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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与上海经济增长
——基于扩展的Mankiw-Romer-Weil模型的实证研究

2020-06-04李明君

合肥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1期
关键词:卫生检验指标

李明君,艾 蔚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一、引言

十九大以来,人才强国战略以及打造创新型国家的要求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推到了人们所关注的焦点。目前,各地牢牢抓住特色优质产业,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但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加大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释放供给活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是优化供给结构的一个重要着力点,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如何通过改进人力资本投资来更好的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影响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因素有很多,物质资本存量、技术进步、相关制度、企业管理模式等等,但要使众多的影响因素都能对经济增长起到较高水平的影响,人力资本存量和水平非常关键。因此在当前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正确认识和分析人力资本结构对于我国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稳步高质量发展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

自Schultz[1]1-17和Becker[2]提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以来,经济学界的许多研究都采用教育人力资本代替人力资本并研究其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Barro,1991[3]407-443,1996a,1996b[4],2002[5]9-24;Barro和Sala-i-Martin,1992,2005[6]223-251;Coulombe et al.,2004[7];Krueger和Lindahl,2001;Levine和Renelt,1992[8]942-63;Mankiw,Romer和Weil,1992[9]407-37;Romer,1990;和Sala-i-Martin,1997),但是这样的研究并未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会高估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后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重视自身健康状况的改善,近年来“健康老龄化”概念的提出又将“健康”这一因素提升为国民关心、国家重视以及学界讨论的焦点。因此近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将健康和教育并列为人力资本框架下的两大主要分支来研究它们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具体的研究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种。

微观方面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个人或者家庭,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作用方式。直接作用是指健康通过影响劳动者数量、质量以及生育率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如:Thomas和Strauss[10]159-185利用巴西1974年8月—1975年8月家庭预算调查的53000个家庭的收入支出等数据,得出身高、体重和卡路里的摄入量会对工资和劳动者的收入产生影响,尤其是对于男性来说。Schultz和Tansel[11]252-286利用斯特迪瓦和加纳两国的数据来研究疾病通过影响劳动力供给进而影响收入,利用工具变量估计的方法,得出当地的卫生服务用于残疾日的那一天工资收入将会减少10%或者每小时减少3%。间接作用主要指健康通过影响教育、储蓄以及人口结构等因素从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Bhargava[12]423-440研究发现,营养和健康状况较好的孩子对知识的接受能力一般都较高,这部分接受较高教育的孩子会获得更高收入。Ashraf、Lester和Weil[13]采用50年为基准调整时间,同时将调整时间组设定为即时、25年、75年等,结果显示:调整速度越慢的地区,人口规模变化越大,从而导致这些地区资源相对短缺以及人口负担较重,人均收入也会随之下降。Smith[14]145-166研究表明健康状况的改变有可能影响预期的医疗费用、收入以及寿命,从而基于预防动机来增加储蓄,抑制经济增长。

相比于微观方向来说,宏观方面的研究文献更多,主要因为相比于微观数据而言,宏观数据的获取性更强。大部分的研究都建立在数据实证的基础之上,利用不同国家或不同省份之间的数据进行研究,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认为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如:Barro[15]利用134个国家的20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采用预期寿命作为健康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得出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后Rivera和Currais(1999a,1999b,2003,2004),Bloom,Canning和Sevilla(2001,2004)[16],Mayer et al.(2001)和Weil(2007)[17]1265-1306的研究支持了Barro的研究,而且,Van Zon和Muysken(2001,2003)[18]169-185认为健康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相比于国外而言,国内在这一问题的研究起步较晚,刘国恩等[19]101-118首次将人口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种形式,此后,杨建芳等[20]10-18、余长林[21]102-112将人力资本的内涵扩展到教育和健康两个维度,借鉴Mankiw、Romer和Weil(1992)增长模型加入人力资本变量构建扩展的内生增长模型。研究表明,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和存量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王弟海[22]143-155的研究支持了杨建芳等人的结论。

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也有一小部分的研究认为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长期效应会产生负面影响。例如:Bhargava[23]423-440选取成年人存活率(ASR)为健康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研究得出:在经济较落后的国家当中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正向效应,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成年人存活率越高,经济增长越缓慢,因此在发达经济体中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王弟海[24]27-39考虑模型的内生性后得出健康人力资本过高会挤占物质资本,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因此健康人力资本的投入要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综上所述,首先,国内外学者对于健康、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国际数据和省际层面数据,研究数据大多比较宏观,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各个区域的具体情况。其次,对于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代理指标的选取过于单一化,没有考虑到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是一个过程,单一的指标并不能全面的说明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本文基于以上两点作出改进,第一,本文选取上海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上海作为中国当下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其正在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因此上海市教育、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是其他城市所不能涵盖的。另一方面上海作为率先进入后工业化时代的城市,对于其他一线城市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转型和区域经济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第二,本文选取公共卫生支出作为健康人力资本的主要代理指标,衡量健康人力资本的投入状况,因为公共卫生支出可以带动社会投入和个人投入因此该指标在整个健康支出中具有较强的引领作用;同时选取预期寿命为健康人力资本的次要代理指标,衡量健康人力资本的产出效果,选取这一指标是考虑整个资金使用后的投资效率。这样一进一出协同运作构造了上海市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的转型发展的影响。

二、健康人力资本与扩展的Mankiw-Romer-Weil模型

人力资本广泛应用于生产函数估计(Benhabib和Spiegel[25]143-173;Kalaitzidakis,Mamuneas,Savvides和Stengos)。Mankiw,Romer和Weil (1992)把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加入到生产函数中用以扩展,Solow新古典增长模型为研究经济增长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成为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经典模型。MRW模型假定技术外生给定、且没有考虑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并且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一样积累。

本文借助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采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造加入教育、健康人力资本的扩展的MRW模型如下:

Y=KαEβHφ(AL)γ

(1)

其中,Y为实际产出,K为物质资本,E为教育人力资本,H为健康人力资本,L为劳动力,A为技术水平。α表示物质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β表示教育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φ表示健康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系数,γ=1-α-β-φ表示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均为固定常数,并且α+β+γ+φ=1。

假设劳动力增长率n和技术水平增长率g都是外生给定,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函数和折旧率都是相同的。

y=kαeβhφ

(2)

由于劳动增长率和技术增长率外生给定,MRW模型假定Lt=L0ent和At=A0egt

那么,物质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方程如下:

(3)

(4)

(5)

其中,Sk、Se、Sh分别为物质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率。

根据MRW模型,我们假设存在一个稳态经济,单位有效劳动的物质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均为常数,故经济在稳定增长状态下,联合方程(3)、(4)、(5),可以得到k、e和h的稳态值(k*、e*、h*):

(6)

(7)

(8)

其中,带星号的字母表示稳态值,η=1-α-β-φ。将方程(6)、(7)、(8)代入生产函数(2),然后取对数,我们得到了一个扩展的MRW模型:

(9)

其中A0为初始技术水平。方程(9)表示人均产出是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函数。由于教育人力资本投资率和健康人力资本投资率的度量指标选取比较困难,故将方程(9)联合方程(6)、(7)和(8),我们可以得到另一种均衡状态下人均产出的扩展MRW模型:

(10)

方程(10)表明了人均产出与人口增长率、物质资本投资率、资本折旧率以及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由于方程(10)物质资本投资率和资本折旧率系数相同,为了估计出生产函数的参数α、β和ψ,我们参照杨建芳等( 2006 )的做法对方程(10)的各项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移项合并,得到如下便于估计出参数的计量经济模型:

Ln(n+g+δ))+

(11)

三、数据来源与指标处理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的样本数据是上海市1985-2016年度时间序列数据。研究变量所涉及到的原始数据主要来源于《上海统计年鉴》(1986-2017),各年《中国人口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1982年、1990年、2000年三次人口普查,和其他年份的千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

卫生总费用由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和个人卫生支出组成。其中,2001-2016年数据可直接从《上海统计年鉴》中获得,但其他年份没有上述指标数据,尽管2004年《上海统计年鉴》中有其他年份的文教、卫生、科学部门的财政支出数据,但公布的政府卫生支出数据和2017年《上海统计年鉴》公布的政府卫生支出数据相差较大。所以,我们借鉴张宁、胡鞍钢(2006)的处理,统一设政府卫生费用占科教文卫支出比例为1/4。

(二)指标处理

经济增长通常采用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本文的人均产出是现价GDP经过GDP平减指数(以1985年不变价格计算)剔除物价变动得到实际GDP,然后除以从业人数而得到。固定资本投资率以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支出法GDP的比例度量(S),劳动增长率n以从业人数增长率度量。

目前国际上衡量教育人力资本通常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或不同教育程度占比(Barro和Lee,1993,2000),国内已经有较多的文献采用这个测度方法进行了尝试蔡昉[26]1-6、胡鞍钢[27]3-12、周亚[28]217-220、侯亚非[2943-48]、胡永远[30]28-32)。因此,本文借鉴杨建芳、龚六堂和张庆华[20]10-18以15岁及以上年龄人口中具有初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度量教育人力资本(e*)。

由于健康人力资本具有无形的性质,所以在实证过程中恰当地度量健康人力资本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国外研究宏观经济增长与健康关系所采用的健康代理指标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基于健康产出的角度,比如预期寿命、存活率等;二是基于健康投入角度,比如摄入热量、卫生投入等;三是复合法,构建一个涵盖生活方式、医疗保健支出、环境污染、儿童死亡率、预期寿命、教育等内容在内的综合健康人力资本指数。研究宏观经济增长与健康关系的实证文献所使用的健康人力资本代理指标见表1。

表1 健康人力资本代理指标一览表

本文假定上海市的技术进步率g和折旧率δ都相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经济折旧率采用张军、吴桂英[35]35-44估算的结果,即δ=0.096。技术进步率采用郭庆旺、贾俊雪[36]51-60估算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即g=0.018。另外,随着上海的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其逐渐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之一,老龄化必然成为上海经济增长面临的一个难题。因此,本文在计量模型中增加老龄化这一控制变量,并且选取老年人口抚养比作为老龄化(old)的代理指标。健康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及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结果和分析

为避免出现虚假回归,在对以上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之前,笔者先对其中各项指标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

(一)平稳性检验

(二)Johansen协整检验

由于检验变量均是一阶单整,故可进一步对其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

表3 变量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

注:*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零假设,协整关系滞后阶数为1。

(三)回归分析

为了检验健康人力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设定了六个不同的模型。根据是否加入健康人力资本分为MRW模型和扩展的MRW模型,MRW模型包括模型(1-1)和(1-2),他们仅考虑教育人力资本,而扩展的MRW模型包括模型(2-1)和(2-4),他们既考虑教育人力资本又考虑健康人力资本。

由于公式(10)中变量LnSk和Ln(n+g+δ)的系数互为相反数,我们需要检验该约束条件。经过Wald检验发现他们没有拒绝任何估计方程,因此,本文做了约束回归模型,包括模型(1-2)、(2-2)和(2-4)。根据约束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推测出参数α、β和ψ的值。

为了反映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以总卫生支出占GDP百分比来度量健康人力资本,包括模型(2-1)和(2-2)。同时,采用预期寿命作为健康人力资本另一个代理指标作为稳健性检验,包括模型(2-3)和(2-4)。

根据计量经济模型(11),通过Eviews7.2软件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表4 MRW模型与扩展的MRW模型的估计结果

注:Constant为截距项,括号内为t值,***、**、*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1-1)和(1-2)给出了考虑物质资本、教育人力资本的回归方程的估计结果。物质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的回归系数为正并且都是统计显著的,表明物质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都对经济增长具有正的效应,这个结论支持了大部分文献的实证结果(Barro,1991;Mankiw、Romer和Weil,1992;Kalaitzidakis et al.,2001;Mamuneas,2006)。与模型(2-1)-(2-4)相比,如果教育狭义地等同于人力资本,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就会被高估,但会因为忽略人力资本的异质性而过低估计广义人力资本的影响。

根据模型(2-2)中的β和ψ的推测值可知: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β=0.25,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ψ=0.13,这表明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共同促进上海经济增长,然而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显著小于教育人力资本。这个实证结论不支持Knowles and Owen(1995,1997)的观点。这可能和上海市卫生总费用支出占GDP比例不高以及老人抚养比过高的现实有关。2017年上海人均GDP为18749美元,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相当,但上海市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不足4%,低于收入国家水平,也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说明上海市卫生总费用支出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加大投入,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因为,从长期来看扩大公共卫生支出会带来宏观经济的繁荣(骆永民)[37]3-15。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上海的老年人口抚养比再创新高。数据显示,2017年,上海劳动年龄人口负担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抚养系数高达58.8%。这就是说,大约每1.7个劳动力要负担1个60岁及以上老年人。王德文等(2004)经过研究发现人口抚养比上升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闫文娟,曹培慎[38]36-40和刘洪银[39]1-6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表4中的所有回归模型的老年抚养比变量的系数也验证了这一个观点。

由于健康人力资本代理变量选择会较大程度上影响研究结论,所以本文使用预期寿命这一健康人力资本常用代理指标作稳健性检验指标。检验模型结果是否对新的健康人力资本代理指标很敏感,如果新的健康人力资本代理变量的回归结果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说明之前选择的健康代理指标不具有稳健性。模型(2-3)和(2-4)为稳健性模型。与模型(2-1)和(2-2)相比,稳健性检验模型回归结果没有出现完全相反的实证结论。

因此,稳健性检验表明,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共同促进上海经济增长,然而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显著小于教育人力资本,这一回归结果稳健性较强。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在Mankiw-Romer-Weil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健康人力资本构造扩展的Mankiw-Romer-Weil模型分析教育人力资本、健康人力资本对上海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实证结果表明物质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都对上海市经济增长具显著促进作用,但仅仅教育人力资本并不足以代表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决定的因素。

(2)上海市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然而健康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显著小于教育人力资本。这个实证结论不支持Knowles and Owen(1995,1997)的观点。这可能和上海市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不高和老人抚养比过高有关。计量结果显示,老年人口抚养比对经济增长有较强的负面影响。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应该考虑人口抚养比的负面影响。

(3)研究发现卫生支出作为公共政策的组成部分,对经济增长的提高具有正向效应但效果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健康投资对经济的影响要比其他类型的基础设施的反应期更长。以预期寿命为健康人力资本代理指标的稳健性检验支持这个结论。预期寿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显示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一部分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提高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加大政府卫生的投入,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等措施以促进经济增长。

(二)建议

根据本文的相关结论,我们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首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原来的传统型增长向健康经济增长转变。而健康投资是实现健康经济增长的关键一环,因此对于健康投资的主体政府来说,应当加大公共卫生投入,一方面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会直接影响健康人力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医疗卫生状况的改变也会间接影响教育人力资本的投资。而对于个体而言更应当重视个人的健康状况。当前国民依然存在健康意识薄弱和忽略健康投资的问题,对于生活没有长远的眼光,因此政府应当通过宣传健康意识和疾病预防等方面的工作来帮助居民树立健康意识,重视健康投资。

其次,改革教育机制,改善教育质量。近年来虽然国民的受教育年限在逐渐延长,但由应试教育带来的教育质量低下的问题仍然存在,校园内习得的知识并未有效的转化成社会中、工作中所需求的能力,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因此改革教育机制促使教育资源在市场中合理配置、教育成本向经济效益的转变、教育模式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匹配。

第三,虽然健康人力资本对于经济有很大推动作用,但是当前的健康人力资本最大的问题是投入产出效率低,投入并没有最大化的转化为产出。投入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投入多大程度的转化为了产出并作用于经济增长,形成合理的人力资本投入产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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