畲族民歌核腔研究

2020-05-25陈开颖柳晗燕

北方音乐 2020年1期

关键词：研究

陈开颖柳晗燕

【摘要】2006年，畲族民歌入选国务院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畲歌核腔是揭示其音乐形态及其历史文化深意的基础结构和基本途径。半个多世纪以来关涉畲歌的两千余篇论文、三百余部著作中，尚无一专论核腔，于是笔者不自量力，甘冒举鼎折兵髌之险。提出两构成与三阶段的论断。两构成是指畲歌核腔由形态和族源文化构成，形态是宽大音列为宗，近小音列为辅的三音列结构;族源文化理论是源自形态结构而衍生的“畲歌族源根基在北方”的猜想。三阶段是指蒲亨强确立、蓝雪霏担忧与王耀华的材料补证。本文的价值有二，第一将畲歌核腔研究成果从苗瑶畲三族民歌族源史的整体研究中完整析出，并使之构成完整系统的畲歌核腔研究简史;第二，将畲歌基础性结构研究归入核腔这一学术概念名目之下，并注明主要专家各自的独特贡献，以此构建和完善畲歌音乐形态结构研究的基础体系。

【关键词】畲族民歌;核腔;研究

【中图分类号】J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7X（ 2020） 01-0031-03

【本文著錄格式】陈开颖，柳晗燕畲族民歌核腔研究[J].北方音乐，2020，Ol（ Ol）：31-33

畲族民歌的研究面临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畲族及其历史的研究文献问什么全在当代？相关文献又不时呈现畲族古老历史的诸多信息，如“畲”字来历甚古，远出于《诗》《易》;畲民迁徙，见载于唐;作为族源，始于南宋;畲族民歌，与其民族同源，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原来，畲族成为法定的族称的确切时间是1956年，从此，畲族正式作为一个具有自己特点的单一的少数民族载人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史册。

此后，当代畲族民歌的研究史缓缓拉开了序幕，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各类数据库集中的资料来看，总计论文2863篇，著作308部，报纸80篇，学位论文11篇，会议论文10篇，网页信息77.88万条，资讯1.64万条，等等。这些信息从广义的角度讲，对于畲族民歌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价值。但是对于畲族民歌核腔研究，这一明确的研究去向而言，所选材料、文献必须直接相关。因此，在兼顾查全的前提下，制定了FT=畲AND FT=歌AND FT=核腔的检索策略，得到文献60余篇。

仅从60余篇论文来看，论文的数量与质量极不相称，上世纪90年以前，蒲亨强的3篇文章基本奠定畲歌核腔理论的主要框架;90年代以后到21世纪的前十年，以蓝雪霏为代表的音乐学家以及部分民间音乐老前辈对核腔理论的合理性表达了深层次的担忧;2013年王耀华在《音乐研究》发表《旋律音调结构与民族源流考证——以苗、瑶、畲三族为例》，进一步巩固了畲歌核腔形态研究的前期成果，标志着核腔理论的形态论证工作已基本结束，此后学界面临的工作是畲歌族源研究的实质性突破。

一、畲歌核腔的基本构成

（一）形态

畲歌核腔形态的基本结论是宽大音列为宗，近小音列为辅的三音列结构。

为完成这一形态构建，几代中国民族音乐学家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最早提出声韵概念的音乐学家是杨匡民，他在1980年发表的《楚声今昔初探》一文中明确提出湖北“三声腔”五类韵别的名称及其音程结构P94：大声韵（大三和弦三音列）、小声韵（小三和弦三音列）、宽（纯四大二三音列）、窄（大二小三和小三大二三音列）、中（大二大二三音列）。杨匡民的声韵理论在后世学这种广为流传，但也得到应有的补证。最早将“中声韵”修改为“近声韵”的音乐学家是蒲亨强，1990年蒲氏在《苗瑶畲三族民歌音调之比较》一文中完成了这工作，并发展出“减声韵”提法，核定其音程结构为双小三（实同减三和弦三音列）P13。尽管蒲氏诚恳地注明“借用杨匡民教授的提法”P17，然暂无文献证明近声韵与减声韵出自杨氏。通过蒲氏补证的三声腔声韵理论由五类韵别拓展到六类韵别，特别是近声韵的表述形象准确，传神地勾画出中国民歌大二度亲近相邻的特殊音程关系，言之近小于小三度，在五声音阶内大二度比任何其他音程关系更为接近。

畲歌核腔研究的集大成者当属蒲亨强，大致由1987核腔、1989苗瑶畲族源关系和1990形态初成三个阶段构成：。三者的关系是理论构想、族源论证和形态实证，不过后两者的最后完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特别是族源问题需要大批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创造性的艰苦卓绝且富于创新的劳动。好在王耀华在2013年发表的《旋律音调结构与民族源流考证》大致完成了形态实证工作。因为王耀华的补证工作将在后文专论，现重点论述蒲亨强对于形态论证所做的工作。

1987年，蒲亨强在《论民歌的基础结构——核腔》一文中首次开门见山地阐明了核腔理论的指导意义，然后从结构形态、文化本质、与西方音乐动机的异同、核腔形态的超越性、再生性、核腔功能（古老、稳定、派生、通用），以及核腔在研究民歌民族风格与地域特色方面的重大意义等七个层面，全面阐释了蒲亨强核腔理论的精神实质。其中的do mi s01P43（大声韵三音列结构），由此奠定了畲歌核腔研究的第一块基石。

1989年，蒲亨强在《苗瑶畲三族民歌及其文化背景比较研究——兼论三个民族的族源关系》一文中，利用蓝雪霏《福建舍歌的音乐结构》（福建省艺术研究所福建省群众艺术馆，《福建省首届畲族歌会文集》P93-104）五种形态基础上，得到五种音列结构：五声商。23561（ 2）;五声宫。12356 （1）;五声徵。56123（ 5）。四声徵。5612（5）;3561;6123（ 6）;三音列。612;613。对其进行核腔推导：五声音列出123;235;356（窄声韵）。并由五声音列衍生三音列135（大声韵）Pl00、Pl01，四声音列出：145（宽声韵）Pl00;613（小声韵）P99、Pl01。

直到1990年，蒲氏才完成了畲歌核腔的全部类型化标记、分类以及各核腔在畲歌整体音乐构成中的地位和比例。主要标记是：do mi sol（I型大声韵）;sol do re（II型宽声韵）;la do mi（III型小声韵）;re mi sol，mi sol la （IV型窄声韵）;do re mi（V型近声韵）。;la do bmi（VI型减声韵，无实例）。蒲氏采用1983版中国民歌集成第三卷所收福建畲歌40首P16，1981年《浙江民歌汇集》（畲族部分）全部畲歌118首P16，以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西卷）所收畲歌20首P16，总计畲歌168首，得出结论是畲歌核腔宽大声韵三音列为畲歌民族与地域特色。

（二）族源

族源研究成为畲歌核腔的文化学依据，蒲氏在1989年首先通过苗瑶畲三族的“历史一民族”文化要素做了探讨，揭示了三族在物质文化形态P102、民俗学P102-103、语言学P103-106的共性比较，三族语言可能同源P106，由此推论三族可能同源。对于三族关系的主要通过族源形成的历史时期P106-107、三族民族关系P107-109展开论述，畲族形成史最为晚近，畲民一词始见南宋P107;畲瑶关系最为紧密，畲苗关系主要通过苗瑶关系衔接，畲瑶两族均源白苗族P108。

二、对畲歌核腔担忧

蒲氏核腔理论问世后，有人大胆提出了质疑，如施王伟于1995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发文质疑《“核腔”两问题一一与蒲亨强先生商讨》 P94-96，13年后施氏仍旧未解核腔之妙，在《浙江畲族民歌》P118在细枝末节上横加指责，其实从蒲氏的全局理论化解do la sol mi核腔之难是很容易的，即使施氏不认同la是后加的，那是缺乏对整体音乐材料的宏观把握。此文中，施氏心态极其矛盾，一方面利用核腔原理，凸显了核腔do la mi在丽水调及浙江畲歌四调中的形态中心与文化本质地位;另一方面又认为不能依靠核腔问题去探索族源问题，转而依托对民俗环境的整体陈述，似乎异想天开地想通过民俗认识族源。

施氏毕竟是创作人才，理论研究非其所长，短期不能消化畲歌核腔情有可原。但畲族民族音乐学家蓝雪霏在《1950-1997年的畲族音乐研究综述》盛赞核腔理论的贡献时，也表达了自己深层次的担忧。蓝文肯定地讲，蒲亨强的核腔理论，是颇值得借鉴的研究方法，称其理论为南方少数民族音乐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开阔的视野P95。蓝文的担忧是“畲族与苗瑶民歌渊源关系的探讨上，由于对畲族主要集中于闽东罗源连江的一种民歌音调进行提纯是否造成失真、对其它不同区域的音调加以类归是否适当，尚值得讨论”P95。乍看蓝文用心良苦，细究则忧喜参半。

忧从何来？此处所忧，则为蓝文之忧所忧，忧其求全，忧其不敢透视表象，忧其不敢从具象中发现真理。首先，就地域而论，蒲文所用谱源主要有1983版中国民歌集成第三卷所收福建畲歌40首，1981年《浙江民歌汇集》（畲族部分）全部畲歌118首，以及《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西卷）所收畲歌20首，总计蒲文所用畲歌168首，这一畲歌的数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比较全面了。即使到了今天，在目前能检索到的最新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相关著作中，所检录累加所得的全部畲歌数量面前，蒲文所录畲歌数量也占到集成所录全部畲歌的45.9%（据查，1996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西卷全部畲歌共为32首，福建卷全部畲歌209首;1993版《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浙江卷全部畲歌125首。三省民歌集成合计畲歌366首）。然后，论及提纯。所谓提纯，本为一种排除混合物中所含杂质的重要化学方法，蒲文则在兼容全部畲歌音程要素的核腔片段进行类型化提炼，并无肢解原曲之嫌，仅仅是一个考察角度的问题。事实上，整体研究固然全面，却失之笼统，细节肢解固然琐碎，却在整体属性的个性特征研究上常常立竿见影。当然，蓝文如能对“失真”详情有所实质性揭示，这是学术界所期待的。最后，蓝文所担心的归类，主要是基于蒲文取样不全所致。详查蒲文所用乐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是相当可观了，根本难以构成归类失当之嫌。

喜从何来？此处所喜，则为蓝文所忧而喜。尽管蒲文已将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畲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进行了分析，却仍然存在重大区域性遗漏，如广东、安徽畲歌毫无涉及，不能不说这是中国畲歌整体分布的实情所不能认同的。然而谁又能指望在一篇论文中一次性彻底成功勾画出中国畲歌分布的全部面貌呢？更何况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所录广东畲歌25首是在2005年才正式出版，这是蒲文发表已经整整15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况且，即使是《畲族民间歌曲集》中的四首安徽畲歌，也是在蒲文发表9年以后才出版的，国民间歌曲集成所录的一首安徽畲歌则出版于蒲文发表13年以后。

三、王耀华的材料补证

王耀华对于畲歌核腔的补证工作共有两次，一次是2007年（《关于民歌旋律音调结构分析（下）一一以畲族民歌为例》），一次是2013年（《旋律音调结构与民族源流考证——以苗、瑶、畲三族为例》）。前者的功劳在于将蒲亨强的核腔结构理论具象化、具体化且类型化。后者对核腔形态的勘察工作做得可圈可点，尤其是文中总结阶段万变不离其宗，将畲歌宽大音列核腔的畲歌总数做了详细的列表，简明准确地呈现了蒲亨强核腔理论的精神实质。

当然，补证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商讨。如“民族源流考证”作为标题的重要构成，在正文中对相关历史的论述却寥寥无几P5 -18;又如福建卷民歌集成的畲歌总数有误，本为209首，却被误写成了259首，这一数据大大降低了福建畲歌宽大核腔曲目在整个畲歌中的比例（实为80.3 8%，却被误解为61%）P18。这些小问题相对于王耀华所做的畲歌核腔类型化曲目考证这一有价值的工作，微不足道。

四、畲歌核腔的应用问题

文献中另有三篇文章都属于同一类问题，即对畲歌核腔消化不够，也有各自的特点。詹碧金的《畲族民歌和客家山歌滋养下的龙岩山歌——试用蒲亨强“核腔”理论分析龙岩山歌的音乐基因》对核腔理论有较深刻的认识，遗憾的是作者对于所涉原始资料储备远远不足以形成有分量的个案研究，究其实质是对于核腔理论概念化、表面化的理解，尚未对核腔理论形成始末的文献群缺乏整体研究，大有断章取义之嫌，不足以形成对核腔理论的真知灼见。洪艳的两篇文章分别是。《畲歌核心音乐特征剖析——以“闽浙调”为例》与其博士论文《畲族古歌音乐研究》。从表面看，两文中的核腔理论，仅仅成为其文献综述历史脉络的小小点缀。不过，千万不要被作者洪博士巧妙的行文所欺骗，文中首先将杨匡民的宽声韵、窄声韵、大声韵、小声韵、近声韵理论积淀拱手转让给王耀华，然后迅速将核腔所隐含的全部结构替换成“声韵”（16个，其中“闽浙调”部分6个）、“音列”（76个，其中“闽浙調”部分32个）。尽管文中多处渗透着核腔理论的成果，然而洪博士始终未能揭示出核腔成果的形态本质和历史文化深意，这也是在所难免的。

五、结论

本文结论最简洁的表述是两个词六个字——两构成、三阶段。两构成是指畲歌核腔由形态和族源文化构成，形态是宽大音列为宗，近小音列为辅的三音列结构;族源文化理论是源白形态结构而衍生的“畲歌族源根基在北方”的猜想。三阶段是指蒲亨强确立、蓝雪霏担忧与王耀华补证。本文的价值有二。第一將畲歌核腔研究成果从苗瑶畲三族民歌族源史的整体研究中完整析出，并使之构成完整系统的畲歌核腔研究简史;第二，将畲歌基础性结构研究归人核腔这一学术概念名目之下，并注明主要专家各白的独特贡献，以此构建和完善畲歌音乐形态结构研究的基础体系。

参考文献

[1]杨匡民楚声今昔初探[J].江汉论坛，1980（5）：93-96

[2]蒲亨强.论民歌的基础结构一一核腔[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2）：42-46

[3]蒲亨强.苗瑶畲三族民歌及其文化背景比较研究——兼论三个民族的族源关系[J].民族艺术，1989（3）：95-109

[4]福建省艺术研究所，福建省群众艺术馆.福建省首届畲族歌会文集[M].福州：福建省艺术研究所，1988：9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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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施王伟.“核腔”两问题——与蒲亨强先生商讨[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5（3）：94-96

[7]施王伟.浙江畲族民歌[J].中国音乐，2008（02）：116-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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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耀华.关于民歌旋律音调结构分析（下）——以畲族民歌为例[J].音乐研究，2007（2）：15-21

[10]王耀华.旋律音调结构与民族源流考证一一以苗、瑶、畲三族为例[J].音乐研究，2013（2）：5-18

[11]詹碧金.畲族民歌和客家山歌滋养下的龙岩山歌——试用蒲亨强“核腔”理论分析龙岩山歌的音乐基因[J].艺苑，2016（4）：1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