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 勇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人文语言系， 澳大利亚悉尼)

一、话语体系之要素和话语提炼的缺失

话语有各种定义。从其语言学意义看，话语就是大于句子甚至段落的语言单位，有人称之为篇章。若从社会语言学乃至文化批评研究意义上来看，话语是特定语言场域对各种说法设置的界限，界定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1]若是再换上批判性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视角，话语构成社会人所思所想所觉所行所信的整个系统。[2]用拉甘的话说，话语构筑人的社会身份。说什么样的话语，就有什么样的人生、立场和观念。[3]因为话语这一系列的作用和意义，现代批评理论有个共识：话语就是力量。换言之，武装力量是力量——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表达的含义，话语也是力量。正是基于这个考虑，笔者曾撰文指出，西语discourse被译成话语，属于约定俗成，更好的译法，本该是语力，或者说力，以凸显话语的力量。[4]

当前，主流学界热衷于建立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笔者认为，若要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甚至是较大作为，有必要对话语体系及其作为一个国家政治活动之话语体系做出研究、判断和定义。笔者近期完成的一个课题与此有关，现将其主要成果借本文推出，以求和学界分享。成果之一，就和话语体系的构成及其作用和影响力有关。本文先呈现笔者对话语体系进行的结构性解构。

话语体系之成为体系，前提是它由多个要素或环节构成。以课题成果为依据，话语体系起码可拥有四个基本环节，即：话语权(包括发声权力、发声机会、发声平台、听众规模和拥有的影响力等)、话语内容(包括官方说法、主流说法、各种创意作品、内容所含价值观等)、话语叙事(主要包括表达方式、媒介和各种叙事手段、讲故事的方法、和新话语)、话语研究(包括对话语体系各个要素的研究，特别是话语分析，也应包括话语提炼，特别是新说法、新话语的提炼)。图1表现了话语体系的四个环节，以强调其缺一不可。本文主要关注的是话语研究里缺失的话语提炼，对其他的环节不赘述。

在图1中，话语研究和话语叙事两个环节中的“话语提炼”和“新语言、话语”是目前尤其需要关注的环节，这是因为话语提炼是现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里欠缺的一个小而重要的要素，而话语提炼的欠缺直接导致了新语言/话语的贫乏。这两个欠缺正是本文特别关注的问题。相比之下，阐述、分析和研究话语权、话语内容、话语叙事和话语研究中的话语分析等等，是目前中国话语研究的主体内容，在学界并不罕见。

二、话语提炼

何谓话语提炼？笔者将之定义为：基于特定智慧、思想或者文化体系，对之进行深刻总结、研究、反思，找出其关键性、少为人知，或者少为目的语操用者所知但具有探讨及传播(特别是跨语言跨文化传播)价值的精华元素，在目的语里通过语言创新(包括新造词、新造表达法)，将其提炼成新的说法，包括新的概念和术语，以求用之指导未来的或目标社会的思想、活动和实践。这种话语提炼活动，在过往的社会变革实践中，或者跨语言跨文化思想传播过程里，出现过成功案例。严复的西学中译工程和日本的西学日译，可说是其中最成功、最典型的先例。

反过来说，以语言创新为标准，翻译领域常见的对等转换，包括音译、意译、外来借用语等，都算不上话语提炼。简而言之，包括新造词、新造表达法在内的语言创新，是最典型、最有效的语言提炼。笔者前期完成的一项基于discourse各种译法选项分析的课题曾得出相似结论，可参阅。[5]

许多常见的实例，可以说明话语提炼的意义、作用以及运作原理。例如中国现代社会的某些特殊时期，基于本土社会活动和实践进行的话语提炼提炼出来的典型话语如“枪杆子里边出政权”“破四旧、立四新”“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等，这些有别于传统话语的新话语，表达了其提炼者、创造者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把握和对未来社会的愿景，反过来又作用于当时的社会活动和实践，并因此深度影响、塑造和改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现实。又如在跨语言跨文化观念和思想传播方面，严复的西学中译工程也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他提炼出来的新词新说法，包括“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天演”“乌托邦”“逻辑”等等，既引入了西方的新观念新思路，又有别于中国数千年长盛不衰的传统思想、观念和说法，像“天意”“天理”“知天命”“不争”“和为贵”等传统话语，并最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和进取。[6]笔者2017年在复旦大学、重庆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院校举办多场同题讲座，并借机进行一个小实验。实验内容是提出两个问题让听众(研究生为主体)回答：您是否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严复《天演论》的关键理论是什么？实验结果发现，听众中基本无人真正读过《天演论》，但人人都能说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可见，为公众所知并影响中国的，首先是话语，特别是经过提炼的话语，其次才是文本和书籍。

近来在中国的话语提炼实践中，也不乏成功案例。如“一带一路”，这是由中央制定并自上而下、由内至外，并借助巨大的经济代价广泛传播并被广为接受的成功话语。又如“给力”这个新造词，是由青年人创造、并自下而上、向社会其他领域广泛传播并被广泛接受的成功案例。国际社会的话语提炼成功案例也不罕见，其中最典型最有说服力的是日本人利用中国汉字提炼出新的术语、新的表达法，并用之翻译西方观念、智慧、知识，借此完成脱亚入欧的话语改造工程。

三、话语提炼路径和方法

笔者曾对严复的西学中译和日本的西学日译等成功案例进行了考察、研究和反思[7]，以此为基础总结出话语提炼的基本种类和操作方法,如图2所示。

1. 话语提炼种类

话语提炼的种类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整套思想体系，或者承载整套思想体系之文本进行的话语提炼，笔者将这一类的话语提炼称作说法建设。典型的说法建设如严复根据《天演论》提炼出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佛家根据佛教教义提炼出来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理论和实践提炼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二是基于外来思想，或者外来语言中的新概念和新术语提炼出来的新词，笔者将这一类话语提炼成果统称为新造词。典型例子包括“天演”“进化”“乌托邦”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8]等等。

2. 话语提炼方法

论及第一类话语提炼之方法，我们发现，两种话语提炼，各有各的生成方法。说法之建立，主要遵循以下路径。首先，提炼者对目标语之社会文化环境加深认识，特别是对其局限、弱点及需求加深认识。其次，根据上述认识，提炼者寻找可以带来启发以及解法的先进思想(含智慧体系及其承载文本)。再次，提炼者对选中的智慧进行整体深刻解读，甚至对其进行深入批评性研究，以求全面并且深度把握其精髓，并了解其先进、高明、精深之处，对其现实意义以及功能性意义做出深度判断和把握。复次，提炼者根据目标语言表达习惯及其修辞，充分挑选和运用其最佳元素，对所选先进思想进行高度概括，对之进行必要的在地化，并提炼成目标语言里朗朗上口、过目难忘，或者过耳难忘、易懂易学易说易于传播的说法。以中文及其语境为目标提炼出来的说法，通常会采用成语、谚语、顺口溜等具有对称、排比、重复、递进等符合中文修辞的结构和格式。这就是当年严复翻译《天演论》并提炼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和方法。

属于第二类话语提炼的新造词，其成型又有其特殊的路径。首先，提炼者要特别关注新概念，特别是外来思想、智慧体系或者其承载文本所包含的对目标语境或者目标受众具有特殊启发或者冲击力的新概念。其次，一旦选中某个新概念，提炼者对其含义进行深度、批判性解读和研究，以求把握其精髓和独到见解。再次，提炼者充分发挥自身目标语言造诣，批判性地审视、选用其元素，并充分考虑其发音、含义和引申意义，再将最优的候选元素创造性地、有机地组合起来，生成新造词。

还是以严复为例，根据前期研究，笔者推演出他当年翻译英文新概念evolution的过程。首先，他判断该新概念对目标受众及中国社会极具启发性，而且也是《天演论》原著的关键概念。接着，他深度解读、研究并把握该概念，包括特别关注其含义和引申意义(如：自然、自然规律、物种竞争和持续变化)。然后，他充分发挥其中文特别是古典国学知识，选出“天”和“演”，分别取其天意、天然、自然、天命、满天下和演化、演变、演义、演绎等含义和引申意义[9]，创造性地将两个字揉合在一起，生成“天演”这个新造词，并将其用于《天演论》中译版中，包括其书名。最后，随着《天演论》畅销全国，“天演”成为人人皆知、万口传颂的话语，并推动中国社会的变化。

从历史到现在，中国译者中，热衷并乐意投身于对等转换型文本翻译的多，像严复(还有玄奘)那样献身话语提炼者寡，除了严复，还有王国维、梁启超、林语堂等人也尝试过提炼话语。相比之下日本学者则不同，他们在引进西学的过程中，热衷于制造新词，包括借用汉字制造新词，即所谓的和制汉语/汉字。又由于日本学者善于并且乐于潜心研究，不断互相批评、交流提高，出自他们的新造词后来被大量引进中国和中文。[10]许多日式新造词逐渐在现代中文里占据上风。最终，包括严复的“天演”，也被来自日本的“进化”一词所替代。

3. 对等转换不是话语提炼

话语提炼在跨文化跨语言思想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既不可忽视也不可低估，诸如严复的翻译实践和话语提炼在社会变革中发挥过积极的促进意义。在现今的翻译实践中，译者大多关注和依赖翻译的对等转换问题，译界对翻译的探讨、包括中国文化对外翻译传播，特别是中式概念对外翻译的讨论和辩论，仍然拘泥于对等翻译或者忠实准确翻译以及为此必备的翻译技巧等等。所关注的技巧，或者是音译意译，或者是所谓的传神达意，却很少有译者尝试话语提炼，也少有学者研究话语提炼式翻译问题。中文翻译实践和历史证明，话语提炼的新造词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令人遗憾的是，至今译界最热衷使用的首先还是意译，偶尔有音译，“话语提炼”这类新造词太少。再加上急于求成、过早标准化，导致译法缺乏语言竞争力。

四、日译话语提炼的启示

前文提到日式话语提炼，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日本学者和译者对此关注较多，成果也相应丰富；二是话语成效卓著，并在日本脱亚入欧等社会形态进化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三是其影响力波及中国，在和中式译文竞争中占据上风，为现代中文提供了大量的概念、术语和新词汇。考虑到国内对日式话语提炼的学术关注及探讨十分有限，现根据课题结果对日式话语提炼状况以及日式话语提炼的方法经验进行简要介绍说明，希望可以给中国翻译界以一定的启示。

1. 日式话语提炼的状况

据王彬彬估算，现代中文里70-80%的词汇来自日式翻译——这被称作和式翻译或者和制汉字，虽然这个估算很难说准确。[11]网上另有多个公众号(如：五味品、广仕缘)发布的帖子(《日本词语对当代中国汉语的影响之深》)罗列了数以百计来自日式翻译的中文词，其中，仅以拼音J打头的词如：“机关、机关枪、机械、积极、基地、基调、基督、基督教、基质、基准”等等，就有上百个。[12]雷颐在《黄金十年》一文中写道：

通过大量的翻译引介，一大批日语词汇融入到现代汉语之中。有意思的是，这些词汇甚至迅速取代了“严译”(按：指严复的翻译)的大部分术语。这些几乎涉及各类学科的新词汇或是现代日本新创造的，或是使用旧词而赋以新意，现在又被广大中国知识分子所借用，这大大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且促进了汉语多方面的变化，为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奠定了一块非常重要的基石。现在我们常用的一些基本术语、词汇，大都是此时自日本舶来。如服务、组织、纪律、政治、革命、政府、党、方针、政策、申请、解决、理论、哲学、原则等等，实际上全是来自日语的“外来语”，还有像经济、科学、商业、干部、健康、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法律、封建、共和、美学、文学、美术、抽象……数不胜数，全是来自日语。[13]

现将被日式话语取代的严译择例列表1。由此可见，现代中文里，包括最常见、使用频率最高的术语，不乏来自日式翻译；严复的单字术语，悉数被日式双字词取代；严复的很多双字新造词，也多被日式翻译取代。由此可见，一个民族语境或文化圈里，若没有内部的话语竞争和争鸣，就很容易受到外部强势话语的侵入。话语提炼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表1 被日式话语提炼取代的严式对等翻译

2.日式话语提炼之匠心

如上所述，话语提炼在西学日译、日本脱亚入欧,甚至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了强大的作用。虽然包括音译在内的对等转换式翻译也大量存在，但日式话语提炼独具匠心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首先，日式话语提炼擅长使用中文汉字，对之进行创造性重组或者改造，再将之运用于翻译西方新概念和新术语。这是用外来元素加工同是外来的新概念，这个提炼的关键点极为重要。中文汉字较早引入日本，对于日本人是既熟悉又陌生,或者是又不完全熟悉又不完全陌生，用之翻译更陌生的外来西方概念，使翻译效果显得不远不近，不会太陌生偏僻让人望而生畏，也不会因为太过熟悉而失去新鲜感和吸引力。这种中庸翻译法，避免了西学中译过程中或是追求本土化、或是追求异化并由此产生的偏激。[14]

其次，日式翻译灵活运用中文汉字翻译西方概念，且方法多样化。其中最主要的方法是将汉字进行创造性搭配，或重新排列组合，将之用于翻译西方概念，由此推出让人耳目一新的新造词，如：电话、电报、俱乐部、个人、民族、宗教、科学、民主、法律、政治、数学、哲学、美学，等等。其中不乏神来之笔，比如，“经济”和“民主”，可能就分别取自“经世济民”和“庶民之主宰”，并经过日式话语提炼，获得新颖甚至与古汉语及其语境相反的意思。

再次，是借用中文里已有或者现有的词汇，特别是双音词，将之抽象化或概念化，用于表达西方的抽象理性概念。[15]比如，古汉语里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具象词，专指每年春秋两季乡村学塾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集会。《辞海》举《东京梦华录·秋社》中一段话来说明这个词：“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倩祗应、白席、歌唱之人。归时各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日本学者对“社会”进行全新解读，将新意读进其中，从而将之提炼成抽象、理性概念——在特定环境下形成的个体间的存在关系的总和。同样道理，古汉语专指台阶和官位俸给等级的“阶级”，以及专指杀人或者造反的“革命”，经过日式提炼，分别用于翻译更为抽象的英语概念class和revolution——这两个经过抽象化的概念词，重新引入中文语境后，刚好迎合并促进了中国此后几十年的社会转型。日式翻译对中国的影响和辐射力，由此可见一斑。这类古汉语词汇通过日式提炼抽象化后重新被引入中文的抽象概念词还包括：艺术、文化、文明、文学、封建、国家、自然、自由，等等。

还有一种日式新造词，和上面两种造词法或其中之一相似，但是建立在对中文的误读上。比如，日译“主义”(-ism)取自古汉语典籍《史记·太史公自序》，原文是“敢犯颜色以达主义”。其中“主”指主上(即汉文帝)，“达”是动词，意“传达”，“义”为“达”的宾语，“达主义”的意思是“把真实的信息或意义告知皇帝”。有日本学者判断，王彬彬也猜测，原本不是一个词的“主义”，在日式翻译的过程中，被歪打正着地提炼成-ism，并最终成为中国现代社会活动中最常见、最有影响力的概念之一。

以上三种日式话语提炼之成果，被引入中文语境后，具有让人耳目一新、趋之若鹜的效果，不仅在中国的西学中用和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且丰富了现代汉语和中文语汇。在这三种方法中，对中国学者和译者启发最大的，应该是第一和第三种。第二种方法，和中国译者(包括严复在内——但他倾向于用“计”“群”“理”等单字词)擅长使用的意译(即所谓的对等翻译)极为相似并容易混淆。本课题另一个发现是，国人使用意译，其实质就是在中文里寻找所谓的对应词来套译外来概念，基本就是完全本土化，并同时消解外来概念的一切异义、异质、异味，其结果是削减外来思想的进入和交流。[16]也可以说，第二种方法，用于日式翻译，讲究的是改变中文词的原意使之表达外来概念的意义。相比之下，中式意译讲究的则是改变外来概念的意义使之符合中文词的即有意义。有鉴于此，笔者建议，如果我们的译者使用第二种方法，最好能考察日式翻译的经验，避免简单的对等意译。

3.日式翻译之恒心和耐心

日本同行在话语提炼中不仅投入匠心，而且投入足够的耐心和恒心，这也值得我国译界借鉴并将之运用于改善话语提炼。我们在术语翻译方面存在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在翻译方法方面倾向于倡导并使用排他性翻译方法和手段，或者非此即彼，或者非彼即此。各种翻译策略之间，新造词向来都是非主流手段——只有严复等不多的译者做过规模性尝试；意译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主流处理手段；而且音译近期受到更多的排斥，导致抽象概念之音译基本绝迹。二是急于求成、过于推崇标准化、并且标准化过快。常常一种译法出现——基本都是意译，一旦受到某种权威肯定或者接受，它马上就“约定俗成”了，成为权威性译法。这两个特点互相强化，其结果就是，其他译法、包括更好更合理更优化的译法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也难以成型或者流传。[17]

日式话语提炼也有两个特点，与中式术语翻译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多种译法并存，甚至同是意译，也会有多种版本共存。如英文art 和individual，其意译分别包括：“艺术”“美术”“文学技艺”和“各殊之人身”“独一者”“人”“独一个人”“私人”。而且，除了意译，还有音译。比如art的音译是アート[あーと]。另一个特点是多种译法长期并存、互相竞争、自然演变，直到最好最优化的译法脱颖而出，成为学界和公众普遍接受的译法。上述基于individual的多种译法中，“个人”并非最早出现的，却在话语提炼长跑中跑赢其他译法，并最终传入中国，成为人人皆知、人人善用的中文词。有鉴于此，王国维指出，日式话语提炼“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18]，所以深思熟虑、具有足够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在和中式译法的竞争中胜出，也就不足为奇了。

五、结语

本文对笔者近几年参与并进行的话语研究和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这方面存在的弱点和解决方案。本文关注点主要是话语提炼，这恰恰是中国话语研究和特色话语体系建设的关键性弱点之一。其原因在于我们的学者、特别是译者在翻译时乐于对等转换而不疲，却很少有人投身于话语提炼，难以形成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型思想型译者。无论是过去颇具规模的外文翻译成中文、还是现在提倡的中华典籍思想文化外译传播，包括新造词在内的话语提炼都极为罕见。学界和译界更加关注的是意译、音译等对等转换策略和方法，甚至在不知不觉中依赖日式话语进行学术探讨和翻译传播——这同样是因为自己思维惰性和话语提炼缺失造成的。

除了提出上述问题以外，本次课题致力于找到针对性解法——这也是本文关注点之一。有鉴于现代中文里规模最大的外借词来自日语，本文根据笔者近年的研究，专门就日式话语提炼的三个特点展开了讨论。其一是现代中文里日式话语存在的规模；二是日式话语提炼的类型和提炼方法，及其体现出来的日本学者译者的匠心和创造力；三是日式话语提炼所体现出来的日本译者和学者的恒心和耐心，以及他们在提炼过程中展示出来的话语竞争意识、包容意识。笔者相信，日式话语提炼之经验对我国学者和译者具有宝贵的借鉴价值，其中这三点尤为重要。我们要从日本学术和翻译实践中得到启迪，以求把我们自己的话语提炼工作做好，并最终达到摆脱对日语外来语的依赖。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望尽早建立中国特色话语体系，并提升中华文化思想的对外翻译传播工程的效果。

注释：

[1] Butler, J，ExcitableSpeech:APoliticsofthePerformative. New York: Routledge, pp.340,1997.

[2] Lessa, I， “Discursive Struggles within Social Welfare: Restaging Teen Motherhood”，BritishJournalofSocialWork, no.2(2006).

[3] Lacan, J，Ecrits:ASelection. New York: W.W. Norton Compan, 2002.

[4][5][14] Zhong, Y， “Becoming Equivalent: Tracking the Chinese Renditions of Discourse”，CultureandDialogues, no.4(2016).

[6]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年。

[7] Zhong, Y. Moving Words to Move Mountain: A Post-Functional Assessment of Yan Fu’s Translation Project Intended to Change China . Borodo, M., House, J. & Wachowski, W. (eds.)MovingTexts,MigratingPeopleandMinorityLanguages. Singapore: Springer. 2017.

[8] 这最早是列宁、斯大林和特洛斯基先后根据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提炼出来的说法(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y, 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work)。后来，中国译者又将之对应转换成很本土化的新“成语”(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参阅：https://en.wikipedia.org/wiki/To_each_according_to_his_contribution.

[9] 此处列举的词，部分为日译，是日本人借用汉字生成的新造词，即所谓的和制汉语，又被重新引进中国和汉语/中文，“自然”“演绎”是其中典型例子。

[10][11] 王彬彬：《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上海文学》1998年第5期。

[12] 参阅网页:http://www.sohu.com/a/168655594_312708. (广仕缘)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107/15/8546499_343337102.shtml(五味品).

[13] 雷 颐：《黄金十年》，《读书》1997年第9期。

[15][17] Zhong, Y，“ The Making of a‘Correct’ Translation: Showcasing the Official Chinese Discourse of Translation”，Meta,no.56(2012).

[16] 本文关于日式话语提炼对古汉语词汇进行抽象化的讨论及其实例，受到王彬彬的启发。见王彬彬：《隔在中西之间的日本 ——现代汉语中的日语“外来语”问题》，《上海文学》1998年第5期。

[18] 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王国维文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