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萌，季乃礼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350)

“政治文化”是20世纪50年代由美国政治学家G·A ·阿尔蒙德首先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被界定为“政治行为的主观倾向”，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在政治文化概念提出后的十几年，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优秀作品，但也随之收到了来自各方的批判，逐渐被边缘化。直到80年代，政治文化研究呈现出“复兴”之势。与此同时，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涌入，政治现象的解释以及政治学科的发展亟需新的研究视角。因此，“政治文化”概念在80年代一经引介，便在国内掀起了研究热潮。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政治文化的理解也变得复杂多样：有人认为政治文化的构成只有政治心理层面；有人认为政治文化的构成除了政治心理之外还有政治思想层面；更有人把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归为观念性政治文化，而政治制度归为实体性政治文化。[1]24-28这几种划分方法也构成了政治文化狭义、中义和广义的概念。对于政治文化的理解，我们不妨认同徐大同先生所言：“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基本倾向或心理方面，它包括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普遍奉行的一整套政治态度、信仰、情感、价值等基本取向。它由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民族气质、宗教信仰、政治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等因素形成，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或每个政治角色的政治行为方式、政治要求的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它是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是深藏于政治显秩序下的隐秩序。政治行为是它的外部表现，政治制度是它的凝固形态，政治学说是它的理性升华。”[2]27

改革开放以前，国内对于政治文化的研究尚处于萌芽阶段，直到1987年第一次全国性的传统政治文化研讨会在吉林大学举行，标志着国内政治文化研究的开端。时至今日，中国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兴未艾。就学科发展而言，一定时期内对政治文化的研究状况进行分析总结，有助于及时了解该领域的发展现状、学术前沿，总结上一阶段的研究特点、问题以及更好的把握未来的研究方向。到目前为止，虽有不少学者对政治文化的研究进行过梳理，但局限于时间，尚不能概括最近几年的发展状况，并且大多数文章对文献资料的复述过多，述评方面稍有欠缺。与此同时，随着信息管理科学理论与实践的迅速发展，文献综述的写作范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即由内容描述范式、信息计量范式向知识图谱范式转换。[3]101-109知识图谱研究范式较前两者而言具有信息统计优势和可视化效果。因此，本研究尝试基于知识图谱理论，运用美国德雷克塞大学陈超美博士研发的CiteSpace软件对国内有关政治文化的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以期达到一目了然的效果，从而较为全面地探究当前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整体性研究状况，同时总结问题，展望未来。

一、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学术网络出版总库(CNKI)期刊全文数据库。在文献搜索方面使用高级搜索，以“政治文化”为主题词，以“CSSCI”与“核心期刊”为限定项在“哲学与人文学科”“社会科学Ⅰ辑”“社会科学Ⅱ辑”进行了初步的搜索，共检索到2019年以前的2911篇文章。然后对检索结果进行数据清洗，通过查重、人工剔除与主题不符以及缺乏作者、关键词和摘要的文献(有的需要补录)，最后得到1172篇文献作为主要分析文献。

在数据处理上首先采用了CiteSpace软件,将搜索到的文献以Refworks格式导出，在CiteSpace软件上进行格式转换，将时间节点设置为1986年-2018年(根据最终检索到的文献最早为1986年)，时间切片为2年，其他值为默认值，对作者、机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或聚类分析，生成相关知识图谱。其次，还采用了NoteExpress和Excel作为辅助分析软件。NoteExpress主要进行文献管理和词频分析，Excel用来绘制表格、折线图和柱形图。最后采用定性方法对正文进行解读，以便进行深入分析，同时实现对研究方法的统计。

二、数据统计与分析

(一)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力量

1.作者

作者是研究的主要力量，具有一定影响力的作者是该学科科研实践的一个缩影。特别对于核心作者及其合作关系的挖掘，可以快速把握该领域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的新动向。通过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依据发文量得出核心作者列表(见表1)和合作关系共现图(见图1)。

表1 核心作者列表

如表1所示，自1986年以来，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葛荃，其次是戴玉琴、李娟、伍俊斌、傅安洲、陈元中等。就整个政治文化的研究群体而言，大多数作者的发文量在1—2篇。

而图 1 显示了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其中节点代表相应作者，节点越大或字体越大代表作者发文量越多，连线粗细代表作者之间的合作强度。同时，该图谱还计算出相应的密度为0.0005(为了便于观察，已手动拖拽增加了密度，但不影响分析)。可以看出，该图谱密度较低，图中节点多为独立节点，连线较少，整个图谱是散点状，而没有呈现出合作的网状分布，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作者研究的封闭性。但我们仍能注意到以葛荃和傅安洲为核心的合作关系略呈网状，同时以李娟、丁志刚和刘彤为中心的合作关系较多。经查阅以葛荃为中心的作者之间属于师承关系，傅安洲与合作者大都是中国地质大学的教师，属于同事关系，以李娟(江南大学)、丁志刚(兰州大学)和刘彤(东北师范大学)为中心的合作关系基本属于师承关系。除此之外，合作较少的戴玉琴、伍俊斌、周庆智、赵轶峰、李路曲、金太军、杨绘荣、丛日云等侧重于农村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理论、明代政治文化、印度政治文化、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西方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图1 作者合作关系共现图

(2)研究机构

对于研究机构，通过选取institution类型，生成合作机构网络图谱(见图2)，同时依据发文量导出核心机构列表(见表2)。

表2 核心机构列表

表2列出了发布论文数量在4篇以上的机构，排在前三位的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图2所示的合作机构网络图谱展示了机构间的合作关系，这里通过修图仅保留了核心机构合作关系图，同样由于密度小需经人工拖拽才达到下图效果。该图谱同作者合作网络图谱一样并未形成网络化的合作关系，因此我们可以再次判断学者们对政治文化的研究合作较少。

但是相比较而言，排名前三的机构对外合作的较多。经过分析，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合作机构分别是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山东大学政治学流动站、山东大学亚太研究所，这几个机构同属于山东大学，可以说没有进行对外合作。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分别与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西南交通大学政治学院、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对外合作较多，分别涉及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本科生办公室、中共重庆市委党校、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政治学教研部、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政法学院。经查阅分析，这三个核心机构无论对外合作机构如何，论文作者基本都是师承关系，这进一步判定了政治文化研究合作的封闭性。

图2 机构合作关系共现图

(二)政治文化研究的主题聚类分析

关键词是文章核心内容的概括和提炼，对某一领域相关文献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无异于分析该领域的研究内容。因此，运用CiteSpace软件中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呈现当前政治文化研究的全貌，而通过CiteSpace聚类得出的若干主题是对关键词共现结果的分类整理。

图3 关键词聚类图谱

图3是不同版本的CiteSpace对政治文化相关文献关键词进行聚类所呈现的图谱(版本不同，可视化效果不同)，但聚类结果相同，可以说本次聚类还是比较成功的，因为Modulariy Q=0.869，Mean Sihouette=0.3508(一般来说Modularity在 0.4-0.8之间适合聚类，Mean Sihouette值在 0-1 的区间内，值越高越表明同一聚类内相似性越强)。聚类共显示了23个结果，过滤掉非显性主题，还剩18个主题词，分别是#0 传统政治文化、#1 人生观、#2 中华人民共和国、#3 北美洲、#4公民文化、#5 政治文化、#6 政权、#7党内政治文化、#8中西政治文化、#9思维形式、#10传统政治思想、#11全球化、#12政治思想、#14孙中山、#15俄罗斯、#16政治合法性、#18参与政治、#21政治发展观。

表3 关键词共现表

主题聚类是将相似程度较高的关键词汇总起来，由上述聚类结果可知有关政治文化的研究纷繁复杂，为了进一步分析，结合文献阅读，我们将上述聚类结果再次提炼，得出以下主题：

(1)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思想。学者们对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大多数是基于一个层面，如朱日耀所言：“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社会政治心理构成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三个层次，在这三个层次中，社会政治思想占据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制高点。”[4]43-48对这一主题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部分：第一，传统政治文化理论研究。包括刘泽华、徐大同、葛荃、罗予超、王庆五等对传统政治文化内涵、结构、特点、成因等方面的研究与阐释。第二，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文化研究。例如文章《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先秦政治文化的历史分期》《北朝政治文化探析》《北宋“进奏院狱”的政治文化解读》《元朝“四等人制”中展现的政治文化观》。第三，不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人物思想与政治事件研究。包括《魏源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认知》《多元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元代江南士人》《胡安国的“王道观”与宋代政治文化关系考究》《王安石变法中的政治文化》。第四，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研究。包括文章《传统政治文化对现代政治发展的双向影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范式转换》《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实现路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的目标定位》等。

(2)全球化与政治文化建设。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全球化的影响逐渐加深，特别是文化领域的冲击使不少学者开始关注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政治文化的建构问题。有学者认为：“全球化给中国政治发展既带来了机遇又带来了挑战。一方面，全球化带来了更为丰富的政治文化资源，促进人们的政治心理和政治观念更加开放、民主，同时全球化促进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与全球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政治文化的本土化与全球化的碰撞引发了的政治心理的动荡，特别是政治文化多元化带来的政治思想的混乱会动摇部分人的政治信仰，使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理论遭遇挑战。”[5]67-69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文化不断趋同的同时，也加剧了地域性文化的自我认同,激发了文化的异质性。因此，有学者建议：“一方面扩大现代化的目标视域，积极借鉴西方政治文化中的合理因素和有利成分；另一方面也应当从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提取独特的有效资源。”[6]80-88全球化下中国政治文化如何建构？有学者提出：“我们应采取理性的态度来面对全球化对我国政治文化带来的挑战，正确认识我国政治文化现状。要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加强主流政治文化建设、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对中西政治文化综合创新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来科学建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7]58-61

(3)政治亚文化与政权合法性。政治亚文化是与主导政治文化相对应的概念，二者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政治亚文化丰富了整个政治文化的内容，体现了主导政治文化的民主性和包容性；另一方面，政治亚文化可能会分化人们的认同感，削弱主导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效果，影响政权的合法性。[8]32-35因此，对政治亚文化的研究有助于发扬民主，维持社会稳定及政权合法性的建设。在对政治亚文化的研究中少数民族政治文化、农村政治文化和网络政治文化是重点，除此之外还包括对大学生政治文化、居民政治文化、中间阶层政治文化的研究。

(4)政治参与和政治文化。政治参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与政治文化的联系极为密切。在政治参与过程中，人们可以发展政治认知和技能，提高自身的主体意识，增强政治认同，营造政治文化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环境。[9]38-45同时，发展政治参与可以调节主导政治文化和亚政治文化之间的张力。有学者提出“参与型政治文化”的概念，把它作为中国特色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认为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我国当前主导的政治文化，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国家的民主、廉政和法治建设。[10]100-117因此，政治参与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政治文化发展的动力。学者们对政治参与的研究从未间断而且涉猎广泛，不仅包含对不同群体的政治参与研究，而且对政治参与的形式研究也多种多样。

(5)公民文化。公民文化亦即公民政治文化，它是政治文化研究的起源，由美国政治学家G·A阿尔蒙德于1956年提出。他将政治文化分为三种类型:地域型文化、臣民型文化和参与型文化。G·A阿尔蒙德和S·维巴通过对英、美、德、意和墨西哥五国的经验调查认为，“公民文化”是由这三种类型政治文化交汇而成的，它所体现的是现代文化与优良传统文化的结合。[11]31-36国内学者对公民文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公民文化的概念、公民文化的特点、公民文化的功能及公民文化的培育方式上。特别是在公民文化的功能方面，大多数学者认为公民文化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和要义，是政治现代化和政治转型的基础，是公众认同和社会稳定的内驱力。因此，对于公民文化的培育，既要从宏观角度出发，在经济、公民社会、制度和教育方面进行建设；也要从微观出发，整合公民的价值系统，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监督意识、法治意识和政治宽容意识。[12]60-62

(6)党内政治文化。由于政党政治的发展，政党文化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执政党的党内文化对政治功能的发挥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上阐述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政治生活的灵魂，对政治生态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13]181同时，十九大党章将“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列入其中。关于党内政治文化的内容，习近平强调，“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14]84。事实上，自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就比较重视党内政治思想和政治文化的建设，随着党建的发展，十八大以来党内政治文化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因此，学术界最近几年对党内政治文化的研究迅速增加，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学者对党内政治文化的时代价值及其建设路径研究颇多。[15]30-36

(7)国外政治文化与比较研究。政治文化是一个外来概念，对政治文化的研究不可避免要涉及国外政治文化及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国外政治文化的研究一方面包含了对政治文化的理论探源，另一方面包含了具体国家的政治文化，其中研究最多的是美国政治文化和俄罗斯政治文化。中西政治文化的比较研究大多基于对政治价值和政治行为的差异阐释，同时也进行一定意义上的启示和预测研究。而对于这一主题研究的作者和期刊来源大多属于国际关系、西方政治思想和比较政治领域。

(8)政治文化理论研究。自政治文化研究兴起，有关它的理论研究从未停歇。对政治文化的理论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80年代和90年代，学者们集中阐释了政治文化的概念、内涵、功能、结构层次、主要特征、实质和属性等，为政治文化基础理论的建构打下了基础。第二，21世纪前十年，随着新时期的到来和全球化的发展，学者们对转型时期政治文化的变迁研究逐渐增加，促进了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发展。第三，2010年以来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朝着多方向发展，其明显的特征是研究深度增加，研究方法得到更多关注。(1)包括伍俊斌《推进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之基本路径论析》(发表于2011年《中州学刊》)；佟德志《政治文化的层次结构与要素分析》(发表于2012年的《晋阳学刊》)；丛日云，王路遥《关于政治文化研究“复兴”的争议》(发表于2013年的《教学与研究》)；李路曲《政治文化研究的概念困境》(发表于2013年(上海师范学院学报))；周庆智，郑建君，陈承新，张明澍《2012年度政治文化学科发展综述》(发表于2013年《政治学研究》)；张悦《向度中的文化价值——理解政治文化结构的另一种尝试》(发表于2013年的《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卢春龙《政治文化研究的多元历史传统:一个方法论的分析》(发表于2014年的《学习与探索》)；梅祖蓉《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两种类型之比较——兼论心理文化分析法的困境与前景》(发表于2015年《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佟德志《基于合法性的政治文化模型研究》(发表于2015年《天津社会科学》)；高秉雄，吴慧之《政治文化研究中的范式转换》(发表于2015年的《社会主义研究》)；张纯，王云霞《我国国民性在政治文化变迁中的重塑》(发表于2016年的《行政论坛》)；王树亮《政治文化内质演变与功能循环的政治体系分析》(发表于2017年的《江汉论坛》)；袁明旭《政治文化的主体结构功能及其系统优化研究》(发表于2017年的《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9)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社会化和思想政治教育都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议题。政治文化的发展和传承需要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在对政治社会化的研究当中，主要集中在政治社会化的内涵、政治社会化与思想政治教育及公民教育的关系、政治社会化的载体、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化、网络政治社会化、国际政治社会化、大学生与青年政治社会化、乡村与民族地区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实效性以及政治社会化的传统资源[16]64-73等方面。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大多与政治社会化相似，二者相互结合，特别是对于大学生和青年群体的研究颇多，这可能是因为对大学生和青年群体的思想塑造比较重要，且大学生群体比较集中，易于调查。[17]95-104

(10)政治心理。政治心理是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要范式，阿尔蒙德曾在《比较政治学》一书中将政治文化定义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国内学者对于政治心理的研究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人格、政治效能感。我国对政治心理的研究起步比较晚，文献相对比较新，且出现多学科交叉视角(包含与生物、医学相交叉的视角)，研究方法也更加偏重实证研究，例如张小劲，陈波，苏毓淞在2017年发表的《差序政治信任的城乡比较——基于2015年中国城乡社会治理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张海东，邓美玲在2017年发表的《新社会阶层的政治态度测量与比较研究——基于六省市调查数据》；范柏乃，徐巍在2014年发表的《我国公民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0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等。总体来说，政治心理这种微观的研究范式创新了政治文化研究的视角和方法。

(三)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演化

本文通过Excel 软件对相关文献进行统计，得到论文发表的年度分布图(见图 4)。由图可知，我国政治文化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80年代至今相关论文的发表量在整体上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虽然1987年以前零星存在有关政治文化的研究，但是核心期刊上尚未出现此类论文，可以忽略不计。自1987年起，特别是1987-1989年期间，有关政治文化的研究突增，论文量在1989年达到第一个峰值。随后，从1990年到1997年，学者们对政治文化的研究热情暂退，每年的论文发表量停留在个位数。1998-2010年，论文数量开始逐渐增长，由11篇增长到了64篇，虽然期间个别年份有所下降，但幅度不大，不影响整体的增长趋势。2011-2018年的论文发表量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整体论文数量高于2011年以前，并占据检索论文总量的55.5%。期间出现了三个峰值，分别是2012年、2014年和2017年。

图4 论文发表情况年度分布图

为进一步了解该领域的历史演化情况，本研究在形成关键词主体聚类图谱的同时生成了主题聚类的时序图(见图 5)。结合图5，我们发现有关传统政治文化的研究最早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且存在于各个研究时段当中。1987年，第一次全国性的传统政治文化研讨会在吉林大学举行，标志着国内政治文化研究的开端，且1989年中国第一套传统政治文化书籍出版。因此，在1989年前后国内出现了政治文化研究的第一个高峰。而在1998-2010年之间出现的热点主题包括：公民文化、中西政治文化、全球化、俄罗斯。同时对这一阶段的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发现排名靠前的是：公民文化、政治社会化、和谐社会、现代化、全球化等。结合史实，中国在2001年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在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这些时政热点促使政治文化的研究在2000年和2004年出现了两个小峰值，且带动了有关公民文化、西方政治文化和政治社会化的研究。2011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强调了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提出了建设文化强国的愿望，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得到普遍倡导，在图5中我们可以看到2012年左右出现了“信仰培育”、“价值形态”和“价值观”等字眼。2014年，习近平同志继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又明确提出“文化自信”。2017年，十九大报告前后又强调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因此我们可以看到“#7党内政治文化”聚类主题的形成。“#7党内政治文化”时间轴中自2006年开始强调“政党文化”和“执政文化”以来到2017年左右对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视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文化建设的延续性和创新性。总而言之，在十八大强调文化建设以来，我国有关政治文化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图5 主题聚类时序图

(四)政治文化研究的方法分析

在政治学当中既有以思辨为主的规范研究，也有以量化为主要特色的实证研究。这二者是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主要类别。以此为基础，并结合文献阅读情况，我们发现政治文化的纯理论和思辨性的研究占据总样本量的63.5%，实证研究则占据36.5%。在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中，以统计调查为主的量化研究仅有39篇，以个案为主的质性研究21篇，量化和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混合研究1篇。就时间分布而言，如图6所示，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数量都在随着年份的增加而增加，但几乎所有年份中规范研究的数量都要高于实证研究。单独拿实证研究来看，2000年以前对政治文化进行实证研究的数量极少，2000-2010年数量在逐步增加，2011年至今研究量急剧增加。

图6 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对比图

在实证研究中，量化研究方法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毕竟政治学科因数理统计的加入才显得更加科学化。所谓量化研究是研究者通过问卷、量表、统计指标等方式测量社会政治现象，搜集数据资料，并进行定量分析以寻找事物的规律和本质。在本次文献统计当中，量化研究只有39篇，且都属于统计调查，不包含实验法和计量文献法等。对这39篇文献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分析，发现排名靠前的分别是：政治信任、政治参与、政治认同、青年、政治态度、政治社会化、政治效能感。

综上所述，我国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仍然以规范研究为主，理论研究占据着较大的份额；实证研究虽然相对较少，但具有后发优势；以统计调查为主的量化研究在总样本中占据着极小的份额，且研究内容倾向于政治心理方面。

三、总结与讨论

(一)研究主体的封闭式合作

通过对政治文化研究作者与机构的合作共现图分析发现，政治文化的研究主体之间存在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是这种合作关系相对封闭。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①研究者众多，但研究团队不多，没有形成较强的凝聚力。②研究主体之间大多属于师承关系或同事关系，很少有多向性的对外合作。③研究主体的科研背景同质性较高，鲜有学科或方向性的交叉合作。

事实上，在中国，除了政治文化外，很多学科的研究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大概是因为以下几个方面：①课题的申请模式。在国内，课题的申请，特别是社会科学类的课题申请往往要求研究者在该领域有较深厚的积累，而评定的标准就是研究者发表过多篇有关研究课题的高质量文章。这样以来，课题申请者往往在该领域内部寻求同方向的熟悉合作者，而其他研究方向或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很容易被排斥其外，因此跨领域或跨方向性的对外合作较少。同时，因课题而组建的研究团队具有临时性(中国社科类的研究项目一般历时性较短)，未必会形成较强的凝聚力。②研究人员的职称评定模式。研究人员的职称评定往往与其研究成果挂钩，特别是论文和著作的发表数量和质量，而论文因其快捷性成为了研究者竞逐的主要方式。这种职称评定机制促使一些学者在短时间内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纵观这些文章，很多是师生之间或是同事之间的合作性研究，还有一部分属于重复性的研究。③研究单位的学科评估模式。科研机构中，特别是高校的学科评估往往意味着资源的竞争，这种评估的标准仍然向本单位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倾斜。因此，这种竞争加剧了科研单位内部的合作，对外合作往往较少。④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现阶段我国对社科类研究生的培养特别是博士生的培养大多要求以发表两篇CSSCI文章为毕业标准。扩招背景下的博士研究生在发表论文上面临着僧多粥少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师生合著便成为了论文发表的一种趋势。因此师承之间的合作关系占据着主流。

综上所述，政治文化研究主体的封闭式合作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而要拓展合作的外向性需要从研究的引导机制出发做出系统的改变，而这种改变需要更长时间方能完成。

(二)研究内容的结构性弥散

对政治文化进行主题聚类分析，得到如图3所示的图形，从图中，特别是3(b)可以看出国内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研究的主题比较繁杂多样，呈现出一种结构性的弥散形状。具体而言，政治文化研究的内容囊括了传统政治文化、政治思想、全球化与政治文化建设、政治参与、公民文化、政治亚文化、党内政治文化、国外政治文化、中西政治文化比较、政治文化理论、政治价值、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人格、政治效能感等。而对这些内容的分析则涉及了政治哲学、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思想史、西方政治思想史、中国古代史、比较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党政与党史、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心理、民族学、社会学等研究范式。

政治文化研究主题的繁杂大多是因为“文化”概念的外延较大。“文化”一词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概念，它似乎涵盖了整个心理层面、思想层面、行为层面和制度层面。最初，“政治文化”是作为一个外来概念被引介到中国，而国外对其研究的兴起源于二战后美国扩张全球势力的需要，原来依靠制度来解决政治问题的路径受到了阻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发现通过了解和研究他国的政治文化来分析、预测其政治发展和公民的政治行为逐渐成为了现实的需要。所以，一开始对政治文化的定位并不包含政治制度，包括众多学者像阿尔蒙德、维巴、鲍威尔、派伊、帕森斯等大都把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行为的主观倾向。但是政治文化传入中国后，学者们对它的研究开始泛化。一方面，中国对于政治方面的文化研究大多是基于对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挖掘，可以说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种“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本身与家庭生活、社会生活、道德生活和伦理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治文化弥散在更宏大的社会文化之中，社会通过一定的文化机制和一定文化形态下形成的主体文化沉淀作用于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伦理生活的展开便是政治生活的实现。[18]55-64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以及对制度规范的建设，中国逐渐从“文化中轴的政治文化”向“制度中轴的政治文化”转变，对政治制度的研究逐渐纳入了政治文化的范畴。另一方面，由于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的推进，特别是近些年来学者们对量化研究方法的关注促使政治文化的研究关注实证调研，并从政治行为的角度来透析政治文化发展。因此，从整体上来看，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泛化。而政治文化研究的弥散性虽然能够促进政治文化的多向性发展，但也会造成概念和研究对象的模糊性，不利于政治文化的系统性研究和专门化发展。

(三)研究方向的历时性突现

政治文化的内容除了具有弥散性的特点外，其研究方向随着历史的演化有了新的突现。

从1986-2018年之间的发文数量来看，1989年、2001年、2004年、2012年、2014年、和 2017年都出现了不同大小的峰值。这些峰值意味着研究热点或研究方向的突现。从上文分析中可知，这种突现的情况大多与以下几个方面有关：

1.学术热潮的推动。“政治文化”这一概念在传入中国之后便掀起了一阵学术研究热潮，在这种热潮的推动下，国内学者从各个角度对政治文化理论进行了基本解读和阐释，与此同时与中国政治文化联系紧密的传统文化最先得到了发展。所以，我们看到1989年的第一个峰值便是受到了这种学术热潮的推动。

2.时事政治的影响。人文社科类研究特别是政治学类的研究容易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一些政治事件或国际环境的变化最能改变政治学研究的方向。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文化领域受到较大冲击的一次事件便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将要接受全球化的影响，全球化的影响不仅是经济方面、政治方面，更是文化方面。传统文化的差异、政治理念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价值观的差异等等都是我们加入世贸前后需要考虑的问题，因此在2001年前一年出现了一个峰值且和全球化有关便不那么令人费解了。

3.国家发展或领导人执政理念的推动。国家的发展和领导人的执政理念最能改变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2004年以后出现的峰值都能反映这一点。随着国家发展的需要，以胡锦涛同志为中心的领导班子在2004年提出和谐社会的理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并分别在2012年、2014年和2017年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文化自信”、“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 等理念。随之学术界掀起了一阵阵研究热潮。

除了上述原因外，国家学术管理机构对课题的设置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政治文化的研究方向起到了引导作用。由此看来，国内政治文化研究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比较深，在这一影响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文化研究方向，但是在整体上尚未形成一条明确的主轴线。

(四)研究方法的固定化发展

国内政治文化研究方法中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并存，且在一些年份中各有所长，但近些年来随着论文量的增长，规范研究方法的应用在整体上仍多于实证研究方法，呈现出一种固定化的发展趋势。除此之外，不同研究方向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没有太大的改变，且互不融合。例如，国内传统政治文化研究一直沿用着中国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和历史学的研究范式，换句话说，无论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理论、不同历史时期和历史人物的政治思想还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现代化方面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以逻辑思辨为主，采用的是规范性的研究方法。而现代政治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像政治认同、政治信任、政治态度、政治效能感等微观层面的研究方向则侧重于政治心理的研究范式，主要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量化和质性方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同时，以现代内容为主的政治文化研究越来越重视国际性数据库的使用，如世界价值观调查、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等逐渐成为政治文化研究争相引用的对象。以传统内容为主的政治文化研究与以现代内容为主的政治文化研究似乎在研究方法的应用上各自为营，互不融通。从本文的调查数据来看，以传统内容为主的政治文化研究并未出现数据调查、词频分析，也未出现质性的概念操作化研究；而以现代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文化研究已不满足于纯粹的思辨方式，更加倾向经验领域的调查研究和统计分析，并在一些文章中出现了问卷调查、访谈、量表测量、数据库建模等研究方式。

无论是规范和实证方法在政治文化研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固定化发展趋势，还是传统领域与现代领域各自为营的方法应用，大多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相联系。以中学为背景的政治文化研究者倾向于规范研究，而以西学为背景的政治文化研究者倾向于实证研究。有些学者认为正是学科或研究方向的性质决定了研究方法的应用，而不能一味地套用流行方法。孰不知，有时候研究者的路径依赖在方法的使用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此之外，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与引介的西方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也是造成方法融合困境的原因之一。

总而言之，研究方法的固定化模式和割裂式应用对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长期发展并非是件幸事，政治文化的创新性发展需要更科学的方法，也需要研究方法在各个议题中相互交融，相互促进。理论自觉与方法自觉相呼应才能产生高水平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