，美洲一万多年前才有人类迁徙居住于此，与欧亚大陆的人曾经多次抵御病毒不同的是，阿兹特克这些美洲土著居民第一次接触天花病毒便立即大量感染死亡，对于他们来说“病毒就是最可怕的武器”;而对于西班牙人而言，病毒则已进化为稳定的“文明病”，正是这一匪夷所思的因素，最终摧垮了阿兹特克人的抵抗意志，导致庞大的帝国土崩瓦解。或许是受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一书的启发，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也提到天花病毒对西班牙人征服阿兹特克帝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现代医学技术虽然取得长足进步并实现大幅跃升，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公共卫生体系也渐趋完善，但是面对猝不及防的瘟疫，人类还是非常脆弱甚至不堪一击。正如麦克尼尔在书中所说，不要陶醉于科技发展的成就，不要过度依赖现代医学，因为科学技术并非无往而不胜。瘟疫为何会高速率大规模地传播？很长时间以来瘴气发作是欧美传统医学的主要理论依据，这一说法类似于中医的解释。一般而言，瘟疫的爆发是由动物死尸或腐败物的瘴气所引发的，体弱多病的人一旦遇到瘴气就会被传染，当下有的医学专家担心新型冠状病毒可通过空气进行传染，就是瘴气理论的现代翻版。瘴气理论曾经流行很长一段时间，直到十六世纪西方医学界提出接触传染的病菌理论后才开始松动，但彼时由于没有检测仪器和鉴定药物，接触传染理论也仅仅停留在推测层面，并未得到西方主流医学界的认可和接受。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法国的巴斯德和德国的科赫（获得1905年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这两位伟大的微生物学家，借助于显微镜发现了炭疽杆菌和结核杆菌，证明了此前提出的接触传染理论这一假设是成立的。换言之，传染病的根源在于病毒，而不是飘移浮动的瘴气，只有坚决避免人与人或人与动物的接触传染，有效防止病毒进入人体内部，才能阻断瘟疫的大肆传播与广泛流行。鉴于大部分有毒细菌是通过食物、饮料进入人体内部的，巴斯德经过研究发明了用饮料杀菌的办法，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仍在使用的巴氏消毒法。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解释，不难理解人类对生存环境葆有异乎寻常的适应能力，作为一种灵长类或者高级动物，人类无疑是目前地球上繁衍最多、扩展最快的物种。但从生物均衡的角度看，人类这一物种的快速衍生和急剧壮大，意味着与其共同生存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的迅速萎缩甚至不断消亡。也就是说，人类群体的扩张、膨胀是以其他物种的减少和消失为前置条件的，这无疑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导致自然灾害的不断发生，进而给人类自身带来巨大威胁和严重危害。当然，我们也必须以诚实的态度坦言，人类无端屠戮其他物种，大肆毁坏自然生态，无节制地扩充自己的食物欲望等，对于自然界和其他物种来说，人类又何尝不是一种比瘟疫还凶悍、还暴虐的瘟疫！因此，威廉·麦克尼尔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指出，人类文明有其自身的界限，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也存在着必要的边界，每当人类试图跨过这些边界时，不可避免地引起自然界的强烈反弹，以病毒感染和瘟疫流行等形式来报复和惩罚人类的贪婪。在历史发展的漫长旅程中，给人类生命健康造成致命威胁和严峻挑战的，除了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和大规模战争等人为祸端以外，便是防不胜防、突如其来的瘟疫。现在人们谈及瘟疫，大都“谈虎色变”，唯恐“避之不及”。瘟疫对人类的杀伤力有时难以形容和无从表达，即便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医学已经非常先进和极为成熟，但人类对很多瘟疫仍旧无法加以控制和清除。也许，人类在较短时间内能够有效控制住新冠肺炎疫情，但下一场瘟疫可能又在向人类奔袭而来。对于瘟疫给人类制造的麻烦、痛苦乃至惨剧，绝大部分当代人已经或正在感同身受。然而，在威廉·麦克尼尔之前，极少有学者将瘟疫与人类相互纠缠的关系作为解释文明的路径，“长期以来那些学识渊博的学者在皓首穷经于各种遗存的文献时，对于人类疾病模式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缺乏敏锐的洞察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瘟疫与人》是一部研究瘟疫历史及其与人类交错关系的开山之作，也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经典之作。如前文所述，在三百多页的篇幅中，博约广摄的麦克尼尔自由驰骋于世界几千年文明历程中，从容出入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态等诸多领域，对相关资料信手拈来、恰当运用，不仅深度考察了瘟疫与人类的多次交锋和数度碰撞，而且从一个独特视角重新诠释人类文明发展史，拓展了历史研究的思路和空间，彰显出一代史学大师的超凡功力和深湛学养，显示出《瘟疫与人》一书的殊异价值和独特贡献。英国著名学者托马斯曾评论说，麦克尼尔是第一位把历史学与病理学结合起来，重新解释人类行为的学者，也是第一位把传染病列入历史重心，给它应有地位的史学工作者，该书不仅激发了世界尤其是我国的医疗社会史研究，而且深刻影响了当今学术研究的视野与维度。《瘟疫与人》也提醒我们，人类文明发展绝非一种单向度的因果链条，而是多种因素共同铺就了人类文明前行的科学轨迹;告诫我们病毒与瘟疾是一种正在凸显的巨大现实力量，二者的频频发作促使人类必须尽快修正自己的行为规范，完善社会组织结构和公共卫生安全体系，在此基础上努力重塑今天和未来的文明形态。

最后，有必要再做进一步的强调，《瘟疫与人》一书的作者威廉·麦克尼尔是国际著名历史学家之一，是世界历史科学的“现代开创者”，曾担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美国世界史学会主席，在世界史研究方面卓然有成，与斯宾格勒、汤因比比肩齐名，被誉为“二十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开辟了一个西方世界史学的新时代。1963年，麦克尼尔以一部《西方的兴起》一举成名，并借此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由其撰写的《世界通史》、《西洋文明史大纲》、《人类社群史》、《权力的追逐》等均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巨大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