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埃玛努埃尔·勒格朗(Paul-Emmanuel Legrand,1860-1936)（下文简称勒格朗）是一名法国画家，其作品《在“梦”前》(Devant«Le Rêve»)于1897年在法国艺术家沙龙(Salon des Artistes Français)上展出，后藏于南特美术博物馆(le Musée d'arts de Nantes)。《在“梦”前》描绘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秋日的巴黎景象：一群小学生聚集于书报亭前观赏并议论悬挂在货摊上的画作《梦》，报亭老板透过窗口凝视着聚精会神赏画的小学生，同时一名老兵站立在小学生右侧的报亭角落处专心阅读报刊（图1）。①根据画面当中悬挂在报亭货摊上的报刊名称及其所报道内容（即1896年10月沙皇夫妇访问巴黎事件）可以判断《在“梦”前》呈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巴黎，同时根据画中人物的衣着以及右下角的落叶可以推断出勒格朗所描绘的为秋季场景。图片来源：Bruno Hérody,“étudier la Troisième République à partir d'un tableau.”26 avril 2013.https://www.pedagogie.ac-nantes.fr/russe/transversalite/etudier-la-troisieme-republique-a-partir-d-un-tableau-670 138.kjsp.小学生观赏与议论的《梦》(Le Rêve)为法国画家爱德华·德塔依(Édouard Detaille,1848-1912)创作于1888年的画作的复制品，描绘了一群结束前一天军事操练的、沉浸于梦乡当中的法国士兵，以及出现在士兵梦中的革命军与拿破仑统治时期组建的“大军团”(Grande Armée)①画作《梦》的上空处呈现了一前一后两路军队，根据前方军队的旗帜可判断其为拿破仑统治时期组建的“大军团”，位于其后的军队旗帜以及士兵装束则体现了革命军的特征。英勇作战的画面（图2）。②图片来源：Bertrand Tillier,“1870:de la Défaite au Désir de Revanche.”octobre 2006.https://www.histoire-image.org/fr/etudes/1870-defaite-desir-revanche.

图1

图2

可以发现，《在“梦”前》反映了勒格朗结合世纪之交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对德塔依画作《梦》的内容与社会影响力的思考，及其经由思考塑造而成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形象，因此对勒格朗笔下的共和国形象以及勒格朗同其所处时代环境之间的互动进行分析具有深刻意义。笔者拟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③法兰西第三共和国(Troisième République)自1870年9月4日宣布成立，至1940年7月10日为维希政权(Régime de Vichy)所取代，总共持续70年。本文研究的时间段位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诞生年份（1870年）与勒格朗的《在“梦”前》首次展出所处年份（1897年）之间，即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前27年。的社会环境、外交处境以及该时期法国人关于往昔、当下与未来的思考三个角度出发，分析《在“梦”前》当中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形象。

一、内部团结有序

勒格朗的《在“梦”前》塑造了内部团结有序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形象，通过这一形象表达其对于第三共和国前期所推行的初等教育改革的认同。

团结有序的国内环境在画作《在“梦”前》当中聚集于报亭货摊前赏画的七位小学生身上得以集中体现（图3）。小学生赏画的神态体现了群体凝聚力——除了其中一位回过头面向同伴的小学生，其余小学生皆抬头聚精会神地观赏挂在货摊上的《梦》。小学生赏画时的举动则体现了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画面最左边的小学生在观赏至画面振奋人心之处时，便回过头兴奋地与同伴交流，讲话过程中还伸出左手朝《梦》竖起大拇指，同伴则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肩上，虽专心聆听对方分享赏画心得，却未将自身目光从《梦》上移开；在进行交谈的两位小学生右侧，另外两位小学生同样搭着肩膀紧挨着专注地观赏画作。如果仔细观察七个小学生的穿着打扮，即可发现他们成长于不同的阶层环境之中，其中穿着笔直西裤与锃亮皮鞋、手持皮包的个头最高的小学生与周围穿着朴素的同伴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对比在这位小学生与站在其左侧的两位衣着破旧的同伴之间体现得尤为明显。若进一步留意《在“梦”前》当中的细节，还能够观察到小学生身上背着或手持着的书包以及手提着的餐篮，可见他们正处于从学校归家抑或是从家前往学校的途中，勒格朗意欲借助这一处细节表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学校与社会之间的紧密互动，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赏画的小学生一方面扮演了“纽带”的角色，他们把从学校习得的内容运用到社会生活之中，在促进共和知识与思想在社会范围进行传播的同时增强其自身“为共和国做贡献”的意识；另一方面，赏画的小学生扮演了“镜子”的角色，他们自发地聚集在报亭前认真观赏法国军旅题材的画作《梦》的行为反映了来自学校教育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将推动法国社会实现发展。勒格朗通过刻画七位小学生赏画过程中的神态与互动行为，呈现出一幅“在学校教育的影响下，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公民团结友爱”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图景。

图3

《在“梦”前》所呈现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内部团结有序的图景体现了勒格朗对法国开展于“费理时代”(époque de Jules Ferry,1879-1885)①自1879年至1885年间，茹尔·费理(Jules Ferry,1832-1893)两次组阁，在担任总理的同时兼任教育部长，并在其他三任内阁当中担任教育部长职务，费理在这段时间担任政府要职累计达五年多，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费理时代”。参见陈文海：《法国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55 页。的初等教育改革的认同。费理的初等教育改革初步确立了免费(gratuite)、义务(obligatoire)、世俗(laïque)的原则，于1881年宣布公立学校初等教育为免费教育，并于翌年规定六至十三岁的儿童须接受小学义务教育。初等教育的免费原则与义务原则为其世俗化的推进奠定基础，例如将教权派清除出国民教育最高委员会、确立世俗国家的教育领导权、禁止教士在公立学校内任教以及对公立学校教职人员进行世俗化改造。勒格朗的《在“梦”前》通过对赏画小学生群体的形象进行刻画，强调了初等教育改革在增强共和国凝聚力与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在培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凝聚力方面，改革之后初等教育的免费性与义务性使共和爱国思想的传播范围得到扩大，推动共和爱国思想通过诸如采取共和化的叙事方式和使用大篇幅对当代史进行讲述的历史课、致力于增强学生的领土与主权意识的地理课以及对作为“民族语言”的法语加以规范并推行的语文课等渠道实现传播；初等教育的世俗化进程则有助于使共和国得到巩固，这在一方面体现为通过从将天主教利益置于共和国利益之上的教会学校手中夺取初等教育权，保护共和国免遭天主教会的破坏，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共和派内部力量在与为温和共和派、激进共和派以及社会主义者所共同反对的教权主义进行抗争的过程之中得以实现联合。由此可见，初等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建立“超越阶级差别的共同灵魂”①[法]让-皮埃尔·阿泽马等：《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沈炼之等译，唐祖培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07 页。以及促进“对法兰西民族的爱”同“对共和国的爱”相结合，从而促使共和国内部凝聚力得到增强。对社会秩序进行维护是实行初等教育改革的另一个重要目的，并且被费理视为实现共和国团结的前提条件。倘若对初等教育改革所秉持的三大原则进行重新审视，即可发现它们具有特定的实行条件以及明确的实行目的：免费原则与义务原则仅适用于小学阶段，公立中学初级班所实行的收费制度以及偏向小学教师及公务员子女的奖学金制度成为有意愿继续接受教育的平民子女面前的“拦路虎”，这一现象反映了中等教育为资产阶级所垄断的事实；世俗的原则推动学校传播对宗教思想予以取代的科学的、理性的道德理念，这种道德理念旨在教育平民子女学会勤劳节俭、摒弃舒适享乐的生活，同时教育其服从秩序、接受社会阶层分布现状并安于自身所处的阶层。由此可见，该时期的初等教育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保守的色彩。

事实上，初等教育改革的保守色彩反映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所选择的“与不同社会阶层相妥协，致力维护社会稳定”的发展道路。诞生于普法战争法国战败之际、“法兰西第二帝国废墟之上”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前期存在共和制不稳定以及社会阶层冲突严重的问题。共和制的不稳定性集中体现为来自君主派②君主派进一步划分为三个派别，分别为拥护波旁王朝直系波旁家族的正统派(légitimiste)、拥护波旁王朝支系的奥尔良派(orléaniste)以及拥护波拿巴家族的波拿巴派(bonapartiste)。复辟浪潮与教权主义的冲击，其中君主派的复辟计划因保皇派元帅麦克马洪(Mac-Mahon,1808-1893)替代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当选为共和国总统而获得实施条件，并由于正统派与奥尔良派之间就王位继承人选与继承顺序问题达成协议③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巴黎伯爵(comte de Paris)承认尚博尔伯爵(comte de Chambord,1820-1883)为“法兰西君主制原则的代表”，并由尚博尔以亨利五世的名义率先等级即位；作为交换，尚博尔则承认巴黎伯爵为自己的王位继承人。参见楼均信编：《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兴衰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4 页。而得以大踏步前进。虽然这两个派别共同酝酿的复辟计划最终因尚博尔坚持恢复波旁王朝时期的君主制而无法实施，共和制仍然面临由波拿巴派开展的拥护“皇太子”①“皇太子”即是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真名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Charles-Louis-Napoléon Bonaparte,1808-1873)之子。复辟运动的挑战。君主派的复辟计划因1875年1月30日瓦隆修正案(Amendement Wallon)②瓦隆修正案以一票多数（353 票：352 票）从法律层面对共和制予以承认。的通过而破灭，但产生自这一复辟浪潮的冲击加剧了共和制的不稳定性。对共和制造成冲击的另一因素是教权主义，教权主义因麦克马洪提出恢复天主教会影响力的“道德秩序”(ordre moral)理念以及因布罗伊(Jacques Victor Albert de Broglie,1821-1901)内阁采取了诸如辞退小学教师、撤除陈列于各市政府的玛丽安娜(Marianne)半身像等举措的行为而得以发展。（阿泽马等：65）教权主义影响下的法国社会出现教会学校泛滥的现象，据1878年的数据显示，全国约500 万名中小学生当中约有200 万名就读于教会学校，（陈文海：353）同时形成了“民众性的天主教浪潮”，这一浪潮体现为民众大规模的圣地朝圣活动以及对兴建宗教建筑予以鼎力支持的行为。教权主义冲击之下弥漫于法国社会之中的宗教狂热成为传播共和思想的阻碍，并加剧了共和政府与天主教会之间的矛盾。为了抵挡君主派复辟浪潮与教权主义的冲击，巩固共和国成为当务之急，然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内部成分的复杂性致使赢得各个社会阶层的认同成为巩固共和国的前提。除了扮演共和国“社会支柱”角色的、以手工业者、小商人、自由职业者为主体的“中间阶层”，农民、上层显贵与工人皆扮演了重要角色：数量占据法国总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构成第三共和国早期的社会主体，而这一群体同样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社会基础力量；上层显贵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体现为经济层面上对银行和工业所实行的控制、媒体层面上对诸如《时报》、《小巴黎人报》等多家报刊进行收买，而且体现于政治层面的内阁与高级行政管理机构之中，例如在1893年众议院的议员当中有32%出身于上层资产阶级，有23%出身于贵族；（阿泽马等：93）工人的数量伴随工业化的推进而增加，与之相随的是其政治诉求的增强以及诸如法国工人党(Parti ouvrier français)、法国总工会(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等工人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因此，如何争取农民、上层显贵以及工人对共和国的认同感，并促使不同社会阶层和谐相处，成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而该时期的法国正为严重的社会阶层冲突现象所困扰，发生于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Commune de Paris,1871.3.18-5.28)便集中反映了巴黎民众与共和国临时政府之间由普法战争当中的民族冲突激化而成的社会冲突。巴黎公社起义使共和国政府对法国社会内部的革命力量感到恐惧，内政部长路易·比费(Louis Joseph Buffet,1818-1898)认为制裁这种“大众共和主义”的危险性并不亚于使用暴力拆除战争纪念碑所产生的严重后果。③Karine Varley,“The Taboos of Defeat: Unmentionable Memories of the Franco-Prussian War in France,1870-1914.” Defeat and Memory: Cultural Histories of Military Defeat in the Modern Era.Ed.Jenny Macleod.Basingstoke and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Press,2008,p.65.政府在权衡“自由”与“平等”两大原则的过程中思考共和国的治理方略，最终选择了“置稳定的社会秩序于首位、①Robert L.Hoffman, More Than a Trial: The Struggle Over Captain Dreyfus.London and New York:The Free Press,1980,p.58.在此基础上致力与共和国内部不同的社会阶层相妥协”的“保守共和国”道路，并且采取一系列教育改革举措，为这一条道路提供保障。《在“梦”前》正是这一时代环境以及处于该时代环境之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政治文化的反映，勒格朗通过《在“梦”前》当中聚集于报亭货摊前赏画的、虽出身于不同家庭环境却形成深厚友谊的七位小学生，向法国公众传递了“经由初等教育改革的实施而得到增强的共和国凝聚力以及趋于稳定的社会秩序是实现法兰西民族复兴之梦的前提”的观点。

二、外获盟友支持

同样地，《在“梦”前》呈现了一个在国际环境之中获得盟友支持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形象，勒格朗通过塑造这一形象，强调法俄两国同盟关系的建立对该时期的法国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外获盟友支持”的第三共和国形象经由勒格朗对1896年10月初沙皇尼古拉二世与皇后亚历山德拉访问巴黎的事件进行刻画而得到强调，这在勒格朗画作里面布满报亭货摊的、同这一事件相关联的图片当中得到体现。这些图片按照具体内容可以划分为人物肖像、建筑以及活动场面三大类型。人物肖像画包括一队来自阿拉伯地区的首领的肖像画（图4）、②图片来源：Le Petit Journal.Supplement du dimanche,18 octobre 1896,p.336.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女的肖像画（图5）③图片来源：Le Petit Parisien.Supplement littéraire illustré,20 septembre 1896,p.1.以及第三共和国总统费利克斯·福尔(Félix Faure,1841-1899)的肖像画（图6），④图片来源：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6/66/Felix_Faure.jpg.其中由阿拉伯地区首领组成的队伍为沙皇访问巴黎期间由法国殖民地首领所组成的卫队，该幅肖像画通过塑造神情庄重的殖民地首领形象，在强调其代表法兰西民族的同时凸显其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忠诚；⑤“L'Empereur de Russie en France:chefs arabes et tunisiens.”Le Petit Journal.Supplement du dimanche,18 octobre 1896,p.335.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女的肖像画一方面通过刻画尼古拉二世温和注视其妻女的细节塑造出“慈父”形象，另一方面通过塑造身着笔直军装的尼古拉二世形象以凸显沙皇威严，而倘若留意《小巴黎人报》刊登这幅肖像画的时间，即可发现该时间点位于沙皇访问巴黎的日期之前，⑥《小巴黎人报》将该幅肖像画刊于头版的时间为1896年9月20日，而沙皇与皇后访问巴黎的时间为1896年10月初。由此可推测报刊编辑此举意图在于使法国公众在沙皇来访之前对其进行了解，从而在增强尼古拉二世亲和力的同时使之赢得法国公众的尊敬；与尼古拉二世及其妻女的肖像相对应的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福尔的肖像，勒格朗在构图过程中将该幅肖像置于报亭货摊右侧的显眼之处，意欲使之发挥“共和国符号”的作用。悬挂在报亭货摊上的建筑图片内容为瑟堡(Cherbourg)与巴黎市政厅(Hôtel de Ville)，这两处地点对于沙皇夫妇的巴黎访问行程而言具有重要意义，作为法国海军基地的瑟堡为沙皇夫妇最先抵达法国的地点，同时也是尼古拉二世与福尔总统共同出席的阅兵仪式举行地点；作为宣告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成立地点的巴黎市政厅则作为尼古拉二世会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理、议长、部长、外交使团成员及巴黎市议会议员的场所，因此具有君主政体与共和政体开展对话的里程碑意义。以活动场面为主题的图片则主要对沙皇夫妇抵达巴黎时的隆重场面（图7）①图片来源：Le Petit Journal.Supplement du dimanche,11 octobre 1896,p.328.以及亚历山大三世桥(Pont Alexandre III)奠基仪式的现场（图8）②图片来源：Le Petit Parisien.Supplement littéraire illustré,7 octobre 1896,pp.332-333.进行刻画，其中前者一方面详细刻画了在马车上相对而坐的福尔总统与沙皇夫妇的形象，另一方面致力于将沙皇夫妇在共和国总统陪同之下抵达巴黎的时刻描绘为属于法兰西人民的盛大节日，同时占据画面大篇幅的凯旋门蕴含着希望与胜利的象征意义，以此表达法国举国上下对沙皇来访的重视态度与喜悦之情；后者则通过刻画尼古拉二世亲自为亚历山大三世桥奠基的场景，使奠基仪式的神圣性得以凸显，从而突出亚历山大三世桥作为法俄两国友谊纽带的象征意义。若留心这一系列图片的来源报刊，即可发现它们几乎来自体现了温和共和派观点的《小巴黎人报》以及《小报》，事实上除了这两家报刊之外，该时期诸如持君主派立场的《高卢人报》(Le Gaulois)、表达极端民族主义观点的《巴黎回声报》(L'Écho de Paris)与《不妥协者报》(L'Intransigeant)等报刊皆对沙皇夫妇访问巴黎这一事件进行报道，①这些报刊皆对沙皇夫妇的访问行程进行详细报道，并透过新闻标题流露出对于这一事件的感情色彩，例如1896年10月8日的《不妥协者报》头条标题为“沙皇在巴黎：一个伟大的日子——法俄同盟的节日”(Le Czar À Paris:Une grande journée—Fête de l'alliance franco-russe)；同年10月7日的《高卢人报》则于新闻标题中使用“尊贵的朋友”(Un Grand Ami)称呼访问巴黎的沙皇与皇后。参见“Le Czar À Paris:Une grande journée—Fête de l'alliance franco-russe.” L'intransigeant, 8 octobre 1896, p.1； J.Cornély, “Un Grand Ami.”Le Gaulois,7 octobre 1896,p.1.而这些报刊在勒格朗的《在“梦”前》当中仅露出报头，并整齐地叠放在货摊右侧福尔总统的肖像画之后，可见勒格朗在创作过程中对呈现于货摊上的报刊类型及内容进行了选择。勒格朗通过选取持温和共和派立场的报刊，呈现沙皇夫妇巴黎访问事件的行为，强调法俄两国的友好关系。

图4

图5

图6

图7

图8

《在“梦”前》所描绘的法俄两国友好往来的图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勒格朗关于法俄关系的美好愿景，事实上十九世纪晚期的法俄关系并不牢固。法俄关系的脆弱性主要体现为由政治体制差异所引发的冲突以及不相一致的国家利益：在政治体制方面，实行君主制的俄国对实行共和制的法国表现出恐惧与敌视心理；至于国家利益，俄国对法国致力收复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行为态度冷漠，法国则对俄国在近东地区实行扩张的行为产生反感。与法国建立同盟关系实则为十九世纪晚期俄国迫于国际局势而采取的举措，一方面，俄国与德国之间的矛盾由于经济冲突而被激发，俄国政府于1876年采取的使用黄金征收关税的决定使关税得到提高，利益受损的德国则禁止俄国的有价证券在柏林上市；另一方面，德国积极推动英、意、奥三国缔结《地中海协定》(Entente de la Méditerranée)以遏制法俄两国在地中海地区势力的举措使俄国遭到德国与奥匈帝国的钳制。因此为了摆脱外交遭到孤立的困境，俄国不得不同法国结盟。法国银行自1888年11月起向俄国政府提供借款，②John F.V.Keiger, Franc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1983,p.11.法俄两国于1891年8月27日签署的政治协定成为其同盟关系建立的基础，同时双方于1892年8月17日签署秘密军事协定，该协定于翌年获得沙皇政府批准。③Pierre Renouvin, “Les relations franco-russes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et au début du XXe siècle.”Cahiers du monde russe et soviétique,vol.1,no.1(1959),p.129.分析时代环境以及相关协定的内容④法俄两国签署的政治协定规定，如果和平真正遭到威胁，尤其是两国之中有一国有被侵略的危险，双方约定应就两国必须立即同时采取的措施获得谅解，以便协商各自的政策并确定共同的行动路线。双方签署的秘密军事协定则规定，若法国遭受德国攻击，或者受到德国支持的意大利的进攻，那么俄国就会调动它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若俄国遭到德国进攻，或者受到德国支持的奥匈帝国的进攻，则法国调动其所有的军队进攻德国。参见[法]乔治·杜比编：《法国史》，吕一民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167-1168页。可以发现，法俄同盟实质上是法俄两国为了抵抗来自德国的进攻而建立的防御性同盟，但正是这一个仅发挥防御作用的同盟，使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的处境出现转机。“盟友”对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普法战争战败割地的处境使法国的国际地位下降，同时使法国内部产生“收复失地、对德复仇”的情绪，而经历了普法战争之后实力下降的法国若希望实施其“对德复仇”的计划，则需要借助同盟国家的力量。然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找寻盟友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是因为占据欧洲主体的实行君主制的国家①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欧洲大陆当中，实行共和制的国家仅有安道尔共和国(Andorre)、圣马丁共和国(Saint-Martin)以及瑞士联邦。（杜比：1143）对实行共和制的法国抱有敌视态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德国致力于通过建立以其自身为核心的同盟体系对法国进行孤立：为防止法国通过结盟手段实施“复仇”计划，德国利用其自身于普法战争之后得到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及其作为君主制国家的“有利条件”，于1873年同俄国与奥匈帝国建立“三皇同盟”(Entente des trois empereurs)，于1882年同意大利与奥匈帝国建立“三国同盟”(Triplice)，并于1887年与俄国签订《再保险条约》(Traité de réassurance)，从而在拉拢欧洲君主制国家的过程中实现孤立法国二十年的目的。遭到孤立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于是走上殖民扩张的道路，试图通过将海外殖民地列入法国领土以及对殖民地民众进行同化等方式，弥补法国因割让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而导致的领土缺失，同时意欲借助殖民扩张的渠道，参与到对世界范围内的领土瓜分行动之中。法国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开始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梦”前》的内容涉及的突尼斯正是在1881年为法国所占据。法国的殖民扩张行动得到德国的支持，后者认为殖民扩张之举有利于转移法国对缺失的东北部地区领土的注意力；法国社会则对政府的殖民扩张政策持以反对为主的态度，认为这一举动将对军力以及财力进行消耗，并将政府追逐殖民地的行为视作对缺失的阿尔萨斯-洛林地区的“亵渎”。②保尔·戴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1846-1914)曾经对费理说：“我本拥有两个女儿，如今您却给了我二十个黑奴！”(«J'avais deux filles et vous m'offez vingt nègres!»)以此表达对费理的殖民扩张政策的反对。参 见 Robert Chaudenson, “En mémoire de Paul Déroulède.” 29 novembre 2015.https://blogs.mediapart.fr/robert-chaudenson/blog/291115/en-memoire-de-paul-deroulede.可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不仅遭到其它欧洲国家孤立，而且面临国内社会对其殖民扩张行为的指责以及愈发强烈的“对德复仇”情绪的冲击，其所承受的压力因国内外双重打击而加剧。法俄同盟的建立则使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得以摆脱国际孤立的状态，并且使之在获得俄国一定程度的支持与保障的情况下增强“收复失地、对德复仇”的信心以及进一步推行殖民扩张政策的野心，故该时期同俄国的盟友关系受到第三共和国政府的重视，作为法俄两国重要外交行动的“沙皇夫妇巴黎之行”自然而然成为法国万众瞩目并且举国庆祝的事件。

而正是十九世纪晚期法国报刊广泛普及的现象，推动具有重要意义的沙皇夫妇访问巴黎的事件在法国社会实现大范围传播。报刊普及的现象实则为世纪之交法国进入印刷品“黄金时代”的反映：一方面，出版印刷技术的发展实现了报刊发行数量与质量的优化，从而提高了消息传播效率；另一方面，出台于1881年7月29日的《新闻出版自由法》(Loi du 29 juillet 1881 sur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进一步放宽了出版限制，从而使立场多元的报刊得以更好地发挥思想传播载体的作用，并且通过这一过程形成各自的读者群体。印刷品“黄金时代”的到来使报刊在法国社会所发挥的影响力得到增强，并进一步推动“大众阅读”氛围的形成。沙皇夫妇访问巴黎的事件引发持温和共和派、君主派乃至极端民族主义等思想主张的报刊竞相报道，这一现象从侧面反映出法俄同盟的建立在法国社会所产生的舆论反响。可以发现，大部分报刊对此事件持认同的态度，其中右派报刊认为与俄国建立同盟关系将有助于对法国国内秩序以及军队力量进行维护，中间派以及左派报刊则强调了法俄同盟在平衡德国威胁方面所发挥的作用。（Keiger：12）勒格朗利用社会舆论对法俄同盟的反响，通过画面当中布满报亭货摊的、对沙皇夫妇访问巴黎事件进行报道的、持温和共和派立场的报刊对法俄建立同盟关系的图景加以还原，从而塑造了“在国际环境当中获得盟友支持”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形象，试图借此增强法国公众对第三共和国的信心以及民族认同感，同时表达了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盟友支持下实力不断增强的未来的展望。

三、弥合战败创伤，迎接胜利曙光

勒格朗还通过其画作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与军队的紧密联系进行阐释，在回首往昔与展望未来的过程中塑造一个战败创伤得到弥合并迎接胜利曙光的共和国形象。

这一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形象通过《在“梦”前》当中的三组互动而得以呈现。首先是同时出现在报亭前的老兵与小学生的互动（图9），画面上的老兵年纪大约七十岁，身穿军大衣并头戴军帽，腰板笔直地站立于报亭右侧角落处专心阅读手头报刊；若留意画中的人物细节，即可发现老兵患有残疾，其右腿为义肢所替代；在画作构图方面，老兵被安排于画面最右侧接近边缘的位置，且背对着七位赏画的小学生。勒格朗意欲使存在于看似无交集的老兵与小学生之间的潜在互动得以显现：首先，分析画面中的老兵形象可以发现其有可能为参与普法战争的士兵，①仔细观察《在“梦”前》可以发现，画面中的老兵年龄处于六十至七十岁之间，若估算老兵参战时的年龄、结合画面中的其它细节并根据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可以推算出老兵所参与的战争为普法战争。缺失的右腿则是其英勇作战的见证；其次，老兵在画面当中所处的位置传递了两方面信息，一方面，正如参与普法战争的老兵作为画面的一部分，普法战争在法兰西民族历史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另一方面，曾经作为普法战争参与者的老兵正逐渐“退出”画面，寓意着法国在普法战争当中战败割地的屈辱历史已经成为过去，并即将为胜利所取代。勒格朗致力于通过这一创作手法对普法战争的历史进行解读，推动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产生影响的战败“创伤”实现弥合。其次，勒格朗通过强调“梦想”与“希望”，勾勒出即将出现的胜利场景，体现为七位小学生与画作《梦》（图10）的互动当中。其中，“梦想”既体现为《梦》所刻画的参加军事操练的法国士兵对革命军与拿破仑“大军团”在战场上英勇抗敌的场面的渴望，亦体现为伫立在《梦》前专注观画的小学生对画中英勇作战的军队以及参加操练的士兵的心驰神往；同时，怀揣梦想的参加操练的士兵与观画的小学生皆代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未来的希望，前者将对德国展开复仇以洗刷普法战争当中法国战败割地之耻，后者亦即将成为投身于保卫祖国并为祖国争取荣耀的战斗之中的共和国士兵。可见勒格朗致力于借助德塔依的《梦》，在小学生、操练的士兵以及英勇作战的军队之间建立“对话”，表现对法国胜利曙光的期盼。再度审视《在“梦”前》，还可以发现贯穿于整幅画内容的、产生于画家勒格朗与画家德塔依之间的互动：在题材选取方面，勒格朗的作品主题围绕德塔依的《梦》展开，并将其体现在作品标题之中；在内容构思方面，勒格朗的《在“梦”前》不仅强调《梦》所描绘的英勇作战的军队以及艰苦训练的士兵，而且反映了后者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法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力。①德塔依的《梦》自于1888年首次展出以来便广受欢迎，许多人将该幅画作的复制品买回去挂在家中；自1902年起，该幅画作被制成明信片、被用于图书封面，被绘于铅笔盒上以及被制成拼图与智力游戏板。参见[法]让-皮埃尔·里乌等编：《法国文化史（卷四）》，吴模信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12 页。同时不应忽略的一处细节是，相较于将英勇作战的法国军队形象与追求荣耀的作战精神作为主题的《梦》，《在“梦”前》更注重于将法国军队的善战精神、“胜利者”形象与共和理念、爱国思想相结合——这一特点通过画面当中的《梦》、悬挂在《梦》周围的代表共和派立场的报刊以及聚集在《梦》前的、接受了共和爱国思想教育的小学生群体而得以体现。

图9

图10

勒格朗在创作过程中所设计的人物互动以及所塑造的共和国形象反映了形成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的“全民热心军队”氛围。对法国军队予以信任与支持成为该时期法兰西民族的共识——在十九世纪晚期，军队是唯一为不少法国公众所信任的世俗阶级组织，②[美]迈克尔·伯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郑约宜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6，10页。举家观看国庆日阅兵仪式为法国公众所热衷；不同的政治派别由于共同表达了对军队的支持而搁置分歧，以至于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844-1924)指出“如果人类社会当中存在能够得到全体赞成的神圣事业，那么就是军队”。（阿泽马等：124）究其原因，法国在普法战争当中战败及其战后割地赔款的处境激发了举国上下收复领土的愿望，从而将拥有武力的军队视为洗刷普法战争战败耻辱与实现法兰西民族复兴的寄托。

然而，在信任与支持法国军队的共识背后，存在着互相抗争的极端民族主义与温和共和派两大阵营。其中，流露出强烈的对德复仇情绪与排外情绪的极端民族主义阵营将法国军队作为攻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工具，一方面体现为对军队的战斗精神加以褒扬，借此抨击温和共和派所采取的“对德媾和”举措以及使收复缺失的东北部地区领土的行动遭到耽搁的海外殖民扩张行为，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对军队治理模式进行借鉴，主张建立具有内在一致性的共同体，并表达了由强有力的领导者对其进行统治的希望，以此反对治理手段温和的、致力于同多方相妥协的、“软弱无能”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戴鲁莱德与乔治·布朗热(Georges Boulanger,1837-1891)是该时期极端民族主义阵营的代表人物：身为普法战争参与者的戴鲁莱德在创作于1872年的《士兵之歌》(Chants du soldat)当中歌颂法国士兵英勇战斗以保卫祖国的行为，（Hoffman：58）并于1882年5月建立“爱国者同盟”(Ligue des Patriotes)，在传播复仇理念的同时组织开展复仇行动，从而对温和共和派治理下的共和国进行攻击；自1886年被任命为陆军部长之后，布朗热即通过发表一系列好战言论以及对塑造自身的“尚武形象”等手段，成为受法国公众狂热拥戴的“复仇将军”，并于此后动员公众向政府发动进攻，致力于推翻实行议会制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并以波拿巴式共和国取而代之。值得注意的是，德塔依的《梦》创作于1888年，时值布朗热运动的高潮阶段，《梦》使德塔依在完稿同年获得由法国艺术家协会沙龙(Salon de la Société des artistes français)颁发的荣誉勋章，①Antoine Vitek, “« Le Rêve » patroitique d'Édouard Detaille (1888)au musée d'Orsay.” 24 juillet 2015.https://culturezvous.com/le-reve-patriotique-edouard-detaille-1888-musee-orsay/.同时该幅画作得以在召开于1889年法国巴黎的世界博览会(Exposition Universelle de 1889)上展出。结合语境对《梦》的内容及其社会影响力加以审视即可发现，该幅画作致力于表达法国军队的尚武精神以及重建民族荣耀的决心，画作被大规模印刷、获得崇高荣誉的现象则反映了布朗热运动时期法国社会对善战的军队形象及其所象征的荣誉感的热衷，以及对德展开复仇的狂热。极端民族主义者正是利用社会舆论所支持的法国军队，通过渲染其“为了民族荣誉而英勇作战”的形象煽动公众的复仇与排外情绪，并进一步推动极端化的情绪升级为暴力行动，从而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造成威胁。

面对极端民族主义的冲击，温和共和派阵营通过增强对“公民军队”的建设，强调军队对共和国的忠诚，以实现保卫共和的目的。“公民军队”可以追溯至法国大革命时期，其性质在1793年宪法条文当中得到阐述：宪法第107 条规定“共和国的全部军力由全体人民组成”，第109 条则规定“所有法国男性皆为士兵，皆应接受使用武器的训练”。②Acte constitutionnel présenté au peuple français par la Convention nationale, le 24 juin 1793, l'an II.e de la République: [estampe].Paris: chez les Citoyens Esnauts et Rapilly,appartient à Recueil.Collection Michel Hennin.Estampes relatives à l'Histoire de France.Tome 131,Pièces 11489-11586,période:1793.“公民军队”的特征在救国委员会于1793年8月23日通过国民公会颁布的“全民总动员法令”(levée en masse)当中得到更为鲜明的体现，该法令号召举国上下进入为军事服务的征发状态当中，通过建立武装民族的方式保卫祖国。③其中，年龄介于18 岁至25 岁之间的未婚男性随时可能被应征入伍，已婚男性被动员锻造武器以及运送物资，女性被动员制作帐篷、衣物并前往医院服务，儿童被动员将破布制成绷带，老人则被动员前往公共场合鼓舞士兵时期、传布憎恨君主与促进共和国团结的思想。参见Scott Lytle,“Robespierre,Danton,and the Levée en masse.”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ol.30, no.4(1958), pp.325-337； “Modern History Sourcebook: The Levée en Masse, August 23, 1793.” 12 avril 2019.https://sourcebooks.fordham.edu/mod/1793levee.asp.“公民军队”的公民特性在发展过程中被革命者赋予了神圣色彩，其所崇尚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及其作战勇气与战斗能力得到了强调，成为赋予共和国合法性从而保卫革命成果的工具。温和共和派执政期间延续了大革命时期的“公民军队”传统，一方面体现为其利用“公民军队”当中被赋予神圣色彩的公民特性为法国在普法战争当中的战败处境进行辩护，通过将“公民军队”与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使用的雇佣军进行比较，凸显前者的“平等”色彩，从而指出拿破仑三世在色当的投降举动并不能代表军队士兵的态度及行为，①Alan Forrest, The Legac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ary Wars: The Nation-in-Arms in French Republican Mem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115.并将法国在普法战争当中战败的原因归咎于军官不当的指挥与动员方式；（Forrest：126）与此同时，温和共和派对军队士兵体现于普法战争全过程的英勇抵抗精神进行强调，并且指出虽然法国在普法战争当中战败，但士兵仍然具有强大的抗战勇气与作战能力。②顾杭：《战争创伤、历史教育与民族复兴——论拉维斯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历史教育》，载《浙江学刊》2004年第3 期，126 页。另一方面则体现为温和共和派对“公民军队”建设进程的推动，例如1889年兵役法的制定：该部兵役法制定之初规定适龄青年服役三年，有志于取得高等教育证书或者进入教会的青年则服役一年，在遭到参议院反对之后将内容修改为免除神学院学生的兵役，并将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服役期限缩短至十个月。③Arpad F.Kovacs, “French Military Legislation in the Third Republic 1871-1940.” Military Affairs, vol.13,no.1(1949),p.5.尽管仍然具有妥协色彩，但整体而言，1889年兵役法推动废除部分青年无需服兵役的特权以及使用学位或金钱购买服役年限的特权，④黎英亮：《枕戈待旦——试论1913年的法国三年制兵役法》，载《军事历史研究》2007年第4 期，150 页。从而在法国军队平等化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该部兵役法同时反映了温和共和派对布朗热运动的反思，及其增强对军队的控制力度的意图。《在“梦”前》体现了温和共和派的立场，勒格朗通过刻画不同人物的互动，对法兰西民族的往昔、当下与未来之间的联系进行阐释，认为普法战争法国战败的创伤已经成为过去，同时普法战争当中法国士兵英勇抗敌的表现使法国虽败犹荣；法国士兵的斗志与战斗力在当今的第三共和国得到了保持，与此同时，他们得益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早期实行的教育改革，接受了更优质的教育；不断发展完善的“公民军队”以及教育程度不断提升的军队士兵将更好地履行保卫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职责，并引领共和国迎接胜利的曙光。

结语

从空间层面，《在“梦”前》展现了一个既具有团结有序的社会环境，同时处于得到盟友支持的国际环境当中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形象；从时间层面，《在“梦”前》则呈现了一个弥合了往昔的战败创伤并信心十足地迎接未来的胜利曙光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形象。在勒格朗所塑造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形象当中，初等教育改革的实施在维系其秩序的同时使其凝聚力得到增强，法俄同盟关系的建立在改善其外交处境的同时给予其收复失地的信心，公民军队的完善则为其民族复兴道路保驾护航。整体而言，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共和国形象。

而在这一个充满希望的共和国形象背后，是一个深受法国在普法战争当中的“屈辱”遭遇影响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法国在普法战争当中战败并于战后割地赔款的处境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前期造成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既体现为显性的实行君主制的欧洲国家对新兴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孤立以及国内君主派、教权主义者与极端民族主义者对共和国前期所实行的议会共和制的反对，亦体现为隐性的对思想观念的激荡：一方面，战败创伤增大了社会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观点分歧，其中以君主派与教权主义者为代表的大革命反对者从普法战争当中获得了攻击大革命的契机，强调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处境是其自身偏离常规发展轨迹所遭受的“报应”；大革命支持者内部则因所继承的大革命传统出现差异而发生分化，布朗热、莫里斯·巴雷斯(Maurice Barrès,1862-1923)等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大革命在实践过程中所体现的群众性与暴力色彩对公众的对德复仇情绪进行煽动，共和派则在继承与发展“自由、平等、博爱”等大革命理念的过程中强调法兰西民族的公民特性，并努力保卫作为大革命成果的共和国。另一方面，战败创伤推动法国人思想观念中的法兰西形象分裂成为由公民组成、遵循共和理念的革命形象与忠于国王、倚靠教会的等级秩序森严的传统形象，并使二者间的对立得到加重。围绕法国大革命的观点分歧以及发生分裂的民族形象加剧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不稳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