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经科 赵传英

杨绛的《老王》是一篇回忆性散文。日常教学往往着力于文末“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这句话，从“幸运”与“不幸”的二元对立中概括归纳对“愧怍”的理解。这种在文本显性内容中进行印证式解读的做法，无法深入文本的隐性内涵，更无法触及深层的作者情感的微妙变化。孙绍振教授在《文学文本解读学》中提到“形象的准确性和感染力——取决于作家的情感特征”，情感的特点是动，具有唯一性、连续性和节奏感。“情感的运动则隐于意象群落之中，此谓意脉”，只有通过“对意脉的具体分析，才能洞察其隐性的情感节奏”。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揭示隐含的感觉和意脉的变动，将其前后的差异、矛盾——揭示出来”，进而“从表层的感觉进入深层的人生感慨”。[1]本文拟从意脉角度探究《老王》中“我”的情感变化。

一、俯视——谁怜失群单飞雁

文章开篇，作者用寥寥几笔描绘出坐车的场景：

我常坐老王的三轮。他蹬，我坐，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

“常”字表明了“我”坐车的频率，按照阅读预期，或许会认为这是在暗示“我”和老王的交情。但从全文看，“我”对老王只是熟悉却并不了解，因为“我”与老王始终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处于“看与被看”的关系。“他蹬，我坐”这句話，读来有停顿，语气平静，凸显出“我”与老王的距离感，暗示着彼此情感上沟通的阙如，透露出冷峻与隔膜。此处的“闲话”是没有“我”的主观情感因素参与的无关话语，毕竟此时的“我”不论是社会地位还是经济方面，抑或是精神层面，都要高于老王，我们的关系并没有达到朋友、亲人的程度。文中这样介绍老王：

据老王自己讲：北京解放后，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那时候他“脑袋慢”，“没绕过来”，“晚了一步”，就“进不去了”。他感叹自己“人老了，没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为他是单干户。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作者对老王悲苦经历以及身世的介绍，采用了截取人物话语关键信息的方式，话语引用节制以达到与作者自然叙述的契合。文中透露出“我”对老王的“知道”仅限于老王自说，没有触及其情感深处的进一步沟通，在看似常坐车的背后是一种心理上的错位和隔膜。

文中这样介绍老王眼睛的残疾：

有人说，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害了什么恶病，瞎掉一只眼。

在不完全确定的前提下，“有人”将老王眼睛的残疾归结为道德品质的问题，其间的逻辑和人际关系多么荒谬。虽然作者在这里用了比较委婉的词语“不老实”，对老王加以维护，表达对老王的同情与怜悯，但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俯视。

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我”对老王偏僻破陋居住地的了解，也是“我”与先生偶然发现，后与老王“闲聊”时确知的。此处“闲聊”的意思与前文的“闲话”一致，从作者的角度看，“我”始终处于冷眼“看”的位置，俯视着老王的一切。据此可以窥测“我”与老王在心理上的距离，“我”始终没有真切地走进过老王的内心，甚至就连老王得病去世的消息都是从他人那里得知的。

过了十多天，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我问：“老王怎么了？好些没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儿的第二天。”

我没再多问。

这里与前文截取话语关键信息不同，作者采用了直接引用人物对话的形式。从对话中不难发现老王弥留之际的凄苦与“我没再多问”的怜悯，真实地暴露出老王在“我”心中的地位。“杨绛完全以平常人的亲近感去抒写往事……作者拉家常般的‘任心闲话，显示了杨绛淡泊宁静、真实质朴的个性，也显示了她的自爱、自尊的一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2]真情付出与对方情感缺失带来的情感张力，形成审美上的情感错位。

“我”与老王始终处于“看与被看”的关系。“我”俯视着老王的一切，而这一切对“我”来说无足轻重，甚至有些心安理得，因为“我”在与老王的交往中，从来没有在物质或金钱上占过老王的便宜，居高临下的俯视让“我”从未考虑过老王内在的精神需求。

二、平视——道是无情却有情

老王只有一只眼，另一只是“田螺眼”，瞎的……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也许是得了恶病，反正同是不幸，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

所谓得了“恶病”“该是更深的不幸”，即仅仅是物质的缺乏、贫穷导致无钱医治尚可理解，但是将其归结为道德品质的问题并进行道德绑架和揶揄，“他人”精神的贫瘠与灵魂的扭曲才是真正的不幸。文中“该”字表明了老王被人在精神上误解的不幸，可以看出老王多希望有人将他看作朋友、亲人，而老王误把“我”对他的同情与怜悯当成友情、亲情，自然也就在心里把“我们”当成了朋友、亲人。再看送冰情节：

有一年夏天，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愿意给我们家带送，车费减半。……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

“愿意”一词表明老王心甘情愿为“我”家送冰并且车费减半，但“我”却“当然”不要他减半。“当然”一词明确表明了“我”的态度：不想占老王任何一点好处。文中“前任”一词表达了作者的隐含情感，如果将“前任”换成“前一位”，就无法凸显老王的善意以及“我”对老王的肯定与赞美。虽然“我”回绝了老王“车费减半”的提议，但是老王依旧每天帮“我们家”送冰上楼，而且送的冰比前面任何人的都“大一倍”，因为在老王的心中，“我”是最值得信赖的。文中“我”对老王作出“最老实”的评价，是作者情感的直接流露，不单因为他给“我们家”送的冰比别人的大，更重要的是“我”认为他“没有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这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显得难能可贵。“大概”和“压根儿”看似一对矛盾的词语，却真真切切地表达出“我”对老王善意的肯定。由“不老实”到“最老实”，作者的情感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变化，从同情怜悯发展到带有某种敬意。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我”家遭遇苦难之际，老王的行为悄然地改变着“我”的情感：

“文化大革命”开始，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我一定要给他钱，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你还有钱吗？”我笑着说有钱，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

老王送先生去医院不收钱的“坚决”态度和“悄悄”的语言，凸显其内心的纯洁、善良，而“我”与老王之间长时间以来却是一种交换关系，这里的矛盾是：文章开头“我”常坐老王的车，此时为何却“不敢”乘三轮？杨绛在《丙午丁未年纪事》中提到，钱锺书的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而杨绛则被“剃去半边头发”成了“阴阳头”……此时杨绛夫妇被定成“反动学术权威”，有了这样的“罪名”，再乘车便是占劳动人民的便宜，随时可能被批斗。在老王眼里杨绛夫妇是弱者，老王不但送先生到医院不收钱，而且认为是理所应当的，“悄悄”一词便显示出老王精神的可贵。对于弱者，老王提供无偿的帮助，“我”却“一定”要给他钱，对于老王的询问也是“笑”着说有钱。这里的“笑”，一方面体现“我”一贯的思想，认为老王在物质上对“我”的关心和顾虑是多余的;另一方面透露出“我”的情感的微妙变化，从“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可以看出老王的精神对“我”的触动：此时对处于低等身份的“我”，老王表现出的依然是关心和善意。从作者情感发展的脉络上看，“我”已不再是俯视而是平视老王了。

三、仰視——蓦然回首阑珊处

“我”对老王情感上的认识在逐步深化，印象深刻的是老王病亡前送“我”鸡蛋和香油的场景。这个场景对“我”和读者都造成了很大的视觉和心理冲击。文中着力描绘其外形的恐怖与丑陋——“面如死灰”“僵尸”“骷髅”“白骨”，外表的丑化凸显的是情感的冷漠，而文中“说得可笑些”还带有调侃的意味，“转身进屋”“免得托人捎了”表明“我”那时并没有真正明白老王馈赠的含义：用自己最珍贵的礼物回报帮助自己的人！文章结尾写道：

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琢磨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事后“我”不断追忆与老王对话的情景，反思自己是否给老王造成误解和伤害，不断琢磨对方是否领会了自己的谢意，此处的矛盾是：既然假定老王已经知道“我”的好意，那为什么想起来还会感到不安？“侮辱”一词是对“我”与老王交往中金钱交换的否定，“愧怍”一词表明老王外表的丑陋并没有掩盖其精神上的高贵。“我”对老王的感情和老王对“我”的感情是不平等的，这不平等的背后当然是“我”“愧怍”的原因，虽然这是“我”在多年后领悟到的。对于文中的“幸运”与“不幸”而言，“我”在动荡的岁月中存活下来是一种“幸运”，贫贱孤苦的老王不被理解而凄惨离世是“不幸”。文中“幸运”一词，原稿为“多吃多占”，其意味值得深思。“多吃多占”是“我”对老王生前居高临下俯视的一种觉察，“幸运”是“我”从精神层面反思与老王的差距，表达出“我”对俯视老王高贵灵魂的省察和反思，这是“多吃多占”所不能表达出来的。文章到此戛然而止，作者的情感也达到高潮，即表达出“我”对身份卑微但灵魂高贵的老王的敬仰，此时“我”对老王已然是仰视。

意脉分析的魅力在于“把思想、情感作为一个发展、转化的过程，曲折转化的临界点就是关节点”，从而实现“关节点的确定和几个关节点之间的联系贯通”。[3]这需要在阅读过程中摆脱对文本表面意象和文字的追随，通过具体分析将作者的隐性情感还原出来，涵泳品味语言文字背后的意蕴，把握分散意象背后所隐藏的情感密码直达文本深层结构。在“俯视—平视—仰视”的意脉流动中，触摸到“愧怍”一词背后潜藏的作者内心的反思意识、悲悯情怀和人文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