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京奎 王文波

摘要：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数据，对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政府补贴可以激励企业选择创新并提高其创新产出和创新绩效，但当政府补贴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抑制这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适度的政府补贴能够补充并提高企业所需的研发投入，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研发投入提升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此外，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更为明显;相比于大规模企业，小规模企业创新产出对政府补贴的敏感度更高;在区域差异上，政府补贴对东部企业存在正向影响，而与中西部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

关键词：企业创新;政府补贴;研发投入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3-0014-10

一、引言

创新作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关键[1]，在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已逐步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当前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依然严重滞后于国家的经济增长[2]。对于企业而言，技术水平是关乎其市场竞争力和生存的重要因素，而通过研发创新又是推动自身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途径。然而，企业在创新的过程中往往充满不确定性，企业创新需要大量投资并带来不确定的结果，即创新可能无法带来预期收益，从而制约了企业的创新活动。

近年来，我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十三五”期间，我国政府又进一步将创新战略作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等战略目标的出台，表明我国政府已明确意识到企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构成部分，并运用国家资源对企业进行补贴以降低企业创新风险，进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但政府补贴在促进企业创新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企业会更多地依靠政府补贴而不是增加自身的竞争力[3]。在补贴较高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获取和维持有利的资源，甚至可能选择寻租[4-5]，这表明政府补贴已经成为影响企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在上述背景下，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这其中的机制又如何？笔者将对上述问题展开研究。

近年來，国内外诸多学者对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结论。一方面，诸多学者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存在正向影响。如：Clausen（2009）采用挪威2002年创新调查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创新[6];Hewitt-Dundas和Roper（2010）基于1994—2002年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数据分析认为，政府资助对企业研发活动的比例、产品改进式创新活动以及新产品开发式创新活动均有正向影响[7]。Sung（2019）则利用韩国可再生能源技术产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层面创新[8]。赵中华和鞠晓峰（2013）、王遂昆和郝继伟（2014）、王维等（2014）等采用不同的数据均发现，政府补贴度对企业创新产出具有正向影响[9-11];此外，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上，王一卉（2013）基于中国高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存在正向关系[12];杨洋等（2015）采用2003—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13]。尚洪涛和黄晓硕（2018）选取2008—2015年中国医药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PVAR模型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会促进企业的创新绩效[14];李晓钟和徐怡（2019）则采用电子信息产业上市公司的年报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电子信息产业的创新绩效存在积极促进效应[15]。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如：Gorg和Strobl（2007）采用爱尔兰制造业企业数据研究发现，小规模的政府补贴对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但大规模补贴对创新绩效则存在显著负向影响[16];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研究认为适度的政府补贴可以促进企业新产品创新，但高额度补贴会抑制企业新产品创新[17];Liu et al.（2018）年采用2005—2007年我国电子制造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但在达到一定水平后，政府补贴会对企业创新产生负向影响[18]。此外，也有少部分学者认为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如吴剑锋和杨震宁（2014）基于2008—2011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电子、制药和信息企业数据，分析表明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不存在正相关关系[19]。

综合现有研究来看，关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影响的相关研究尚未有定论。此外，大多数文献只关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直接影响，而缺乏对其内部影响机制的研究，这对于我们厘清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以及优化方向并不能给出建设性意见。为此，笔者首先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从企业创新意愿、创新产出、创新绩效多个角度，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期更为全面地探究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其次，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笔者进一步研究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最后，对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企业异质性和区域差异进行了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政府补贴是政府为鼓励和扶持企业发展，直接或间接给予企业财政支持的行为。综合现有研究，笔者对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进行以下归纳。

第一，在创新活动中，企业需要在相关设备和技术人员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受规模或所有权歧视问题的制约，中小企业很难进行融资，因此政府补贴可以有效缓解此类企业创新融资的压力，从而增强企业的创新主动性[20]，促进企业创新产出。创新是否成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使企业创新可能面临高投入低回报的风险[21]。因此，创新作为企业的一项长期投资项目，由于其高投入、高风险以及短期难以衡量回报的特点，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创新意愿。此外，由于企业创新活动还需要面临来自于产品和金融市场的风险[22]，导致企业做出新产品创新的决策更加谨慎。而政府补贴为企业创新提供了必要和及时的资金支持，一方面可以直接降低企业创新风险，提高企业研发创新倾向;另一方面能够补充并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水平，从而激励企业创新研发活动，最终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23]。

第二，政府补贴作为企业无需付出成本而获得的营业外收入。当企业使用政府补贴作为创新活动的资本投入时，企业不一定会在原始投资的基础上扩大创新投资的规模[18]。这是由于企业最初的高成本创新融资可以由政府补贴代替，那么用于研发投入的其他融资渠道可能会被挤出。除此之外，较高的政府补贴水平会降低企业改善运营和降低成本的动力[3]。企业可能会更多地依靠政府补贴，而不是通过创新增加自身竞争力。此外，由于我国在市场化改革中出于引导经济发展、稳定经济战略的目的，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占有主导地位，存在对资源配置进行管制和干预的现象[13]。因此，随着政府补贴水平的提高，企业可能会选择与所在地方政府建立寻租关系，以获得高额的政府补贴，并更多地依赖这种与政府间的寻租关系获取和维持补贴等有利资源，而不是进行创新研发提高自身竞争力。综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政府补贴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但在超过一定水平后，政府补贴会抑制企业新产品创新，即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

假说2：适度的政府补贴能够补充并提高企业所需的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研发投入提升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

第三，转型经济体中存在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各种所有制的企业[24-25]，是制度安排的潜在表征。而创新活动与企业类型也息息相关，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在创新环境上存在一定差异。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能够从政府获得更多的补贴资源，从而没有更大的压力或动力去提高其创新产出。同时，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需要面对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其创新意识更强，从而导致其创新可能更易受政府补贴的影响。此外，在创新活动中，由于企业需要在相关设备和技术人员等方面投入大量资金，而因为规模或所有权歧视问题的制约，中小企业很难进行创新融资。但中小企业往往需要面对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其通过新产品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需求更强。因此，相比于实力雄厚的大型企业，小规模企业对政府补贴的创新敏感度可能更高，其更倾向于进行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创新产出。综上分析，笔者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3：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存在企业异质性，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大;相比大规模企业，小规模企业创新活动对政府补贴的敏感度更高。

第四，由于我国各地区在地理环境、资源禀赋、开放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导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地区产业类型也存在显著差异。相比于西部地区，我国私有化和全球化产业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低技术、资源型、保护性产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内陆地区，这意味着东部企业需要面对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其通过新产品创新提高市场竞争力的意愿更强。综上，区域差异会造成政府补贴对不同地区企业创新存在不同影响。为此，笔者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4：政府补贴对不同地区企业创新的影响会有所差异，即存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影响的区域差异性。

三、数据说明和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

企业创新可以用研发和新产品产值进行度量，但中國企业数据库中的研发数据仅到2003年，新产品产值数据可以到2010年，但缺少2008年数据;同时考虑到在对数据进行处理以及控制度量的选取后，文中核心变量在2009—2010年的样本较少，为此笔者最终采用的数据为企业数据库中1998—2007年的企业微观层面数据，该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年度工业企业调查（ASIF）。《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作为我国重要的微观层面数据集，已经被用于产业发展研究[26-27]。该数据集包含了所有国有制造企业和非国有制造企业的详细会计信息，其总产出占我国工业总产出的85%以上[28]。为使本文得到的回归结果更加准确，借鉴聂辉华等（2012）的思路[29]，笔者对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第一，剔除了数据中企业销售额低于500万元或企业从业人数小于10人等不满足“规模以上”条件的企业样本;第二，剔除企业资产总计、工业总产值、工业增加值以及从业人数为负或者缺失的企业样本;第三，剔除了总资产小于固定资产等不满足会计准则的企业或代码缺失企业样本。第四，笔者仅选择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进行分析，最终选择的样本包含199 152项观察结果。

（二）变量选取

1. 解释变量。政府补贴（lnsub）：笔者采用企业补贴收入作为政府补贴的代理变量，在具体的估计方程中，笔者采用企业补贴收入的对数形式。

2. 被解释变量。为充分验证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同时考虑到关键变量指标单一可能会造成伪回归问题，笔者从企业创新产出、创新意愿和创新绩效三个方面对企业创新活动进行研究。

创新产出（lninnov）：参考张艳辉等（2018）和蒲艳萍、顾冉（2019）的做法[30-31]，笔者采用企业新产品产值作为企业创新产出的代理变量。创新意愿（innov_dum）：笔者采用企业是否有新产品产出作为代理变量，当企业新产品产值大于0时，赋值为1，表示企业愿意进行创新研发，否则赋值为0。创新绩效（lninnov_a）：根据企业创新绩效的定义，创新绩效是指企业采用新技术后产出的增加。为此，笔者使用企业新产品产值与工业总产值之比来代表企业的创新绩效。

3. 控制变量。考虑到除政府补贴以外，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企业创新，因此在各回归分析中，还控制了一些企业特征变量，具体包括：企业规模（lnsize），用企业总资产的对数表示;企业工资水平（lnwage），用工人工资总额与工人人数之比的对数来表示;企业年龄（age）;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ex_dum，如果企业为出口产品，则取值为1，否则为0;由于企业的营业利润也可能会影响企业的创新行为，为此还控制了企业的利润水平（lnprofit）。此外，考虑到可能会遗漏一些随时间和空间变化而不可观测的影响因素，我们在估计方程中还控制了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主要变量的统计性描述见表1。

四、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基准回归与中介机制

（一）基准回归

1. 基准模型构建。笔者将从微观企业个体角度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验证假说1，笔者构建的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其中，inno表示企业创新，包括企业创新产出、创新意愿和创新绩效;sub表示政府补贴;sub2表示政府补贴的平方项;Contral是控制变量集，包括企业利润、工资水平、企业规模、年龄等企业特征。此外，s是控制变量的个数;i表示第i个企业;t表示年份;表j示行业;和分别为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行业和年份的固定效应可以控制宏观经济波动等影响企业的外生冲击因素;是随机扰动项。

2. 基准回归分析。根据计量回归方程（1），表2指出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影响效应的估计结果。其中，序列（1）为控制了企业特征的OLS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正，而政府补贴二次项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显著为负。这表明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序列（2）采用随机效应（RE）法的回归结果也表明，政府補贴对企业创新产出存在倒U型影响;序列（3）为采用固定效应（FE）法的回归结果，F检验强烈拒绝原假设，表明采用固定效应回归优于混合回归;此外，与随机效应对比的Hausman检验支持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为此我们均采用固定效应（FE）法进行回归。

由序列（3）的回归结果可知，政府补贴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政府补贴的二次项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这意味着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此外，序列（4）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固定效应（FE）回归;序列（5）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意愿的Probit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倒U型关系。综上表明政府补贴可以激励企业选择创新并提高其创新产出和创新绩效，但当政府补贴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抑制这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综上笔者对假说1的结论进行了证明。

此外，在企业特征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上，企业规模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企业规模越大越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选择，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其原因在于规模大的企业其内部结构设置比较完善，大企业为保障企业运转，保证市场地位，有动力且有能力从事科技研发活动，这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选择，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工资和企业利润对企业创新意愿的影响系数均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企业的工资越高，利润越高，越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选择。其原因在于：一是工资作为劳动力质量的信息甄别信号，高工资有利于吸引高质量劳动力流入，为企业提供创新研发活动所需要的高质量劳动力，从而激励企业进行创新选择;二是利润高的企业可为创新研发活动提供比较充足的资金支持，进而提高了企业创新意愿。此外，企业是否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相对于非出口企业而言，出口企业的创新意愿更强，这是由于面对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出口企业往往需要通过创新生产高质量产品，以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产品市场竞争力，进而扩大企业影响力。企业年限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影响，这是由于随着企业年限的增加，企业往往拥有更为完善的内部结构设置，更有能力从事科技研发活动，进而有利于企业进行创新选择，提高企业创新产出和绩效。

3. 稳健性分析。由基准回归结果可知，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笔者将使用替换估计方法和替换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3。

首先，考虑到企业生产异质性的存在，并非所有企业都有新产品产值，为此笔者通过定义虚拟变量innov_dum以衡量企业是否存在新产品产出，并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替换固定效应（FE）方法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序列（1）-（4）所示。其中，由序列（1）估计结果可知，在第一阶段选择回归中，政府补贴系数显著为正，政府补贴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意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序列（2）中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也呈现倒U型，同时mills lambda系数为7.536，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采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进行回归是合理的;在序列（3）和（4）的回归中，汇报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Heckman法回归，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意愿和创新绩效之间均存在倒U型关系。这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表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其次，以企业新产品增加值与企业总资产之比（lninnov_s）作为企业创新的代理变量，并用作基准模型估计中的被解释变量的替代。企业新产品的增加值与企业规模相关，因此企业新产品的增加值与企业规模之比可以反映企业的创新程度。由序列（5）的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程度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政府补贴的二次项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与基准模型一致，这进一步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二）影响机制分析

1. 中介效应模型构建。笔者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32]来验证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研发投入效应，实证模型为：

（2）和（4）式中RD为企业研发投入。当（2）—（4）式中的待估计系数1、2、1均显著时，表明存在中介效应;如果待估计系数1显著，而1、2至少有一个不显著，则表明还需要进一步检验系数乘积的显著性（即是否拒绝H0：12=0），显著时则存在中介效应。当存在中介效应时，若1不显著则为完全的中介作用，否则为“部分的”中介作用。

2. 中介效应回归分析。企业创新需要资本投资，而政府补贴通过填补资本缺口和创新活动所需的部分投资补充和提高企业研发投入，最终影响企业创新。

笔者通过逐步回归的方式检验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中介作用机制。此外，考虑到如果控制企业研发收入，将低估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研发投入就是Angrist和Pischke（2009）[33]所谓坏的控制变量（Bad Controls），为此我们在表2的回归中没有控制研发收入这一变量。根据公式（2）—（4），表4序列（1）显示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产出的回归结果，政府补贴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0.022，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政府补贴每提高1%，企业研发投入将增加2.2%。序列（2）显示了不加入研发投入变量的回归结果，政府补贴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为0.054。序列（3）在序列（2）的基础上加入研发投入变量。首先，研发投入显著且正向地影响企业创新产出;其次，政府补贴变量仍然显著为正，但系数估计值减少为0.048，降低了11.11%。政府补贴变量系数估计值的减少以及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产出的正向关系，表明政府补贴将通过影响研发投入进而影响企业创新产出。

五、政府補贴与企业创新：企业异质性与区域差异

（一）企业异质性分析

1. 计量模型构建。为验证政府补贴对不同类型企业创新的影响。首先，我们将样本分为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分析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差异影响;其次，将样本分为大规模和小规模企业，分析政府补贴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差异影响，实证模型如下：

2. 回归结果分析。首先，基于公式（5），表5序列（1）和（2）分别显示了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此外，对比估计系数可以发现，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的影响大于国营企业。这是由于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往往从政府获得更多的补贴资源，而没有更大的压力或动力去提高其创新产出。同时，民营企业需要面对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其创新意识更强，更易受政府补贴的影响。其次，基于公式（6），笔者以企业规模的中位数为基准，将样本分为大规模和小规模企业两类样本。序列（3）和（4）分别汇报了政府补贴对小规模和大规模企业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相对于大规模企业，政府补贴对小规模企业的创新产出影响更大。这是由于相比于实力雄厚的大规模企业，小规模企业需要面对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会更积极地为创新行为付出资源和精力，以提高市场竞争力，因此，在获得政府补贴时，小规模企业更倾向于进行研发投入，提高企业创新产出。由此笔者对假说3的结论进行了证明。

（二）区域差异分析

1. 计量模型构建。为验证政府补贴对不同区域企业创新的影响。我们将样本按照东中西三个区域进行分类，分别进行回归。具体的实证模型如下：

2. 回归结果分析。为进一步讨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性，基于公式（7），我们按照东、中、西部地区划分标准，将全样本划分成三个子样本，实证检验东、中、西部地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差异影响，回归结果见表6。

序列（1）汇报了政府补贴对东部企业创新产出的估计结果，政府补贴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政府补贴的二次项为负，但并不显著，表明政府补贴与东部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序列（2）和（3）分别汇报了政府补贴对中部和西部企业创新产出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政府补贴与中部和西部企业创新产出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是由于在我国产业布局上，私有化和全球化产业大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低技术、资源型、保护性产业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内陆地区，因此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面对的创新压力更大，更倾向于通过研发创新来提高自身竞争力，创新活动更为频繁，在此过程中可能更易受到政府补贴的影响，从而没有表现出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产出的倒U型关系。综上可知，政府补贴对不同区域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从而对假说4的结论进行证明。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的数据，从企业创新意愿、创新产出、创新绩效多维角度，对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分析了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制、企业异质性以及区域差异。

研究发现：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政府补贴可以激励企业选择创新并提高其创新产出和创新绩效，但是当政府补贴达到一定水平时，就会抑制这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适度的政府补贴能够补充并提高企业所需的研发投入，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研发投入提升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创新的重要机制。此外，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企业异质性。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产出的影响更为明显;相比于大规模企业，小规模企业创新产出对政府补贴的敏感度更高;在区域差异上，政府补贴对东部企业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与中西部企业间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政府补贴对各区域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

上述结论对于进一步制定和完善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政府补贴政策具有一定参考价值。基于此，本文主要的政策建议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政府补贴存在适度空间。为此政府应着力完善补贴政策，在对企业进行补贴之前，应对接受补贴企业的创新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以使补贴额度与企业创新的实际需求相符合，防止对企业的过度补贴，从而谨防出现高额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第二，加强外部监督力度，将政府补贴纳入制度化建设轨道。在政府补贴的申请、审核和发放过程中，应加强对补贴评估和审核部门的监督力度，防止虚假补贴行为的发生。此外，要进一步加大对企业寻租行为的惩罚力度，防止补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从而提升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第三，制定和完善专利保护制度，加强产权保护意识，从而在宏观环境上促进政府补贴创新激励作用的提高。由于研发创新会产生外溢效应，企业往往很难获取由发明专利所带来的全部收益，这导致企业整体创新水平低于社会的最佳水平[34]。因此，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专利保护制度，一方面能够直接有利于企业开展创新活动，另一方面则可以提高企业的边际研发倾向，强化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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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母爱英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the China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from 1998 to 2007，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se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ubsidies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 encourage enterprises to choose innovation and improve their innovation output and innovation performance， but when government subsidies reach a certain level， which will inhibit this effect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shows that moderate government subsidies can supplement and increase the R&D investment required by enterprise， thereby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level. R&D investment promotion is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government subsidies to affect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 additi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is heterogeneous. Compared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the innovation outpu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s more obvious. Compared with large-scale enterprises， the innovation output of small-scale enterprises is more sensitive to government subsidies. In term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government subsidie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east enterprises， and there i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with middle and west enterprises.

Key words： enterprise innovation; government subsidies; R&D invest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