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福泽谕是近代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启蒙家、改革家、教育家;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主将，福泽谕吉是明治维新的主要推动者与奠基人，在近代思想史长河中两人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尽管两国在最终实现近代化的道路上天壤之别，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启蒙思想对于本国历史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本篇研究从二人的启蒙思想出发，系统比较二人启蒙之路的差异性并分析其思想价值。

一、康有为与福泽谕吉生平概况

1.康有为

康有为，字广厦，号长素，清咸丰八年二月初五日（1858年3月19日），出生在广东省南海县银塘乡（又名苏村）敦仁里祖居的延香老屋。“有为”是出生时按族谱“有”字辈起的谱名。康有为从小勤敏好学，博聞强记，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诗文亦斐然可观。1871年起，屡应童子试不售，于1876年到离银塘乡不远的南海九江礼山草堂，受业于父亲的老师朱次琦，1882年6月，他入京应顺天乡试不第，秋天南归，游览扬州、镇江、南京“道经上海之繁盛，益知西人治术之有本”，大购西书以归，还订购了美国传教士林乐知主编、劝导中国改革的《万国公报》，开始学习西方思想。1895年康有为联合应举1300多人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但最终已流血而告终失败。满清灭亡后，康有为又逆共和潮流，走上保皇道路。1927年3月18日于青岛去世。

2.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1834年出生于大阪，是丰前中津藩“回米方”福泽百助的次子。在谕吉3岁时，其父便去世，从小谕吉就失去父爱，又在中津藩经历了下级武士生活的悲惨状况，非人待遇致使在他幼小的脑海里，就埋藏下对封建等级制度的深刻仇恨。安政元年（1854年），福泽谕吉到长崎学兰学，次年赴大阪进了绪方洪庵之门。安政五年（1858年），奉藩命上京，在筑地铁炮洲的奥平家宅地内开设了学塾，即今天的庆应义塾大学，在1860年1月福泽谕吉随从幕府军舰奉行木村摄津守渡美，后来于1861年（文久元年）和1867年（庆应三年）再次渡航。通过前后共三次的海外游历经验，他对于西方文明有了系统全面的认识，使其名声鹊起的著作《西洋事情》（1866—1869年）便是其出国后的产物，后又著有的《劝学篇》、《文明论概略》更是为日本走向近代化道路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福泽谕吉于1902年2月去世，终年 66岁。

二、康有为的启蒙思想

1.抨击伦理道德，改造传统文化

康有为倾心西学，深受西学文化洗礼，对于我国古代伦理道德规范，给予了猛烈批判，力图改造和变革传统文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康有为率先提出废止女性缠足的封建恶俗礼教，并首当其冲让自己的女儿童同薇不再缠足。其二康有为主张变革科举考试内容，废除明朝以来的八股取士制度，改为策论。其三附会传统儒家经学，宣传维新思想。康有为依托圣人孔子，为其宣扬维新思想开路，其思想主张集中表现在《孔子改制考 》《新学伪经考》两部著作中，营造出孔子是改革家的身份，宣扬后世制度皆为孔子创制，俨然披着孔子的外衣进行政治变法，这也就决定了改革的不彻底性。

2.主张社会进化，发扬改革精神

康有为大胆跳出今文经学的窠臼，将社会进化附会于“张三世”与“通三统”，主张人类社会必然要经历据乱、升平、太平三世，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越来越进步，美好的世界在于未来”。“通三统”与“张三世”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由乱到治、再由治到乱，三世循环变化的社会发展理论。其思想并非庸俗的循环论，他将《周易》“变通”引入其理论，将当时流行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张三世”的“太平之世”相提并论，明确把社会政治制度进化的目标定在西方近代政体上，这样“张三世”的社会进化理论才被赋予了近代化的意义，无疑为维新变法开了一张合乎历史潮流的通行证。

3.主张革新政治，实行君主立宪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清政府惨败，吾国大梦初醒，有识之士开始反思传统儒家文化，儒家经学的立足点开始转变为向西方学习先进制度，这意味着“经世致用”思潮的正式终结。面对日本的迅速崛起，康有为认为，明治维新不过短短的三十年，却走完了西方用五百年才得以强大的历史，一跃而成东亚霸主，并与西方列强相抗衡，此乃变法之效果。大力主张效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开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在康有为看来，当下的中国是由据乱向升平转变的阶段，远未至太平群龙无首之时，在此时此地，君主立宪是政治合宜的目标。

三、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

1.主张学术独立，培养国民智德

福泽谕吉是一位独立、自由，纯粹的学者。福泽主张“学术独立”，在他看来学术与政治是相互分离的，政治是政治，学问是学问，政府有其责任，学者也应做好自己的职分，二者不可混淆。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提到：“我国的学术，是统治社会的学术，是政府的一部分”。他认为这是不纯粹的，学术应当“独立于政治”。福泽谕吉认为进入文明社会，人与人的联系就会变得纷繁复杂，私德就不能在顺应社会的发展，强调公智公德的作用，只有追求智慧与道德，才能顺利进入文明世界。

2.涤清社会风气，主张变革人心

福泽谕吉认为要想进入文明社会，就必须将浸润人心的社会风气扫除干净，这就需政府与人民的互相协助，不能单依靠政府的的力量，若是依靠政府的“虚威”，难起作用，需要一定的示范者，福泽谕吉认为他们学习西方文明的这些学者可以发挥其作用，担任起人民的榜样，广泛为人民做实验，起到带头人的实例。福泽说道：“第一之急需，是一扫旧习的惑溺，吸取西洋的文明精神。”

3.发展实学思想，倡导独立自由

福泽在他的《劝学篇》中谈到：“把那种不实际之学置为次要，专努力于接近人的普通日用的实学。”福泽把空疏迂阔的汉学与“接近人的普通日用”的实学相对置也并非其首创精神，丸山真男先生在评价福泽的实学思想时提道：福泽的实学即“东洋传统的“实用主义”在新历史阶段的再现而已。福泽实学中的真正“革命”转回，实际上并不在于学问与生活的结合和学问的实用性之主张中，其问题的核心在于学问与生活如何结合的结合方法上。

四、二人的启蒙思想之路比较分析

福泽谕吉与康有为虽处于同一时代，也都“师从西方”，但二人思想主张却有很大的不同。他们都主张学习西方，都强调平等、独立的思想，但是对于儒学的态度、以及学习西方文明的顺序上存在很大偏差。毫无疑问康有为是在继承儒家思想的基础上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制度，而福泽谕吉认为儒学阻碍了社会发展，对于儒学以摒弃的态度，尽管他认为西方文明也非尽善尽美，但至少优于日本，故应该学习西方文明，所以说比起康有为;福泽谕吉学习西方文明的态度更为坚决、更彻底。

康有为与福泽谕吉作为中日近代思想史上两位巨匠，他们的启蒙思想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使得日本顺利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而康有为的救国方案却不那么成功，究其原因还是二人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造成的，康有为所处历史环境是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中国，救亡图存的任务远大过于启蒙;而福泽谕吉所处的是君主立宪已经初步形成的日本，故此结局大相径庭，但是不可否认，两位启蒙思想家对于本国启蒙道路做出的巨大探索。

作者简介：任亚楠（1996.0529），女，汉族，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