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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进与西移:“保卫武汉”视野下八路军的战略取向

2020-06-09袁小龙

红广角 2020年2期
关键词:八路军中共中央日军

【摘 要】 攻占太原和南京后,日军发动徐州会战,意图打通津浦线后沿陇海线、平汉线进攻中国新的政治中心武汉。同时,山西日军为配合徐州战局,由晋北、晋东向晋西、晋南进攻,威胁西安和陕北边区。为保卫武汉,必先保卫徐州和大西北地区。在“保卫武汉”的视野下,八路军既要配合徐州和山西地区的国民党军作战,又要保卫西安和陕北边区,随时准备战略转移,其战略取向在东进与西移之间游移。徐州会战后,八路军主力进一步东进,初步完成了在华北的战略展开,这对华北地区的中日关系和国共关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八路军;日军;国民党军;中共中央;战略取向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2-0077-12

1937年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中国新的政治中心。太原失守后,华北地区的八路军一分为四,分别在晋西、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①在徐州会战前已在晋西、晋西北、晋东南、晉察冀边区初步站稳阵脚。攻陷太原和南京后,日军一方面发动徐州会战,另一方面以其山西部队向晋西、晋南进攻,威胁潼关、西安和陕北边区。在国民党统帅部看来,日军攻陷徐州后必然沿陇海线、平汉线进攻武汉。②无独有偶,中共中央与国民党统帅部的战略认知十分相似。同时,中共中央还认为,为保障进攻武汉的侧翼,山西日军必威胁西安和陕北边区。③因此,欲保卫武汉,必先保卫徐州。就算不能阻止日军攻占徐州,也当尽量为武汉保卫战的部署争取时间。同样,欲保卫武汉,必先保卫西安和陕北边区。因此,保卫武汉是大战略,保卫徐州和保卫西北都得在此大战略下才有其战略意义。④在“保卫武汉”的视野下,当日军在徐州和山西两线作战时,八路军的战略取向也不得不在配合徐州会战和保卫以西安和陕北边区为基点的大西北之间游移。换言之,八路军在东进与西移之间的战略取向游移本身就是“保卫武汉”大战略的具体体现。

关于抗战初期八路军的战略方针,前人已有较多研究成果,但基本都侧重于对1937年中共高层对八路军战略方针的制定和修正方面,对1938年八路军的战略取向则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①严志才将抗战初期八路军挺进敌后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对八路军挺进敌后的过程作了系统阐述,认为八路军在1937年9月到1938年4月主要在日军侧翼作战,之后才根据战局的演变逐渐挺进敌后。②但是,对1938年八路军战略取向及其影响因素的分析,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从徐州会战爆发到武汉会战结束,在“保卫武汉”视野下八路军的战略取向对日后的中日关系和国共关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这一问题,以中共方面的军事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贺龙、邓小平等人的年谱、文集和回忆录为主要资料,以《中国抗日战争军事史料丛书》相关内容、八路军三个师的抗战纪实材料、当时的相关报纸资料以及相关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回忆录为参考资料,力图对这一历史过程加以还原。

一、“从战略上配合东线战局”

1938年1月,徐州会战爆发。为配合第五战区的国民党军作战,八路军总部于1月29日向下属三个师和晋察冀边区下达了作战训令,认为在抗战全局以保卫武汉、河南为重心,津浦铁路南段将有激烈战斗的情况下,八路军应以更积极的行动取得大小胜利,以达到抑留山西和平汉铁路线之敌,从战略上配合东线战局。同时,训令还对各师和晋察冀军区的作战行动作出了具体部署。③总括而言,该训令包括抑敌于晋和东进援徐两种取向。

对晋察冀军区,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并没有太大的发展方向变动。在1月29日的训令中,除以二分区部队配合一二0师进行同蒲路破袭战外,八路军命令晋察冀边区其它部队努力东进援徐,阻滞日军南移东运。基于此, 2月初,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向八路军总部汇报了其平汉路作战计划。在获八路军总部同意后,聂荣臻部加强对石家庄、保定线以东地区的力量和领导,积极向津浦路发展,破坏津浦路日军行动,“响应徐州南北战局”。此后,除短暂配合一二0师和一二九师抑敌于晋外,晋察冀军区的主要取向已变成东进援徐,在整个徐州会战期间再未发生战略取向的反转。即使在3月初,日军逼近黄河渡口,中共中央已在考虑调八路军主力西渡黄河时,八路军总部还是命令晋察冀军区部队在根据地与日军长期周旋,对之前派出的东进部队还是令其向沧县、德州积极动作,以配合津浦北段作战。④相对于对晋察冀军区甚至整个一一五师的战略取向的“一以贯之”,⑤八路军总部对其他部队的命令就根据客观战局的变化而产生了很多变动。

(一)抑敌于晋:一二0师的同蒲路破袭战

1938年1月29日,八路军总部发出训令,命令下属各师和晋察冀军区配合国民党军进行徐州会战,其中命令一二0师“集结精干主力部队于雁门、石家庄之线以西之适当地点,积极打击消灭出扰和同蒲线运动之敌,继续破坏敌之交通铁路”,①即进行同蒲路破袭战。依据此训令,贺龙和关向应、萧克作出了具体部署。一二0师以主力分散配置于雁门关至太原以西山地积极行动,伏击日军运动中的车辆和部队,威胁日军交通线。如果日军集中兵力深入山地,则利用时机集中主力部队予以打击。②为有效指挥这一战役行动,贺龙将师部分成两个梯队,由萧克、关向应组成野战司令部,东出同蒲路指挥破袭战,贺龙坐镇岚县统筹全局。③

正当一二0师准备出动攻击同蒲路时,日军却抢先动手。2月1日,日军从太原、交城调集1400余人向河口、古交地区进攻,被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和当地武装力量击退;同日,日军亦从太原、忻县调兵进攻忻县、崞县以西山区,亦被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击退。但是,由于日军兵力众多,虽被暂时击退,仍会再次发起进攻。贺龙判断,日军意图驱逐八路军以巩固交通线、扩大日伪组织区域,遂指示八路军以消灭日军一部为目的,三五八旅对付河口或两井方面的日军,三五九旅打击三交镇方面的敌寇。④在河口、古交方面,战事尤其激烈,次日已有七八百日军进至两镇地域,八路军总部震动。朱德、彭德怀除命令三五八旅全力包围日军外,还指示位于古交镇以南的一一五师肖华支队配合三五八旅解决战斗。⑤在八路军各部的积极努力下,战情得以缓解。⑥

虽然日军大举进攻一二0师是事实,但该师对日军的作战意图却产生误判。向忻县、崞县以西山区进攻的日军在与三五九旅交手后,很快就转移到阳曲附近,并无向代西山地进攻的企图。13日,该师猛然醒悟,并立即调整部署,命令三五八旅于16日集结于东西方山岔上镇准备伏击阳曲向平社车站增援之敌,三五九旅七一七团及陈团第二营于17日集结于古交镇以南,准备以一部伏击由忻县或关城镇方面增援之敌。占领平社车站后,彻底破坏由平社车站到高村车站的铁路,然后相机袭击忻县城镇石岭关青龙镇线之敌,伏击其增援部队;在阳曲方面的七一八团及三五九旅游击支队积极向崞县之线活动,袭扰钳制迷惑日军。⑦

一二0师各部积极行动,在同蒲路北段积极进行铁路破袭战。至27日,先后破坏桥梁8座,拆毁铁路20余公里,炸毁日军军用火车3列、汽车10余辆,切断北起忻县麻会、南至阳曲县高村间的交通,并袭击了太原车站和机场,连续攻占了平社、豆罗车站及麻会、石岭关、关城镇、田家庄等据点,共歼敌800余人,⑧对同蒲铁路形成明显威胁,完全完成了钳制晋北、晉东的日军南下,吸引南面日军以配合晋南战场的任务,间接地配合了国民党军在东线的作战。⑨

然而,正当一二0师在同蒲路捷报频传时,晋西北根据地却被日军乘虚而入。21日,为逼迫在河东的中国军队西渡,占领晋西各县,消灭晋西北的反日游击战争,⑩日军第二十六师团、一O九师团及伪蒙军各一部共1万余人由平绥、同蒲铁路和太汾公路沿线据点出动,分5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首次围攻。至28日,日军从北到南,先后占领宁武、神池、偏关、河曲、保德、离石,更进一步进至军渡、碛口,对陕甘宁边区构成严重威胁。鉴于同蒲路破袭战已达到目标,同时中共中央也多次来电催促一二0师迅速回师,于是除留适当兵力继续在同蒲线积极活动外,贺龙率主力部队于29日向晋西北腹地转移,①开始下一阶段作战。

(二)抑敌于晋与东进援徐并举:一二九师的战略取向

在1月29日的《训令》中,八路军总部命令一二九师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配合作战,积极打击消灭出扰运动之敌,并大规模地破坏正太铁路与石家庄以南之平汉路。为行动便利,三四四旅由一二九师指挥。②但很快,八路军总部又产生了新的想法。2月5日,朱德、彭德怀致电一二九师,提出为策应第五战区作战,一二九师应即准备一个团或两个营兵力,由宋任穷率领,乘隙东出沧州、石家庄路以南,到邢台、德州间活动,声援徐州友军作战。③次日,第一二九师就命令宋任穷率领骑兵团和独立支队开赴冀南。同时,为策应津浦线东及平汉路东的部队作战,一二九师还令七七一团及骑兵营出袭平汉线。七七一团连日破坏交通,骑兵营准备破坏沧石路。④

在派部分部队东进配合徐州战局的同时,一二九师也在山西积极作战,抑敌于晋。2月初,一二九师命令七六九团及七七二团主力回昔阳东北集合,准备配合三四四旅之一团,出袭正太路。8日,为抑留正太路日军,阻止其填防平汉路增援山东,同时截阻正太路交通以孤立晋中之敌,一二九师下达命令,以全师主力协同三四四旅六八七团袭击、消灭井陉同平定路上的日军,破坏其铁路和公路。之后全师主力转到昔阳以东山地,随时待敌。⑤

无独有偶,当八路军调兵遣将准备配合徐州东线战局时,日军也为配合津浦路作战而派兵西进。2月中旬以后,日军为相机进攻潼关、西安、陕北,集中3万多兵力分别从平汉、同蒲、道清铁路向晋南、晋西进攻。为进攻正太路、同蒲路之敌,切断该两路日军的联络,八路军总部对下属部队作出具体战斗部署,其中命令一二九师主力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向平定以东,井陉以西、西北夹击,相机占领娘子关旧关。⑥在这次反击战中,一二九师取得显著战果。22日,三八六旅打响长生口战斗,击毙日军130余人,俘日军1人,⑦并于当晚与三四四旅配合夹击正太路;⑧同日,一二九师独立团、骑兵营、游击队及第五路游击军一部开始在石家庄一带破路袭敌,并在几天后占领晋县、宁晋县;在东阳关与河北涉县附近地区,一二九师一部配合国民党军骑兵第四师和第四十七军在麻田镇、偏城镇、井店镇附近袭扰日军,在东阳关失守后也积极配合国民党反攻,亦取得若干胜利。⑨

正当一二九师主力在正太线取得积极战果时,日军在晋东南取得突破。20日,长治失守,晋东南局势危急。为缓解危机,朱德于21日和23日两次催促一二九师完成当前任务后准备南移,参加晋东南作战,协同国民党军曾万钟部消灭进入长治之敌,同时令三四四旅向正太路活动,协同一二九师行动。⑩24日,一二九师首长收阅朱德来电,奉命南移,于28日到达辽县以北。k在一二九师南移时,日军也乘胜进军,在攻占长治后长驱西进,于28日攻陷了晋西重镇临汾,对陕甘宁边区构成严重威胁。为保卫陕甘宁边区,巩固黄河河防,3月2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前方,命令一二九师率部南下邯(郸)长(治)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大道敌军,破坏其交通线,配合一一五师、一二0师在晋西和晋西北的作战。①次日,在毛泽东电文的基础上,朱德、彭德怀命令一二九师师部在襄垣无敌的情况下进驻襄垣。②至此,由于陕甘宁边区的紧急局势,一二九师在保卫边区的命令下开始了下一阶段的作战。

为在战略上配合徐州东线战局进而保卫武汉,在总部的统筹下,八路军各部积极行动,一二0师、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主力在山西抑留日军,给山西日军以重大杀伤,对徐州战局起到了间接的支援作用;晋察冀军区部队和一二九师部分部队东进冀鲁,直接支援徐州战局,同时也为八路军主力日后的大规模东进创造了条件。就兵力使用情况而言,此时八路军当以抑敌于晋为主,东进援徐为辅。

二、“延安紧急”:东进与西移之间的战略张力

占领临汾后,“日军在山西军渡、碛口猛攻河防,绥德、延安紧急”。③在陕甘宁边区受日军直接威胁的紧急局势下,除令河防部队尽力阻敌西渡外,毛泽东还与八路军总部及下属各师首长多次沟通,指示八路军各部积极部署巩固河防,并准备战略转移;同时,日军为配合徐州会战向晋西、晋南大举进攻,第二战区的国民党军也为配合徐州会战,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提出“反攻太原”的作战计划,并将在第二战区内的作战部队划分为东路军、北路军和南路军三部分,分别以朱德、傅作义和卫立煌担任三路大军总司令。④八路军要配合国民党军在山西积极作战,收复失地。二者均对八路军的战略取向造成了一定影响。

(一)分兵把关:毛泽东调兵遣将巩固河防

在日军威胁黄河河防时,离河防最近的河东八路军部队是一二0师和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因此,2月28日,毛泽东分别对一二0师和一一五师三四三旅的作战方针作出具体部署,并告知八路军总部。毛泽东指示一二0师“立即派一个主力团,赶至军渡、离石线以北,击敌侧背。另派一有力部队南下,截断吴城镇公路”,指示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应迅速以一部控制大麦郊、水头、川口、石口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打游击,巩固战略枢纽,旋主力转入大宁、隰县及该县午城地区,相机歼敌”;⑤同时,毛泽东与八路军总部沟通,考虑让三四四旅西移配合三四三旅巩固河防;3月2日,在收阅一二0师所作出的保卫河防、收复晋西北失地的具体部署后,毛泽东再次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首长,同意一二0师的具体部署,以一二0师巩固北段河防;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必须西移,⑥与三四三旅协同,共同配合河西部队,巩固中段河防;以一二九师位于同蒲铁路以东,破坏铁路,阻滞日军向潼关进攻,策应林彪、贺龙两师作战。⑦毛泽东将巩固河防的任务交给了一二0师和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以一二九师配合作战,对巩固河防作了初步规划。

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按照已制定的作战部署,一二0师于2月28日向晋西北转移。一二0师巩固河防的具体部署可分为直接派兵巩固河防和收复晋西北失地以间接巩固河防两部分,前者是以守为攻,后者是以攻为守。就前者而言,面对日军在离石、碛口进攻河防,威胁陕甘宁边区的紧急局势,一二0师作出部署,派三五八旅主力迅速西进至离石、碛口以北地区阻击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日

军,①派警六团转入偏关以东配合国民党军打击向河曲或保德进犯的日军,3月3日又命令教导团到河西黑峪口西岸布防,与警六团一起负责神府河防。警六团和教导团在直接巩固河防上取得了积极战果。13日,警六团进行神府河防战斗,“毙伤日军140余人,缴获步枪10支及其他军用品一部”,18日又连续袭击河曲、偏关、保德的日军,对配合一二0师主力收复晋西北起到了积极作用。就后者而言,截至3日,趁一二0师主力东出同蒲線,日军连陷晋西北宁武、神池等7座县城,对一二0师和陕甘宁边区的生存均构成极大威胁。为收复晋西北失地,贺龙在岚县召开一二0师干部紧急会议,作动员报告。②之后,一二0师主力部队三五八旅和三五九旅浴血奋战,先后收复7县,共消灭日军1500余人。③这一胜利对于山西抗战,特别是巩固晋西北及陕北抗日根据地有很重要的意义。④

相对于一二0师为巩固河防所采用的以攻为守同以守为攻相结合的战法,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更多的是以守为攻,通过若干次小型伏击战对进犯日军零敲碎打,积小胜为大胜。3月10日,日军华北方面军下达了“肃清”作战的命令,在晋西南的第一O八师团第二十五旅团出动4000余人由蒲县西进,妄图逼三四三旅退出晋西,西返陕甘宁。⑤14日,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率警卫连迟滞日军进攻,为三四三旅主力进入作战机动位置争取了时间。日军16日、17日、18日分别于午城西进途中、从蒲县去大宁的途中和由蒲县增援午城的路上遭到三四三旅伏击,伤亡惨重。⑥三四三旅通过若干次小规模伏击战,使第二十五旅团仅半月时间就伤亡千余人,缴获骡马等生活物资和轻重机枪等军用物资甚巨。⑦日军一O八师团料“肃清战”难以奏效,下令第二十五旅团速返临汾。⑧日军退回临汾,其对河防的压力就减轻了很多。

相对于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和一二0师为巩固河防而直接作战,一二九师更多的是配合作战。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不谋而合,命令一二九师在襄垣无敌的情况下,应进驻该地以寻机打击邯(郸)长(治)大道上的日军、破坏其交通线,以钳制向黄河河防进攻的日军,策应其他两师在晋西和晋西北的作战。3月4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奉命率部南下,与国民党曾万钟军配合作战,于16日发动神头岭伏击战, 31日发动响堂铺伏击战,给日军以重大打击。此外,3月6日,毛泽东致电一二九师,申明晋豫边的重要性,指示一二九师“有计划地部署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的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的行动”。同日,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提出实施意见,拟成立晋豫边区,内设六个分区,并准备着力实施。①这也对阻滞日军西行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金蝉脱壳:关于八路军战略转移的分歧与沟通

巩固黄河河防是至关重要的,不过对于深谙八路军现实条件的毛泽东而言,把希望仅仅寄托在这一点上也未免不太现实。所以,在提醒八路军各部着力巩固河防的同时,毛泽东也考虑过,万一河防终不可守,要让八路军各部迅速西渡黄河,转移作战。

在八路军三大主力中,一二0师和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分别位于紧靠黄河东岸的晋西北和晋西地区。相对而言,位于晋东南的一二九师(含三四四旅)离黄河较远。因此,如果考虑让八路军西渡黄河,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让一二九师西移。3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八路军行动的战略方针作出了决定。3月2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及各师部首长,除令一二九师配合林彪、贺龙两师巩固河防外,还指示“如潼关、西安危急,蒋介石有另调晋境主力部队渡河,改任保卫西安之任务时,该师主力亦应准备西移,而留一部永久位于晋东南,坚持游击战争”。②

不过,八路军总部却对此命令提出了保留意见。同日,朱德、彭德怀复电,认为在第二战区已经成立三路军准备收复失地,且晋东南还有若干国民党部队归东路军指挥的情况下,“此时我们决不能离开此地,否则政治影响极坏”;同时,朱、彭认为目前在山西的日军不过四万余人,在日军主力深陷徐州战场时,“转移兵力至华北进攻西北尚须一月左右时间。如徐不下,时间恐更长”。换言之,朱德、彭德怀认为目前八路军还不急于转移作战;不过,朱、彭也承认,“敌部分渡河进攻绥德,调动我军回陕随时均有可能”,因此“八路军在适当与必要时西渡,现有九万人,以三万人留华北,六万人渡河”。③这算是对毛泽东意见的部分肯定。总括而论,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在八路军战略取向上是一致的,八路军主力必要时需要西渡黄河,同时留部分部队在华北坚持游击战争,但是在什么时候西渡黄河这一问题上二者出现了分歧。毛泽东认为在蒋介石调山西部队保卫西安时,八路军主力应该立即西移;而朱德、彭德怀考虑到国共关系及目前战局,认为八路军主力可以暂缓西移。

但是,毛泽东并不认同朱、彭的判断。次日,毛泽东就回电重申:“八路军主力留晋击敌后路,必须在黄河、汾河不被隔断的条件下,否则对于整个抗战及国共关系是非常不利的”,并指示八路军总部的转移和一二九师、三四四旅的部署应该“本此方针考虑切实妥善方法”;④4日,毛泽东再电朱德、彭德怀,希望他们考虑八路军总部“取何道路移至吕梁山脉为安全”,催促总部西移。⑤

对此,朱德、彭德怀还是持保留意见。6日,他们再电中共中央,认为“在友军不过河以前,我应坚决而积极地在华北配合友军作战”,“目前作战方针(应)乘敌主力尚未转入华北时,以积极动作保卫陕北、潼关”,并对八路军各部及属东路军指挥的国民党军作出具体作战部署。7日,除重申6日意见及“现时过河,万分不利于统一战线”外,朱德、彭德怀甚至认为“政治局以前关于战略决定应有所改变”。⑥很明显,关于八路军的战略取向,中共中央同八路军总部之间的意见有所差异。

面对这种分歧,毛泽东最后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八路军总部的作战方针,同时也坚持政治局前定的战略方针。9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和各师首长,对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作出详细阐释,“政治局决定之战略方针,包括现时在华北及将来转移至陕西、河南两个阶段,不是单指目前而言”。在目前阶段,毛泽东开始认可朱德、彭德怀所提出的作战方针,“在不被日军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但是,在将来阶段,当日军大举进攻西安、武汉和陕北时,八路军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均应渡河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在对政治局既定战略决定充分阐释的基础上毛泽东再次申明:“如果八路军全部被限制于华北敌之包围圈中,根本不能转移至陕甘豫地区,则对整个抗战及全国政治关系都是不利的”,所以毛泽东提醒朱德、彭德怀,“你们向阎锡山、卫立煌报告及召集军官会议时,无论如何也不要说全部长期在华北的话”。①

显然,同样着眼于军事形势,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都看到了目前和将来两个阶段,不过朱德、彭德怀侧重于前者,而毛泽东侧重于后者,所以朱德、彭德怀比较积极,而毛泽东比较谨慎;②此外,毛泽东在这份电文中还提出,“请注意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③结合之前毛泽东和朱德、彭德怀关于八路军战略取向对国共关系影响的相关认识,可见同样重视国共关系,朱德、彭德怀侧重于考虑八路军取向对目前统一战线的政治影响,毛泽东侧重于考虑其对日后国共关系的影响。就这一点而言,毛泽东看得也比朱德、彭德怀长远。

另外,毛泽东的电文里提到,政治局的既定战略方针包括目前阶段和将来阶段,其中在将来阶段八路军要转移到陕西、河南作战。相对于华北,陕西在西,河南在南。观毛泽东之意,如果八路军主力渡河,似乎不局限于从晋西西渡,也可以从晋豫边界南渡。21日,毛泽东再电朱德、彭德怀,认为在将来日军攻占郑州并威胁武汉时,“刘伯承师去信阳以东,林彪师去豫西配合作战”。如果按照这个设想,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自然需要南渡黄河配合作战。28日,毛泽东又来电,让朱德、彭德怀考虑在日军占领绥德和风陵渡的严重情况下,八路军主力及其他国民党军西渡或南渡黄河是否会遇障碍,“此点必须有正确估计,方能最后决定总的部署”。30日,八路军总部致电中共中央,报告已着手布置渡河事宜,并与周恩来、叶剑英具体协商。④变西渡为西渡、南渡相结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毛泽东对朱德、彭德怀意见的认可。

不过,毛泽东的想法很快发生了变化。29日,毛泽东可能掌握了新的敌情,认为“敌确有进攻陕北在政治上打击共产党之计划”。因此,他又指示,“刘师徐旅两部宜位于同蒲东侧,依太岳山脉为根据,发动民众,袭击同蒲,配合林贺两师,打击晋西之敌,并便于向西转移为合宜”。⑤显然,只要日军严重威胁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就会回归之前的战略方针,令位于晋东南的八路军部队西移,先保全八路军实力,再计其他。

为保障徐州会战后进攻武汉时的侧翼安全,山西日军进攻晋西,威胁陕北边区,八路军面临“保卫边区”的压力;为配合徐州会战进而保卫武汉,第二战区部队奉命制定“反攻太原”作战计划,八路军也面临与第二战区国民党军配合作战的任务。在“保卫边区”的视角下,八路军主力需要尽力巩固河防,同时准备西渡黄河进行战略转移;在“反攻太原”的视角下,八路军却需要在华北地区同第二战区国民党军配合作战,以积极行动抑敌于晋,进而保卫西北和武汉。二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张。经过多次电报沟通,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最终达成了某种共识。战略上,八路军总部服从中共中央;战术上,中共中央有限度地认可八路军总部拟定的作战方针。虽然这一阶段八路军主力部队都在抑敌于晋,但朱德、彭德怀并未忘记尚在苦战中的徐州战局,仍力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其直接支援,如3月9日致电聂荣臻和一二九师,指示他们应命令以前派出的东进部队“向沧(县)、德(州)线积极动作,以配合津浦北段作战”,①并应蒋介石要求,“派第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率该师所属一个旅东出津浦线,配合鲁南主要战线作战”。②相对于抑敌于晋,东进援徐是“东进”,西渡黄河是“西移”。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八路军的战略取向是徘徊在东进与西移之间。

三、“东进冀鲁”:八路军战略展开的完成

(一)从抑敌于晋到东进援徐:日军东调背景下的八路军战略取向

1938年3月,日军在攻占晋西重镇临汾后,一度逼近黄河河防。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八路军总部的统筹下,八路军各部积极配合,给西进日军以重大杀伤。日军在山西战场战事不顺,在徐州战场也陷入了胶着状态。“敌人占领徐州的企图失败之后,更痛切地感到后方威胁的严重,为了完成他们第二期作战的目的,敌人不得不集中兵力来消灭在华北的我军,首先就想消灭在山西的中国军队”。于是,4月上旬,日军将在晋西的部队于东调,会同晋南和河北元氏、赞皇和涉縣三处的日军,兵分九路,共计三万余人,对晋东南地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四四旅和属东路军指挥的国民党军发动围

攻。③在晋东南军民的反击和晋察冀军区、一二0师各部的配合下,经半个多月苦战,日军的九路围攻被基本粉碎,晋东、晋东南失地全部被收复。之后,东路军开始配合南路军作

战。④反晋东南九路围攻是被动作战,配合南路军歼敌是主动作战。相同的是,二者都“在华北牵制了敌人,配合了台儿庄及保护徐州的战斗”。⑤

同时,在徐州战场上,台儿庄大战使日军损失惨重。为确保徐州会战的胜利,日军抽调华北部队援救津浦线。与之相应,除在晋东南、晋南作战以抑敌于晋外,八路军总部也对徐州失守的不利后果有着清醒的认识,也作出了东进援徐的部署。4月20日,八路军总部以一二九师七七一团、六八九团、曾国华支队组成东进纵队,归徐向前指挥,进至平汉铁道以东,沧石路(含)以南地区,发动群众,消灭伪组织,袭扰津浦、平汉线;⑥5月2日,徐向前已率一部向德州南北地区出动,策应东进纵队及津浦支队,⑦在津浦北段配合第五战区作战;在一二九师部队在南线配合徐州战局的同时,晋察冀边区部队也在北线积极配合。5月2日,除一部向石家庄、保定线行动外,晋察冀军区主力已出涞水、涿州、房山之线。①7日,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袭击卢沟桥,破坏铁路多段。②此外,从4月29日到5月5日,晋察冀军区部队向涞水、涿州、门头沟、宛平、琉璃河、永乐、定州、保定各点与平津间各车站发起总攻,配合津浦线作战。徐向前和聂荣臻率部南北配合,共同迟滞日军向津浦线增援,有效地支援了徐州东线战局。

日军为对晋东南地区进行九路围攻作战,从晋西、晋南、河北四处调兵,结果被八路军和属东路军指挥的国民党军挫败,伤亡四千余人,并被从晋东、晋东南驱逐出去。在徐州战场吃紧时,日军又将在华北的部队进一步东调。对八路军而言,山西方面的留守日军已比较有限,为阻滞日军东援徐州,八路军与日军同样东进援徐已是不得已的选择。因此,从反晋东南九路围攻到派兵东进,八路军完成了从以抑敌于晋为主到以东进援徐为主的战略转向。

(二)挥师东进:武汉会战视野下的八路军战略取向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徐州会战结束。之后,日军沿陇海线西进,在豫东与中国军队展开激战,先后攻陷兰封、开封等地。在国共双方高层的战略认知中,日军在结束徐州会战后必定沿陇海线西进,夺取陇海平汉,进攻西安、武汉。而日军的行动似乎正是在给国共双方高层做注解。因此,为阻止日军继续西进,国民党统帅部下令决开了郑州北面的花园口,以水带军。花园口决堤之后,“黄河东南泛区顿成一片泽国,敌方辎重弹药损失甚大”,③确实在短期内阻止了日军沿平汉路进攻武汉,沿陇海线进攻西安。

花园口决堤可能对八路军的战略取向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早在2月份,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就设想在日军攻占郑州后,以一二九师出鄂豫皖,以一一五师出豫鄂西,配合国民党军为保卫武汉而战。④5月20日,即徐州失守的第二天,毛泽东旧事重提,认为在武汉危急时,“彼时蒋介石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后活动,第一二九师、第一一五师将作整个新的部署”,并指示八路军各部预作准备。⑤但是,在武汉会战期间,八路军却未按原计划行动,仅以在津浦线和平汉线组织的若干次铁路大破袭来对武汉会战做战略上的配

合。⑥笔者推测,花园口决堤后毛泽东改变了自己的规划。在毛泽东的战略认知中,日军沿平汉路进攻武汉,必进攻西安以保障侧翼安全。因此,一一五师南下豫鄂西,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潼关、西安;第一二九师南下鄂豫皖,配合国民党军保卫武胜关、武汉。花园口决堤后,日军将兵力南调,从长江下游进攻武汉,“潼关、武胜关均无甚危险”,则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南下助战失去了战略意义,八路军按照毛泽东之前的指示,“全部继续在山西作战,并准备加派一部出河北,建立华北坚强抗战堡垒”。⑦

故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开始东进山东。早在2月15日,毛泽东就考虑命一一五师东进冀鲁再转入安徽,最后转回豫西,因为客观条件没有实施;⑧3月9日,八路军总部也曾令三四三旅做好东进准备,同样由于当时晋西的紧急战局而搁置。⑨花园口决堤后,三四三旅南下豫鄂西的意图难以实现,东进山东提上日程。从6月到12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分三批挺进山东,并与山东当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合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在山东开辟了大小不一的几十块抗日根据地。①到1939年3月,一一五师师部和六八六团也挺进山东,仅留陈世榘率领补充团留守吕梁山根据地。②

同时,一二0师派宋时轮支队东进冀热察地区。早在1937年9月27日,一二0师以三五八旅七一六团第二营为骨干,组成独立支队,由宋时轮率领,准备北出长城。③但在1937年,为配合国民党军在山西的作战,该支队主要在山西朔州、平鲁一带活动。1938年4月1日,八路军总部旧事重提,指示宋时轮准备组建察热支队,分两步与已进入冀东的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接近,创造热察冀边区根据地;④25日,宋、邓两支队会合,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受聂荣臻指挥。之后,第四纵队取道平北,挺进冀东,开展游击战爭;⑤抵达热冀边后,第四纵队积极破坏铁道,袭击攻占玉田、遵化等县城,“大小二十余战,均获胜利”。⑥但在之后创建根据地时,遭受了一定挫折。在此情况下,八路军总部除指示宋、邓继续努力外,还准备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和地方党政工作。⑦1939年2月,以萧克为书记的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八路军在冀热察地区初步站稳脚跟。⑧自此,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主力东进山东,一二0师宋时轮支队和晋察冀边区邓华支队进抵冀热察边,一二九师主力分布晋冀豫边区,八路军东进华北的战略规划初步实现。

东进是八路军发展的主要取向,但不是唯一取向。在东进之外,八路军也有向北发展的规划。1938年3月30日,毛泽东致电一二0师,首次询问能否在大同以北,沿大青山脉建立根据地,认为“如能实现,西至新疆边境、东到满洲的整个内外蒙交界区域可成为游击地区”。可能是忙于在晋西北作战,一二0师在短期内对此并没有作出回复。因此,毛泽东又多次催促,请一二0师“迅即考虑此事”。在经过与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多次沟通后,6月中旬,根据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贺龙、关向应、萧克等决定,成立大青山支队,以李井泉任支队长兼政委,姚喆任参谋长,准备挺进大青山。9月1日,在保障大青山与晋西北之间的联络的基础上,大青山支队胜利完成挺进大青山的任务。⑨不过,相对于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东进取向,北进仅仅是支流。

四、结语

在中共的战略认知中,日军欲进攻武汉,必先攻陷徐州方便转运兵力,同时占领西安和陕北边区以保障侧翼。与之对应,中国军队欲保卫武汉,必保卫徐州,同时也要保卫西安和陕北边区。在此战略认知下,日军在徐州和山西两线作战,八路军总部既要配合徐州会战,也要保卫西安和陕北边区,这本身就存在着战略取向上的内在紧张。

徐州会战爆发后,八路军总部命令各部在战略上积极配合第五战区国民党军作战。在徐州会战持续的过程中,由于华北地区的复杂形势,八路军的战略配合不可避免地牵涉到多方势力。首先,为配合徐州会战,山西日军也积极行动,但其作战行动前后有所变化。前期向晋西、晋南进攻,攻占临汾,一度进攻到黄河渡口,对西安、潼关和陕北边区构成严重威胁;在台儿庄战役受挫后,又奉命东调驰援徐州战场。面对日军的行动,八路军需要作出相应的回应。其次,几乎同时,蒋介石为配合徐州会战,也命令第二战区部队反攻太原、收复失地。在山西的阎锡山、卫立煌在落实的过程中也需要八路军的配合。如何在八路军自身的战略意图与同山西、山东多方国民党军配合作战之间保持平衡,这也是八路军总部及下属各师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再次,在与日军和国民党军战略互动的过程中,在部分战略决断和战术选择上,身在陕北的中共中央同身在前线的八路军总部产生了分歧,如何与中共中央沟通求同,也需要八路军总部认真思考。最后,在具体的战术行动中,八路军总部与下属三个师和晋察冀军区如何互动也要在总的战略方针下加以重视。此外,除在短期内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外,八路军还需要立足华北,进行更大的战略展开。总括而论,八路军总部既要配合国民党军对日作战,也要同时与中共中央和下属部队沟通求同,既要考虑眼前战局,也要兼顾长远发展。这又是个相当复杂的局面。

对此,八路军总部根据战场情况,对其战略取向做出了灵活调整。首先,八路军总部采取以抑敌于晋为主的策略,命令各部在山西积极行动,并也在山西开辟并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八路军总部也令晋察冀边区和一二九师派部分部队东进冀鲁,直接配合徐州会战,同时在河北、山东开辟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其次,面对“保卫边区”和“反攻太原”双重任务,由于其中的内在紧张,八路军主力在东进与西移之间游移。再次,在日军围攻晋东南根据地,受挫后又进一步东调援徐的背景下,八路军也变抑敌于晋为东进援徐,在配合东线战局的同时巩固自身在河北、山东的根据地。最后,徐州会战结束后,为阻止日军沿平汉路南下进攻武汉,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花园口决堤后,日军改变进军方向,一一五师、一二0师南下助战已失去戰略意义。所以在武汉会战期间,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主力东进山东,一二0师宋时轮支队开辟冀热察根据地,一二九师主力开辟晋豫边根据地,八路军东进华北的战略格局已初具规模。

虽然除东进之外还有大青山支队的北进,甚至一度有西移的趋向,但就整个趋势来看,东进是八路军战略取向的主流,北进是支流,西移是非常情况下的非常策略。从徐州会战爆发到武汉会战结束,在“保卫武汉”的视野下,虽然一度在东进与西移之间游移,但八路军最终初步完成了东进华北的战略展开,这对华北地区的国共关系和中日关系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袁小龙,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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