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萍 李胜兰 陈同合

(1.广州越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广东 广州 510263；2.中山大学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3.广州越秀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0263)

一、引言

创新在中国经济转型阶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2018年中兴通讯事件再次表明中国企业亟需加大R&D投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1根据产业组织理论，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内生性策略选择，与之相对，并购是企业外延式成长的一种策略选择，两者相互影响。并购作为资本市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可以整合产业链，进行资源再配置，化解产能过剩，同时，企业需要吸收整合并购资源，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异质性资源，才能完成转型升级。这里的异质性资源是指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具有价值的、稀缺的、难以模仿和难以替代的资源(Barney, 1991)[1]。因此，并购后，企业是否会增加R&D投资，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是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近年来，随着并购活动的持续活跃2，创新作为并购的“事后效应”，已受到学术界的关注(Phillips and Zhdanov, 2013；任曙明等，2017)[12][22]，然而，研究结论尚不统一。一方面，有学者认为，由于并购双方的资产存在互补性，并购扩大了主并企业的知识储备，提高了研发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进而促进了企业创新(Lerner et al., 2011; Cefis and Marsili, 2015)[10][4]；另一方面，并购本身具有复杂性和高风险性，并购后的资产整合分散了管理者的注意力，进而可能导致其R&D投资动力不足，研发流程偏离甚至中断(Hitt et al., 1996; Bena and Li, 2014; Seru, 2014)[9][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