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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置弗洛伊德:论基拉尔与德勒兹的欲望观

2020-06-17

法国研究 2020年2期
关键词:介体俄狄浦斯拉尔

“欲望”,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词。从整体上看,由于古典文本对“哀怜癖”的构型作用,欲望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总是以人类灵魂中最不受约束的“劣马”形象出现,是理智的反面。基督教神学站在道德的高度评判它,要求钳制这份先天之恶。从“食色性也”“人生而有欲”到“存天理,灭人欲”,中国儒家传统乃至宋明理学也大致持如是观。文艺复兴运动挽救了欲望的声誉,进入十七世纪,它得到笛卡尔、霍布斯等思想家的严肃对待,正式跻身近代哲学中心论题之列。1900年,在划时代的《梦的解析》中,弗洛伊德宣称梦是无意识的欲望,并分别以爱神Eros 与死神Thanatos 命名生死本能,二者统合成人类的心理动机力比多。这一心理学理论流传甚广,以至于人们一般不假思索地在本能意义上使用欲望。作为人类思维方式的开拓者,弗洛伊德有筚路蓝缕之功,但精神分析对欲望的理解必然不是完备无缺的,作为学科基底的俄狄浦斯情结便曾激起大量声浪。

一、从“三角家庭结构”到“三角欲望”

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人类学家、文学批评家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批评弗洛伊德的模型只看到了皮相,是一种削足适履的狭隘认知。“性欲并不是弗洛伊德认为的那样是人类存在的重要动力,而是映照人类整体的一面镜子”。①[法]勒内·基拉尔:《欲望几何学》,罗芃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54 页。后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在文化和社会形式中,欲望从不无端地产生。基拉尔看到,赌徒总是因同类脸上流露出的亢奋而决意一掷千金,读者通过他人捧读的姿态才给想象插上了翅膀,正如某个收藏家的侃侃而谈无形中催生了你对艺术品的渴望。真实的欲望模式呈等腰三角状,基拉尔谓之“三角欲望”,又称“中介性欲望”或“摹仿欲望”(a triangular,mediated,or mimetic desire)。“介体”悬于上方,既吸引主体,又关及客体,是摹仿的对象,故称作楷模或模体(model)。介体与余下二者可长可短的间距决定了主体的精神差异。若以直观的图形示意,大致如下:

图1:“摹仿欲望”图示

“摹仿欲望”这一理论创设最早体现于《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1961)。书名巧用词根相叠的两个法语单词“浪漫主义的”(romantique)和“小说的”(romanesque),②在法语中,romantique 与romanesque 在特定语境下均可作“浪漫主义”解,区别在于前者包含“空想的、不实际、难实行”的意谓,后者则有“小说般的、传奇故事式的”之义。见薛建成主编译《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北京:外研社,2001,1705 页。分别用来形容那些反映了介体存在却未予以重视的作品,以及那些准确揭示了介体作用的作品。摹仿(mimesis)是西方文学批评传统的核心概念之一,主要指对真实的复制和再现,历代理论家对此多有着墨。基拉尔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摹仿是一个残缺版本,而“摹仿欲望”乃是这一支脉的有益补充。③在原文中,基拉尔特地遣用mimesis 和imitation 这两个符号不同、但均可表示“摹仿”的词,标识他重新发掘的摹仿对原有权威概念的创新。

他首先考察了欲望三角的第一个方面,即介体与主体的关系。基拉尔以塞万提斯、福楼拜、司汤达、普鲁斯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五位小说家为例,将小说分为两大类:一是“外中介”型。在塞万提斯的小说里,介体(传说中的阿马迪斯)高踞于不可企及的天国,与主体(堂吉诃德)相隔最远;另一方面,桑丘也因地位和智力上的悬殊差距,不足以与他的介体(堂吉诃德)匹敌,故只是景仰。包法利夫人次之。书刊和舞会为她捎来巴黎的讯息,但她永远无法真正跻身大都会,即进入圈子与她的欲望化身(浪漫小说中的女主角)竞艳。

二是“内中介”型。顾名思义,介体内在于主体的世界,距离小到主体得以与之进行角力,而不再轻易更换目标物。这类实例可在司汤达笔下觅得:《红与黑》中,外省青年于连·索莱尔照搬拿破仑的野心和卢梭《忏悔录》的用餐礼仪;《巴马修道院》里,阿格德的年轻主教以德高望重的老主教为镜鉴。但他们通常并不乐意暴露模体,反而颠倒欲望逻辑和时间顺序,宣称欲望是自发的、或由客体直接牵系的,百般掩盖摹仿行为。

模体的存在戳穿了“自发欲望”的谎言,那么,为何承认变得如此困难?基拉尔剑指浪漫主义态度。在浪漫主义小说的蛊惑下,爱玛沉湎于罗曼蒂克的幻象;也正是在它的煽动下,19世纪唯我主义(solipsism)甚嚣尘上,摹仿传统日渐失据。他在其他论述中也频频重提这一贬抑的根由,并对摹仿更深广的文化意涵作出展望:

摹仿概念受到的历史损毁,即压制它冲突的一面,不仅仅是忽略,也不是偶然的“错误”。真切意识到摹仿性欲望会威胁到我们享有的自欺幻觉:不但对我们自己作为独立个人的幻觉,而且对我们唤作社会的这个集体自我之性质和起源的幻觉。冲突和破坏的摹仿如何才能转变成不冲突的训练和学习的摹仿,对人类社会的确立和永存不可或缺的摹仿?①[法]勒内·基拉尔:《双重束缚:文学、摹仿及人类学文集》,刘舒、陈明珠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引言7 页。

也就是说,“无中介”的立论迎合了现代人对自主性的幻觉或曰心理需要。在“欲望几何学”中,三角形的腰长愈短,就意味着内中介对主体的压力愈甚。与介体的恶性竞争中,主体日趋丧失自我与客体,最终导向以自毁宣示“本体”的绝对存在。由堂吉诃德、包法利夫人再到于连,程度递增。陀思妥耶夫斯基则站在欲望下落的终点,预见了这个怪圈的毁灭性结局。他的聚光灯全程跟随介体——如《少年》中的维尔希洛夫,《永恒的丈夫》中的维尔恰尼诺夫——把客体推入后景,在构思上醒豁地反映出欲望的层次,在叙述重心的转移中暗示了“他者在欲望中占据优势”的定则。这种非对等的力量关系,相当于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欲望的发展常常超出主观意志的原因便在于此。

《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第三章探讨介体对欲望客体的影响。介体靠得越近,客体的形而上性质越浓,具体价值相应地成反比。换言之,介体和欲望客体的相仿程度愈高,欲望主体竞逐的激情愈胜,现实感则不断萎缩。强悍的竞争者在欲望几何中散发着吸引力,甚至抬高了客体的声望。普鲁斯特所言非虚,恰恰是情敌为情人平添了虚假的光彩。中介将欲望暗示给主体,却又施加“影响的焦虑”,阻截欲望的满足,导致“主体怀着五体投地的崇敬和无以复加的怨愤这样两种相反的感情”。②[法]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罗芃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3 页。后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然而,在主体真正占有欲望客体之后,形而上的光晕却会随即飘散,取而代之的是浓重的幻灭感。主体只能转而倚望下一个欲望介体,周而复始。这个过程证明了三角欲望的荒诞。

基拉尔关于中介的观点并非孤明突发。拉康也曾指出“对象a”(objet petit a)的存在——“人的欲望是在中介的影响下构成的。这是要让人知道他的欲望的欲望。他以一个欲望,他者的欲望,作为对象,这是说如果没有中介人就没有他的欲望的对象。”①参阅[法]拉康:《治疗的方向和它的力量的原则》,载《拉康选集》,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560 页。拉康关于欲望的理论与基拉尔的摹仿欲望差别在于,前者更强调“主体欲望的根本性欠缺”,沿袭着弗洛伊德的基本思路——主体并未放弃成为菲勒斯的欲望,“对象a”即是阉割后的剩余,他不断回返取回缺失物的意愿是最强的内驱力。被笼罩上“agalma”(小神像)光芒的是介体而非客体。参见吴琼:《对象a:拉康的欲望诗学》,载《哲学动态》2011年第1 期,18-23 页。从根本上说,它涉及人对自我认识的建构方式。社会性的人总试图通过超越介体、控制欲望客体,最终获得他者的承认——甚至成为他者欲望的对象,完成身份的逆转。悖谬的是,在当代社会,人人互为欲望介体。这种特殊的交错解释了人与人之间持久的竞争,揭示了存在于人际网络中永恒的暴力。

循着这一思路,基拉尔迈向他智识生涯的另一高峰,即从宗教牺牲与暴力文化中探源权力。在《暴力与神圣》(La Violence et le sacré,1972)、《创世以来隐蔽的东西》(Des choses cachées depuis la fondation du monde,1978)等著作中,他再度以专章讨论俄狄浦斯神话,可视作对中介理论的进一步演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暴露中介的方式类似,基拉尔也直接将俄狄浦斯的父亲拉伊俄斯(Laius)推到前景:首先,俄狄浦斯自幼将父亲当作楷模,这一理想与女性元素无涉;其次,对母亲的“力比多爱恋”其实也是他成年后经父亲暗示的,投射的依旧是父亲对母亲的欲念。也就是说,弗洛伊德讨论的欲望实质上并非孩童的欲望,俄狄浦斯走向弑父和乱伦是成人教唆所致。

俄狄浦斯甚至是真正的受害者。这一加害过程可以从他名字的含义“双足肿胀的人”说起。拉伊俄斯自儿子出生就钉住他的双足,留下了暴力的初始痕迹,俄狄浦斯最后“十恶不赦”的罪行也是在毫不知晓的情况下无意识的结果。这一撼俗的解读激起质疑的声浪。基拉尔的根据是,当鼠疫之类的危机爆发,或者群体中的摹仿性冲突升级为杀戮,负荷高到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便会催生“替罪羊”机制,牺牲个别内部“污染源”以达到净化暴力的目的。《俄狄浦斯王》便是一个样板式的迫害文本,满足所有范式。②“替罪羊”指一种社会集体性暴力迫害行为,献祭品身上一般具有边缘性的“受害者标记”。但这一个体牺牲后一般又会被神圣化、被赋予纪念意义。参见冯寿农:《勒内·吉拉尔俄狄浦斯神话的新解》,载《国外文学》2004年第2 期,94-98 页。在这个意义上,摹仿欲望被史学家追溯为暴力与文明的双重源头,被文学研究者借以阐发悲剧和艺术的作用,也被用来解释政治学中的民粹主义附魔现象。

基拉尔不无感激地写道,“文学巨匠都是欲望的几何学家”,(基拉尔,2016:编者序2)他们把习焉不察的错误欲望顺序扳正过来,把被客体夺走的位置还给介体。作为这一思辩的结果——充分暴露三角欲望后得到的快感和解脱,便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最好报偿。(基拉尔,2012:19)在文学作品之外,摹仿行为还广泛存在于对认同的需索、对荣誉的渴切和对权位的觊觎中。经过基拉尔极富颠覆性的欲望结构理论,欲望“自然天成”的假面有望被逐步瓦解,但在人们的观念中,它仍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匮乏”。当代激进阵营的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便持否定性的尺度,将欲望划分为三个层次——底端是“动物性的欲望”,中间是“人的欲望”,亦即世俗的、理性的欲望。最高层次则是“神圣的欲望”,一种秘密的“死之欲望”“耗尽的欲望”“色情的欲望”,是从“动物世界”经由“世俗世界”回返“神圣世界”的内驱力。①程党根:《欲望》,载赵一凡等编《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806页。包括福柯,也避而不用“欲望”并改称“快感”,只因前者天然地令他心生抵制。②在和德勒兹的最后一次晤面中,福柯宣称他无法忍受“欲望”这个词,因为这让他联系到匮乏与压抑。参见[法]德勒兹:《欲望与快感》,于奇智译,载《世界哲学》2005年第1 期,22-27 页。另一方面,欲望及其伴生的激情(passion)③在西方语言词源学中,passion 意味着强烈的欲望,尤其是基督教传统中的人性之恶。冯克利先生便准确地将passion 还原为“欲望”,并对这一译法的讨论做过简录,参见[英]阿尔伯特·赫希曼:《欲望与利益:资本主义走向胜利前的政治争论》,冯克利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中译者序14-15 页。关于欲望遗产的研究还可参阅[英]苏珊·詹姆斯:《激情与行动:十七世纪哲学中的情感》,管可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通常被视作洪水猛兽,破坏性效应如影随形。到了德勒兹,这些情形出现扭转的迹象。

二、从“精神分析”到“精神分裂分析”

欲望是德勒兹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他内在性伦理工程的研究对象。何谓内在性伦理?这要回到德勒兹对“道德”(morality)和“伦理”(ethics)的区分。与哲学传统的定义不同,在德勒兹,“道德”充斥着限制性律令,而“伦理”则是一系列可选性的规则。浅白地讲,道德的基本问题是“我必须做什么”,而伦理学则追问“我有能力做什么”。德勒兹认为,超验的道德立场阻碍了“伦理”的实现,应当推崇的是内在性的生活方式及其多元化的解释方法。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和尼采的《道德的谱系》对内在性进路做了全面的发展。对尼采而言,人要在崇高与卑鄙的存在方式之间取舍;在斯宾诺莎看来,我们面临的选项则是悲苦或愉悦的“情动”。④[法]吉尔·德勒兹:《德勒兹在万塞纳的斯宾诺莎课程(1978-1981)记录》,姜宇辉译,载汪民安、郭晓彦主编《生产(第11 辑):德勒兹与情动》,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6,12-13 页。德勒兹汲取了康德对欲望之为“原因性意志”⑤[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6 页。的定义,继而以斯宾诺莎的内在性方法超克了前者的先验法则,并以尼采的“权力意志”概念将欲望主体从道德律令的统治下解禁出来。

德勒兹和伽塔利认为,弗洛伊德已然发现了生产的欲望,只是“他又不断地使力比多在家庭的表现(俄狄浦斯)中一再异化”。①[法]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刘汉全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17 页。为什么是俄狄浦斯?俄狄浦斯不仅是隽永的希腊神话,用法国精神分析学的话说,它还是“弗洛伊德构造物中最为心理化的纪念碑”,②[法]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风暴中的哲学家》,汤明洁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295-296 页。后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沿袭十九世纪将疯狂与家庭连结在一起的古典精神病学传统,利用人们对这一文学故事的共情与感发,把所有面向潦草收束为普适的原点。在弗洛伊德的继承者手中,虚无主义和反动特质更是登峰造极,俄狄浦斯情结遂成为制造守旧家族主义的训练场。整套精神分析通过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这一与社会脱节的私人领域,将性欲推衍为全人类的行为动因,从而将欲望困在极其有限的表象系统中,达成对父权意识形态的精神赞助。在1968年五月烽火的氛围中,德勒兹与伽塔利看到了俄狄浦斯解释机制的失败,以及欲望解放的契机。这对后现代哲学和临床精神病学的组合尝试占领“无意识”——这个被弗洛伊德视为压抑幻想的“储藏室”和上演俄狄浦斯戏剧的“剧场”,并改造为欲望机器生产的“工厂”。1972年,《反俄狄浦斯》应运而生。

他们对俄狄浦斯情结的批判主要集中在:第一,它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超验性立场,将纵横交错的社会网络简化到家庭的原型中,妄图解释所有历史现象和人际关系。在这个层面上,它只是一套了无生气的程序和牟利的工具。第二,不同政权组织各自拥有一套对欲望进行编码、使之服膺于“文明机器”的方式。在发生唯心主义转向后,精神分析已彻底丧失革命性,成为维护既定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无力把握欲望的本性和生产的潜能,也扼杀了社会领域的实验性。

陈旧的诡计将匮乏设为欲望之根本规定,德勒兹对此不以为然,并在多个场合展开反击——“欲望不是缺乏某物,它也不指向任何律法,欲望生产”。③[法]吉尔·德勒兹:《〈荒岛〉及其他文本:文本与访谈(1953-1974)》,胡新宇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347 页。后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欲望建造出来的产品即“欲望机器”,为的是嵌入社会场域。这一观点显然是斯宾诺莎思路的延续,奠定了德勒兹欲望学说的基调。在《伦理学》第三部分的附加说明中,斯宾诺莎提出“冲动是人的本质自身,而欲望是有意识的冲动”,④[法]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50 页。故欲望和冲动几无差别。它们都首先是一种力量,追求对人自身之生存和活动的提升,超越了自然状态下的持存。由是重塑了欲望的概念,赋予它一副积极的面孔。此外,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及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学说也给予德勒兹以必要的养分。德勒兹研究专家霍兰德教授(Eugene W.Holland)提醒我们,俄狄浦斯式的家庭结构一五一十地对应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模式——作为劳动主体的工人(温顺的孩子)服从于老板和资本(父亲)的禁忌性权威,最终放弃了接近他们生产出的商品(母亲)的机会。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母亲”这一欲望对象也可看作自然环境(“大地母亲”)的化身。①Eugene W.Holland, “Desire.” Stivale Charles J.(ed.), Gilles Deleuze: Key Concepts. Montreal &Kingston:Mcgill 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5,p.57.

反俄狄浦斯,就是抵抗被预设的命定,就是挣脱僵执的威权,就是相信“我们可以拥有我们觉得值得的社会”。②[澳]伊恩·布凯能:《解读革命〈反伊底帕斯〉》,蔡淑惠译。台北:黑眼睛文化,2016,240 页。副标题“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症”透露出他们围绕弗洛伊德进行重新界说的雄心,以及沟通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努力。精神病学临床经验使他们二人体认到,精神分裂的过程就是欲望运作的模式,而精神分析面对精神分裂症是无效的。无意识的驱动力是一种内在场域的“无器官身体”,与一切组织层、机体层乃至权力组织相对立。

德勒兹和伽塔利将精神分裂症看作资本主义经济的独特疾病,对应于原始社会中的歇斯底里,以及帝国体系中的抑郁躁狂。概略地讲,精神分裂症患者同时是“自然人”和“历史人”,置身于自然界的生产活动,又能将自我抽离出主体的位置进行观察。同时,因为边缘人的身份,他们无法正常进入社会存有,而每次“外出散步”就相当于给社会撒播失序和革命的种子。以上种种表征满足了德勒兹对欲望的定义:

欲望严格地内在于一个欲望没有先于其而存在的(融贯性)平面、一个应该被建构的平面,在这一平面上,粒子被发射出来,不同的流汇合在一起。只有在这一场域展开、这些流蔓延、这些粒子射出时才会有欲望。远不是假设一个主体,欲望只能在某个人被剥夺说“我”的情况下才会被触及。远不是趋向对象,欲望只有在某个人不再像把自己把握为主体一样来寻找对象或把握对象的情况下才会被触及。③[法]吉尔·德勒兹、M 克莱尔·帕尔奈:《对话》,董树宝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8,131 页。后文凡出自该书的引文,将随文标明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在德勒兹眼中,“兴趣”是被社会规则所设定的路线,理性就是人们追求这些兴趣的“正常”方式。而欲望逃过一劫,它是资本主义理性背后的精神错乱和流浪,勾勒出理性深处的谵妄。

解构个体无意识的欲望本身也蕴含马克思学说中的经济意义。对超验的主张使得我们事实上去追求自我压抑,为何人竟会追求这种状态,彷佛企欲着救赎?这个政治哲学基本难题的答案只能是:因为你的欲望不是你自己的。不同于基拉尔从主体对介体的摹仿进行爆破,德勒兹选择对制度性因素釜底抽薪。欲望早已暗中变成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人在无意识间被拉入禁欲状态的暗示中。我们之所以无法感受到具足,正因社会秩序从一开始就夺走了欲望的建构性。更进一步,并非主体缺乏某种实在而证成了“匮乏”,恰恰相反,是欲望之中排除了主体和实体,它的对象是各种感受和“流”(flow)。④Patton Paul,Deleuze and the Political.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0,p.70-71.

福柯在为此书撰写的序言中赞誉它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法国人写出的第一本伦理学著作”,是一部“反法西斯生活导论”。①[法]米歇尔·福柯:《反法西斯主义的生活艺术》,李猛译,载《天涯》2000年第1 期,155 页。这本书的目的,一方面在于重塑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思维之道。另一方面意在构建一种社会类型学,揭示情感和驱动力如何影响社会基础结构。此处的法西斯不仅指向恶名昭彰的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更揭示了寄生于普通人身上的“法西斯主义”。后者隐伏于毛细管中,俘获了我们宰制和剥削他者的欲望。

三、结语

在对弗洛伊德的批判和对欲望“超善恶”性质的澄清上,二位思想家不谋而合。基拉尔以欲望几何学在弗洛伊德的家庭三角关系中突围,否认欲望的自发性,强调社会因素的渗入,最终将藏身于阴影中的介体光显出来,但仍未打破欲望与匮乏的精神分析学链条。德勒兹则在欲望是否为一种需求(need)或欠缺(lack)的关键问题上,与从柏拉图经黑格尔至弗洛伊德的整个欲望思想传统分道扬镳。他以欲望的流变和游动,对标精神分析理论的凝固化和实体化。“欲望机器”证明,欲望并不需要外在事物作为启动装置,它本即是人所保有的正向力量,能够投入广泛的社会生产。

欲望无疑是一种性质极活泼的能量资源,对它的概念演绎过程漫长而复杂,途经多方力量的对抗和博弈,这也决定了为欲望搜寻一个板上钉钉的含义将是徒劳的。《欲望几何学》的编者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如今淹没我们文化遗留的暴力与黄色洪水”并不意味着欲望的胜利,而是“欲望垂死挣扎的讯号”。(基拉尔,2016:编者序6)行文至此,不难理解,这是因为欲望长期被诱导与误用,掩盖了偏执的理性操纵过甚的真相,而非欲望已经满溢。另一方面,镇压欲望的力量业已产生新的变体,欲望悄然转换为利益,人的情感日渐被商品化。这一方面体现在情感性工作(emotional work)及其伴随的欲望压抑也成为劳动力构成的一部分,②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p.183.另一方面,假借消费主义短暂的欢愉忘却现实的铜墙铁壁,欲望变得温驯、安定,同样丧失革命性。但此处已没有空间展开这个话题,可留待另文讨论。总之,通过欲望系谱学,我们方能了解欲望如何运作,何时会有风险,何时会被束缚,如何激励它,以及如何化作善用。基于这个原由,德勒兹有把握地道出,“真正的历史是欲望的历史”。(德勒兹,2018: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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