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以丰富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快速融入全球生产网络，通过大量吸收海外资本，积极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体系，出口贸易额从2001年的2661 亿美元迅速攀升到2018年的4.62 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5%，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但也面临价值链地位“固化”与“贫困化增长”的风险（邱斌，2012）①邱斌、叶龙凤、孙少勤：《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提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出口复杂度的分析》，载《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 期，62 页。。与此同时，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多元化也得到较快发展，制成品出口几乎遍布从低技术密集度的纺织品和塑料制品等，到高科技的医药和航天技术产品等资本密集型高科技产品的所有贸易部门。随着中国出口工业制成品慢慢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变，加之出口量不断扩大，中国某些技术密集产品在出口市场上与发达国家形成激烈的竞争效应，但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导致中国出口增长主要依赖于数量的扩张而非出口品种的增加②许斌：《技术升级与中国出口竞争力》，载《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3 期，48 页。，且发展中国家从事主要为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环节的生产，即使是高技术产品，关键零部件等中间品仍然需要依赖于进口，国内增加值与技术含量并不高，故测算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能够从商品技术结构层面了解动态变化的真实贸易利益，加快从要素驱动、效率驱动过渡到创新驱动阶段，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现有产业结构，逐步提升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增长。

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欧贸易发展迅速，入世前的1995年双边贸易额为420.68 亿美元，2011年（入世10 周年）增至5671.39 亿美元，2014年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贸易额为6151 亿美元，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4.3%，占欧盟贸易总额的14%（比同期美欧贸易比重仅低1 个百分点）。从2010年开始，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已经超过了欧洲在中国的投资额，说明中欧之间的投资已呈现出明显的互动特征③数据来源于商务部2015年1月30日召开2014年开展经济外交和应对贸易摩擦等情况发布会，其中2014年中国对欧盟非金融投资98.48 亿美元，是欧盟对华投资的1.44 倍，增长117.7%。，2016年对欧投资存量占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41.9%，成为中国最大对外投资目的地④高运胜、李之旭：《动因与制约：中国对欧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学分析》，载《法国研究》2018年第4 期，69 页。。中欧彼此作为前两位的贸易伙伴，在欧洲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制成品出口顺差在中欧贸易总额中占比逐步提高到56%左右。虽然伴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中国制成品出口顺差在中欧贸易总额中占比呈不断回落的趋势，最低顺差占比低至37%，但中国对欧盟的进口额一直保持快速的增长。这种格局导致双方贸易矛盾与摩擦日益尖锐。故分析制成品在欧盟市场技术结构及其变动趋势，并环比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既有利于更好了解我国制成品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也有利于从另外一个侧面了解我国制成品在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的相对比较优势，为提高出口产品国内技术含量与增加值，更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做出针对性产业结构调整。

表1 2000-2014年中国主要工业制成品对欧盟27 国贸易差额及占比⑤高运胜、李之旭：《动因与制约：中国对欧直接投资的国际政治学分析》，载《法国研究》2018年第4 期，69 页。

二、相关研究综述

针对中国商品出口技术结构及动态变化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关志雄（2002）①关志雄：《从美国市场看‘中国制造'的实力》，载《国际经济评论》2002年第8 期，8 页。、齐俊妍（2006）②齐俊妍：《基于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分布的国际贸易结构分析方法研究》，载《现代财经》2006年第8 期，66 页。通过比较中国和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出口商品技术含量，认为中国出口商品技术含量上升较快；樊纲、关志雄、姚枝仲（2006）按照OECD标准将中国出口产品按技术构成分类后研究发现，中高技术和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和技术复杂度快速上升，但没有达到世界平均水平，进口仍然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③樊纲、关志雄、姚枝仲：《国际贸易结构分析:贸易品的技术分布》，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8 期，77 页。，杨汝岱和姚洋（2007）也发现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已从以低技术产品转变到以中等技术产品出口为主①杨汝岱、姚洋：《有限赶超和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8 期，36 页。，Rodrik（2006）认为中国与经合组织（OECD）中许多高收入水平的国家出口商品技术技术水平接近②Rodrik,Dani.“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China and World Economy14（2006），p.6.，Hausmann，Hwang&Rodrik（2007）通过构建测度出口复杂度指数（Hausmann指数），计算发现中国出口商品Hausmann指数与人均GDP水平是中国三倍及以上的发达国家经济体相似③Ricardo Hausmann，Jason Hwang &DaniRodrik, “What you export mat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Springer 12(2007)，p.21.。Schott（2008）采用出口相似度指数（Export Similarity 指数）比较了中国和部分OECD 国家，分析得出中国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生产外包等方式导致出口商品技术水平与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相似度非常高④Schott P.“The Relative Sophistication of Chinese Exports.”Economic Policy23（2007），p.22.。Lemoine（2008）⑤Lemoine, F.&,Ünal, D.“Rise of China and India in International Trade: From Textiles to New Technology.”China and World Economy16（2008），p.18.、Amiti（2008）⑥Amiti, M.and Caroline F.“An Anatomy of China's Export Growth.” Working Paper of World Bank 2008，No.4628.、Bensidoun（2009）⑦Bensidoun,I.,Lemoine,F.&,Ünal,D.“The Integration of China and India into the World Economy:a Comparison.”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6（2009），p.143.等也得出基本相同的低人均GDP的中国出口商品技术构成已接近发达国家的结论，理论界便产生了“Rodrik悖论”一说⑧“Rodrik 悖论”又称为“Rodrik 之谜”，是指由美国经济学家Rodrik 在2005年最先发现中国出口大量的高技术产品，且复杂度还是不断提高，超过了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克鲁格曼（Krugman）1980年及豪斯曼（Hausmann）2003年提出的国际贸易理论相背离。。樊茂清、黄薇（2014）采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1995至2009年国际投入产出表计算结果表明尽管中国加工贸易比重下降，但中间品贸易在全球占比逐年提高，中国生产活动正向GVC高端攀升，出口复杂度逐年增加⑨樊茂清、黄薇：《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进出口贸易分解和产业结构调整研究》，载《世界经济》2014年第2 期，67 页。。

关于垂直专业化分工对出口制成品技术水平的影响，唐海燕、张会清（2009）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垂直专业化产品内分工对企业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明显作用，但需要参与国际分工各方深入合作，以及满足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生产性服务业及营商环境等支持性条件为前提⑩唐海燕、张会清：《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提升》，载《经济研究》2009年第9 期，85 页。。姚博和魏玮（2012）则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对于出口复杂度提升具有显著地积极作用，研发、公共服务也是影响复杂度的重要因素，而投资在低端加工装配领域的外商资本则作用不明显①姚博和、魏玮：《基于产品内垂直分工的出口复杂度解释因素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2年第4 期，125 页。。

后进国家参与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对出口产品技术结构的影响则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话题。Deardorff（2001）认为以要素禀赋论为核心的赫克歇尔-俄林（H-O）模型细分到产品生产具有国别比较优势的各个阶段是垂直专业化的重要成因，而不同生产阶段为开展垂直专业化分工提供了基础②Deardorf，A.V.“Fragmentation in Simple Trade Models.”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Finance12（2001）,p.128.。Glass 和Saggi（2001）认为垂直专业化跨国外包能够降低企业边际生产成本，促进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③Glass,A.J.,&Saggi，K.“Innovation and wage effectsof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European Economic Review45（2001），p.69.。Schindler 和Beckett（2005）从国家层面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中中间产品进口能够通过投入产出效应提升进口国的生产率，成为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④Schindler, J.W.& Dustin, H.B.“Adjusting Chinese Bilateral Trade Data: How Big is China's Trade Surplus.”International FinanceDiscussionPaper,2005,No 2005-831.。垂直专业化所衍生的海外市场依存度、国内中间投入密集度以及研发密集度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贸易竞争力，优化了出口商品技术结构(文东伟和冼国明，2010)⑤文东伟、冼国明：《中国制造业的垂直专业化与出口增长》，载《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2 期，481 页。。

但张杰（2009）认为在跨国公司主导下的垂直专业化分工模式下，没有品牌和核心技术的制造商只会被锁定在低端，很难实现向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⑥张杰：《外包与技术转移：基于发展中国家异质性模仿的分析》，载《经济学（季刊）》，2010年第4期，1278 页。。由于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我国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存在“虚高”现象，且我国企业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后GVC 地位提升之间的影响呈现一种非线性倒“U”型关系，影响程度因嵌入全球价值链阶段不同存在差异，初期比较明显，而中后期受到跨国公司全球价值链治理的“锁定”，抑制了价值链升级（赵增耀、沈能，2014)⑦赵增耀、沈能：《垂直专业化分工对我国企业价值链影响的非线性效应》，载《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5 期，29 页。。史本叶（2014）也认为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在初期能够很好促进参与的落后国家加快产业转型升级，但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边际收益递减。主要原因是在垂直专业化分工初期，我国企业需要不断满足跨国公司外包生产高技术标准要求，通过不断接受培训及“干中学”效应，有一定逆向技术溢出效果，但随着融入GVC 的不断加深，生产环节可能被发达国家价值链治理地位固化，发达国家为了维持自己在技术与资本密集型生产与销售环节的优势地位，将发展中国家锁定在劳动与资源密集型加工装配等低端环节，影响了后期快速升级进程（马红旗等，2012）①马红旗、陈仲常：《我国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生产与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关系》，载《南方经济》，2012年第9 期，86 页。。

已有研究测算了中国出口制成品技术复杂度并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而本文则选取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欧盟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在改进的出口复杂度模型基础上，采用WIOD 最新2000～2014年前向增加值数据来测算中欧制成品出口技术地位及其动态变化趋势，为深入了解双边贸易竞争优势，在贸易摩擦背景下进一步拓展贸易多元化及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转型方向提供了可供参照的依据。

三、中欧制成品垂直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现状

垂直专业化分工是指一国用进口来的中间品生产最终品，或者完成某一个产品的生产阶段，然后出口到其他国家，是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市场一体化与生产分散化的统一。各个国家要素密集度的差异为不同生产阶段开展垂直专业化分工提供了基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类生产要素，同一种产品价值链上生产与服务的不同环节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分布在不同的国家。跨国外包能够降低企业边际生产成本，促进本土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并成为技术扩散的途径，且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由于产品在不同生产工序有效实现了显著不同的环节增值能力，提高了全球生产网络分工模式下的产品投入收益，分散于不同国家生产链条上的垂直专业化分工促使参与各方实现最小成本、收益和效率最大化，并可能造成持续的技术升级效果。

在中国参与全球化生产分工体系中，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的测算基于出口产品中进口中间品所占比重高低。由于中国制成品出口欧盟仍然是以加工贸易形式参与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企业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后认为中国从低端加工装配起步，从技术扩散中获益，可以独立生产高技术含量的中间品，对产业升级产生了积极影响。在进口中间投入品的过程中，本地企业通过采取一定手段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进而提升自身能力。再者，欧美跨国公司为了增强自身产品竞争优势，往往愿意主动帮助中国企业提高产品生产技术。总体上，中国在进口高技术的原材料和零部件进行加工贸易的同时，也带来技术外溢、行业关联效应和竞争效应等会提高中国的出口复杂度水平。

（一）中欧制成品贸易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

根据Koopman et al.（2014）的观点及计算公式②Koopman,Zhi Wang,and Shang-Jin Wei.“Tracing Value-Added and Double Counting in Gross Export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4(2014)，p.466.，一国出口来自于国外的增加值可以作为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VS-Vertical Specialization）的测算指标，且又可以分解为三部分：最终产品、中间品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和重复计算部分，分别代表不同的分工类型。中欧双边制造业2000～2014年垂直专业化（VS）与垂直专业化率（VSS）指数变化情况如下图所示①2004年欧盟东扩为25 国，2007年为27 国，2013年为28 国。这里使用WIOD 欧盟27 国数据（不包括WIOD 未收录的克罗地亚）。。

图1 中欧制造业贸易垂直专业化分工水平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WIOD 数据库测算所得②王云飞、李之旭、高运胜：《中欧垂直专业化分工结构与就业效应研究》，载《世界经济研究》2020年第2 期，123 页。。

从整体变化趋势而言，中国制成品出口欧盟VS 值在2000～2014年间呈现上升趋势，从2000年的66.99 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576.12 亿美元，扩大了近9 倍，但VSS 指数却并不同步变化，从入世后的18.48%急速上升至2004年的26.41%后又缓慢降低，表现为“倒U”形状；而同期欧盟制产品出口到中国的VS 值从2000年的57.12 亿美元上升到2014年的691.44 亿美元，同时VSS 指数持续从27.34%增长到34.11%，说明随着国际分工合作活动的日益加强，两地区广泛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当中，中国制成品出口受2008年需求冲击影响较大，但也对国外增加值的依赖程度在逐步降低。

但广泛参与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后，后进国家由于技术溢出及生产率提高，短期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与竞争力得以快速提高，但核心高技术中间品与零部件仍然需要依赖进口，长期可能被“锁定”在全球生产网络低附加值的加工装配环节，存在一定的价值链固化的风险，即随着中国融入垂直专业化分工程度不断加深，中国产业结构出现快速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但从价值链的增加值来看，却又被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俘获”在低价值生产环节，从长期看技术结构曲线呈现为“倒U”状。

另外欧盟等发达国家对高端技术出口中国依然进行诸多限制，且很多中国企业在高技术中间品和零部件研发、人力资本投入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受限，很多企业仍然选择来料、进料加工和来件装配等劳动密集产品的加工贸易方式。同时国内分割不仅导致市场竞争不充分，还会造成行业关联效应低，这些均成为阻碍中国制成品出口欧盟技术水平提升的重要因素①高运胜、郑乐凯：《中欧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水平与结构差异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视角》，载《法国研究》2018年第1 期，第3 页。。

（二）中国制成品出口欧盟技术层级及其变化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局数据库国别数据网，数据涵盖欧盟27 国2000-2014年年度数据。出口欧盟制成品技术层级借鉴OECD（2003）与中国海关关税税则HS2012年6位数分类标准，根据产品技术含量的高低将出口欧盟制成品分为低技术、中等技术和高技术产品三大类。这样分类可以更加直观和系统地观察出中国出口欧盟制成品不同技术层级技术复杂度的变化。

表2 中国出口欧盟主要工业制成品年度数据统计 单位：百万美元

总体上看，我国出口欧盟制成品总额稳步增加，其中中等技术产品出口额增幅最为明显，其次是高技术产品，增幅最小的是低技术产品。虽然高技术产品总金额相对较低，从2000年6786 百万美元的年产值发展至2014年的49237 百万美元，但增幅达到724.8%，年均增长率为14.12%；而相比之下低技术产品出口增长缓慢，主要由于我国劳动力等成本不断上升，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严重下滑所致；中等技术产品期间年均增长率为14.71%，高于低技术产品10.67%的年均增长率，但受到金融危机影响较大。

图2 我国不同技术水平制成品出口欧盟趋势图 单位：百万美元

四、中国与欧盟制成品出口欧盟技术结构变动趋势

中国制成品出口欧盟的技术复杂度在一定层面上反映了我国制成品的出口技术结构，也反映出我国制成品在中欧分工与贸易中的地位。本文在Hausmann和Rodrik（2007）方法基础上做出修正①Hausmann，R,Hwang，J.& Rodrik.D,“What You Export Matter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2(2007)，p.15.，通过计算显性比较优势的RCA（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指数来测算出口竞争力，同时由于人均GDP与收入水平存在显著相关性，采用人均GDP代替收入水平，且由于具体企业实际研发投入数据无法确切统计，利用我国的收入水平（人均GDP）乘以出口产品RCA指数来度量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复杂度，并使用Rodrik（2007）的方法将出口复杂度加总到产业层面。

（一）出口复杂度指标的构造

传统出口复杂度计算公式可追溯到Hausmann et al.(2007)采用各出口国制成品的RCA指数占世界各国该类制成品RCA之和的比例作为该类商品所有出口国人均GDP的加权权重，得出一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

其中xj,i为i国j类制成品的出口额，Yi为i国经过购买力平价后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EXPYi、PRODYj值越大，表示i国或者j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越高，表明该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一定程度上在表面反映了一国在国际分工模式中所处的地位高低。

本文采用增加值前向分解法测算出的各国（地区）各行业增加值出口为基础对传统测量复杂度的方法进行修正，其计算公式为：，其中，

新的测算公式中vxj,i为i国j行业的出口中国内增加值而不是制成品海关统计出口金额，而Yi依然代表的是i国经过购买力平价后的人均GDP②Hausmann，R,Hwang，J.& Rodrik.D,“What You Export Matters,”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12(2007)，p.15.。

（二）中国与欧盟制成品出口复杂度比较

为了更好了解中国与世界主要经济体出口产品技术水平，论文选取其中具有代表性的18个国家测算了2000～2014年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复杂度，并进行跨国动态比较，其中有10个国家属于欧盟。

表3 增加值前向分解下中国与欧盟主要国家出口复杂度比较

从时间维度上比较结果可以看出，除了2009、2010年部分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复杂度有所下降之外，均呈现出明显上升态势。进一步说明了伴随着全球生产网络体系的日益完善，国际间专业化分工合作日趋紧密，全球生产要素得到了比过去更有效的配置，伴随着各国出口量的扩张，出口产品或服务质量也愈发的提高。

就中国复杂度水平变化情况而言，中国出口复杂度也同样有着明显的提高，从2000年19285.7美元上升到了2014年的32568.1美元。中国依托自身在劳动力、土地、能源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优势，抓住全球产业经济结构调整转移，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出口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增长。虽然粗放型发展备受诟病，但不可否认这种低端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在特殊的发展阶段具有必然性，中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合作过程中借助于技术溢出、学习效应等作用使中国出口结构不断优化，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到提升。

图3 中国出口欧盟工业制成品技术复杂度分类对比

（3）中国出口欧盟制成品结构变化

通过分析制成品出口欧盟数据表明从国家层面中国整体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稳步提升，产业结构出现一定程度转型优化，中国出口的低技术产品传统产品，从玩具、纺织品、成衣等低技术复杂度劳动密集型产品逐渐转移至电子产品等中、高技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由于劳动力成本优势的降低在国际市场竞争能力逐步削弱。欧盟自中国进口产品结构开始向高技术产品转化，显示中国出口产品经过垂直专业化分工后技术改进效果显著，采用新技术生产更多种类产品，传统出口欧盟的产品如纺织品与成衣等的比例下滑，而电子产品、机械设备、精密仪器仪表等中、高技术产品出口比例有所上升。

从图4中可以看出，高技术产品的光学、钟表、医疗设备以及化工产品，出口欧盟占比都有所提高，从2000年至2014年提高了0.58%和1.6%。机电产品以及运输设备等中高技术产品研究期间15年提高了7.43%。但中低技术产品以及低技术产品占比一直处于下滑趋势，纺织品及原料下降2.05%，塑料、橡胶下降0.38%，家具、玩具、杂项制品下降4.21%以及皮革制品，箱包下降3.08%，某种角度表明中国出口欧盟商品结构出现一定程度的优化。

图4 中国制成品出口欧盟比重变化

五、结论与启示

根据上述测算结果，可以看出通过融入全球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程度不断加深，从国家层面高技术产品所占中国出口欧盟主要制成品比例从2000-2014年有显著上升，中国在高技术产品领域获得了更高的份额，尤其电子、计算机和通讯设备等行业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期间技术复杂度也呈现上升趋势，表明中国出口欧盟制成品的结构向更高技术方向转型和发展，在国际分工中地位逐步攀升。但从另外一个层面也看出，中国出口欧盟高技术复杂度制成品更多表现为低技术产品，总体技术结构水平仍然较低，生物医药、航空航天器、医疗设备和仪器仪表等高科技行业相对于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均存在较大差距，有些行业甚至出现下滑。中等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上升并不明显，但出口技术复杂度却快速增长，一定程度上表明目前阶段中国出口欧盟优势产品仍然聚焦在中等技术产品，并在与欧盟垂直专业化分工过程中得到相应的技术溢出，加之中国固有劳动要素优势，预计我国中等技术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将长期具有竞争优势；而低技术产品出口欧盟比重均呈现下滑趋势，但出口复杂度并没有明显下降，显示出我国传统出口的低技术产品仍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并不会很快从国际市场中退出。

中国出口欧盟制成品在由传统低技术产品向中、高技术产品转型过程中，要进一步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在充分利用劳动力要素禀赋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的同时，仍然要积极融入国际生产网络，通过与欧美及东亚经济体垂直专业化分工，增加从欧美进口先进技术与零部件等中间品，并逐步提升国产化水平，循序渐进提高中间品出口比重来带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应该鼓励我国企业积极“走出去”，尤其是投资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与地区，通过获得逆向技术溢出来提升制造业与高技能工人技术水平；另外，我国制造业应利用设立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策创新，增加对高科技行业的金融与财政支持，不仅能够降低中欧双边贸易差额，缓解贸易摩擦，也能逐步提高我国制成品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但另外一个方面也要规避参与垂直专业化分工导致劳动密集型行业外资代工模式出现要素锁定效应，企业规模扩大反而会导致价值链低端锁定，而应当依托高速增长的内需市场规模培育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势力，稳步提升国际市场竞争能力，避免全球生产网络分工地位被“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