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欧叶

2019年8月8日，南昌中院公开审理上海一中院原院长潘福仁受贿案，潘的妻子被另案处理。　图片来源　❘　南昌中院官网

★某种意义上，另案处理在保障诉讼推进的同时，可能会牺牲一部分实体真实，必须严格规制。

有的“另案处理”给查明事实带来挑战，“但检察院、法院一般不追着并案。律师不提，并案的少，律师提了，并案的也不多。”

2019年底，安徽来安县委原书记刘荣祥，被马鞍山市中院一审认定犯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获刑13年6个月。判决书称，其受贿款中有170万元，系他分别与妻子潘朝红、前妻王启霞共同受贿。

尽管被指共同受贿，但刘与两任妻子却不在同一法院受审。她们再被一分为二，案件由滁州市琅琊区法院分别审理。

3名被告人，3起案件？　在刘荣祥的辩护人仲若辛看来，这不利于法官查明事实，他和另一辩护人周泽已于2020年3月，向安徽省高院寄出了并案审理的申请。

一起共同犯罪案件因特殊规定、原因而分离为多起，这个名为“另案处理”的处置方式并不鲜见，在职务犯罪中尤甚。2020年1月，上海一中院原院长潘福仁案二审宣判，被指共同受贿的妻子、女婿亦被“另案处理”。家属案件的走向，会受到潘案影响几何？没人能说清楚。

在更宽广的领域，“另案处理”本身的必要性受到承认，但引起的讨论也从未停止。受访律师、学者普遍呼吁，应就“另案处理”的并案规则、证据适用、后续监督等出台更精细化的规定。

“并案”不易

另案处理的做法由来已久。

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结果显示，2019年出现“另案处理”字样的刑案法律文书，共98747份，占该年刑案文书的6.33%，而2018年、2017年的数据分别是6.22%、6.57%。

这是已审结案件中“另案处理”所占的比例，多年前，在公安机关办案阶段，比例则要高得多。

2013年，最高检侦查监督厅、成都市检察院的3名检察官，在一篇调研报告中披露，2011年全国另案处理人数占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总人数的19.31%，移送审查起诉阶段稍有下降，但仍有18.49%。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对南方周末分析，实践当中，有的“另案处理”确有必要，最典型的是部分被告人在逃的案件，已抓获的被告人自然应该及时审判。

大多受访律师认为，另案处理有时虽难以避免，但弊端明显：一旦案件一分为二，“另案”的被告人通常无法在“本案”庭审中接受发问、质证、出庭作证，并与其他被告人对质。

进而，法官难以了解完整事实，不便区分各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易造成量刑失衡。

也就是说，某种意义上，另案处理在保障诉讼推进的同时，可能会牺牲一部分实体真实，必须严格规制。

“但检察院、法院一般不追着并案。”在一办理多起相关案件的律师看来，“律师不提，并案的少，律师提了，并案的也不多。”

2019年，合肥的“醉江山诈骗案”算是并了一半，醉江山是被指控实施网络诈骗的购物平台。

对郭某等27人的起诉书认为，该平台是郭某从黄某处购买的，黄某按郭某的要求，对平台功能进行调整修改和日常维护。

“按此认定，黄某是郭某等人所谓诈骗活动的共犯。”郭某的辩护人认为，黄某究竟有无按照郭某要求调整修改软件，如何调整修改，对查明郭某是否有犯罪故意、是否构成诈骗非常重要。然而，起诉书载明，黄某被另案处理。

起诉书未提及的是，醉江山另有四十余名业务员也被以涉嫌诈骗立案。前述辩护人说，郭某等27名总监、经理几乎不与客户直接接触，直接与客户接触、实施所指控诈骗行为的是业务员，那么，业务员是否诈骗、如何诈骗，只有一并审理，才能查清全案事实。

2019年12月，郭某等27人案的辩护人何兵、周海洋、肖之娥，向合肥中院申请将该案与黄某案、业务员案并案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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