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1948年香港工商界的“反美扶日”运动，是当时全国性的“反美扶日”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历了从行动起来抵制日货，到组织起来“反美扶日”两个发展阶段。由于香港政治经济地位的特殊性，致使香港与内地的“反美扶日”运动在参与主体、关注领域、领导力量、斗争目标和方式等方面具有显著的差异;同时，面对共同的“反美扶日”主题，香港工商界与内地青年学生的表现又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都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捍卫国家民族利益。

【关键词】香港;工商界;“反美扶日”;华侨;异同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2-0033-08

1948年5—7月，中国爆发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并由社会各界爱国人士参加的旨在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战后复兴（简称“反美扶日”）的全国性群众爱国运动。在此期间，以华侨为主体的香港工商界人士积极参与其中，不但迅速行动起来，发起了抵制日货在港倾销运动，而且进一步组织起来，成立了“香港各侨团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简称“港侨反扶日会”），与内地一道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美扶日”运动。目前，国内学术界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内地青年学生的“反美扶日”运动以及国民党政府的反应方面，①较少人关注香港工商界的“反美扶日”运动。鉴于此，本文不揣浅陋，以搜集到的文献资料②为依据，尝试对1948年香港工商界的“反美扶日”运动作一初步探讨。

一、行动起来：香港工商界发起抵制日货运动

战后初期，为根除日本的军事威胁和战争潜力，美国对日政策曾一度比较严厉。但是，随着战后美苏矛盾的激化和冷战的爆发，美国为使日本成为其在远东抗苏反共的前哨堡垒，对日政策迅速由限制和改造转为扶植其复兴，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实行所谓“资本美国、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政策，全力扶植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开放日本对外贸易，甚至为此大幅削减日本战后赔偿数额，停止解散日本财阀，增加对日经济贷款，以实现所谓日本经济自给，减轻美国经济负担，改善日本民众生活，遏制日本共产主义势力的发展。

在美国的大力扶植下，1947—1948年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从钢铁、化工等重工业到纺织、陶瓷等轻工业，借助美国提供的巨额贷款支持和日本战后廉价的劳动力成本，再加上日本自身先进的工业生产技术，使日本工业品凭借物美价廉的优势，迅速占领了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中国和東南亚市场。当时，香港作为英国管辖下的殖民地，奉行自由开放的市场体制，所受日货冲击尤为严重。据中共中央香港分局主办的《华商报》报道：自1948年4月以来，“本港各报即以显著篇幅报道各种日本货卷土重来的事实，其中包括了所有香港出产的轻工业品。日本货藉着美国的政治及外交力量的协助，已倾销到香港及南洋市场，使香港的工业受到直接之打击，棉织业、丝织业、陶瓷业、五金业、搪瓷业、油漆业都受到了生存的威胁”。五月的香港市场更加不平静，“由于美国扶助日本经济复兴，日本货已如洪水泛滥，汹涌到香港及南洋各地市场，使海外各地的华侨工商业感受到生死存亡的威

胁”。①与香港本土和英资企业相比，缺少政治靠山的华侨企业更是首当其冲，陷入困境。

面对日货在香港的泛滥倾销，为了自身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不甘坐以待毙的香港工商界迅速行动起来。据《华商报》报道：“美帝扶助日本政策，使日本货如决堤洪水泛滥，港九厂商所受威胁甚大，日来已掀起抵制日货狂潮。”②1948年5月5日，“港厂商呼吁星华侨，联合抗议美帝扶日”，并“发动各埠侨团，共图有效对策，以制止日本经济侵略的复苏，挽救华侨工商业的危亡”。③5月7日，香港工商界人士218人联名发表意见，呼吁制止美助日货泛滥倾销，因为这对工业生产幼稚之中国，无疑是生死攸关之威胁。④5月26日，港九工商各界巨子70余人联名发表文告，指出：“军事的侵略虽然还未降临，经济的袭击却已经来到头上。大批的破产倒闭，大队的失业……种种足以妨害我们生活的惨祸，已经近在眉睫。”⑤在此，港九厂商将日货倾销定性为“经济侵略”，这就决定了必须奋起抗争，除此别无选择。

与港九厂商面临的经营困难、利润骤减，乃至关门歇业相比，普通工人面临的则是大量失业、收入锐减，导致生活无以为继。对此，1948年6月27日，港九工会联合会发表宣言，指出：“最近，由于日货在香港和远东各地的倾销，使得香港工业特别是我们华侨工业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我香港华工四分之一陷于失业饥饿，情形万分惨重。本港织布工厂，大小凡六百家，男女工人约六万人，这是今年二月份的统计数字。而现在则大大不同，手机布厂停工者已百分之八十，电机布厂亦没有一家不除人、减产，停业者占四分之一，最大的亦仅可保持其百分之四十产量，纺织工友完全失业者超过二万人，暂仍在业者亦只数日轮工一日。树胶业，闭厂停工者亦占十分之七八，失业工友超过五千。此外，铁钉、玻璃、灯泡、风灯、电筒、搪瓷、化学制品等工厂所受威胁亦极严重，失业工友亦达数千。其他任何一行一业亦莫不受其影响，虽未全部陷于失业饥饿，亦已感到生活威胁或失业恐惧。”①这就是当时日货倾销对香港工业造成的严重冲击，成千上万的工人因此处于失业饥饿状态，朝不保夕。为此，港九工联主席朱敬文发表严正声明，呼吁港九劳资团结起来，共同抢救民族工业危机。②

为发动工人奋起抗争，争取生存下去的权利，1948年6月27日，港九工会联合会举行港九工人“反美扶日”大会，一致控诉美帝扶日罪行，决定组织“反美扶日”委员会，并于“七·七”召开全港工人大会，扩大“反美扶日”运动，发动不买不卖日货运动。③7月7日，香港各工团联合举行了“七·七”纪念大会，一致宣誓抵制日货。④新界上水的小摊贩召集上水职工会议，以新界上水职工联的名义，发表“反美扶日”宣言，对日货主张“不买、不卖、不用”。⑤针对有人对抵制日货的质疑，《华商报》专门发表题为 《抵制日货运动一定有效》的社评，指出：“事实胜于雄辩，民族的自卫自救高于一切，不管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怎样泼冷水，这种抵抗日货，反对美国助日复兴的运动必然会日益扩大，日益强化。”⑥《华商报》还呼吁：“全港九各界人士一致起来，加紧团结，坚决抗议美国扶植日本的政策，要用实际行动，不买不卖不用日本货和美国货，要大声叫醒那还没有明白了解‘反美扶日意义的朋友来，一致实行反美扶日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⑦这实际上代表中国共产党表达了对香港工商界发起抵制日货运动的坚定支持。

正如一位普通香港市民所言：“反美扶日”“根本就是求生存的斗争，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不愿做亡国奴的人，应该挺身而起，义不容辞的去参加和响应这个运动。”⑧面對日货倾销所导致的香港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的惨状，《华商报》评论称：“日货泛滥已使我民族工业陷入危机，因而全国掀起反扶日高潮，港九方面，所受威胁并不减于国内，不少工厂先后因而停业，不少工人因而失业，反扶日运动因亦如响斯应，卷起高潮。”⑨换言之，香港工商界“反美扶日”运动的兴起，与内地一样，都是为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工业复兴，维护和挽救民族工业的生存发展而采取的正义行动，具有广泛而深厚的民众基础。

二、组织起来：“港侨反扶日会”成立及其活动

香港工商界在开展抵制日货运动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日货在香港泛滥倾销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对日本战后工业复兴的大力扶植，使日本工业生产能力远超自给水平。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日货倾销对香港工业的威胁，就必须坚决反对并切实纠正美国为抗苏反共而执意扶植日本战后复兴的政策。显然，这不是香港工商界单个团体和少数个人所能解决的，必须广泛联合与组织起来，凝聚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才能发出自己强有力的呼声。

正是基于上述深刻认识，香港工商界开始组织起来，酝酿成立“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委员会”，并于1948年6月2日举行了第一次筹备会议。①经过半个多月的精心筹备，6月19日，香港各侨团代表及各行商人200余人举行“反美扶日”大会，正式成立“香港各侨团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以下简称“港侨反扶日会”），并公推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织布厂商同业公会、中国南洋经济协会、港菲出入口商会等15个侨团为大会团体委员，徐季良、黄新彦、蔡星南、庄成宗等12位侨领为大会个人委员，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副理事长徐季良为大会主席。

关于大会的组织缘起，徐季良在事后为《反扶日运动文件选辑》所作“序”中指出，由于美国违背波茨坦宣言，执意扶植日本工业复兴，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等“爰于本年五月，征求全港各界公意，一致认为现行之扶植日本工业复兴政策，妨害远东和平，侵夺盟国利益，而于我民族工业，尤为不利。乃于六月十九日，召集各界会议，成立本会，为生存而奋斗！”②为此，大会通过的组织大纲规定：“本会以唤起海内外同胞及全世界正义人士共同维护波茨坦宣言，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超过自给水准，而防止日本侵略经济体系之重建，解除中英民族工业之威胁为主旨。”与此相适应，大会主要任务为：“一、呼吁侨胞及全国民众一致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并提倡爱用国货。二、向各盟国当局请求制止扶植日本工业计划及限制日货之倾销。三、联合海外侨胞及盟国人士采取共同一致之行动。”③最后，大会“宣言”呼吁爱国同胞和正义人士，“为维护波茨坦宣言，防止日本经济侵略体系之重建”，一致奋起，共同努力。

为实现上述大会主旨和任务，“港侨反扶日会”成立后，首先是在政府层面争取中英两国当局的支持，以求改变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为此，“港侨反扶日会”曾两次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指出“美国扶植日本工业之现行政策，已违背波茨坦宣言，超过自给水准，势将重建日本侵略经济体系，威胁中华民族生存”，希望“速采有效对策，以制止美国错误政策之实施，防抑日本法西斯之复活，藉挽民族工商业危

机”。④同时，致电英国政府，希望“对于美国现行之扶植日本工业政策迅予制止，对于日货倾销，速筹有效对策”;⑤并上书港英当局，提出六条请求港府扶助香港工业发展之措施，具体包括：要求盟军总部“严格统制日本货物之出口”，对日货进口实施“限额制度”，恢复和放宽“英属各地之特惠税制”，对当地工业界“予以财政的援助”，对政府配给工业原料“予以减价”，减低工人粮食“配给之价格”，给予当地工业家“以技术之援助”。⑥此外，“港侨反扶日会”还致电美国政府和驻日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希望其“翻然改图，遵守波茨坦宣言，限制日本工业复兴”。⑦

对于上述希望和请求，美国政府和麦克阿瑟自然不会予以理会，中英两国当局也未给予答复，唯独作出明确回应的港英当局更是令人失望，几乎完全拒绝了“港侨反扶日会”的所有请求：关于限制日货出口，“政府感觉无法接纳”;关于对日货入口实施限额，“政府认为无此需要”;关于特惠税制额外请求，“政府实无法接纳”;关于给工厂贷款，“政府深感无能为力”;关于工业原料配给价格，“政府一向皆以最低之价值配给”;关于减低工人粮食配给价格，“政府认为无法实行”;关于给予工厂技术援助，“政府现在考虑中”;关于购买巴西棉花，“政府仍在调查研究中”。本来，“港侨反扶日会”认为，“上述各事皆为政府力所能及者”，却无一得到肯定答复。不但如此，港英当局还将“港侨反扶日会”教训了一番：“政府尚有一点意见，本港工业界果欲彻底解决其自身之困难，则非徒然从事于保护政策所能为力，长远之计，实为提高出品水准，与寻求生产方法之合理化，若是则本港出品，庶能与外货争衡于各地矣。”①这无疑是在推卸责任，因为作为企业经营者，谁都明白这一浅显道理，但问题是日本工业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贷款支持和政治保护，与香港工业处于一种不公平的竞争状态，才导致了上述问题的产生。实际上，“港侨反扶日会”在求助于港英当局的同时，并未因此而放弃自身责任，其曾明确表示：“对于自身之缺点，应加检讨，设法改良。吾人愿尽力与政府合作，维持当地工业之繁荣。”②与之相比，港英当局的态度却是见死不救，拒绝施以援手，令人心寒。

“港侨反扶日会”在致电中英美三国政府和上书港英当局的同时，还广泛电函国内外各界组织和人士，争取其对“反扶日”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例如，致电联合国，“敬恳对于美国之错误政策，迅予制止”;③发表《告美国民众书》，希望对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予以正义之反对”;④致函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顾维钧，希望“发表严正主张，纠正美国错误”;⑤致电正在日本访问的国民党政府前行政院长张群，“亟盼本爱国家爱民族立场，提供现实资料，剖陈当前险象，外以纠正盟军当局之错误，内以促起我国政府之注意，藉挽狂澜，而杜危机”。⑥此外，“港侨反扶日会”还致函澳大利亚外长、菲律宾议会议长等，希望双方携手合作，共同反对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

“港侨反扶日会”除通过上述函电方式表达意见、争取支持外，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抵制日货在港倾销，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工业复兴。1948年7月21日，“港僑反扶日会”举行全体理事大会，决定组织调查会，调查日货在港倾销情形。⑦9月18日，值“九·一八”事变17周年纪念日，“港侨反扶日会”举行全体委员会议，以“快邮代电”方式要求国民党政府，就美国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计划，“本国家民族立场，向美国提出严重抗议”。⑧同时，公开发表《反对“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宣言》，指出：“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云者，即由中国以廉价原料供应日本，又复以日本之工业品向我倾销，即使我永处于殖民地之农业国地位也”，“本会乃为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而成立，深感‘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之论调，实有关中华民族之生存，子子孙孙之幸福，绝不能默尔而息”。美国鼓吹“农业中国，工业日本”之谬说，“是直以殖民地视我中国，则必遭中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之唾弃。本会代表香港工商侨胞，爱国不敢后人，誓当唤起全国人民及世界正义之人士，共同反对”。①由此可见，“港侨反扶日会”已经认识到，美国扶植日本工业复兴的实质，是要在东亚实现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的产业分工，使中国永远处于殖民地之农业国地位。因此，要彻底解决日货在港倾销问题，必须从整个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坚决反对美国所谓“农业中国，工业日本”的计划，争取中国独立富强的工业化前景。

“港侨反扶日会”还认识到，经济和政治是不可分的，要在经济上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工业复兴，就必须在政治上反对美国垄断对战后日本问题的处置权力。为此，针对当时盛传国民党政府为换取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而准备在对日和会上自动放弃否决权问题，“港侨反扶日会”特地发表《为坚持否决权声明》，指出：否决权问题关系国家民族前途，为将来对日和会上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最后之武器”，“若美国甘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有过度复兴日本之建议，纵令取得和会中其他国家之同意，而我国可运用否决权以推翻之。……若并此否决权而自动放弃，则无异解除我在和会中最后之武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贻患无穷，噬脐莫及矣。”因此，“否决权不容放弃，尤不可轻易让步”。②

此外，1948年10月22日，“港侨反扶日会”还专门召开了一次“对日和约问题座谈会”，蔡贞人、千家驹、章乃器、郑森禹、林焕平、梁纯天等出席并发言，一致认为日本民主化是决定日本工业水准的前提条件。“管制日本，尤应求民主化，此前提如不实现，则一切均无从谈起。远东委员会地位必须提高，作用必须加强，对日的决策不应为美国单独操持，日本工业水准亦不能固定的限制于战前哪一年的标准，而应以日本人民的生活需要，应使不超过远东其他国家人民生活水准为限。赔偿问题我们必须争取，使日本实践波茨坦宣言，否决权要坚决的保持，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③在此，“港侨反扶日会”已将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致力于通过打破美国对日处置权的垄断，甚至建议动用否决权来捍卫国家民族利益。这无疑是思想认识上的重大进步，充分体现了香港侨团的深厚爱国之情。

当然，“港侨反扶日会”在无助的抗争中也逐渐认识到，单凭香港工商界的力量，要改变美国政府错误的扶日政策是不可能的，而要寻求政府层面的支持，残酷的事实又证明，无论国民党政府还是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都是靠不住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其主办的《华商报》，在自身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给予了香港工商界“反美扶日”运动力所能及的大力支持。因此，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香港工商界中很多人开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身上，如千家驹、章乃器于1948年12月应中共之邀秘密离港奔赴解放区，参与筹备新政协和筹建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陈君冷、林焕平等人亦于1950—1951年由香港返回内地发展。仍留在香港的徐季良、黄长水、庄成宗等人，也都纷纷表态拥护新中国，并为发展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异同互见：香港与内地“反美扶日”运动比较分析

当时，由于香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使香港工商界的“反美扶日”运动，与内地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美扶日”运动相比，在参与主体、关注领域、领导力量、斗争目标和方式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不同特点。同时，香港工商界的“反美扶日”运动，作为全国性“反美扶日”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与内地青年学生的“反美扶日”运动一样，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第一，香港“反美扶日”运动的参与主体是工商界人士，而内地则是青年学生。众所周知，中国内地的“反美扶日”运动自始至终是以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为主体，并在运动中形成了上海、北平和昆明三个中心，充分展示了青年学生的主力军作用。与内地不同，香港青年学生却在这次“反美扶日”运动中表现“比较沉寂”，以至于香港市民都忍不住致信《华商报》，“向学生界呼吁，盼他们一致奋起”，①但最终亦未见学生起来响应。面对日货在香港的泛滥倾销，受到严重生存威胁的香港工商界，倒是迅速行动起来，发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并进一步组织起来，成为香港“反美扶日”运动的主力军。其中，香港各侨团又在运动中发挥了中坚和骨干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展。

第二，香港“反美扶日”运动的关注重点主要是经济领域，而内地则是政治领域。由于二者的参与主体不同，关注的重点领域自然有所不同。内地青年学生继承和发扬了爱国主义的传统，主要是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复活，号召人们起来挽救新的民族危机，并为此成立了各地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抢救民族危机联合会”，使内地“反美扶日”运动具有了鲜明的政治色彩。香港工商界则主要从自身利益出发，聚焦经济领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工业过度复兴，抵制日货在港泛滥倾销，并为此成立了“香港各侨团反对扶植日本工业复兴运动大会”，使香港“反美扶日”运动具有了鲜明的经济色彩。当然，在运动发展过程中，香港工商界也逐渐认识到，经济和政治实际上是不可分的，开始关注国家民族命运，注重维护国家民族利益。

第三，香港“反美扶日”运动的领导力量主要是“港侨反扶日会”，而内地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内地青年学生的“反美扶日”运动，作为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是由中共在国统区各大中城市的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就连国民党方面也对此深信不疑。香港工商界的“反美扶日”运动，虽然也得到了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及其主办的《华商报》的大力支持，但并不是由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直接领导的，而是由专门为开展“反美扶日”运动成立的“港侨反扶日会”直接领导的。该组织主要由内地到香港经营工商业的侨团和侨领组成，其中许多人与中共关系比较密切，但都不是中共党员，因此谈不上中共领导。另据《华商报》报道，在“反美扶日”运动期间，香港木匠工友曾举行座谈会，讨论学生与工人“反美扶日”力量哪一個大的问题，认为“学生不参加直接生产，不参加运输货物”，因此，“要以我们参加生产参加运输货物的工人队伍为主力，去领导反美扶日运动”。②这一看法当然具有一定道理，但它忽视了学生背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也是不全面的。

第四，香港和内地的“反美扶日”运动，除皆反对美国错误的扶日政策外，侧重点也有所不同，香港主要是抵制日货倾销，内地则是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在共同的“反美扶日”主题下，内地由于处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反美扶日”的直接斗争目标就指向了国民党蒋介石，将美蒋相提并论，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香港则由于处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不存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前提条件，工商界面临的主要现实威胁是日货在香港的泛滥倾销，因此发起抵制日货运动，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生存危机，就成为香港工商界的首要斗争目标。另外，在对待美国的态度问题上，香港工商界则是“犹抱琵琶半遮面”，一方面对美国的扶日政策严重不满，另一方面却又郑重声明，“以为反扶日即反美”是一个“误会”，“我人只是反对美国过度扶植日本，认为此种措施，系属美国之一种错误政策”，为此不得不“去矫正美国的态度”。①为避免“误会”，“港侨反扶日会”在其组织全称中都刻意回避了“美国”二字，有其局限性。在对待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上，香港工商界则经历了从寄予希望到彻底失望的认识过程，从而抛弃了对其不切实际的幻想。

第五，香港“反美扶日”运动的斗争方式比较温和，而内地则比较激烈。由于国民党军警特务对“反美扶日”运动的阻挠和破坏，激起了内地青年学生的强烈不满和愤慨，致使许多大中城市的青年学生采取了示威游行等比较激烈的抗争手段，同国民党军警特务进行斗争，甚至在昆明等地还爆发了流血冲突。与内地相比，港英当局虽然没有给予“反美扶日”运动应有的支持，但也没有像国民党当局那样进行竭力阻挠和破坏，因此香港工商界的“反美扶日”运动形式比较温和，主要以集会、座谈、函电、宣言、声明等方式表达意见和主张，即使在抵制日货运动中也没有出现暴力活动，自始至终以和平方式进行，避免了流血冲突。

面对共同的“反美扶日”主题，香港工商界与内地青年学生的表现，在呈现出上述显著差异的同时，亦具有内在的高度一致性，那就是始终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捍卫国家民族利益。香港工商界人士大多是从内地到香港谋生发展的，他们都属于中华儿女，“根”都在祖国内地。因此，他们并不认同英国的殖民统治，始终具有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将自己在香港的身份定位为“华侨”，所成立的商会组织亦大多带有“中华”“中国”“华商”及其家乡地名等字号，以示自己是华资企业。此次专门为“反美扶日”所成立的“港侨反扶日会”，更是冠以“香港各侨团”的名号，公开亮明自己的“侨团”身份。这种发自内心的身份认同，就决定了香港工商界人士的“反美扶日”运动，势必成为一种自觉的爱国行动。事实也证明，他们不但为自身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抗争，更为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而呐喊，并为此迅速行动和组织起来，发出了自己正义的呼声。这与内地青年学生“反美扶日”运动的爱国性质是完全一致的，应予以充分肯定并发扬光大，使其永载史册。

（秦立海，历史学博士，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