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文章基于新时代编辑转型成因——先进技术的生产力作用、“数与网”的生产方式和出版思维方式的推动、工作方式和商务模式的发展变迁，分析了编辑转型的理论、政策和实践三个方面的可行性，廓清了“双编辑制”的主旨。即编辑在具备传统图书编辑能力的基础上，要具备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两种策划理念，掌握两种编辑能力，把握两套出版流程，适用两种考核机制，着眼两个出版业态的编辑制度。最后指出“双编辑制”推行的关键在于：激发数字出版物创意策划能力，提升先进技术的学习力、洞察力和应用力，提高线下线上一体化的选题发现能力，适应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一体化的绩效考核机制。

【关 键 词】出版转型；编辑转型；“双编辑制”

【作者单位】张新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地质出版社，富媒体数字出版内容组织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

【基金項目】富媒体数字出版内容组织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富媒体数字出版内容审核技术研究”课题成果之一。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07.007

当数字出版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时，业界对出版转型进行历史回顾、现实总结和未来展望显得至关重要。本文是出版转型三部曲之一的编辑转型，作者还将陆续推出编辑室转型、出版社转型两篇文章，以期对企业规划、行业发展、政府决策有所裨益。

2013年作为中国数字出版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可用一系列“元年”加以形容：转型升级元年、大数据元年、人才调训元年、转型示范评估元年，一系列大事件的发生为后续数字出版近十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时任新闻出版转型升级工作的宏观调控负责人曾提出，通过转型升级的实施，数字出版部最终将不存在，数字出版业态也将不存在。乍一看，结论费解，实则蕴含深刻的道理：包含着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从并行到融合的过程，意味着编辑转型由传统编辑模式走向“双编辑制”，由“双编辑制”走向融合编辑制升级的历史动因。

步入新时代以来，数字出版的发展阶段已经由转型升级的初级阶段，步入融合发展甚至是深度融合的高级阶段，伴随高级阶段而生的是融合出版这一新业态。融合出版语境中，“编辑是具有创新意识与工匠精神的人。在传播技术和媒介技术的推动下，媒介形态日益改变，原来的单一形态转换为以互联网为中心的整合形态，这个变化使传统编辑难以适应，但变化的时代更加需要编辑成为具有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的人”[1]。融合出版必然要求在编辑理念、实践和制度方面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融合出版时代的图书编辑，需要具备传统编辑的创意策划、审校营销能力，同时也需要具备数字编辑的项目管理、高新技术应用、线上选题发现、多形态产品设计等能力。有一线图书编辑将这些能力精炼为“创新能力、信息整合分析能力、用户思维能力、合作沟通能力、高效吸收转化能力”[2]，其中，创新能力与创意策划相通，信息整合分析能力、用户思维能力、合作沟通能力与选题发现能力相近，高效吸收转化能力与高新技术应用能力类似。数字编辑需要在拥有数字化产品制作、运营能力的同时，从版权源头考虑策划数字化单品种效益高的图书产品，需要在图书编辑策划之初，“切实解决‘顶层设计、AR技术、大数据技术、知识服务等行业发展亟须解决的问题”[3]，协助制作二维码出版物、AR出版物等多种出版产品形态。

图书编辑和数字编辑的互动与互补，促使了“双编辑”角色的出现与融合。“双编辑制”是指，图书编辑在具备原有选题策划、内容审校、传播营销能力的基础上，具备两种策划理念，掌握两种编辑能力，把握两套出版流程，适用两种考核机制，着眼两个出版业态的编辑制度。“双编辑制”要求编辑融两种理念于一身，集两种能力于一体，同时具备图书编辑和数字编辑的能力，以便更好地适应出版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新时代出版业的发展，要求每一位编辑同时具有图书产品策划和数字出版产品策划的理念；要求编辑将两种编辑能力合为一体，将自我塑造成图书编辑和数字编辑两种角色；要求编辑既能够熟练掌握传统出版的编校印发流程，也能够理解运用数字出版的策划、开发、技术应用、成果转化、市场营销的流程；要求编辑能够完成图书出版考核机制所要求的码洋、实洋、收入、利润等考核指标，也能够适应数字出版考核机制所包括的规划调控、财政调控、税收调控、数字出版产品、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出版运维等考核要素；要求编辑既能够面向传统出版业态，致力于提高选题质量，按照精品选题、精编质量、精准营销的要求改造优化传统出版动能，也能够面向新兴出版业态，根据内容研发、技术应用、数字营销、精品项目的标准培育壮大数字出版新动能。

一、“双编辑制”必要性分析

其一，技术日新月异，推动着每位编辑自觉提升高新技术的学习、领悟和运用能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新时代的图书编辑，要提高技术学习能力，迅速把握日新月异的技术发展态势，高度重视技术赋能的作用，不断将人工智能、增强现实、大数据、5G移动通信技术等高新技术应用于传统出版业态，理解技术发展脉络，探索技术应用原理和应用场景，进而提高出版产品的技术含金量、友好体验度和用户忠诚度。

其二，社会发展步入新时代，促使编辑快速适应“光与电”“数与网”的生产方式。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趋势，促使图书编辑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图书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属性和产业属性，发扬工匠精神，多策划和出版精品力作。编辑不仅要把握纸质图书内容的导向和质量，而且要牢牢坚守互联网领域的意识形态领导权。精品力作不仅是指高质量的图书产品，还包含高质量的数字出版产品。数字图书馆、专题知识库、大数据知识服务平台、MOOC、SPOC等新兴数字出版产品的高质量供给，是编辑以实际行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径。

其三，数字出版发展至深度融合阶段，驱使着编辑主动变革思维方式、工作方式和商务模式，自主根据“一版权多创意”“一创意多开发”“一产品多形态”“一形态多渠道”的理念去开展策划和出版工作，成为一种必要。同一版权素材，往往可进行多种策划创意开发；一种策划创意可进行多维度开发；一种产品可以表现为多种形态；一种产品形态可以通过多个渠道传播和推广。传统编辑和数字编辑创意理念的相互借鉴，策划能力的取长补短，业务实践的交相融合，将成为编辑成长和培养的主流方向和必然趋势。同一个版权，纸质图书产品和数字出版产品的效益，将同时被作者和编辑所共享，由此可呼吁和推动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一体化的绩效考核机制诞生。

二、“双编辑制”可行性研究

“双编辑制”不但具有迫切的必要性，而且具备理论、政策和实践的可行性。

“双编辑制”的理论可行性在于：双编辑能力是对传统图书出版能力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论启示我们，不同时代的人们往往具备符合该时代发展的能力和素质。“铅与火”时代的出版人往往更多采用手工作业的方式开展出版工作，“光与电”时代的出版从业者实现设计、制作、排版的自动化与电子化，而“数与网”时代的编辑则具备互联网语境下数字化、智能化的编辑出版能力。“正如人的需要具有个性多样化的情况一样，人们在自身能力的拓展方面也会由于个体情况的差异而表现各种不同的要求和趋向，这种差异又因具体条件和社会关系的不同表现差异性。个性自由理应包括人的各种能力的自由拓展。”[4]另一方面，出版学、数字出版学理论的发展和更新，归纳出较为完整的数字出版宏观调控体系和市场调节体系，探索出数字出版产品体系、技术体系、运维体系的特殊性规律，概括出区别于图书编辑的数字编辑策划、产品、技术、运维等方面的能力体系类型，总结出单体融合出版物、集合型融合出版物、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一体化考核机制等“双编辑制”实施的核心要素。

“双编辑制”的政策可行性在于：出版职称制度改革发展已经取得阶段性成果，无论是传统出版职称还是新设数字出版职称，都试图将数字出版从业者的技能和素质纳入评价范畴。2016年启动的北京市数字编辑职称，首次明确了“数字编辑”的职称名分，确立了“数字新闻、数字出版、数字视听”“内容、技术、运维”的“三纵三横”累计九种类型的数字编辑设定；2017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出版职称设定中，在原有的初级编辑、中级编辑、副编审、编审序列之外，针对数字出版业态，单独设立了数字副编审和数字编审，这是“双编辑制”的最新制度创新与探索；2019年国家出版基金围绕提质增效，聚焦“高质量发展”和“融合出版项目资助方式”，及时将专家建议和意见上升到2020年度的申报指南中，这也是“双编辑制”在国家出版基金领域的创新与探索。

“双编辑制”的实践可行性在于：伴随多年的新闻出版转型升级工作的开展，数字出版、融合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图书编辑、数字编辑的业务融合已有大量可贵的探索。大部分出版社，尤其是大社强社的图书编辑，在创意策划环节，都在积极构思基于同一稿件素材的多种产品开发模式，其策划理念已经由单一的纸质图书向着综合性的“纸书+数字”融合产品形态演化；在审校流程中，出版社都在积极探索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一体化的智能编校系统研发和应用。由理念转变到实践探索，编辑将纸质图书加工制作为数字出版物早已屡见不鲜。如重庆大学出版社林青山分社长策划的面向土木工程专业的《土力学》教材，正在采用AR出版物的形式，给读者以更加形象、增强现实的阅读体验。在实践案例中，清华大学出版社、人民卫生出版社、重庆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社的一线编辑纷纷实现了从融合策划理念到融合策划实践的飞跃，纷纷推出二维码出版物、AR出版物、MPR出版物、VR出版物、手机图书等多种产品形态，用实实在在的出版业务践行着“双编辑制”的理念。

三、“双编辑制”的路径设定与实现

“双编辑制”的实现路径主要包括：培养和激发图书编辑的创意策划能力、技术洞察能力、线上选题发现能力，以及确立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一体化的绩效考核机制。

“双编辑制”的实现路径之一在于启发图书编辑的创意策划能力，重点是数字出版物、融合出版物的创意能力和策划能力。创意策划能力，是指编辑基于版权素材，充分运用自身的创造性和创新性思维，思考如何将同一版权研发制作成多种形态的产品，以及如何对产品进行精细打磨的筹策、谋划能力。笔者曾多次在授课时随机调研，发现大部分国内编辑在接到作者书稿以后，想到的下一步工作就是审稿。这样的逻辑思维，其实忽略了“稿件素材”和“成型产品”中间还有一个环节——“创意策划（idea）”，而将稿件素材默认为做成纸质图书，没有其他的产品选项。“数字出版物”“融合出版物”的创意与策划在大部分传统图书编辑的策划理念中是缺位的，是自动被过滤的。其实，在接到稿件素材以后，优秀的编辑应该想到的是：做成什么样的产品？是纸质书，还是音像电子产品、AR出版物、有声书等？“双编辑制”对创意策划能力的额外要求，在于编辑本身要树立“产品介质多元化”“版权产品多样化”“数字出版物”“融合出版产品”“传播渠道立体化”等意识，并有意的同时思考研发多类型的数字产品和图书产品，而不是单一的图书产品思维。

“双编辑制”的实现路径之二在于提升图书编辑的技术学习力、洞察力和应用力。深度融合发展阶段的数字出版，要求图书编辑要能够熟练把握高新技术的应用原理，并将应用原理和出版产业相结合，发现和设定应用场景。如AR出版物需要打通三维模型建构、AR编辑器研发和输出展示系统三大关键环节，要统筹运用虚拟建模、实景建模和混合建模三种技术；出版大数据的构建，要熟练把握“数据采集、数据存储、数据清洗、数据标引、数据计算、二次数据、数据服务”七大核心步骤，并基于“内容数据、用户数据、交互数据”的主题框架做顶层设计；专题知识库研发的核心在于知識体系的建设与运用，将知识体系贯穿于知识资源采集、知识资源标引、知识资源管理和知识资源应用的全流程，等等。近年来，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如数字图书馆、知识服务、人工智能、增强现实、虚拟仿真、5G移动通信技术等，都应成为编辑学习的领域，都应成为技术赋能出版的外部推动力。

“双编辑制”的实现路径之三在于选题发现从线下走到线上，从线上走到线上线下一体化。在传统出版观中，编辑主要通过参加各种会议论坛，结交特定领域的专家大咖，并通过信件、面谈等方式，将其思想、智慧和经验引入到编辑所在出版社进行出版。《编辑力：从策划、创意到人际关系》的作者对约稿流程进行了详细描述，在“让作者欣然接受约稿”章节，其设立“先写信、再打电话、面谈如相亲”的环节[5]，囿于作者自身的因素，作者似乎比较排斥电子邮件、即时通信工具等现代化的通信手段。而这一点恰恰是融合出版观所亟须确立和强化的。培养线上选题发现能力，一方面可以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法，通过线上即时通信工具，如微信、微博、QQ等与特定的优秀作者联系，推进整个策划出版进程。这种方式和传统的交流方式并无二致，只不过是运用了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另一方面，可以“另起炉灶”，运用全新的视角，在线上虚拟空间、在海量的网络信息中找寻和发现优质选题或优质作者，进而运用网络信息工具与作者取得联系，实现策划约稿和出版全流程工作的开展。《滚蛋吧，肿瘤君》就是编辑从网络社区中发现的优质IP，后来随着图书的热卖，IP还被改编成电影，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双编辑制”的实现路径之四在于“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一体化绩效考核”的动力机制（以下简称“一体化绩效考核机制”）建立健全和落地执行。一体化绩效考核机制是指，对版权使用而言，出版社既要注重图书编辑对专有出版权的争取和引进，也要提升图书编辑对信息网络传播权、影视改编权等数字版权的重视和运用；对编辑而言，出版社既对其策划的纸质图书进行考核，也对其纸质图书衍生的数字图书、专题知识库、AR出版物等数字产品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激励积极落实到位；对编辑部门而言，出版社既对部门生产的整体纸质图书进行考核，也对其整体纸质图书的数字产品效益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激励制度认真落实。

单一型数字出版产品，可以精准适用一体化绩效考核机制，甚至将每本书的数字收益与编辑、作者进行一一对应，做到单书立账、单书核算。同时，单一型数字出版产品的数字版税相对容易计算和发放，收入透明，计算公式简单，能够为编辑和作者所接受。实践中出现的经典案例是，如某出版社的《心盲》一书在中国移动手机阅读基地首发上线，该手机书的收入为数十万元，相应的作者的数字版税为几万元，已与作者结算完毕。“集合型”数字产品，如海量资源构成的数字图书馆、专题知识库、专业领域知识大数据平台，推行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一体化绩效考核则需要另辟蹊径，不能按照一一对应、单品种贡献的原则进行考评。如某出版社的数字图书馆销售至某政府机构，售价为3万元，共计包含3000種数字图书，以价格计算平均每本10元，以图书价格与电子书价格折抵计算则无法计算每本电子书的实际价格；即便3万元按照15%版税比例，可以计算出数字版税为4500元，这4500元如何分配便是极大的问题。按照图书品种数平均分配，副本数进行分配，还是按照图书码洋占比进行分配，或者是按照图书价值高低进行分配？这些在实践中根本无法操作。行之有效的路径是从集合型数字出版产品的利润中剥离出固定的比例，作为对编辑数字化版权贡献、作者数字化版权授予的激励，以不断提高作者数字化授权的积极性，不断提升编辑提高信息网络授权率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进而解决数字出版发展的版权问题。

四、结语

数字出版的最高阶段——数字化出版，将不再有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之界分，出版理念、编辑角色、部门设置、流程设置、绩效考核都呈现对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一体考量、同步规划、天然融合的状态。彼时，“双编辑制”将向融合编辑制演进——从“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过渡，从物理组合向化学反应迈进，图书编辑成为天然的融合型编辑，能够同时运用新兴介质和传统介质两种介质，自觉将先进技术与先进内容紧密结合，自觉推动新兴出版媒体与传统媒体有机融合。在“双编辑制”向融合编辑制的演进过程中，“双编辑制”是前提，是基础，是阶段状态，是通往融合编辑制的必经之路；融合编辑制是结论，是目标，是最终状态，是编辑转型成功的外化标志。

|参考文献|

[1]吴平.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理性思考：编辑是什么——2016 年编辑学研究回顾[J]. 出版科学，2017（2）：41-46.

[2]祝萍. 全媒体时代图书编辑的必备意识和能力探讨[J]. 科技传播，2019（23）：166-167.

[3]张新新. 数字出版高端智库建构综述[J]. 科技与出版，2017（1）：17-23.

[4]贾英健. 论马克思的个性自由思想及其时代价值[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4）：48-51.

[5] [日]鹫尾贤也. 编辑力：从创意、策划到人际关系[M]. 陈宝莲，译.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85-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