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项阳提出的“中国礼乐制度发展的四阶段论”为研究对象，在与前人礼乐观对照比较后，体现了他具有敢于突破前人的批判精神与创新精神。表现在项阳礼乐研究理念的创新以及礼乐概念的新辨等方面。

【关键词】项阳;以乐观礼;创新精神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7X（ 2020） 01-0007-02

【本文著录格式】李盈霏感悟项阳学术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以“中国礼乐制度发展的四阶段论”为例[J].北方音乐，2020，01（01）：7-8

一、研究理念的创新

关于礼乐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老问题，研究资料所涉及的方面众多，有礼乐文明、礼乐思想、礼乐制度、礼乐关系等方面，近几年来，主要活跃于这一领域并具有一定突破与创新精神的要数项阳。他通过对礼乐制度中乐的文化功能性考察，并辅以独特的视角关注礼制与乐制的对应关系，最终形成一套关于中国古代礼乐发展的体系化研究成果。

“以乐观礼”命题的由来是基于项阳始终关注大学术界的学术理念。在礼乐的研究中，学术界对于乐文化的认知只是零星地触及，基本上处于相对空白的状态，并且多从“礼”的视角进行辨析，少有从“乐”的角度对礼制与乐制进行把握。因此这样难以对礼乐文化进行整体的认知。而项阳的研究且是在对礼乐研究特别是对“乐”文化的深刻思考后而得出的。笔者认为“以乐观礼”观念的提出是礼乐研究中的首创，不仅弥补了礼乐研究中以礼为重的偏颇，更精准地认清学界研究现状的基础上选择的具有创新性的出发点。

二、礼乐概念的新辨

礼乐制度只存在于周代，在礼崩乐坏后便消失吗？礼乐制度是在何时定型的？这些问题引起项阳的注意，同时他还发现在研究领域中存在混乱、含糊不清的现象。笔者在关注了杨荫浏、李方元等前人的研究后得到启发，认为项阳是在依据白身研究理念的基础上，开始了对于中国古代礼乐制度产生、发展脉络的辨析，体现出对于前人的礼乐观既有借鉴学习又有创新之处。

（一）与杨荫浏对比

首先杨荫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谈到： “周朝得了政权以后，不久，就在公元前1058年制定了礼乐”①。这是杨先生所看到的礼乐制度的产生情况，他认识到礼与乐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关于礼乐的产生时间是众所周知的，项阳也明确两周为礼乐制度的确立期。杨先生在之后的写史过程中，对于礼乐的认识没有局限于两周时期礼崩乐坏出现礼乐制度便消失的困境中，这是值得肯定的，这也影响了项阳的研究。虽然杨先生在讲到周代之后的礼乐制度时，没有像西周时期将乐队排列、表演形式、应用场合等详细叙述，只是星星点点较为笼统地简单提及，但既然历史本身尚在被人们逐一发掘还原中，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更不必苛求，同样可以通过后人的不断努力来完成。项阳就是这样的探路者，他认为“中国礼乐制度实际上是以《周礼》为本、依‘五礼的演化脉络，纵观起来把握更显清晰”②。他不但发现每个朝代都有符合那个朝代的宫廷音乐，礼俗之乐，而且在对礼乐制度整体脉络梳理的过程中，依据特点，分为“两周为礼乐制度的确立期，汉魏、南北朝为礼乐制度的演化期，隋唐为礼乐制度的定型期，宋元以降直至清代为礼乐制度的延续发展、随着封建社会解体直至消亡期”③。

（二）与李方元对比

首先，李方元关注到雅乐的发展变化。他查阅《尚书》《易经》《春秋左传》《诗经》《周礼》《仪礼》等文献中不见“雅乐”，但对周代礼乐制度的记述多使用“礼”与“乐”。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他发现最早提及“雅乐”概念的是孔子《论语》的《阳货》，即“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④，并从孔子谈论乐的情况，以及他维护周礼的主张方面推断。一方面孔子继承了西周的传统;但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孔子认为雅乐与郑声对立，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的雅乐与西周时期雅乐的内涵发生变化，也显示了春秋时期雅乐已具有了新的内涵。再到后期雅乐逐渐走向衰微，在前人看来这是礼乐制度消失的标志，但李方元认为由雅乐所引发的雅正观念还一直存留于社会之中。这是他进步的地方。正是如此，项阳受其影响看到雅乐的变化，才会产生出礼乐发展四個时期不一样的阶段特征。

第二，李方元提出西周雅乐的“二元”音乐现象。在杨荫浏等前人的眼中，雅乐就是呆板的、僵死的，是作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没有一丝一毫的艺术价值。但在李方元看来，雅乐的出现相对于以往的音乐是一个进步，在产生之初是活泼的、富有生气的，促进中国音乐历史的发展，这与前人的看法相比无疑是具有创新意义的。并且他还认为西周雅乐具有“二元性”，即宗教与世俗的“二元”音乐现象并存于宫廷用乐中，是乐舞与民间音乐的完美结合。前代乐舞及《风》《雅》《颂》都在其中，并且他还看到在《周礼》《仪礼》的相关材料中证明西周雅乐内部有乡乐、散乐、四夷之乐这样的世俗音乐。所以可以说明西周雅乐不是像前人所说的那样只是专门为祭祀仪式所备的仪式用乐，这样的新观点是李方元最先看到的。李方元的研究早于项阳，所以这也可能会给项阳一些启示，在项阳的文章中始终强调礼乐具有丰富性和多层次性内涵。

第三，李方元的研究理念强调仪式用乐与礼制仪式对应探究。这与项阳的礼乐理念一致，都是因为大史学界对于两周时期的礼乐制度多以礼制的角度进行探究其礼乐思想、礼乐观念等，这样缺失了礼乐作为乐本体的性质，以至于对于礼乐的认知是不全面的;音乐学界也只是“在商言商” “在周言周”，只看到某个时期内最为显著的礼乐内容，如认为两周时期礼乐制度的体现就是雅乐的祭祀音乐，内容为六代乐舞等等。所以这样就导致在写成史论后，后人学习的多为六代乐舞的内容、礼乐是统治者的附庸等片面的内容。但李方元看到礼乐制度的特殊性，认为周代的宫廷雅乐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仪式音乐，它的特征需要在礼乐仪式的进行中体现出来，并通过乐与仪式的联系对应来探寻雅乐的根源。这是他的进步。

从整体上说，李方元在两周雅乐的研究上颇有见地，很多方面上可以体现出他的礼乐观在当时是有创新意义的，并且他的礼乐观早于项阳，所以笔者猜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项阳的研究有所启迪。在李方元的研究中，雅乐是以两周时期为主，虽然在两周时期他能够清楚地辨析雅乐以及礼乐与礼制的对应关系，但他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应该肯定他对西周雅乐的研究，开启了礼乐研究的一个新的切入点，这样的新视角为我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创造了更加广阔的新天地，会在历史更广阔的领域展开研究，以及更全面的思考。项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对于礼乐制度的新观点。礼乐制度是随着历史的前进而不断在发展的，不同的朝代所承继前朝的礼乐制度不同，不同的帝王对于本朝礼乐制度的发展与前朝相比均有损益。所以项阳更加完善地对我国封建社会三千余年礼乐制度的体系化探究，来辨析同时具有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艺术价值与社会功能极为丰富的两种性质的礼乐制度。

所以从当下音乐学界的研究来看，项阳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他对于礼乐制度的研究不仅是从一个朝代或是一种礼制出发，而是从礼乐整体的历史沿革探究，并形成发展脉络体系。

注释：

①参见杨荫浏著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年，第33页。

②参见项阳中国礼乐制度四阶段论纲，上海音乐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11页。

③同上。

④参见孔子论语·第十七章·阳货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