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祥学

摘 要：都察院是明代设立的重要监察机构，为风宪耳目之官，总负正风肃纪之责。明代对其所属监察御史的选用，要求明显不同于一般的官吏。除了普遍性的清正廉洁这一操守要求外，还十分看重其“介直”“骨鲠”的个性。在任职资格上，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打破了新仕进士不得除授御史之职的规定。明中叶后，监察御史选用“多不得人”，管理御史的“宪规”“条约”成为空文，御史不断参与到朝廷的政爭之中，使明代官僚体系的有效监督、净化能力不断削弱，这是明代政治日趋腐朽，不断走向衰败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明代;都察院;监察御史;选用;政治走向

都察院是明代设立的重要监察机构，由元代的御史台改设而成。所不同者，元代御史台由御史大夫掌管。明代改为都察院后，其长官设有左、右都御史，下设副都御史、佥都御史等职，并领十三道监察御史。目前学术界对明代监察体系方面的研究，主要在探讨明代都察院的司法权、运行机制、功能，以及明代监察制度的构建、宪纲、巡视监察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①但对都察院系统所属监察御史的选用制度涉及不多。由于明代监察御史在明代官僚体系中所占的特殊地位，以及受明代统治者治国理念的影响，明代监察御史官员的选用，在不同时期经历了一些复杂的演化，并对明代政治走向产了较大的影响。在此，笔者拟对这一问题做一专门的论述。

一、都察院的设置及监察御史品秩的演化

都察院的设立，是明代中央集权逐步发展的产物。吴元年（1366）时，朱元璋即承元制，设御史台，为从一品衙门。由于明初制度初创，中央行政机构的设置多沿袭前代。随着明朝统一的完成，明太祖依据自己的治国理念，对前代留存下来的统治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御史台这一监察机构最终为都察院所代替，其品秩也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

根据元制，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并列，是最高行政机构之一。所谓“立中书省以总庶务，立枢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台以纠弹百司”。（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61页。

元朝对御史台也极为重视，元世祖曾公开宣称：“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此其立台之旨。”（明）叶子奇：《草木子》卷三下《杂制篇》，第61-62页。

明初，朱元璋在百废待兴，军旅事务极为繁忙的情况下，无暇顾及统治机构的改革，只好暂时照搬元朝官制。故此时设立的御史台，在明初拥有极为显赫的政治地位。明太祖称“国家立三大府，中书总政事，都督掌军旅，御史掌纠察”。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都察院》，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771页。其间，御史台官员还参与了明初各项律令的制定，史称“中书省、御史台臣进所修大明令，命颁行天下。谕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齐之于后。”

（明）陈建：《皇明通纪法传全录》卷四，《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5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74页上。他们对明朝的建立与统一，以及统治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御史台这一重要的行政机构，却在洪武十三年（1380）遭到罢黜，其职官品秩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关于明太祖罢御史台的原因，史料没有明确记载，相关论述不多。笔者认为，御史台被罢，主要还是与明太祖加强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理念密切相关。作为平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对皇权的巩固异常警觉。其时丞相胡惟庸专权，“总中书政，专生杀黜陟，以恣威福。内外诸司封事入奏，惟庸先取视之，有病己者，辄匿不闻，由是奔竞之徒趋其门下”。

（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一三《胡蓝之狱》，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80页。为剪除相权对皇权的威胁，明太祖采取果断措施，诛灭了胡惟庸党羽，同时对明初所设机构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以使之适应皇权专制的需要。机构改革的总方针，就是臣下分权，皇帝集权。率先改革的便是作为权力中枢的中书省，废除丞相制度，而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对此，明太祖没有任何掩饰，称“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总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欺之弊，嘉言结于众舌，比朋逞于群邪，蠧害政治，谋危社稷，譬堤防之将决，烈火之将炽，有滔天燎原之势，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则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

（明）陈九德：《皇明名臣经济录》卷一《开国·革中书省对》，《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第 9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下。

作为前代三大最高行政机构之一的御史台，自然也在改革之列。不过，这一机构变革有一个过程。洪武十三年胡蓝之狱兴起时，明太祖废御史大夫，御史台仅设“左右中丞，俱正二品，侍御史正四品而已”。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三三四《王弇州文集·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都察院》，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75页上。至此，作为监察大员的御史一职，其品秩由从一品降为正二品，开始进入短暂的剧烈波动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史料记载，明太祖于洪武十三年罢御史台，在洪武十五年（1382），“更置都察院”。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都察院》，第1772页。都察院之名，清人梁章钜认为并非明太祖首创，实源于唐代御史台下设机构。其《称谓录》卷一四《都察院》称：“都察院之称，盖始于明。然唐代御史台三院已有察院之称，其僚曰监察御史，而明又增一‘都字者，盖合都御史、监察御史为一院而称之耳。”参见（清）梁章钜：《称谓录》卷一四《都察院》，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也就是说，因为明初的机构改革，明廷是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监察机构处于空缺状态？对此问题，学者关注极少。从史料记载看，在都察院正式成立前，明太祖似乎曾设置谏院以取代御史台，履行监察职能。史载“十月丙子，罢谏院，更置都察院，设监察都御史八人，分监察御史为十二道，铎官从而改焉”。

（清）陈鹤：《明纪》卷四《太祖纪四》，《四部备要》本，史部第43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4页上、下。其所属监察御史分别为“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川十二道，各道置御史，或五人，或三四人，每道铸印二，一畀御史久次者掌之，一藏内府，有事受印出”。

（清）嵇璜：《续通典》卷二八《职官·御史台》，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3页上。其实，谏院本为六科给事中所属办公机构。一些史家称“给事中，非言官也。唐宋之制，给事中治门下省，佐侍中，详命令，封驳章奏，别有拾遗补阙，司谏正言，谓之言官，其治曰谏院。我太祖高皇帝罢言官，而每著之令曰：‘凡朝政缺失，军民利病，许诸人直言无隐”。

（明）程敏政：《篁墩集》卷二一《赠兵科都给事中章君序》，明正德二年刻本，第13页。因原谏院所属给事中诸官，其品秩为正七品，故新设立的都察院，其官有御史而无都御史，其品秩最初也定为正七品。对此，史料有载“置谏院官，左右司谏各一人，秩正七品，左右正言各二人，秩从七品，书吏四人”。

《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二，洪武十三年六月丁丑条，“中研院”歷史语言研究所1983年版，第2096页。这是明初御史台自成立以来，监察衙门品秩演化的最低点。因品秩太低，并不利于充分有效地发挥其监督职能。故洪武十六年（1383），定都察院为正三品。次年又定为正二品。“于是定设左、右都御史，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

（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三三四《王弇州文集·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序都察院》，第3575页上。左右都御史品秩与六部尚书相同。这样，都察院主要官员的品秩，在经过一番短期的实践摸索后，最终得以确定。都察院的监督体制与此前相比，也有了新的内容。

二、监察御史选用标准的演化

作为正风肃纪的专门机构，都察院在设立之初，就被明太祖朱元璋赋予了“百司仪表”

（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五三《吏部·都察院》，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925页下。的职责，希望它能在百官中起到表率作用。

明初设立御史台之时，痛感于元末政治腐败的明太祖，对整顿吏治十分重视，对御史台发挥有效的监察作用寄予了厚望。对于出任御史的人选，明太祖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就是“贤良方正”，清正廉洁，能够“正己”。明太祖曾对监察御史何士弘、吴去疾等言：“御史掌纠察，朝廷纪纲尽系于此，而台察之任尤清要。卿等当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毋委靡因循以纵奸，毋假公济私以害物。”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都察院》，第1771-1772页。惟有“正己”，才能起到百官表率作用。又称“居其职者，当先养人廉耻，使避而不犯”。

（明）郑晓：《吾学编·名臣记》卷二《御史中丞章公》，《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第12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80页下。为了选任合格的御史，明太祖下诏：“御史台、提刑按察司乃耳目之寄，务在振肃百司，慎选贤良方正之人以佐朕。”

《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己卯条，第616页。明太祖甚至公开宣称，对汉族与少数民族一视同仁，以贤能为首要选拔标准。洪武四年（1371），御史台进拟《宪纲》四十条，明太祖“览之，亲加删定，诏刊行颁给。因谓台臣曰：‘元时任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入风宪，岂是公道？朕之用人，惟才是使，无间南北。风宪作朕耳目，任得其人，则自无壅蔽之患。”

《明太祖实录》卷六○，洪武四年春正月己亥条，第1176页。

尽管监察官员品秩不是很高，但手握朝廷赋予的弹劾之权，如果不能持正，或者心术不正，就很容易使监察演化成对付政敌的手段，必然会破坏官场生态，祸乱政局，严重危害朝纲的稳定。为防止这样的局面发生，明太祖反复要求御史台官员，“本以折奸邪，理冤抑，纠正庶事，肃清纪纲以正朝廷。而元末台宪每假公法挟私愤，以相倾排，今日彼倾此之亲戚，明日此陷彼之故旧，譬犹蛇蝎，自相毒螫，卒致败亡而后已，如此则何以为台谏也。今卿等司风纪，当以大公至正为心，扬善遏恶，辨别邪正，不可循习故常，挟公以济私，苟或如此，不惟负朕委任，亦且失其职守矣”。

《明太祖实录》卷四八，洪武三年春正月甲午条，第949页。又载，“有风宪官二人，各讦所短于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简而缓。上曰：‘理原于心，言发于口，心无所亏，辞出而简，心有所蔽，辞胜于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诘之。言寡者果直。上谓群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风宪，当持公正以纠率群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古人贵知言，能知言则邪正了然自辩，区区以便佞取给者，复何所庸哉。”

《明太祖实录》卷三四，洪武元年八月丁丑条，第611页。可见，在明太祖的心中，“持公正”是作为监察御史任职的重要标准。

此外，从明初曾担任过御史台御史一职的汤和、刘基、章溢等名臣来看，也可看出明太祖对这一职位的选用标准。史载刘基“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有廉直声”;

《明史》卷一二八《刘基传》，第3777页。章溢，“时廷臣伺帝意，多严苛，溢独持大体”;

《明史》卷一二八《章溢传》，第3791页。汤和，“奉约束甚谨”。

《明史》卷一二六《汤和传》，第3752页。廉直、持大体、奉约束，都是其时明太祖欣赏的个性品格，正因如此，才将他们置于御史台这个重要的岗位上。

但是，治国理政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监察御史的选用固然要以贤能、忠勤、正己为标准，同时也深受当政者治国理念的影响。如明太祖就认为御史之人，不可太刚，亦不可太柔。换言之，在监察实践中，在坚持操守的前提下，还需要充分考虑政治效果。洪武六年（1373），御史台奏工部尚书黄肃犯法当笞，明太祖即言：“六卿之职，不宜以细故加辱，命以俸赎罪”，并谕御史台臣“为人不可太刚，亦不可太柔。刚则伤物，柔则废事。二者相济，始克有成。往见贪饕之徒，常执谦下，不拂人意，盖缘所守不正，恐举劾其奸，故为此取媚之态。人喜其媚己，以为贤，则堕其术中矣。其不贪者，自谓操守廉洁，无敢谁何，故与人言议，稍有不合，辄起争端。此虽刚强，人恶其拂己，以为不肖，则失人矣。夫以中而处，刚则必无矫激之情，以正而处，柔则必无畏倿之态，修其在己，人亦岂得而是非之也”。

《明太祖实录》卷七八，洪武六年春正月丙辰条，第1427页。

为使都察院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明太祖还聽取臣下建议，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各机构间的职能划分。明初机构处于草创阶段，职能难免会有重叠等弊，御史台官员原先参与法律事务，设都察院后，遂对其职能做了进一步的调整与规范，都察院成为专职监察的官僚机构。史称五军断事官邵文德言：“本司与刑部、都察院皆掌天下刑名，而刑部分设四部，各有郎中、员外郎、主事。都察院置十二道，有监察御史以分掌之。部又有尚书、侍郎，院又有都御史以总其纲，犹虑壅滞不决，惟断事官独员，实难其任。”

《明太祖实录》卷一六八，洪武十七年十一月丁丑条，第2569页。之后，明廷赋予都察院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都察院》，第1768页。纠劾的事项主要包括：“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用者，劾。”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下）》卷四八《都察院》，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版，第269页上。他们纠劾的形式，主要是公开揭发与秘密弹劾两种，所谓“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劾，或封章奏劾”。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下）》卷四八《都察院》，第269页上。为防诈伪，明廷还专门改铸了监察御史之印，称“某道监察御史印”，其巡按印为“巡按某处监察御史印”。

（清）嵇璜：《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五四《职官考·御史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627册第497页下。

明朝当政者正是出于对都察院正风肃纪的倚重，因而对其长官都御史的选用十分重视。明成祖统治时，反复强调“御史当用清谨介直之士。清则无私，谨则无忽，介直则敢言。不能是者，即黜之”。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三《职官五·都察院》，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559页。其时在御史的选用上，一度擢用基层的官吏担任，明太祖鉴于元代重吏轻儒，导致舞文弄法殃民的教训，当即予以制止，称“御史，朝廷耳目之寄，宜用有学术达治体者，安用吏为？”

（明）黄瑜撰，魏连科点校：《双槐岁钞》卷五《胥掾官至尚书》，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0页。

此后，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明朝当政者对负责执掌风纪的都察院官员选用，基本上形成了广泛的共识。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谕吏部“慎选御史以清风纪。又命吏部咨访可为都御史者以为十三道御史表率”。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三《都察院》，北京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06页。宣德三年（1428）六月，明宣宗以顾佐为右都御史，赐之敕曰：“都察院受朝廷耳目之寄，掌国家纪纲之任。用得其人则庶政清平，群僚警肃。用非其人则百职怠弛，小人横恣。必尽廉公，乃称斯职。近年以来，在京诸司奸弊纷出，其司风宪者非惟不能纠举，且实与之同和。若此所为，国何赖焉？尔佐刚直廉正，简在朕心，今特畀斯任，其竭诚尽力，必公必明，恪恭夙夜，毋惮勤劳，弹劾愆谬，毋避权要，毋枉良善，毋纵奸宄，庶几人知儆畏，弊以清革，副朕简任之意。”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三《都察院》，第306-307页。

正统六年（1441）六月二十五日，明英宗敕谕六部、都察院等官，称“掌风纪者，尤须秉公持正，振肃纲纪，抑浊扬清，扶植善类，有实犯者必公言之，勿惮权贵。有屈抑者必明辨之，毋忽卑贱，用称朝廷耳目之寄”。

（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一《皇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第73册，齐鲁书社2001年版，第50页上。明宪宗时，对都察院御史的考核又增加了“操履端慎，通晓刑名”的要求，称：“御史之职，所以振扬风纪，纠察百僚，断决狱讼，伸理冤枉，必须操履端慎，通晓刑名方可胜任。”

《明宪宗实录》卷七，天顺八年秋七月己巳条，第168-169页。不过，对都察院都御史之职，明廷主要还是要求廉洁、公正，以冀能起表率作用。弘治元年（1488），升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张鼎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直隶保定等六府，明孝宗敕谕：“尔为宪臣，受兹委托，须持廉秉公，振肃风纪，严切行事，必使官吏畏威，军民怀惠，关口严固，庶副委托，如违，责有所归，其勉之慎之。”

《明孝宗实录》卷一○，弘治元年闰正月辛未条，第216页。同时，当政者也意识到，作为肩负风纪的部门官员，本身清正廉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都察院官员须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素质，才能更好地履职。这个与众不同的个性素质，就是原先所强调的“介直”。嘉靖六年（1527）十月，明世宗因詹事霍韬的极力推荐，下诏：“改刑部尚书胡世宁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清）夏燮：《明通鉴》卷五三《世宗肃皇帝纪》，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04页。霍韬推荐胡世宁的理由是：“（胡）世宁忠耿直谅，宏深雅靖。”

《明世宗实录》卷八一，嘉靖六年十月戊申条，第1793页。对霍韬的这一荐举，时任内阁首辅的老臣杨一清也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切见霍韬奏疏所论用人，要将胡世宁改掌都察院，诚为有见。盖风纪之司，必如世宁刚介骨鲠，乃为称职。”

（明）杨一清：《杨一清集·阁谕录》卷三《奏对·论用人奏对》，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86页。其实，霍韬作为“大礼议”中张璁和桂萼一派的重要成员，与杨一清之间有着较深的政治矛盾，杨一清后来也是在霍韬连续猛烈地攻击下而遭到削职的。但难能可贵的是，政治立场的分歧，没有影响他们两人在用人立场上的高度一致。事实上，得到阁臣杨一清高度认可的胡世宁确实是一位合适的左都御史人选。《明史》称他：“弘治六年进士。性刚直，不畏强御”，“风格峻整，居官廉，疾恶若仇”，“与人语，呐不出口。及具疏，援据古今，洞中窾会。与李承勋善，而持议不苟合。……始以议礼与张璁、桂萼合，璁、萼德之，欲援以自助。世宁不肯附会，论事多牴牾。……诸大臣皆忌之。帝始终优礼不替”。显然，他确是一位廉洁自律，行事有独立政治品格，不结党营私的官员。他就任左都御史，执掌都察院事后，即“条上宪纲十余条”。

《明史》卷一九九《胡世宁传》，第5258、5262-5263、5261页。对整顿吏治采取十分务实的措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明世宗在位时期，虽然沉溺于斋醮，但对涉及官僚监督的都察院的重要性，仍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曾谕辅臣张孚敬、李时曰：“六部须要得人，吏部、都察院尤为紧要”。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上）》卷二四《内阁》，第260页上。擢任胡世宁为左都御史，正是这种用人认识的反映。

总之，明代选用监察御史的标准，对于“介直”这一个性素质要求，基本上是朝野共识。

三、监察御史选用资历的演化

有明一代，御史的选用，如果说“介直”这一个性品格，是一直坚持的必备条件，那么“资历”就是御史选用的必要条件，只不过“资历”这一条件，随着明代政治现实的变化而有所变化。一般而言，资历往往代表经验，年轻则代表活力。两者看似矛盾，实际上反映的是不同时期当政者的用人思维。对于明代监察御史这样的官吏而言，除了前述个性因素的考量外，年龄也是一个重要的选用标准。

在明朝当政者的眼中，都察院既是百官仪表，肩负着监察文武百官的重任，同时又要避免使中央赋予的监察权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影响中央机构的正常运行。因此，都察院御史除了自己耿直外，也需要在日常履职过程中，找到权力相互制约的平衡点，才能很好地贯彻当政者的治理意图。很显然，要做到这一点，御史本人需要有丰富的从政经验，又深得当政者信任，才能胜任。故明初之时，当政者对于御史之职的选用，十分强调“老成”这一条件。洪武年间，大臣张致中上疏，认为：“监察御史乃朝廷耳目之寄、清要之司，宜精择老成、蹇谔、公明廉正者，俾居其职，庶知官民利病，激浊扬清，以佐治化。”

（明）黄光昇：《昭代典则》卷八《太祖高皇帝》，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9页下。他的这一建议得到明太祖的认可。此后，以“老成”官员担任监察御史这一选任标准，遂成惯例。明仁宗洪熙年间，曾谕尚书骞义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识治体者可任。”

（明）黄光昇：《昭代典则》卷一四《仁宗昭皇帝》，第377页上。

但在监察御史的实际选用中，至少在明宣德年间就开始一度背离了“老成”这一选用原则，直接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没有实际从政经历，资历较浅的进士担任御史，当然难以达到当政者所希望的监察目的，以致出现了“未尽得人”的局面。宣德十年（1435），明英宗初即位，即谕都察院，称：“朝廷设风宪，所以重耳目之寄，严纪纲之任。……仍令吏部：今后初仕者，不许铨除风宪，凡监察御史有缺，令都察院堂上及各道官保举，务要开具实行奏闻，吏部审察不谬，然后奏除，其后有犯赃滥及不称职，举者同罪。”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86页。要求“其各见任御史，宜审择之，凡廉勤公正、老成惇厚者，俱留在职，其不达政体，不谙文移，贪淫无耻及曾犯赃罪者，悉送吏部降黜……务尽至公之道，所阙御史，即行吏部慎选，自今不许滥授”。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三《都察院》，第307页。明英宗当政时期，依然强调监察御史“老成”这一选用要求。明英宗下诏称：“中外风宪系纲纪之司，尤须慎选识量端宏、才行老成者任用。其有不谙文移，不识大体，用心刻酷者，并从都察院堂上官考察降黜。”

（明）孔贞运：《皇明诏制》卷三，《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58册，第89页下。明英宗正統初年，还曾一度颁布法令，规定“新进士初仕，不许除授御史”。

（清）龙文彬：《明会要》卷三三《职官五·都察院》，第562页。但代表资历的老成与代表活力的年轻原本就是一对矛盾。过于看重“老成”这一任职资格，无形中会抬高御史选用的门槛，导致难以选出足够数量称职的御史，以履行其监督之责。明初的宣德年间，即开始出现了御史官员缺额的现象，史称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奏：“监察御史多缺，访举进士邓棨等十四人，监生程富等十一人，听选教官方端等二十人志操端谨，堪任御史。上曰：‘风宪固当用端谨者，亦须有才猷方称，未可遽授此职。俱令于各道历政三月，尔察其言，考其贤否，第为等，朕将选择任之。”

（明）薛应旂：《宪章录》卷二二，宣德三年八月癸未条，《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52册，第215页。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下诏更改成宪，打破了此前制定的新仕进士不得除授御史之职的规定，“进士复得除之”。

（明）孙旬：《皇明疏钞》卷六七《风纪·振肃风纪禆益治道疏》，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版，第5065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放宽了御史的选用条件，但明廷还是无法选拔到足够合意的御史。明宪宗在位的成化年间，“仍遵宪纲，凡遇御史有缺，止于进士出身知县并行人内行取”，

（明）孙旬：《皇明疏钞》卷六七《风纪·振肃风纪禆益治道疏》，第5065页。但仍然出现了御史缺额较为严重的局面。都察院左都御史李宾等言：

本院先奏御史缺员数多，请敕天下巡按御史并布、按二司正官，选推官知县中廉能名著，历练老成，言貌相宜，年三十以上，五十以下，进士举人出身，历仕三年之上，不限旌异与否，举送吏部核实，分送两京各道。问刑半年，照例实授。其有知而不举，举而不公者，罪之。已蒙俞允兼命巡抚大臣公同推举。自是惟南直隶巡抚、巡按及浙江两司会举数人，其他顾忌畏避，未见敢举一人者。又其后止许推举曾经旌异者，且旌异多出好恶之私，又有避嫌而不肯旌异者，巡按御史每年一更，有前以旌异，而后不肯覆勘者，其中有年貌不相宜者，有非科目出身者，有旌异之后易其初心者。古称立贤无方，不可拘泥。又曰荐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若不纳贿赂，不私故旧，不听请托，不执偏见，协于公论，自然得人。况今御史多缺，而紧急用人之际，乞如前例，仍行天下巡抚、巡按并布按二司正官，各举所部推官知县，凡以科目出身，三年秩满，堪为御史者，虽未旌异，当亦举之。若复知而不举，举而不公者，仍论如法，如此则振扬风纪，皆得其人，而天下有司亦知所劝勉矣。

《明宪宗实录》卷九七，成化七年冬十月壬申条，第1839-1840页。

明宪宗“嘉纳之”。《明宪宗实录》卷九七，成化七年冬十月壬申条，第1840页。

明代御史多缺现象产生的原因，固然有选用过程中过于看重其“资历”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与明代政治体制自身的原因有关。作为朝廷耳目之官，明朝对其有较多较高的要求，如清廉公正、忠厚、精明干练、敢于任事、年貌等，所谓“在我无瑕，方可律人”。

（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二一○《都察院二·出巡事宜》，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196页。为了选拔满意的人选，明初对于御史即实行“慎选”

（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四《职官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第73册，第114页。原则。在高度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明朝皇帝对于官僚缺乏信任，建立了严密的监察体系，由御史负责巡察、监督，明朝当政者对御史的要求近乎完美严苛，若有差错，处罚也较为严厉。明廷规定“都察院总宪纲，惟所见闻得纠察。诸御史纠劾，务明著实迹，开写年月，毋虚文泛诋，讦拾细琐，出按复命，都御史覆劾其称职、不称职以闻。凡御史犯罪，加三等，有赃从重论”。

《明史》卷七三《职官二·都察院》，第1769页。史载明仁宗洪熙年间，御史谢瑶在荐牍上写错姓氏，自陈改正。明仁宗当即切责，称“古人奏牍皆存敬慎。石庆书‘马字缺点，惧及死。今荐贤不知其姓，岂能知其才？轻率如此，岂称御史之职？”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九，第152页。下令将其贬为交趾大蛮县知县。明宪宗成化年间，御史李政因为在巡视刑狱的“文卷内，字多不谨”，而“被责问服罪”，“上以都察院职司风纪，纠劾百僚，今政错误如此，不能参驳，当重治以罪，姑宥之，仍停俸两月”。

《明宪宗实录》卷二八○，成化二十二年秋七月癸亥条，第4726页。与此同时，鉴于在选拔御史过程中，过于看重进士这一任职资格，导致“中间多有不分贤否，但资格相应，皆得授任者，所以未尽得人”

（明）孙旬：《皇明疏钞》卷六七《风纪·振肃风纪禆益治道疏》，第5065页。的现象，明廷推行举荐问责制。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敕谕都察院及各处按察司，“凡政事得失，军民休戚之所当言，纠举邪恶，伸理冤枉，亦宜所当为，比之庶官，所系甚重。近年以来，未尽得人，或道理不明，操行不立;或法律不通，行移不谙;或逞小人（按：当为才），以张威福;或搜细过以陷良善，甚至假其权位，贪图贿赂，以致是非倒置，冤抑无伸，而风纪之道，遂致废弛。自今监察御史有滥赃及失职者，令都御史及各道御史纠举黜退。按察司官有滥赃及不称职者，令按察司使及同僚纠举黜退。……其后有犯赃滥及不称职者，举者同罪”。

（明）黄光昇：《昭代典则》卷一五《英宗睿皇帝》，第417页下。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大臣马文升上疏，再次请求“各于所属进士、举人除授到任六年以上知县内，从公推访廉慎公勤，政绩昭著者，明白具奏”，

（明）孙旬：《皇明疏钞》卷六七《风纪·振肃风纪禆益治道疏》，第5065页。“若所举不实，事发连坐以罪。如此则御史得人，而风纪为之振肃矣”。

（明）孙旬：《皇明疏钞》卷六七《风纪·振肃风纪禆益治道疏》，第5066页。举荐问责制的实行，使各地在推荐御史时又多了一层顾忌，导致少举荐，甚至不举荐的现象。此外，明代赋予御史的职权虽然较重，但待遇并不高。根据洪武二十五年（1392）制定的官禄标准，“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从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从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从六品八石，正七品至从九递减五斗至五石而止。……成化七年，户部钞少，乃以布估，给布一匹当钞二百贯。是时钞一贯仅值钱二三文，而米一石折钞十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也。布一匹亦仅值二三百钱，而折米二十石，是一石米仅值十四五钱也。《明史食货志》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三二《明官俸最薄》，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50页。普通的十三道监察御史，其品秩不过是正七品，官俸当为七石五升。然明廷赋予的职责却较为繁重，可谓官小、权大、事繁，要求严格，容易获罪，任职风险大。对一般官吏而言，出任御史之职，并非上上之选。故明代中叶产生了御史缺额较多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

明初，科举取士实行未久，官吏的选用，偏重于实际的行政经验，故“老成”成为首选。明正统之后，随着科举制度的不断完善，拥有进士出身的官僚人数渐多，故开始偏重“正途”出身的进士，选用他们担任御史成为常态。

尽管如此，终明之世，明朝统治者始终没有废弃“老成”这一选用标准，在同为进士出身的情况下，选用御史依然强调“老成”优先这一用人方针，偏重有相对丰富的行政阅历。明成化年间，两京监察御史缺员，吏部请循旧例，选行人进士中文学优长，年貌相宜者，理刑试职。明宪宗曰：“御史职司风纪，纠察百僚，自非学行老成之士，鲜有不变乱黑白者，自今可遵宪纲选用，务在得人，凡以科道进身历任三年者，不限内外，皆用之。”

《明宪宗实录》卷八二，成化六年八月辛亥条，第1596页。明孝宗时，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闵圭乞致仕，明孝宗诏曰“卿总司风纪，端慎老成，方隆委任，岂可引年求退，不允所请”。

《明孝宗实录》卷一五七，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庚寅条，第2816页。至明嘉靖年间，都察院以御史员缺请选补，嘉靖帝即敕称：“迩来御史出差在外，往往恣肆，不遵宪纲。今后务选老成持重者补用，不许一概滥受。”

（明）吳瑞登：《两朝宪章录》卷八，嘉靖十七年八月甲寅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7页。

四、监察成效演化对明代政治走向的影响

明代在前代机构设置的基础上，经过不断改革完善，建立了较为严密的监察体系，在中央以都察院为核心机构，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辩明冤枉，提监各道”，

（明）徐石麒：《官爵志》卷二《都察院》，《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 1985年版，第15页。十三道监察御史“出则巡视方岳，入则弹压百僚，虽与都御史相涉，而非其属官。直名某道，不系之都察院，事得专达，都御史不得预知也”。

（明）张萱：《西园闻见录》卷九三《台省》，《续修四库全书》本，子部第1170册，第169页下。形成中央与地方相互配合，系统内部互不统属，相互监督的监察系统，既有效地扩大了监察范围，又进一步强化了皇权的权威。但考察明代的监察成效，不难发现，明代前后差异较大，明代前期成效显著，有效地整顿了吏治。明代中叶之后，监察体系弊端丛生，握有监察大权的御史不断卷入政治争斗之中，甚至沦为党争的工具，背离了选用御史的初衷，极大损害了监察系统的權威，也使明代官僚体系逐渐失去了有效监督、自我净化的能力，最终滑向衰亡腐朽的深渊。

以都察院为核心的监察机构，自设立之初，就明确定为天子“耳目之司”，专司风宪，负责侦缉臣下奸邪，“宣上德，达下情”，

（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二一○《都察院二·出巡事宜》，第4196页。以广天子聪明之德。为确保监察系统能够有效行使职权，明廷对司职的各级御史，有较高的个人品格修养等方面的要求，反复强调“必先正己，方能律人”，“御史为风纪之司，正己方能正人，比之他官，犹宜自重”，“尔为内台之长，纲纪攸系，必先持廉秉公正己率属，其各道御史务令奉职守法，清白自律，夙夜匪懈，一应政务，悉依《诸司职掌》及《宪纲》施行”。

（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三五《公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第74册，第273页下、274页上。同时，明廷还制定完备的“宪规”“台规”“条约”，或编印成册，或书写于屏风之上，称为《屏风条款》，以约束御史。如“风宪存心须要明白正大，不可任一己之私”，“风宪须持身端肃，公勤谨慎”

（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二一○《都察院二·出巡事宜》，第4196页。等。其中《都察院条约》列举的要求即有：

一、御史职在纠察内外百司贤否，若非用心采访，激扬之际，未免失真，今后御史在廷、在外，凡有纠荐，务秉至公，以求真的，切勿循私任情，颠倒黑白，自招物议;

一、律令条约乃国朝典章，为宪臣者，尤宜熟读讲明，庶身能律人，行无过举;一、十三道御史除到任、升任等公会外，其闲常日期，不得饮酒下棋，妨废职业，有坏风纪;

一、御史以言为责，其敷陈治道，纠仪不职等项，务要询访的实，参酌可否，凭议允当，方才举行。毋惑泛言不切，滞碍难行，为人指议，有玷台纲。

（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三五《公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第74册，第275页上。

明初，统治者高度重视整顿吏治，对御史的选用、监管均较严格，的确也选拔了不少正直、敢于任事的监察御史，较好地发挥了监督作用。如明洪武年间的解敏，“授监察御史，以才识卓著，擢江西按察使。在任旌善惩恶，不少假借，贪墨畏慑，改行易善，声称赫然。二十六年，超拜都察院右都御史，克持风纪，台中肃然”。

（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三七《人物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第74册，第367页下。明仁宣时期，以顾佐为都御史，“在朝大臣有贪墨不法，许穿绯衣，当御前，面加纠举，就行拏问。故都御史凡衣绯入朝之日，必有纠举，大臣莫不股慄”。

（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下）》卷四八《都察院》，第273页上。《明史》评价称“顾佐掌邦宪，风纪为之一清”。

《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第4326页。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与他自身拥有较高的政治操守有关。他清白做人，《明史》称他“孝友，操履清白，性严毅”。他坚持原则，不拉帮结伙，不惧得罪人。“每旦趋朝……百僚过者，皆折旋避之。入内直庐，独处小夹室，非议政不与诸司群坐。人称为‘顾独坐云”。他淡泊寡欲，不谋私利，严格执法，所谓“持法深，论者以为病”，“亦其澹嗜欲，耻营竞，介特之性然也”。正是靠着自身有过硬的底气，他才能大力“惩吏道贪墨，登进公廉刚正之士”，

《明史》卷一五八《顾佐传》，第4312、4326页。使仁宣时期的官场振肃，风气一清。

明初当政者深知监察官员认真履职，极易招致其他官僚的忌恨与报复，因而专门设计了一些保护制度，规定“巡按御史纠弹诸司，而御史不法亦听按察司纠弹，台谏不得挟私报复”，

（明）陈建辑，沈国元订：《皇明从信录》卷二九，嘉靖十二年八月条，《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55册，第488页上。并将之定为“祖制”。明景泰年间，御史王豪在勘处权臣陈循争地事件中，得罪了陈循，陈循挟私报复，疏请将王豪外调为知县。御史朱英即抗疏争辩，称“若如诏书，则凡遭御史抨击之人，皆将挟雠诬讦，而御史愈缄默不言矣”。

《明史》卷一七八《朱英传》，第4740页。经过法司的审理，明景帝最终听从朱英谏言，将王豪官复原职。

但是，在封建皇权专制体制之下，对监察御史的选用，终究无法摆脱人治的桎梏。明朝当政者建立监察制度，本身也含有利用监察御史，在朝中实现相互制衡的目的。当政者如果能励精图治，注意强化对监察御史的监管，御史选用得当，果于任事，监察的威力就能对官僚体系产生极大的振肃作用，从而起到有效整顿吏治的效果。而一旦当政者怠于政事，沉溺安逸享乐，就肯定会对监察御史的选用、监管产生消极影响，动摇、削弱监察的权威，最终会损害明朝统治肌体的本身。

明景泰年间之后，监察体系积弊渐深，主要表现在：监管御史的“条款”“条约”开始失效，形同虚设。明初统治者深谙治国之道，十分重视对御史官员的管理，制定有严格的“条款”“条约”，以确保朝廷赋予的监察大权不会被滥用。但明中叶后，这些约束御史的条规难以得到贯彻执行，“祖宗以来俱有成宪，前官奉行已有定规，但行之既久，人心怠玩，罔知遵守，废弛者多。”（明）施沛：《南京都察院志》卷三五《公移》，《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本第74册，第274页下。

监察御史违法乱纪现象增多。作为风宪衙门官吏，御史手握监察大权，是防止吏治崩坏的一道屏障。监察御史违法，其影响与后果也远比一般官吏严重。故明初为强化对监察官僚的监管，规定凡御史犯罪，要加三等惩处。尽管如此，明中叶后，监察御史违法乱纪现象还是有增无减。天顺元年（1457），明英宗对都察院右都御史耿九畴等人下了一道《振肃风宪敕》，指出“近自景泰失政，纲纪荡然。任台宪者，咸非公选，多出私门，或狥情以枉法。或通贿以鬻官，言事者或假公济私而邪枉干誉，或附下罔上而比周作奸。出巡者或虚张声势而无益于事，或擅作威福而有害于人，以致官邪不儆，国法不行”，要求都察院右都御史耿九畴等人，采取措施，厉行整顿，痛革前弊。御史有违法者，即行黜退;“有不宜风宪者，亦从奏请改除”。要求“凡遇一应事务，悉依《诸司职掌》及《宪纲》施行，言事必以直道而务存大体，治事必以正法而务循旧章，御史不职，责在尔。尔等不职，在御史”。

（明）佚名：《皇明诏令》卷一三《英宗睿皇帝上》，《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57册，第 284页上。（明）徐学聚：《国朝典汇》卷五四《吏部·御史》亦载“近年以来，为御史者多有轻薄恣肆，不遵宪纲，行事惟务恃势凌人。且如御史李蕃、杨琎巡按宣府、辽东，擅作威福，虚张声势，所过军卫有司，俱令摆列吹手，私用马步官军，远出迎送，稍有违慢，辄加棰楚，似此所行，既自违法，何以正人？”（第950页下）然而，监察御史违法乱纪的现象，并没能得到有效的遏制。至明嘉靖、隆庆年间，大臣顾存仁指出“近来御史出差，往往恣肆，不遵《宪纲》”。

（明）贾三近辑：《皇明两朝疏抄》卷九《时政类·陈愚悃以广天恩疏》，《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65册，第308页下。

御史之间不仅相互争斗日趋激烈，而且利用手中掌握的监察权不断参与到朝廷的政争之中。先是明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七月，“逮南京右副都御史周铨及十三道御史范霖、杨永等下狱。先是铨督南京粮储，时诸道御史尝劾其贪暴，深憾之。及掌院事，置功过簿督责诸御史，诘旦而言，日昃不辍，霖、永等不能堪，乃合疏铨平日不法事上之，诏征铨诣狱，铨亦疏奏诸御史，俱逮至，未白而铨得心悸疾死。于是诸御史或降或谪，而霖、永以首建议独得重罪，永忿死狱中，会恤刑，霖得减死出狱，数日亦卒”。

（明）雷礼：《皇明大政纪》卷一一，正统十二年七月条，《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53册，第744页下。其后，明宪宗成化四年（1468），因为对官员的考核结果存有分歧，南京吏部右侍郎张纶与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高明互讦。史载考核时，“南京则吏部右侍郎张纶，都察院则右佥都御史高明主其事。已奏上，罢郎中潘孟时等九十六人矣。上以会官考察，各掌印官不同佥名为疑。时侍郎叶盛、都给事毛宏以案他事在南京，遂并以属之。纶乃上言：顷会官考察，其考退之中，若员外兰谐等三人，人材可惜，左府经历吴宣等十九人当斥，各堂上官不从臣言，而都御史高明刚愎自用，十三道御史岂无一人可斥？高明心怀不公，虽居风宪臣，柔懦不立，不能进贤，退不肖，愿與明俱罢。高明亦以妨贤误事自陈，上皆不许。比叶盛、毛宏覆奏至，则云会考时张纶不能对众执论，察后乃辗转烦渎，高明亦不与纶诚心商榷，以致积忿猜疑。二人俱宜逮问，纶所议留议斥，俱考察已定，恐难纷更，上是之。……按部、院同管大计，事后乃争计如此，真向来未有之事”。

（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二《吏部·大计部院互讦》，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10页。

嘉靖初，因为御史史道上章弹劾内阁首辅杨廷和事，兵部尚书彭泽上疏请求禁言官私劾四品以上官，遭到御史们的持续告讦。将彭泽的提议，上升到侵夺皇权的高度，以求去之而后快。御史汪珊“条析泽言不可知者有四”;

（明）邓元锡：《皇明书》卷一○《世宗肃皇帝帝纪》，《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315册，第626页下。御史曹嘉称：“今史道劾奏廷和，严旨切责，锢之禁狱。廷和具疏自理，彭泽符奏，俱蒙温旨慰留褒奖，至律身处家之际，无不备悉，是为大臣者，真能擅威福以移王柄;党大臣者，真能取容悦以惑圣听矣”。

（明）邓元锡：《皇明书》卷一○《世宗肃皇帝帝纪》，第626页下。给事中李学曾又上言称“泽何所见而欲紊乱纷更，以重大臣之威，以夺天子之柄，此其罪之大者。必如泽言，事须会章交弹，万一有邪险之党，盅惑众听，暗主其中，是台谏终无弹劾之举矣。且上言大臣德政，律有明禁，而泽肆无忌惮，面欺人主，欲以箝制台谏之口，不知何以事陛下也。泽言抡拣台谏官，宜得老成，则臣等当夺官，不言可知，乞尽罢免以舒泽之忠愤，以释臣等之夙惭”。

（明）邓元锡：《皇明书》卷一○《世宗肃皇帝帝纪》，第627页上。

此外，明中叶后，一些监察御史畏惮宦官专权，丧失了自己独立的政治操守，当然就不可能发挥应有的监察作用。史载明正德年间，仅仅因为都察院在奏审录重囚的文本上写有“刘瑾传奉”等字样，“瑾大怒，骂之。都御史屠滽率十三道御史谢罪，御史跪阶下，瑾数其罪斥责，皆叩头不敢仰视，自是科道部属官皆行跪礼”。

（明）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5页。

在这样的情况下，监察御史所能起到的监督作用，必然日渐式微。与此同时，明朝统治也日趋没落，国势日颓。

余 论

明廷既视风宪衙门为朝廷“耳目”之官，明中叶后，御史缺额现象严重，内部争斗激烈，频繁参与到朝堂的政争之中，明统治者为此频频发出御史“未尽得人”的感叹，明廷的监察体系名存实亡。在“耳目”已坏的情况下，明朝统治走向腐朽没落，当然也就难以避免。

这一局面的造成，与明朝统治者自身有莫大的关系。

在御史的选用上，明英宗时打破了新仕进士不得擢用御史的规定，虽然可以补充新生的监察力量，但过于重视“进士出身”，也存在弊端，那就是他们不谙宪体，缺乏必要的政治历练。吏科都给事中程万里等曾言：“御史，朝廷耳目之官，顷年任是官者，多新进之士，罔谙宪体，乞敕吏部一依《宪纲》选用，不拘内外官，但科目出身三年考满者，一体考选，务在得人。若不甄别贤否，不责举主，则奔竞成风，行之日久，恐任台谏者率多庸流。”

《明宪宗实录》卷九○，成化七年夏四月乙卯条，第1749页。正是由于难以选拔称职的御史，在选用时一改以往慎选的做法，“滥授”现象突出，监察队伍中，不合格人员充斥。“一年一选，登进颇易，不无狂躁之士，滥于其间，溷淆正论”;

（明）沈一贯：《敬事草》卷五《催考选科道掲帖》，《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79册，第269页上。“近来御史出差，往往恣肆，不遵《宪纲》。今后你每务要拣选老成持重的补用，不许一概滥授”。

（明）贾三近辑：《皇明两朝疏抄》卷九《时政类·陈愚悃以广天恩疏》，《续修四库全书》本，史部第465册，第308页下。

在御史的任用上，监察权有效行使的前提是获得皇权的高度信任。但在明中叶宦官专权与权臣擅权的局面下，皇帝有意无意偏袒宦官、权臣的行为，都会重挫监察体系的威信，导致监察失效。如前述曾被明英宗称为“真御史”的杨瑄，天顺元年（1457）五月即被逮下狱。先后被逮下狱的还有十三道御史张鹏、都御史耿九畴、罗绮等人。起因即是十三道監察御史张鹏等合章纠劾权臣石亨、宦官曹吉祥的不法行为，石亨与曹吉祥跑到明英宗前哭诉其迎驾夺门之功，又言张鹏乃已诛奸臣内官张永的从子，“故结党诬臣。上怒，命收鹏及瑄及十三道御史悉下锦衣卫狱，究主使之者。卫官奏右都御史耿九畴、副都御史罗绮讽使为此，并执鞫之……降有贞、贤皆参政，九畴、布政使绮亦参政，御史盛、颗等调知县，瑄、鹏俱谪戍辽东铁岭卫，言路从此不通矣”，

（明）陈建辑，沈国元订：《皇明从信录》卷二○，天顺元年五月条，第336页上。对监察体系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此外，随意执鞫御史，也会严重挫伤御史监察的积极性。毫无疑问，监察是一项易得罪人，易遭人报复的工作，故需要“介直”之人担任。明初也有一些制度设计，对风宪官员予以保护。但明中叶后，政争激烈，相互告讦现象普遍。当政者出于对御史权力进行制衡的目的，允许被监察者提告。在这样的情况下，御史官员也面临着随时被告遭捕的风险，出于自保，难免在监察时畏首畏尾，使监察效果大打折扣。明弘治年间，大臣马文升即指出被御史控告受到处分的官员，“往往雠怨原问官员，摭拾虚词，朦胧妄奏，辄将原问御史等官奏准差官提解来京，或就彼与先问囚犯一同对理。纵辩无干，受辱已甚。稍有小疵，多致降谪，亏损国体，沮坏风宪，莫甚于斯。是以风宪官员互相效尤，各保职任，坐视赃官，不敢究问，以致法度废弛，贪污恣肆，而小民不得蒙至治之泽”。

（明）马文升：《题振肃风纪裨益治道事》，（明）陈九德辑：《皇明名臣经济录》卷四《保治》，《四库禁毁书丛刊》本，史部第 9册，第54页上。

明朝由强盛走向衰亡，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监察体系的逐步崩坏，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考察明中叶后明朝的政治发展走向，不难看出这样的发展规律：吏治腐败，使朝政更趋黑暗，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明朝统治的根基动摇，而这源于御史监察失去了应有的效能。诚如明人所言：“今此职不举，故大臣无忌惮，朝多贪墨，如之何民不穷且盗也？”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三《都察院》，第307页。明朝的灭亡，是吏治败坏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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