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港澳地区对海外华侨的争取以及对港澳市场的争夺，是海峡两岸以港澳为阵地进行经贸对峙的特殊体现。20世纪60年代后，台湾通过进口原料、开办加工出口区等措施扩大出口，以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实现经济高速发展。20世纪70年代初，在周恩来的倡导下中央政府拟借鉴台湾经验扩大加工出口贸易。由于认识的反复及政治大环境的影响，这一尝试中断了，但却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及对外开放积累了实践经验，可谓开放的先导。

【关键词】20世纪70年代初 ;台湾经验 ;加工出口;尝试

【中图分类号】K2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0）02-0050-09

新中国成立后，自20世纪50至70年代，大陆与台湾，长期以来隔海相峙——军事上对峙、政治上对抗、意识形态上对立、经济贸易领域相互隔绝。20世纪70年代初，在周恩来、李先念的倡导与主持下，中央政府肯定台湾扩大出口的经贸措施，并拟借鉴台湾经验发展加工扩大出口。这在新中国对外贸易史上和两岸关系史上，都是留下深刻印记的事件。对此，现有的研究虽曾论及或记述，但相当简略。①本文拟在梳理相关档案材料的基础上，考察20世纪70年代扩大加工出口政策的渊源流程，并尝试作出历史评价，以求教于方家。

一、20世纪50至70年代两岸经贸关系的冲突与对峙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与台湾在经贸关系领域的状态主要表现为不断冲突与相互隔绝：一是两岸对港澳市场的争夺;二是两岸于对方治域内经济民生带有严重的政治及意识形态色彩宣传，甚至于控诉。台湾当局对大陆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其经济建设成就极力诋毁，大陆对于台湾经济发展的认知（特别是宣传上）也不够客观全面。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台湾经济走上以出口为导向的快速发展之路，大陆仍将其扩大出口诠释为被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

（一）两岸对港澳市场的争夺

20世纪50年代初期台湾当局通过联络日本、加强海外华侨工作，不断阻挠大陆发展对外贸易。当局起用华侨出身或与华侨有关的人搞侨务工作，派员访问海外华侨，争取侨胞投资台湾。②而港澳地区是两岸争夺海外华人华侨民心的重要战场。1954年，台湾工商界上层人士代表尹致中在香港声言：“台湾决不惜一切力量争取香港及海外华侨。”1954年的中华厂商会选举及年底前后另一大社团中华总商会的改选过程中，台湾国民党特务商人四处活动，并利用港澳报刊诋毁、中伤大陆，试图全面控制与主导这一历史上在港及华侨中颇具影响的商会。①同时，与国民党渊源颇深的大商人以及潜伏滞留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千方百计地破坏大陆在港的进出口贸易及转口贸易。

大陆也针锋相对，与台湾当局展开全面较量，并在配合“解放台湾”旗帜下试图开展对台贸易。例如，1956年对港澳贸易座谈会强调：对台湾应积极利用有关系的港澳厂商打开贸易关系;对台湾贸易应作为政治任务，以配合和平解放台湾的斗争。1956年底举办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任务之一是“通过参观展览，积极展开侨务工作活动，团结侨胞为改进侨务工作制造更有利的条件。在展出期间并寻找机会与台湾建立和扩大一些贸易关系，以配合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开展”。②

20世纪50至70年代，对港澳市场的争夺战是两岸经贸斗争的一项重要内容。1959年，大陆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影响，对港澳出口货源紧张，台湾乘机争夺港澳市场。据驻港机构报告，台湾生猪货源本来“成问题”，但物资局仍安排4月份运港8000到10000头，较上月大幅增加。③香港市场中台湾来货首季总值较去年同期增加30.77%，主要项目有生猪、蔬菜、棉布、纸张、元钢、水泥等。一个时期中国台湾的水泥和蔬菜来量比中国大陆还多，而且设立“东南亚贸易指导小组”，还拟在新加坡设商品陈列馆。④对此，大陆予以回击。到1964年，大陆在香港已收复不少传统商品市场。例如生药料，台湾来货已减少，台湾咸料也受抵制。⑤由于建立了生产基地，大陆的优势更为明显。1965年3月上旬，台湾连续发运7批鲜姜到港，低价销售。大陆的姜因分散出口，品质参差不齐，销量萎缩。为夺回市场，大陆停止质差的口岸发货，让路给肇庆大肉姜。台姜在大陆姜的打击下，最终停止销港。⑥1967年“反英抗暴”斗争后，外贸部门制定的新政策是必须狠狠打击美国及台湾地区来货。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为配合解放台湾而进行打通对台经贸渠道的努力并没有取得实效，两岸经贸依然处于阻隔状态，直至1977年才始有直接的民间贸易接触。大陆与台湾当局在港澳地区对海外华侨的争取以及对港澳市场的争夺，可谓是两岸以港澳为阵地进行经贸对峙的特殊体现。

（二）对台湾经济发展的认知

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台湾当局不重视经济建设，执迷于军事手段“反攻大陆”。据统计，1950年度“國防”支出（不包括保安咨政费）最高曾占其总预算的86.6%，整个20世纪50年代平均在70%以上。“军事”“国防”开支的畸重及为“反攻大陆”在全岛进行不断的军事动员，以致台湾经济发展被军事与政治所覆盖而显得有些萧条。然而，台湾当局却对大陆的各项方针政策及其经济建设成就极力诋毁：大陆人民在“共匪”治政之下，饥荒遍地，民不聊生，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早中期，新中国广大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凯歌连奏，工农业获得迅速发展。针对来自台湾当局的诋毁，尤其是为配合解放台湾，大陆针锋相对，在舆论宣传上展开全面的反击。于是，20世纪50年代隔海相望的台岛的面相就是：台湾经济衰退、台湾同胞饥寒交迫;台湾当局媚外卖国、美帝殖民掠夺。应当指出，这种宣传带有某种程度的政治性、意识形态性。从《人民日报》关于台湾经济和民生方面的文章来看，大陆的认知（宣传）有以下二个方面内容。

一是经济衰退，台湾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日报》1954年8月27日刊有《台湾同胞的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一文。1956年4月21日和1957年2月12日，亦有《在水深火热中的台湾》之报道。与此相联系的是台湾经济衰退：厂矿倒闭成风、失业人口激增、通货膨胀严重（1959年2月28日）。1962年台湾经济情况继续恶化，工业生产总指数逐月下降，市况萧条，物价猛涨，厂商倒闭风潮“创空前纪录”，失业人口激剧增加，主要农作物大幅减产。①1963年6月报道：驾机起义归来的空军飞行员徐廷泽说，内地工农业生产建设成就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情形，处处和台湾形成鲜明对比，感叹是“两个天地”。1965年12月31日刊有题为《财政赤字剧增、物价飞腾上涨，台湾经济危机四伏》的报道。《人民日报》宣传报道的依据主要是采自台湾的一些报刊文章中事例和数据，其渠道也是由港澳转口“内销 ”而来。因此，这并非完全无中生有，从某种程度上亦恰恰反映了对当时台湾政治、经济、民生状况的部分真实认知。而更大部分的真实则是，1949年国民党退据台湾后，即开展了一系列推进经济发展的措施，成立专门的经济统管机构，于1952年开始实施一系列的“四年经建计划”。在农业方面，进行了土地改革，通过“三七五减租”（规定地租不得超过总收获量的37.5%）和“公地放领”（将公有土地所有权低价卖给农民）而使大量无地农民成为自耕农，实现“耕者有其田”，发展农业资本主义;工业方面，鼓励私人投资设厂，扶助私人企业，鼓励生产企业之间的自由竞争。经过十几年的经济调整和发展，建立起了稳固的资本主义经济结构，1963年工业产值超过了农业而居于首位，开始了经济的“起飞”。可惜的是，这大部分的真实要么被选择性忽视，要么就事实面相作了反向的谱画。

二是台湾发展对外贸易是媚美卖国。大陆看到更多的是美国侵略、蒋介石卖国的一个面相。“美援”最大害处在于，它“成了鸦片：起初吸用，是为了治病，后来却成瘾”。“美援”造成台湾经济严重恶化，在“美援”的打击和蒋匪帮的掠夺下，台湾的工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和衰退状态。②对于台湾当局吸引外资举办“加工出口区”的做法，大陆依然延续旧有思维进行解读，认为美国掠夺台湾的丰富资源，倾销商品和剩余农产品。由于台湾一贯奉行媚美卖国政策，秉承美国主子的意旨，一再修改“投资条例”，鼓励美国资本侵入台湾。加上美国资本在台湾就地设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原料、廉价劳动力以及台湾给予的各种优惠条件，大力侵占台湾市场。③客观地说，这种评估和批判同样不尽客观公允。实际上，台湾引进的外资并不限于“美援”，主要工业品出口后不是被“掠夺资源”了，贸易逆差转为顺差后不再是外国“倾销”了。美国于1965年6月停止对台“经援”后，日资大量输入台湾。日资占台湾外资总额的比例，从1965年的5.9%上升为1970年的26.1%。除美、日经济援助外，还有大量的是海外华侨投资（其中美、日资本中，也有部分为侨资）。于是，大陆重点批判其榨取廉价劳动力，认定“台湾工人的工资只等于日本普通工人工资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日本垄断资本甚至从日本把原料运到台湾，利用那里的廉价劳动力进行生产装配，再把产品运回去。”④总之，20世纪50至70年代两岸经贸关系的冲突与对峙，例如对港澳市场的争夺、双方的相互曲解与诋毁，既是国际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长期对峙的冷战背景下在两岸这一特殊区域的特殊呈相，也是内战遗留下来的国共双方军事政治博弈在经贸领域的延展与继续。而当20世纪60年代附属于资本主义阵营的台湾地区的经济逐步开启快车道时，大陆依然被习惯思维遮蔽了视野。

二、20世纪70年代初大陆拟借鉴台湾地区经验发展加工出口贸易

20世纪70年代初，大陆开始有意缓和长期以来两岸经贸对峙的紧张格局，隐约有突破意识形态笼罩下的对台经济发展的认知。这一变化与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期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背景相关，当然也是基于周恩来、李先念等的远见卓识以及在周恩来的倡导和主持下以外贸部门特别是驻港机构调查研究作为基础。大陆新的政策，有一个逐步提出的过程。

（一）历史背景与缘起

1.台湾经济提升。台湾快速实现工业化，是因为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发展外贸作为全部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一面进口生产资料和机器设备，一面出口工业制成品。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陆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连年下降，对港澳出口仍以农副产品为主，工业品不适合市场需要。在1968年，内地出口商品占香港市场的比重退居第二位，屈居日货之后。

1966年，台湾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加工出口区——高雄加工出口区，后来又增设楠梓、台中两个加工出口区。台湾抓住当时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集中力量为外资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扶持出口加工工业，促进了产业结构转变，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从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其中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达20.1%。至此，台湾建立起以出口加工区为依托，以轻纺、家电等为核心的产业支柱，加工贸易走上高科技、高附加值的路径。

由此，台湾出口增长迅猛，1966年出口额为5.4亿美元，1969年增至10.5亿美元，1970年达15.6亿美元，1971年达到21.4亿美元（同年大陆为26.36亿）。1972年上半年达13.5亿美元。于出口对象论，台湾以前出口最多的是美国和日本，后来转进香港地区、新马、中东等市场，1967—1971年对港出口增长率达43%，远超各国来货增长率。1971年出口额1.6亿美元，居香港进口第5位（1966年居第11位）。按港英统计，台货与大陆竞争性商品在1969年有72项，1971年增至121项。大陆出口商品如西瓜、番茄、香蕉、橙子等的市场优势已被或逐渐被台货所取代;一些工业产品如元钢、水泥等，由于台湾货采取低价竞争或以劣质商品假冒大陆商標，对大陆货起到干扰和破坏作用。①台湾还利用香港扩大出口，开展“经济外交”。1971年4月，台湾提出全面争夺香港市场的“八点开拓策略”，叫嚷要争取香港，“加强宣传，配合经济贸易发展，积极侨胞的向心”。②

2.周恩来的指示。台湾外贸快速增长并在港澳地区威胁大陆商品的市场优势，引起周恩来的高度警觉和关注。他在1970年春交会期间强调：外贸要促内贸，促生产;把生产、使用和科研结合起来，推动国内生产的发展;“抓外贸首先要抓出口，抓出口首先要抓生产”;要采取灵活方式，扩大加工出口。在他直接过问下，大陆从1971年恢复“以进养出”业务。

李先念在1971年全国外贸工作会议上说：“要把香港市场抓过来，香港市场许多商品被日本、蒋介石占去了，我们不能甘心，我们要搞上去，到底缺什么？能不能多搞几亿美元，搞十亿？关键是我们要组织生产。”③同年10月，李先念在视察第30届广交会时说：“广交会名声很大，成交还少，还要想办法多成交一些。这是总理指示的精神，大家要讨论、想办法、提出措施。”

1972年4月9日，周恩来在广州接见广东党、政、军负责人和前来参加广交会的人员。他在了解到大陆产品质量不及台湾产品的情况后说：“我们要争取多出口。现在我们出口数量不大，质量这么差，怎么向国家交待？怎么向人民交待？”他又说：“为什么台湾能搞，我们搞不了？过去能搞的，现在搞不出来？我们对此非常难过。不要以为外贸有点发展，就骄傲了。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伟大的人民，出口比台湾才多10亿，值不得骄傲。”①

（二）外贸部门的调研

根据国务院及周恩来、李先念的指示精神，外贸部门对台湾的做法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作为广交会的举办地以及在对港澳出口供应方面负有重要责任的广东外贸部门，整理出《台湾蒋帮出口贸易情况的扩大出口的做法》于1972年9月经广东省外贸会议讨论后上报。1973年，外贸部进一步整理《从台湾蒋帮扩大出口贸易的做法看我出口中的几个问题》，刊登在外贸部编《外贸调研》增刊（6月5日出版）。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以[1973]29号文，分送周恩来、王洪文，并发给总政治部、国务院财经各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综合广东外贸部门及国家外贸部调研整理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1.台湾扩大出口的做法

（1）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台湾出口产品总的趋势是工业品优先，其次是农产加工品和农产品。1971年工业品出口达17亿多美元，占出口总额的比重由5年前的60%增至80.4%;农产加工品出口为2.4亿美元、农产品出口为1.7亿美元，分别占出口总额的11%及8%。工业品中以纺织品出口增加最快，1971年纺织品出口金额达7亿多美元，约占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手工艺品出口1.43亿美元  （同年大陆出口仅1.05亿美元）。传统农产品出口下降。过去作为第二位出口货的大米现已很少出口，1971年大米出口290万美元。连续17年高居出口首位的砂糖降为第十位，1970年仅出口6500万美

元。②

（2）提高出口商品质量，适应市场需要。台湾当局充实商品检验机构与人员，对外销产品加强实施严格检验，但简化检验手续;促使厂商加强品质管理，改善商品包装，提高外销产品品质。根据市场消费者需要变化多的特点，注意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花样品种，以适应市场的独特需要。例如，1971年为迎合加拿大对化纤针织品的需要，经过改造加工，扩大了花色品种。西德成为台湾食品罐头的主要市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台湾能够保证货源，定期均衡供应;再就是包装有大有小，适合餐馆和家庭用途。

（3）开拓多元外销市场。1966年以前，台湾地区商品出口最多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国。1967年后，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出口对象。1971年对美出口额高达8.8亿美元（占出口值的41%）;对日出口占第二位，1971年出口额为2.7亿美元（大陆向日本出口值为2.8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13%。与此同时，台湾对香港出口迅速扩大。1971年台湾向香港出口额达1.6亿美元，已占香港进口的第5位（1966年居第11位）。③臺湾对加拿大和西欧的出口也有明显增长。

（4）进口原料加工工业品。欧美日等工业化国家的垄断资本为追求高额利润，转向高精尖工业，减少利润小的一般工业品。台湾利用这个时机，大量进口原料加工成一般工业品向发达国家出口。一是以“日元贷款”方式从日本进口原料、半制成品和设备，加工成纺织品出口。二是从东南亚进口橡胶，加工成轮胎、拖鞋等各种橡胶制品出口。三是从东南亚和加拿大进口原木加工成胶合板和家具出口。四是从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进口牛皮，加工成皮大衣、皮革等皮革制品出口。

（5）搞多级加工出口，赚取更多外汇。台湾在加工出口的工业中，又着重发展多次加工工业。例如，在纺织业中着重发展服装出口，用混纺布和棉布制成精加工的成衣，提高产品单价。这类商品即使在销量上受到限制，销值仍能增长。再如，塑料鞋在欧美国家比较流行，台湾厂商注意引进新品种，及时仿制，经过3年多的时间，出口品种由简单的凉鞋发展到各种高级靴鞋类。

（6）大量引进外资，利用外国新技术，发展所谓“新兴工业”，扩大出口贸易。当时新兴工业、合成纤维工业、化学工业等成为美日垄断资本角逐的对象。电子工业是台湾发展最快的工业，1971年当地有280余家电子厂，总投资额达2.3亿美元，美资占一半多，其余为日、荷资本及侨资。同年台湾外销2.5亿美元的电子产品，以美国为最大出口市场。①

（7）开辟“出口加工区”，保证出口供应。1965年以来，台湾当局先后在高雄、台中、楠梓设立3个出口加工区，3个出口加工区共有200家工厂，雇佣53000多人。1971年1月通过“加工出口设置管理条例”修正案，取消有关“加工出口区”外资企业产品在台销售的限制，并在捐税方面给以最优惠的待遇。②

2.大陆与台湾的差距

1972年大陆外贸出口金额为34.6亿美元，仅比台湾高13%。大陆出口商品多系原材料、半成品和初级产品，工业制成品出口额一般都低于台湾。纺织品出口9.16亿美元，比台湾低10%，其中服装出口2.3亿美元只及台湾的二分之一;皮革制品不及台湾的一半，橡胶制品等于台湾的42%，胶合板只及台湾的3%，塑料鞋只及台湾的5%。农产品加工品方面，大陆食品罐头出口6500万美元，只相当于台湾的一半。③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集中一点就是大陆出口商品质量和品种跟不上国际市场需要，尤其是低中档货多，高档货少。食品罐头，有的货源供应不及时，有的品质不合格。最突出的是不能适应主要资本主义市场需求的变化。例如，西德需要大陆皮大衣和其它皮件，而大陆对西德皮革商品的出口，生皮和初熟皮占相当大的比重。西德对蘑菇罐头需求大，但大陆缺货不能供应，待大陆有货时西德客商已从台湾订妥。大陆货的品质也不合消费者需求。

3.改进经营的初步意见

外贸部门提出的改进经营的初步意见主要有：（1）进口部分先进纺织技术设备，迅速改变出口商品质量和品种落后的面貌。大陆纺织品在出口中占很大比重，但棉布、服装和针织品质量比不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例如，缩小率按国际上一般标准不超过3%，大陆为5%到10%，原因是缺少定型设备精疏机。（2）增加进口原料加工工业品。这方面，大陆虽然已在进行（如进口棉花加工纺织品），但品种面窄。今后对橡胶、木材、皮革和塑料原料等都可以大量进口，加工成各种工业品出口。（3）大力发展服装出口。当时不少发达国家由服装出口国变为进口国，市场容量大。（4）大力扶持货源，建立果、蔬货源基地。（5）加强市场调查，了解市场的消费特点和习惯，注意新技术，引进新品种。这是大陆工作的薄弱一环。各级外贸公司和驻外商务机构人员对市场上出现的需求变化应该多加反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进口商品的品质、商标标记都有十分繁琐的规定和法律，特别是对食品罐头的等级标准、罐型大小、标纸字体等要求很严。对这些问题，大陆还是“心中无数”。对国外生产方面的新技术、新品种及时了解更差。因此，有必要由有关生产和科研部门，派遣专项技术人员和科研人员出国考

察。①

外贸部门整理的上述报告，显然受到了国务院高层的充分肯定。李先念1972年10月在广州接见广交会负责人时说：“我们承认外贸落后是事实。有人说小小台湾每年进出口50多亿，我们堂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每年进出口60多亿。我说没有道理，听起来很不好。我们是用自己的原料加工成品出口，台湾是进口加工成品出口。我们为什么不可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棉花进口40万吨、50万吨，不然，今后出口棉布靠国内靠不住。气魄大点嘛！要敢于胜利嘛！我们60亿同他50亿是不同的，我们是用自己的原料。我们能不能进口原料加工成品出口？我看可以！”②

（三）周恩来对台湾加工出口经验的肯定

周恩来向台湾方面释放出了善意。1973年2月1日，周恩来让秘书转告新华社对《关于怀念台湾同胞》一文的意见：行文要注意分寸，有些话不要太绝对、太过火，要全面，要人家能听得进去。6月15日，他指示新华社：《参考资料》每天要有1篇有关台湾的消息和言论，骂街的不要。

1973年6月29日，周恩来在与美国大通银行董事长洛克菲勒的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台湾的做法：我们对国际上究竟哪一个国家需要什么货物并不清楚。我很直率地说，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知道一些国家市场的需要，然后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台湾的贸易额之所以这么高，这两年通过调查，我才清楚了。它吸收了一部分外资，此外，台湾的劳动力也很便宜。③

同年10月底11月初，周恩来在与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的会谈中又讲到：蒋介石在台湾省有一个高雄港是自由港，没有税，吸引外资带着原料去建厂，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劳务费，然后把商品回销外国，这样，吸引很多外资到台湾去投资。④而且他不局限于对外宾讲，他在国务院的一次会议上曾半开玩笑地对李强说：“你这个外贸部长不如严家淦，人家在高雄搞了个出口加工区”，把外贸发展起来了。“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情况变了，我们应当多想点办法”。⑤

综上所述，20世纪60至70年代，台湾当局通过调整经济政策，实施“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创办出口加工区，大力引进外资，积极拓展多面向的对外贸易。这一系列的措施的推进，推动了台湾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从而使台湾地区进入了所谓的十年黄金发展时期。在周恩来倡导与推动下，外贸部门进行了详实的调研，总结了台湾经济发展的一些做法，對照自己的差距与不足，并拟借鉴其加工出口以扩大对外贸易的经验。

三、认识的反复与20世纪70年代初扩大加工出口尝试的中断

20世纪70年代初大陆借鉴台湾的经验发展外贸出口的尝试，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方面，国外成套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促进了大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冶金、化肥、石化等基础工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民族工业的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外贸出口的迅速扩大，增加了外汇收入，有力地支持了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1973年大陆对外贸易总额达到109.76亿美元，1975年更是达到了147.51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的45.8亿美元的2.4倍和3.2倍。其中，1973年的出口额是58.2亿美元，1975年上升为72.64亿美元，分别是1970年22.6亿美元的2.58倍和3.07倍。在港澳市场上，大陆商品所占市场比重与日本的差距不断拉近。①

然而，1973年11月初，《人民日报》刊登了严厉批判台湾出口加工区的文章。其要点为：（1）台湾以优厚待遇“乞求”外国直接资本投资设厂。从1970年到1972年，外商在台设厂投资3.35亿美元，比过去17年总额还多16.5%。高雄、台中等地规模较大的加工区几乎都是外国企业。这些外国加工工业，即外国资本家从外地运来原料、零件，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加工成品，再运到国际市场销售。（2）这些“台湾工业”实际上是外国企业“加工生产线上的一个低级坯”，台湾只是为外国垄断资本提供榨取超额利润的廉价劳动力。广大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进外国资本家的腰包。有的外国工厂4年间所获利润，相当于投资的8倍。有外国商务官员得意地说，在台湾办工厂就“象抽水机那样抽取大量美元”。（3）在台湾外国工厂生产的产品，当地民族工业一般也都有所生产。但外国工厂享受减免关税等诸多优惠条件，产品成本很低，使台湾民族工业遭受沉重打击。许多中小型企业“在倒闭的边缘挣扎”。（4）台湾农业受到很大摧残。由于这些外国工厂占用大批良田，加上苛捐杂税，造成台湾耕地逐年减少，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大批农民负债累累。近年来，台湾有100万农民为生活所迫流入城市，成为“廉价出卖劳力”的后备军。（5）结论。蒋介石集团企图依赖外国资本，在台湾扩大生产，制造虚假的“经济繁荣”，其结果只能使台湾经济更加殖民地化，从而激起台湾人民更加强烈的愤懑和反抗。②如此一来，周恩来倡导的借鉴台湾经验，扩大加工出口的尝试，当然难以为继。

从后来《人民日报》所刊文章看，上述观点得到强化，提法更趋极端。（1）台湾农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是大量引进外国资本的一个恶果。高雄、台中等地的外国工厂企业，侵占了大量最好的水田。大片良田或被外国工厂所侵占或被划为工业用地。③（2）台湾工业生产长期停滞和下降，是“由于蒋介石集团多年以来大量引进外国资本，使台湾的民族工业一直受到排挤和摧残的必然结果”。台湾工业所需原料、燃料、设备等几乎完全依赖外国进口，产品也主要是销售到外国。④台湾工业陷入困境主要是“蒋帮推行媚外经济政策”的结果。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对台湾工业产品进口严加限制，同时却向台湾大量倾销产品。⑤（3）作为台湾经济命脉的对外贸易，1975年进出口总额比前年减少10.7%，台湾经济持续两年衰退，危机日益加深。这是推行媚外卖国的殖民地经济政策，把台湾变成外国垄断资本的输出场所、产品加工地和商品推销市场所造成的严重恶果。①

1973年11月17日，毛泽东依据不可靠汇报，误认为周恩来在与基辛格会谈中说了错话。1973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恩来和叶剑英在外事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会上，江青、姚文元等参会者斥责周恩来“丧权辱国”“投降主义”。尽管由于毛泽东的保护，江青等人妄图打倒周恩来的阴谋没有得逞，但政治大气候已明显转向。周恩来倡导的以台为鉴，扩大加工出口的尝试无奈中断。

1973年扩大加工出口的尝试中断后，中国对外出口增长下降（如上表所示），大陆在香港市场的优势进一步丧失。据专业人士分析，台湾对香港轻工业品出口所以发展很快，主要是因为适应了香港加工工业发展的需要。可是，内地仍以日用消费品输港为主，部分香港大量进口而内地又能生产的原料性半成品仍是空白或出口很少。要打击台湾来货，就得大力发展原料性商品和半制成品的出口。这是提高商品适应性的重要课题。②

四、余论

20世纪70年代初，借鉴台湾经验发展加工出口的尝试，时间并不长、范围也有限，但影响深远，在中国对外开放史上留下了一段深刻印迹。这些大胆举措，对于大陆从闭关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引进利用外国先进技术，促动国民经济走出低谷，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当年尝试扩大外贸出口的具体做法几乎一一得以恢复。例如，深圳、珠海经济特区以及后来保税区的创办，就吸收了台湾加工出口区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之初，毗邻港澳珠江三角地区承接港澳台产业转移，  举办“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及补偿贸易），赢得了改革开放的先机。

（李光和，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