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白水

数据来源　❘　裁判文书网

整理　❘　陈白水

冯庆超　❘　制图

淘宝App搜索关键词“独叶兰”，可轻易找到卖家。淘宝截图

抖音App中关于“下山兰”的视频。

抖音截图

◀上接第1版

湖北恩施一家农业公司称售卖的“独叶兰”均系从山上采挖，售价为25元一株。在挂出的商品中，还注明“野生独叶兰、稀有花卉植物，现挖，包邮”等关键词。

从形态上看，卖家所称的“独叶兰”和独花兰极为相似。南方周末电话咨询时，该商家负责人再次确认，“都是从山里挖的，保证野生的，放心。”独花兰生存条件苛刻，需要湿度较大和腐殖质土壤等，但为了售卖，这位商家声称：“不管南北方，都很好养，不会死”。

“都觉得山里采的比人工种植的好”

公益组织“让候鸟飞”的志愿者蒋天明长期关注盗猎、盗采问题。他从2018年开始，关注到网络上出现大量采挖植物的直播视频，他的工作范围延伸到植物保护。“只要有人愿意买，大到需要五六个人抬的树桩，小到苔藓，都会被挖，有人甚至专门靠此为生。”

为什么有人非要买野生植物？顾垒认为，主要因其观赏和药用价值。“我们有个不好的传统观念是，不管是吃、用药还是拿来卖，都觉得山里采的比人工种植的好。”

在云南贵州四川等省的乡镇市场上，顾垒曾看到濒危植物被公开售卖，“有卖石斛的，一车一车地卖”。石斛也是兰科植物，被认为是养生药材。在传统观念里，居民“靠山吃山”、资源“为我所用”。而通过网络平台出售“下山”植物，被认为是“靠山吃山的现代化形式”。

香樟是南方常见的行道树，鲜为人知的是，野生香樟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在淘宝平台，有商家公然售卖野生香樟，并强调“苗圃基地的香樟一点都没有药用价值，请大家注意”。

野生石斛、天麻、重楼是快手平台“采药人”最常见的植物。一位云南澜沧县的“采药人”除了自己采挖外，也发布野生石斛收购信息：“15块钱一斤”。

红豆杉及相关制品是多年的“网红”。在闲鱼平台，一位湖南省东安县的卖家，挂出5棵10年龄的红豆杉，称“仅支持上门批量自运、自挖”。另一位四川卖家挂出尚存活的红豆杉桩，“包挖”。

乌柿因造型奇异，挂果被认为“喜庆吉祥”，成为广泛应用的盆景素材。广西桂林一个视频发布者的近五百条视频中，几乎都是关于乌柿和紫薇的“下山桩”。他多次和同伴一起上山砍伐，几人一起用杆子抬回，高两米多的植株售价数千元。

不过，采伐植物者并非都是牟利。南方周末根据裁判文书网梳理的151起案件中，有一半以上的涉案保护植物在5株树木及以下。

有的涉案原因匪夷所思。上述案件中，至少有8人是为了“砍柴取暖”，有3人因为影响“采光和农作物生长”，还有人为了架设电线杆、做家具、棺材甚至一块切菜板。

涉案人员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151起案件中，主要涉案人员文化程度在小学及以下的超过一半。

蒋天明感觉，此前多个公益机构关注、宣传野生动物保护，加之新冠肺炎疫情，让人们对盗猎野生动物的案件更为关注和重视，整体有所改善，“但相比起来，大家对野生植物没什么保护意识”。

2016年，为栽种天麻，云南镇雄的一位农民在当地集体林地及自然保护区内砍伐珙桐17株，获罪4年。珙桐开白花，被称为“中国鸽子树”，是1000万年前留下的孑遗植物，被称为“植物活化石”。

在一些风景区门口，周佳俊常见到一些小摊贩售卖山上挖的花花草草，“它们看着不起眼，可能就是濒危植物”。

有学者发文称，近年在浙江省温州永嘉海拔八百多米的山谷岩石上，发现了一个新种——永嘉石斛，距离村庄仅约500米。“关于它的论文今年5月刚发表在学术期刊，这个分布点就已经被挖了。”顾垒说。

21年未更新的保护名录

在刑法中，这些行为相对应的罪名是“非法采伐、毁坏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南方周末搜索的151起案件中，144起的涉案人员因此罪被判刑，还有7起因盗窃罪或盗伐林木罪被判刑。

151起相关案件中约17%为多次作案，有16起案件砍伐的植株数量在20株以上，最高一起达401株。

案件以木本植物为主，有二十余种，均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以下简称《名录》）。其中有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红豆杉、珙桐等；国家二级保护植物水曲柳、黄波罗、紫椴、香樟、土沉香等。香樟的涉案数量最多，占比接近1/3。

南方周末发现，《名录》中也不乏草本植物，但以其中不被人熟知的植物在裁判文书网检索，如画笔菊、中国蕨、七指蕨、芒苞草、金钱槭、七子花、瑶山苣苔、蛇根木、膝柄木、伯乐树等，均没有相关案件。

草本等保护植物个体较小、易摧毁、鉴定难、取证难，对于基层人员来说，执法存在一定困难，容易被忽视。周佳俊说，通常最后能走入执法流程的基本只有砍树、毁林。

相较于野外，一些发生在保护区内的盗采行为理应更易执法。但周佳俊认为，宝华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生的独花兰事件，暴露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的问题。对珍稀树木来说，管理方可能设专人看护以防盗伐，但对一些体型较小的植物，他们并不熟悉，也疏于管理。

一位东北某县森林公安民警也向南方周末证实，从未处理过关于草本类保护植物的案件，“处理最多的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黄波罗”。

蒋天明还发现，被列入《名录》的红豆杉、楠木、沉香等，在举报后会得到更有效的反馈，但像兰花这种《名录》之外的濒危植物，“即便森林公安出警，最后也都不了了之了”。

相较于保护动物，保护植物的法律法规很少。“即便被盗猎的动物没有保护级别，也大概率属于‘三有（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但植物除了《名录》外，几乎没有其他执法依据。”蒋天明说。

比如兰科全科所有种类均被列入《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下称《CITES公约》）的保护范围，中国加入了公约，但是《CITES公约》的监管范围只针对进出口贸易，难以作为国内执法的参照标准。

《CITES公约》的名录实时更新，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濒危、珍稀物种，而我国《名录》自1999年公布第一批保护植物外，第二批保护植物至今尚在讨论阶段，未正式公布。

蕙兰等被列入《CITES公约》但并不在我国《名录》内的濒危植物，在法律量刑等方面早有争议。2016年，一位河南农民采了3株蕙兰，一审被判了刑。上诉后，法院再审查明，《名录》未将蕙兰列入其中，即蕙兰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植物，二审改判无罪。

“大家都认为，采些野花、野草没关系”

中国绿发会副秘书长王豁认为，我国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但并无“野生生物”或“野生植物”保护法。相关的法律依据不足，导致这方面的执法缺失、一些濒危植物的监管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她希望能够尽快更新《名录》，并出台专门针对野生植物保护的相关法律。

放眼国际，美国早在1969年就颁布濒危物种保护法，此后多次修改调整；拥有“超级生物多样性”的巴西，出台修订环境法、生物安全法、亚马逊地区生态保护法等多种法律法规。

不只是久未更新的国家《名录》，即便有的植物被列入了地方保护名录，因缺乏配套的地方管理办法，也难以执法。

2020年4月，有植物爱好者发文称，生长在岩石上的北京市一级保护植物槭叶铁线莲，却疑似出现在了上海的一个小区内。

事发后，中国绿发会就槭叶铁线莲的采挖许可证名单申请信息公开。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回复称，槭叶铁线莲未被列入国家的《名录》，北京市也尚未制定出台本市的重点保护野生植物管理办法，因此对槭叶铁线莲这样列入《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野生植物暂无行政审批等相关具体管理信息。槭叶铁线莲所在的毛茛科归属林业管辖，建议向林业部门咨询，而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给出的回复是“所申请的信息不存在”。

当地的森林公安也对绿发会表示，槭叶铁线莲是北京市一级保护植物，但尚未达到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不属于森林公安管辖范围。多部门协调后，事件由相关区的林木种苗管理站继续跟进。

顾垒认为，《名录》迟迟得不到更新，一方面是因为多部门在植物的利用，尤其是具有重大经济价值的物种上，还存在争议。另一方面是缺乏物种信息，尤其是种群数量、实际分布、致危因素等。“光靠政府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民间力量来做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

2019年，周佳俊在广西河池一处陡峭湿滑的岩壁上拍摄到了白花兜兰。这种小兰花很可爱：叶片狭长，毛绒绒的花葶直立，上边顶着一朵白花。四个白色的花瓣中间，唇瓣像一个淡雅的黄色小口袋，上边有浅浅的紫色斑点。

白花兜兰生长极其缓慢，在自然环境中从萌芽到开花，可能需要近十年。“面前这一丛兜兰的年纪可能比我还大，但在兰贩子手下，只要一铲子就让它们灭门。”他在自己的微博发文，呼吁爱好者拒绝山采兰花。

尽管特意定位在广西河池市区，但还是被评论区里的植物爱好者提醒，“连市也不要提”，免得这丛白色兜兰“被盯上”——这是大家心照不宣的一种“保护”方式。

目前，我国保护濒危野生植物的方式主要分为就地保护、迁地保护、人工繁育后野外回归。顾垒介绍，原产地已经没有分布但需要恢复种群，可从迁地保护和人工繁育的种群中，来找一些做野外回归。“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家热衷于做迁地保护和野外回归，但是对野生聚群的保护是很弱的，维持现状都很难。”

很多植物的濒危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大熊猫和金丝猴，甚至比大熊猫还稀少。除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外，中国植物学会植物园分会理事长、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赵世伟认为，亟须加强公众对于保护野生植物的教育：“大家都认为，采些野花、野草是没关系的。”

他建议保护区为珍稀、濒危植物建档，加强管理和巡护。同时加强管理人员及执法人员的专业素养，“如果连这植物是什么都不知道，更不好谈什么保护了。”

物种之间的关系是微妙的，相互竞争又相互依存，一个物种的生存状况，势必影响到依赖它生存的其他生物。在赵世伟看来，一个物种的灭绝可能会产生蝴蝶效应，“在别的地方（物种）引起一个‘风暴”。

保护生物多样性意义还藏着诸多未知。正如人类面对疟疾束手无策时，科学家从金鸡纳树皮里找到了能够治疗疟疾的奎宁；屠呦呦从黄花蒿的茎叶中提取出青蒿素制成了抗疟药，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