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肖飞 陈 钢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浙江金华，321004)

一、传播符号学：文化传播的新视角

传播是信息的流动与散布，其过程需要借助符号方可实现，符号和传播两者具有天然相近性。脱离符号的传播交流是落空的，而脱离传播交流的符号活动是盲目的。(1)赵毅衡：《这场华丽的双人舞才刚开始(代序)》，载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正是由于两者的巧妙结合，为信息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分析途径。因此传播符号学(Semiotics of Communication)作为一种理论整合范式已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

符号学大师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是沟通符号学与传播学的先行者，早年时受康德影响，善于将研究对象分门别类，形成自己独有的一套研究体系。他把符号本身分为三部分，即再现体、对象和解释项。同时又将符号学分为三大分支，符号学的第一分支为“符号语法学”(Semiotic grammar)，主要关注符号的形式特性以及符号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二分支为“批判逻辑学”(Critical logic)，主要研究符号与对象之间的关系；第三分支为“普遍修辞学”(Universal rhetoric)，讨论的是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2)赵星植：《皮尔斯与传播符号学》，四川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5页。解释项作为三环中的重要一环，将研究的靶点对准了符号意义的传播问题，其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从人际以及社群关系的角度来讨论符号意义的传播。因此，“普遍修辞学”这一分支是符号学与传播学得以结合的产物，通过解释项符号与传播被联系在一起，实现了意义传达的动态性，使其构成的意义具有无限衍义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