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溶婧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0)

一、问题的提出

(一)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综述

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者开始对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范力达[1]介绍了人口迁移的均衡模型和非均衡模型的基本假设，并讨论了模型的适用条件。于潇、李袁园、雷峻一[2]等基于“五普”和“六普”的比较，分析了省际人口迁移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认为人口因素中迁入人口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关联度最为密切，在经济因素中虽然投资与经济总量之间存在较强的关联关系，但不及迁入人口与经济总量之间的关联程度。这表明人口迁入将会对迁入地区的经济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史桂芬、黎涵[3]从劳动力结构视角分析，通过回归分析得出，在1%的显著水平下，人口迁移和人口迁移与劳动力结构交乘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但劳动力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回归却不显著。王化波[4]研究我国跨省的户籍人口迁移与迁入地经济发展速度和居民生活质量有密切的关系，而非户籍人口迁入仅与城镇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关。张明如[5]利用模型分析劳动力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选取了广州和深圳，得出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迁移带来的经济增长模型能解释两地经济增长差异，又选取了上海的数据做纵向对比分析，解释了不同年份的经济增长差异。

笔者在之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1997—2018年郑州市GDP和人口迁移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将人口迁移变量引入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出职工工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匹配、人才资源匮乏以及科学技术落后是人口迁移影响郑州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的结论。

(二)郑州市经济发展的现状

郑州市作为河南的省会，地处河南省的中北部，是全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城市，对河南省其他地级市以及临近省份城市产生着巨大吸引力。与2017年相比，2018年郑州市常住人口增加了25.5万，突破1 000万，正式跨入超大城市行列。

近年来，郑州市凭借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契机，经济快速发展，2018年，经济总量突破了万亿大关，加入“万亿元俱乐部”。国内生产总值方面，2018年，郑州市经济实现健康平稳发展，生产总值达10 143.3亿元，比上年增长8.1%，人均GDP达101 349元。三大产业方面，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147.1亿元、4 450.7亿元、5 545.5亿元，较2017年分别增长2.1%、8.1%、8.3%。财政收支方面，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1 152.1亿元，增长9.0%，其中税收收入完成859.5亿元，增长10.9%；非税收收入所占比重持续下降，非税收收入的减少将有利于减轻企业的负担和成本，使其更有机会扩大生产，促进经济增长。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1 763.3亿元，增长16.4%。2018年，郑州市财政支出在人才公寓建设、医疗卫生、市民公共文化服务区建设等民生方面进行大量投入，民生支出1 402.9亿元，同比增长17%，占全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9.6%。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方面，郑州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 105元，比上年增长8.3%。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 042元，增长8.3%，人民的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也上了新台阶。社会零售总额方面，2018年，郑州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4 268.1亿元，人均消费性支出26 256元，比上年增长5.1%。人口净流入能够增加有效需求，促使企业扩大生产投资，增加产出[6]。

郑州市作为中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经济发展条件和政策惠及度相比其他城市更具优势，对人口迁入有更大的吸引力。基于推-拉理论和人口迁移定律理论，郑州市宽松落户限制、学习和就业机会以及良好经济发展状况吸引更多人来郑州市投资创业。人们的迁移行为是理性的，其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会选择去经济发展程度较好的地区，因此郑州市经济高速发展会对人口迁入有一定的拉力。

二、郑州市人口与劳动力变动分析

(一)迁入规模

“十二五”期间，郑州市是河南省唯一的人口净流入地区，数据显示，外省流入河南的人口中的37%流入郑州市，省内流动人口中的60%流入郑州市[7]。郑州市历年的人口迁移情况如表1所示，特别说明因2010年，郑州市对原来为躲避计划生育未上户口的黑户进行统一入户和放开入户制度，所以2010年郑州人口出现激增，为了数据的连贯性，将2010年数据进行保留。从表1可以看出1997—2018年郑州市人口净迁移率为正，说明郑州市处于人口净流入状态。

表1 1997—2018年郑州市人口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郑州市统计局历年人口数。

注：郑州市统计年鉴没有关于人口迁移的统计数据，借鉴之前学者运用年末人口和自然增长率计算人口净迁入数[8]。

(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人口自然增长和迁移流动累积的结果,对人口再生产的速度、数量、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劳动力供求和人力资本积累相关，有利于未来为地区经济发展输送劳动力人才。

根据表2可知，2007—2017年郑州市≤1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低于河南省水平,但郑州市≥15～≤64岁的劳动人口所占比重高于河南水平，这反映了人口迁移充实了郑州市劳动力市场，为郑州市经济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资源。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越大,对经济的推动力也就越显著，2017年70.3%的≥15～≤64岁人口所占比重处在较高水平，42.2%的总抚养比暂时未到人口红利消失的临界值(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称为人口红利期间)。随着城镇化建设，未来郑州市还存在几年的人口红利期。倘若“智汇郑州”人才引进政策持续发挥作用，将吸引人才回流，人口红利期或许还将会延长。近年来，郑州市处于转型升级阶段，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需要大量高素质、懂技术的复合型创新人才。国际上认为，≥65岁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于7%。[9]从表2可以看出，2017年郑州市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重达到10.2%，说明郑州市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重必然伴随着创新能力、适应能力以及知识更新能力减弱，从而制约产业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表2 2007-2017年郑州市和河南省人口年龄结构

数据来源：2006—2018年《河南统计年鉴》。

(三)人口迁移伴随人才的流失

人口迁移伴随着人力资本的流动，造成大量的人才流失。由图1可知，虽然郑州市属于河南省唯一的人口净迁入城市，但2005年以来郑州市每万人中小学生在校人数减少，除了受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影响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素质人才会伴随着人口迁移流失。每万人中在各类学校的在校本专科学生人数虽然在持续增长, 但与临近西安6所“双一流”高校和武汉7所“双一流”高校相比，郑州市高校资源匮乏，仅有郑州大学入选“双一流”高校，依旧显现出郑州高校对人才吸引能力较弱。郑州市对高素质人才就业吸引远不如北上广深，在郑就读的大部分本专科生以及更高学历的人才会选择去东部经济发展更好的地区就业，造成人才的流失，从而不利于郑州市未来经济发展储备人才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未来郑州市要加大对“智汇郑州”人才引进政策的支持力度吸引高素质人才进入郑州市，以此才能弱化因郑州市高校匮乏带来的人才短缺问题。

数据来源：郑州市历年教育基本情况统计。

图1 1998—2017年郑州市每万人在校学生数

三、模型构建

(一)相关性检验

为检验郑州市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关系并且将迁移人口作为内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对1997—2018年郑州市经济增长率与人口净迁入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从而使得结果更能反映真实情况，如表3所示。

表3 1997—2018年郑州市GDP增长率以及迁入人口数

数据来源：GDP增长率来自郑州市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注：Y和X分别为GDP增长率和净迁入人口数。

1.单位根检验

众所周知，时间序列具有随机性和非平稳性，直接运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会出现伪回归，结果就没有任何意义。为了使时间序列数据能更真实地反映结果，防止时间数据不满足数据平稳性要求，首先，对1997—2018年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运用stata 14.0对时间序列Y和X进行ADF检验，确定时间序列是否为单位根过程，结果表明变量为非平稳序列。其次，对数据进行二阶差分的单位根检验，通过结果可知，时间序列Y在1%的置信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为-4.667 883，ADF检验值为-4.803 523，小于相应的临界值，从而拒绝原假设；时间序列X在1%的置信水平下，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为-4.667 883，ADF检验值为-5.474 530，也小于相应的临界值，从而拒绝原假设。非平稳时间序列Y和X进行二阶差分后都为平稳数据，满足协整检验的要求。

2.协整关系检验

由ADF检验得知，Y和X为二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对其进行协整回归。由于ADF检验得出残差序列接受原假设后，经过二阶差分得到在1%、5%、10%显著水平下的临界值。D(Y,X)在1%的置信水平下，二阶差分单位根检验的临界值为-4.800 80，ADF检验值为-5.093504，小于相应的临界值，从而拒绝原假设。从协整检验结果可知，估计的残差序列在1%的显著水平下稳定。由此可知，1997—2018年郑州市GDP增长率与人口净迁入具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二)模型的建立与推导

为了使模型更简便易算，对模型中的变量做一些基本的假设[10]：(1)假定μ+n+g=0.1，其中μ是折旧率，n是人口增长率，g是技术进步率；(2)假定人力资本投资率SH和物质投资率SK是外生的且固定不变；(3)假定迁移人口都是劳动力且能实现充分就业。

将人口迁移加入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11]，生产函数为柯布道格拉斯，为了方便讨论先假设人口迁移率是固定的，然后再讨论人口迁移率变动情况下郑州市人口迁移变动对经济的增长。

Y=K(t)αH(t)βAL(t)1-α-β(α>0,β>0,α+β>0)

(1)

式(1)中，Y为总产出水平，K为迁入地的物质资本，H为人力资本，L为劳动力，A为技术进步，AL为有效劳动，t为时间。另外，考虑到动态过程中要素数量的变化，则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劳动资本及技术水平的动态方程为：

(2)

式(2)中，sKY(t)为总产出中物质资本投资，sHY(t)为总产出中人力资本积累投资。

(3)

将式(1)变形为密集函数形式为：

y(t)=k(t)αh(t)β

(4)

联合式(3)和(4)式可得有效人均物质资本积累方程为：

k*(t)=SKk(t)αh(t)β- (n+g+μ)k(t)

(5)

h*(t)=SHk(t)αh(t)β- (n+g+μ)h(t)

(6)

为方便计算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影响强度，引入:

(7)

考虑到人口迁移因素所引致的人口增长率变化为(6)和(7)变式：

k*(t)= sKk(t)αh(t)β- (n+m+g+μ)k(t)

(8)

(9)

根据新古典增长理论，在经济达到平衡增长路径时，有k*(t)=0，h*(t)=0，此时经济增长达到平衡增长状态，投资只满足用于新增人口(包括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及折旧，总产量以不变速率(n+m+g+μ)增长。

(三)实证及结果分析

令y*、k*、h*为平衡增长路径上的y、k和h值，下面等式成立。

SKk*(t)αh*(t)β=(n+m+g+μ)k*(t)

(10)

(11)

对式(10)和(11)两边取对数求解可得：

(12)

(13)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对密集生产函数两边取对数得：

lny*(t)= αln*k(t)+ βlnh*(t)

(14)

将式(12)和(13)代入(14)方程中，即得：

(15)

由此表明，决定人均产出变化的因素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产出弹性、人口增长率、人口迁移率、技术增长率和资本折旧率，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变化都会导致人均产出发生变化。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α、β以及其他数值已知且固定时，最后用式(15)计算郑州市人口迁移率产出差异。

为了实证分析人口迁移与郑州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选取的变量数据为郑州市1997—2018年人口净迁移率。在实证研究中将其他参数设定固定值，参考保罗·罗默原文中的数据，即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不同的两个时期进行生产，相邻两个时期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和技术进步率，即：α=0.35，β=0.4，n+g+μ=0.1，则以2018年郑州市迁移率(1.8%)和2017年郑州市迁移率(0.94%)为例：

lny*(2018)- lny*(2017)

=1.6ln(1.9)-3ln(1.1)

=0.74

即：y*(2018)/y*(2017)≈2.096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2018年人均产出是2017年的2.096倍，以此类推可以得到1997—2018年郑州市人口迁移强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见表4)。由表4可知人口净迁移率为正值且比上一年增加时，对郑州市经济影响强度将大于1；当人口净迁移率为正值且比上一年减少时，对郑州市经济影响强度将小于1。由于2010年人口变动较大，其得出的结果说服力较小，但为了保持时间序列的连续性，保留了2010年人口净迁移率的影响强度。

研究结果表明，郑州市作为人口净迁入地，当其他因素不变时，人口迁入会带来迁入地的人均产出增加，其迁入人口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显著。计算得出的1997—2018年经济影响强度都是正数，得到的结果与郑州市1997—2018年实际经济变动趋势相一致。

表4 1997—2018年郑州市人口迁移变动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强度

1.科技人才匮乏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力人口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协调。较高人口素质和劳动力水平可以促进一个地区生产能力的提升和产品的创新。郑州市经济虽然得益于中部崛起的国家发展战略，但由于其技术创新的基础薄弱、对科技投入有限、创新环境不佳等，难以吸引更高素质的人才，因此带来创新效率低下、R&D溢出效应比较低等问题，阻碍郑州市经济发展。

2.新型工业相对落后

随着经济的发展，传统工业地位逐步下降。传统工业虽然有较大产能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效应，但随着经济发展的深化，传统工业的产品市场逐步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行业生产力过剩，非意愿存货增加，企业盈利能力下降。另外，传统产业具有能源消耗大和工业污染严重等弊病，不利于郑州市生态文明城市的建设，从而影响居民的生活环境质量，更不利于吸引人才。

3.基础设施建设速度滞后于人口和土地积聚速度

基础设施建设是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基本条件，也是吸引人才流入的关键因素之一。2017年郑州市常住人口和建成区面积呈现增长态势，分别比2017年增长了1.6%和9.62%，但区域内年末出租汽车运营数量和年末供水综合生产能力呈下降的趋势。随着郑州市人口的不断增长，相应的基础配套设施也应有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从而实现郑州市的经济可持续发展。

4.职工工资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

纵向来看，近几年郑州市经济发展迅速，职工工资水平相较于2010年有大幅度提高。但从横向来看，与周边省会城市的平均水平相比，郑州市职工工资水平很低。在5个周边省会城市中，2017年，在岗职工工资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武汉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9 684元、西安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7 774元、合肥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7 484元、太原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1 026元、郑州市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70 486元。郑州市的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排在5个省会城市的末尾，但其2017年的国民经济总量在5个省会城市中排名第二位，经济发展水平与在岗职工工资水平有一定的差距。

四、结论与建议

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构建了关于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模型，将人口迁移内生化，计算得出郑州市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具有显著关系，这与理论分析结论相一致。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迁移对郑州市经济有推动作用，但也受到地区科技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职工工资发展水平的影响。人口迁移使得大量人才、技术工人向郑州市集聚，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活力，从而促进了郑州市经济增长。

第一，郑州市≤15～≤64岁的劳动人口占比高于河南平均水平，人口红利暂未消失。劳动力人口对城市来说，就是人力资源，也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现行“智汇郑州”人才引进政策可以继续推行，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比重，建立人才专项资金，以此留住人才，从而使得人力资本伴随人口迁移流入郑州市。未来郑州市经济稳定发展不仅要依靠劳动力丰富的人口红利的优势，也要依靠人力资本优势，再次实现人口红利优势[12]。

第二，郑州市知名高校数量相较于临近的西安市和武汉市较为缺乏，同时在郑州市高校就读的学生也会去往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就业，造成人才流失。政府应该加大在教育方面的财政投资，支持郑州市高校建设，为本地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第三，河南是农业大省，郑州市吸引的人口大部分为周边城市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政府应与之相应的建立城乡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力就业市场[13]。由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素质较低，政府应积极举办免费职业讲座和职业培训班，提高他们的职业技能以及劳动素质。为了保持郑州市经济发展活力，推动城镇化进程，政府应该合理引导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入，解决非农化过程中就业、居住、社会保障等问题，从而使得郑州市经济、环境和人口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