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会 钟秉枢

摘 要： 分析澳大利亚政府为实现其“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目标而在体育促进发展、体育外交领域实施的一系列资助计划和发展战略，将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规划与实践的成功之处概括为6个方面，即体育外交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关联、战略目标关注国际社会前沿议题、战略实施中建立多元合作伙伴模式、战略资金保障制度健全、重视发挥大型体育赛事作用、实施体育外交绩效评估。据此提出对中国体育外交的启示：①持续增强体育综合实力，获得广泛国际认可;②构建中国体育外交战略，坚持周边体育外交优先发展;③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体育思想，主导国际体育秩序变迁;④建立多元体育外交合作模式，充分动员各种社会力量;⑤重视体育外交绩效评估，确保实现国家核心利益。

关键词： 体育外交战略; 澳大利亚; 国家发展战略; 国际体育秩序; 中国体育外交

中图分类号： G80-0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5498（2020）05-0055-08

党的十八大以来，体育外交作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的国家人文交流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成为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场域。同时，体育外交也因其风险小、成本低、收益高等特征，更有利于促进国际理解和友谊，消除刻板印象和偏见，而备受国际社会青睐。例如，澳大利亚不仅在國际体育领域取得非凡成就，也把体育视为其“国家宗教”，成为国家“名片”之一。对许多澳大利亚人而言，体育运动就是生活，参加体育运动或观看他人比赛，解读和谈论体育运动，都是为了维护和塑造国家性格[1]。对此曾有人[1]指出，澳大利亚人的精神与体育密不可分，体育既是一种激情，也是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2015年，澳大利亚制定和实施了全球首个关于体育外交的发展规划——《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2]，并在评估其实施效果后认为，体育外交在塑造澳大利亚国家形象、实现国家利益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前期成功经验的基础上，2018年，澳大利亚又制定了新的体育外交战略——《体育外交2030》[3]，并于2019年2月正式实施，其目的是为澳大利亚体育和运动员的全球发展创造机会，释放他们的全部潜力以实现国家利益，进一步提高澳大利亚的影响力和领导力。

相较于澳大利亚，面对全球化时代体育外交实践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和新要求，中国尚未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体育外交国家战略以及相关的管理体制机制。笔者通过梳理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的形成脉络，分析其体育外交战略的成功经验，对实现通过体育助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中国外交总目标而言，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价值。

1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形成的历史背景

澳大利亚虽于1901年宣布独立，但由于历史上长期属于英国殖民地，独立后的澳大利亚在外交与国家安全上仍从属于英国;同时，带有种族歧视的“白澳政策”更加强化了其与英国单一的外交关系，并在很长时间内成为一道横亘在澳洲与亚洲之间的无形障碍[4]。有学者[5]认为，澳大利亚是“被错放在亚洲的欧洲国家”，地理位置与历史文化的错位一直存在于澳大利亚的国家身份中，使其成为一个“无所适从”的国家。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霍克（Bob Hawke）政府大力倡导澳大利亚全方位融入亚洲，澳大利亚才从单一外交传统转向新的多元外交。但这一转向的过程迂回曲折，霍克和基廷政府（1983—1996年）利用东亚地区蓬勃发展的经济促使澳大利亚发展的“亚洲政策”成为其一以贯之的主旋律。随后10年，霍华德（John Howard）政府（1996—2007年）则把亚洲视作澳大利亚对外政策中一个“首要”但“并非唯一”的议题，减慢了融入亚洲的步伐[4]。

2008年，新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提出澳大利亚要成为“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的目标，强调将美澳同盟、联合国、亚洲作为新任政府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中，美澳同盟是澳大利亚外交和战略政策的“基石”，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是澳大利亚进行“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外交的重要舞台，并提出在亚太区域建立一个强健、有效的地区机制即亚太共同体[4]。尽管澳大利亚是一个在近代历史和传统盟友方面都与亚太地区关系疏离的国家，但随着国际权势向亚太地区的转移，其目前必须“经营”亚太，并以亚太为依托走向世界[6]。“富有创造力的地区中等强国”的目标使澳大利亚将外交政策的重心放在南太平洋地区，谋求在该地区发挥主导作用[5]。澳大利亚国家发展目标和外交战略的转移，以及周边外交优先发展的战略，使其将重心放在“经营”与亚太地区的国家关系上。2007年澳大利亚国会的公共外交报告指出，公共外交对于增进澳大利亚的许多国际利益非常重要[6]。澳大利亚丰富的体育外交资源成为其抓住时代机遇、开拓体育外交事业的基本物质基础[7]。

2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内容及实施经验

在全球化时代，体育作为一种全球认可并被广泛运用的手段，也成为澳大利亚外交的重要工具，在人文交流（people-to-people）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国家外交战略的指引下，澳大利亚政府于2009年开始实施一系列体育促进发展计划（sport for development programs），2015年颁布实施《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2]，2018年在推出《体育2030》[8]的同时也颁布《体育外交2030》[3]，并于2019年2月开始实施。

2.1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内容

2.1.1 澳大利亚体育促进发展计划

澳大利亚通过联合国多边机制，塑造其国家形象，因而与联合国紧密合作，推出系列体育促进发展计划，既响应联合国倡议，又配合澳大利亚外交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战略规划。这些计划分3个层次（太平洋地区、亚洲和全球）进行实施，目的是在健康、社会凝聚力、性别平等和残疾包容等领域实现外交目标。

2006年开始实施至2015年终止的澳大利亚体育拓展计划（Australian Sports Outreach Program，ASOP）[9]，由澳大利亚国际开发援助署（AusAID）提供资金支持，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负责具体实施，旨在帮助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合作伙伴规划和开展高质量的体育活动，以优先重点发展当地事项。2009年，AusAID宣布实施“太平洋体育伙伴”（Pacific Sports Partnerships，PSP）计划[10]。作为ASOP的组成部分，PSP计划旨在促进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地区体育组织之间的合作，丰富太平洋地区基层体育活动，拓展运动员、管理人员、教练员和官员的参与途径。它包含3个目标：①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稳定关系;②促进体育参与度的持续提升;③推动社会发展、取得积极成果。这一计划耗资3 900万美元，分2期实施，是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地区的“旗舰”体育发展计划。2009—2014年执行了PSP 1计划，主要目的是改善因缺乏体育活动而引起的非传染性疾病，以及女性、女童和残疾人的体育不平等问题。PSP 2计划（2014—2017年）在PSP 1计划的基础上扩展至斐济、汤加、瓦努阿图、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萨摩亚、基里巴斯、瑙鲁和库克群岛等9个太平洋国家，促进澳式橄榄球、田径、羽毛球、篮球、板球、足球、体操、冰球、无板篮球、联盟式橄榄球、联合式橄榄球、游泳、乒乓球、网球、排球等15个项目的开展。PSP 2计划评估结束后，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决定在未来4年（2018—2021年）继续实施PSP计划，每年拨付600万美元资助款。2018—2019年度PSP计划在斐济、瑙鲁、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汤加、瓦努阿图等国开展澳式橄榄球、羽毛球、篮球、板球、足球、体操、无板篮球、联盟式橄榄球、联合式橄榄球、游泳、乒乓球、网球、排球等13个运动项目。

在PSP计划取得成功的基础上，2016年，澳大利亚政府启动耗资400万美元的“亚洲体育伙伴”（Asian Sports Partnerships，ASP）资助计划[11]，将高质量、高影响力的体育发展活动扩展至亚洲，支持南亚、东南亚和中亚15个国家的17项体育活动，其中，中国、尼泊尔、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是重点合作对象。该计划旨在通过有效的体育伙伴关系，促进澳大利亚与亚洲国家的体育合作，为其获取公共外交成果作贡献。

与此同时，针对特定人群的专项计划——“全球体育促进发展伙伴关系”（Global Sport for Development Partnerships）中的“女性参与新闻和体育”（Women in News and Sport，WINS）倡议[12]也于2016年开始实施。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和ABC国际发展公司共同发起成立的一个关于性别平等的合作伙伴创新计划，目标是增加印度洋-太平洋地区（Indo-Pacific）女性从事体育新闻工作的机会，并以此增加有关女性的体育工作报道。WINS倡议依托现有的PSP、ASP计划及其工作机制，通过澳大利亚援助项目的资金支持，重点挖掘和报道体育新闻，特别是涉及女性在社区层面参与体育比赛的新闻。该项目在以下3个领域开展工作：①与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紧密合作，为女性体育记者提供技能培训和行业知识;②为女性体育记者提供内容创新的多维平台;③与其他女性体育记者、媒体和体育组织建立联系。

2.1.2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和《体育外交2030》

2015年6月24日，澳大利亚颁布了《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2]。这是一个全方位的政府方案，目的是最大化地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促进、文化、贸易、投资、教育和旅游的发展，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建立澳大利亚体育品牌，证明澳大利亚注重对外交往和商业开放的国家形象;由外交事务和贸易部负责设计和实施所有体育外交活动，最大化地通过国家体育组织产生积极效果，确保在“连接人与机构”“体育促进发展”“展示澳大利亚”“支持创新和融合”4个战略目标下，通过多种体育外交项目实现外交目标。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的实施，体现了体育在实现澳大利亚国家利益中的作用，深化了其与周边国家的人文交流以及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系，展现了其在周边区域中的体育实力和领导力，提升了其国家外交影响力和全球声望。在此基础上，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第2个体育外交战略——《体育外交2030》[3]。这是以聚焦太平洋地区为主的全球战略，尤其注重加强澳大利亚与太平洋周边国家的关系，强化体育组织、企业和政府三者间的紧密协作，以发挥其在国家体育追求卓越过程中的作用，提升澳大利亚的国家声望，实现其国家利益。其中第1阶段（2019—2022年）优先发展4个重点领域：①授予澳大利亚体育在全球代表澳大利亚的权力;②与周边国家建立联系;③使贸易、旅游和投资机会最大化;④构建印度洋-太平洋共同体。

2.2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实施经验

从2006年的澳大利亚体育拓展计划，到2009年的系列体育促进发展计划，再到2015年的《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乃至2019年的《体育外交2030》，澳大利亚在通过体育发展亚太关系、实现国家外交目标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2.1 体育外交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关联

由于地理与文化的分离，澳大利亚一直未形成清晰的国家定位[5]。2008年，澳大利亚提出建设“富有创造力的中等强国”目标，立志要成为地区性强国，并将外交政策的重心放在南太平洋地区和大洋洲[5]。作为第1个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国家，澳大利亚凭借“国际社会的好公民”（good citize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身份形象[5]，在外交戰略选择上，主张借助国际组织影响，尤其积极倡导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2000年，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尝试将体育作为促进其实现的主要工具。2003年，联合国“58/5决议”确立“体育是促进教育、健康、发展和和平的一种方式”，这为澳大利亚政府在体育领域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了决策依据。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塑造澳大利亚国家形象，成为澳大利亚对外政策的重要战略目标。从2006年推出ASOP到2009年实施PSP计划、ASP计划、WINS倡议，均反映了澳大利亚政府积极响应联合国倡议，其外交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国家建设（nation?building）战略。

此外，澳大利亚政府实施的一系列体育外交战略充分体现了体育运动对澳大利亚社会、国家身份及其国际形象的重要性。授权澳大利亚体育在全球代表澳大利亚，优化澳大利亚体育领导者的知识、技能和在全球舞台上的沟通能力。利用澳大利亚知名体育品牌提升国家的国际声望，构建稳定、持久的国际关系，提升澳大利亚在国际体育组织和机构中的地位。澳大利亚政府还在2018年颁布了历史上第1个国家体育计划——《体育2030》[8]，促使澳大利亚成为世界上最活跃、健康的体育国家之一，以其诚信和体育闻名于世。可见，体育已深深根植于澳大利亚国家战略之中，体育外交成为21世纪其国家身份建构的重要战略工具。

2.2.2 体育外交战略目标关注国际社会前沿议题

由于历史原因，澳大利亚始终坚持自己是西方国家的一员，并以西方的价值观看待国际事务，在人权、人道主义干预问题上与西方国家保持步调一致[5]。澳大利亚是国际社会中较早参与和实施联合国“体育促进发展计划”的国家，对体育的持续投入使其成为这一领域的世界领先者。澳大利亚实施的各项体育计划都直接回应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关注当下国际社会中亟待解决的女性和女童平等问题。

2013年10月31日，澳大利亚政府宣布将AusAID并入外交事务与贸易部（DFAT），以更好地协调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和贸易目标。在对外援助上继续将援助重点放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优先促进繁荣、减少贫困和加强稳定。

2016年，澳大利亚推出专项计划——全球体育促进发展伙伴关系中的女性参与新闻和体育倡议，为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女性从事体育新闻工作提供发展机会。《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通过澳大利亚体育交流（Sports Exchange Australia）、澳大利亚体育奖学金（Australian Sports Fellowships）和体育领袖指导项目（The Sports Leaders Mentoring Program）3个核心计划，与周边国家政府行政人员、教练员和运动员等在领导力、职业发展、教育培训、体育知识技能等方面开展交流合作，着重发展女性体育领导人，提升澳大利亚在周边国家中的体育领导力。《体育外交2030》通过增进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及其他国家的体育联系，强化国家共同体意识，促进太平洋岛国女性和女童的体育参与，利用体育的力量促进性别平等、残疾人社会融入、社会整合和健康生活方式养成，支持政府政策和制度建设，建立安全、公平和可行的体育体系，提升联合国体育发展目标在全球的认知度和影响力。

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开展的一些体育活动已获得国际认可。如：援助开展的斐济排球项目被授予国际体育卓越奖及和平奖，以表彰其在治理、性别平等和非传染性疾病等方面的成绩。大洋洲足球联盟开展的“Just Play”项目，通过足球有效改善了儿童的生活，获得2016年欧足联儿童基金会奖。PSP项目因其对儿童保护的强烈关注而入围2016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保障奖。

2.2.3 战略实施中建立多元合作伙伴模式

为确保各项体育外交战略目标的有效达成，在实施系列体育促进发展计划过程中，澳大利亞体育委员会与各利益相关者建立了多元合作伙伴模式[13]。以PSP计划为例，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为申请具体负责实施援助的国家体育组织提供资金、战略重点和专业知识的支持，之后再由国家体育组织向区域体育联盟具体受援国家体育联盟逐层提供支持（图1），确保PSP1和PSP 2计划在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有效实施。在战略重点的安排与部署上，根据澳大利亚国家战略和建构国家身份认同的需要，在不同的太平洋地区国家实施不同的体育运动项目也不相同，旨在最大化实现澳大利亚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体育影响力。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为实现澳大利亚体育外交目标，通过实施PSP计划、澳大利亚体育志愿者（Sports Volunteers Australia）、体育创新计划（Sports Innovation Australia）、体育谅解备忘录（Sports 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体育诚信计划（The Sports Integrity Program）等，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国家签订政府间体育协议，建立体育相关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发挥澳大利亚在这一地区体育合作的领先优势，改善其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的人文交流。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还通过体育大使（Sports Envoy）计划，发展澳大利亚政府与国家体育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利用体育的高度影响力完成外交事务与贸易部的商业使命，最大化地发展国内体育精英移民社群。

2.2.4 健全体育外交战略资金保障制度

澳大利亚外交事务与贸易部为PSP计划、ASP计划、《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以及《体育外交2030》直接提供资金支持。此外，澳大利亚还推出了太平洋体育伙伴创新基金，2015—2017年总计投入93.642 7万美元支持12个项目的发展。2017—2018年，澳大利亚投入50万美元资助8个项目的发展，同时还对体操、冰球、篮球、乒乓球、网球等5个项目总计投入11.432万美元的资助。地区秩序的构建是未来国际秩序构建的关键部分[14]，澳大利亚为亚太地区体育外交战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对构建稳定的亚洲-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秩序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为实现澳大利亚全球战略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撑。

2.2.5 重视发挥大型体育赛事的作用

国际体育为各国政府提供了一个隐喻性的舞台，以展示从体育实力到特定国家意识形态等的优势[1]。澳大利亚之所以重视在国际体育中的表现，并将其视为“想象中的大看台”，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澳大利亚人的地理孤立感，以及来自殖民影响的自卑感和不安全感，迫切期望通过体育给国际观众留下深刻的、压倒一切的印象。同时，体育也是澳大利亚试图摆脱殖民主义最持久的精神遗产，通过在参加和主办的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获得卓越运动成绩，确立澳大利亚的国家身份。

澳大利亚外交事务与贸易部与体育合作伙伴，共同围绕本土主办的网球公开赛、板球世界杯赛、无板篮球世界杯赛、亚足联亚洲杯赛等大型体育赛事，制定详细的外交实施战略和合作方式，展示澳大利亚的文化，促进民众认同，最大化地创造人文交流、贸易、投资、教育和旅游机会。例如，《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2015—2018》围绕大型体育赛事扩展体育外交活动，展示澳大利亚的体育能力。通过澳大利亚赛事（Match Australia）、大型体育赛事专案（The Major Sporting Events Taskforce）、国际媒体访问（International Media Visits）3个专项计划，利用举办和积极参与国际体育赛事的机会发展体育产业，促进澳大利亚与相关国家的经济往来和双边关系。同时，对在澳大利亚举办的赛事进行精确国际媒介传播，提升国际声望。《体育外交2030》明确提出：①通过支持太平洋地区的精英运动员和运动队参加澳大利亚及国际体育赛事，为其提供成长路径，从而强化与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外交和经济关系;②通过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将澳大利亚体育与国家外交、贸易有机结合，充分释放澳大利亚商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发展潜力，为国家带来更加广泛的经济发展机会[3]。

2.2.6 实施体育外交绩效评估

澳大利亚政府对实施的所有体育计划都进行绩效评估。PSP 1计划结束后，由澳大利亚专业管理咨询公司Synergistiq对其进行评估，并撰写《2009—2014年太平洋体育伙伴第1阶段评估报告》（Pacific Sports Partnerships phase one 2009-2014：Evaluation report）[13]。评估采用定量和定性分析的方法，重点从效率（efficiency）和效果（effectiveness）2个维度评价PSP 1计划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3个战略目标。PSP 2和ASP计划结束后，由Donna Leigh Holden和Louise Vella评估团队对其进行评估并撰写《太平洋体育伙伴（PSP）和亚洲体育伙伴（ASP）项目独立评估》[Independent evaluation：Pacific Sport Partnerships（PSP） and Asian Sport Partnerships（ASP）][15]。评估团队制定了更为详细的评估方案，从实用性（relevance）、有效性（effectiveness）、效率（efficiency）、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交叉问题和保障措施（cross cutting issues and safeguards）、监督评估及学习（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learning ，MEL）、创新（innovation）等7个维度对PSP 2项目进行评估并提出21条建议。同样采用以上7个维度对ASP项目进行评估后提出3条建议。

澳大利亚政府建立的体育绩效评估制度为高质量推进其体育外交战略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支持。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还规定每4年對《体育外交2030》进行1次评估检查，与《体育2030》国家计划评估同时进行，重点评估战略的有效性。评估内容包括：澳大利亚人进入国际体育组织和协会的人数，太平洋地区国家运动员和运动队参与澳大利亚体育比赛的人数，澳大利亚运动员和运动队在太平洋地区国家的出席率，太平洋地区国家青年运动员在澳大利亚接受高水平训练的人数，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成年女性和女孩的体育参与率，促进国家和地区中的性别平等、残疾人融入和健康生活方式的相关运动员人数，体育组织创设安全、公平和可行的体育环境等。

3 对中国体育外交的启示

3.1 持续增强体育综合实力，获得广泛国际认可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实践表明，塑造超强的国际体育竞争力和影响力是体育外交战略成功实施的基础。目前，中国在竞技体育领域已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之一[16]，但从体育综合实力看，在重点领域仍存在竞技体育的冬季与夏季项目、奥运项目与非奥项目发展失衡，群众体育区域、城乡发展失衡，体育产业整体质量不高等问题[17]，与世界第一体育强国的实力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对于中国体育而言，首要任务之一是继续深化体育改革，这是体育重获发展动力的唯一出路[17]。除了体育管理体制和机制创新方面亟待改革外，中国的体育科学研究也亟待进行机制创新，应聚集国际体育社会关注的核心议题，建立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体育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为世界体育的发展以及体育科技的创新贡献更多惠及全球的体育科学知识，增强中国在国际体育社会的“知识领导力”。这是中国开展体育外交的核心关键支撑。

3.2 构建中国体育外交战略，坚持周边体育外交优先发展

稳固的地区秩序是一个国家赢得其他国家认同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也是塑造国际秩序需要遵循的基本发展条件[14]。澳大利亚在太平洋-印度洋地区以及亚洲实施的体育外交战略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党的十九大报告[18]指出，“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2019年5月召开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成为中国开拓文明交流机制的新探索，也为推动不同文明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提供新平台[19]。这为中国体育外交的战略发展指明了方向。因此，新时代中国体育外交的战略布局是：①突出周边区域优先发展的战略理念;②提升东亚地区运动会在中国体育外交中的战略地位;③抓住“一带一路”为中国与中亚、南亚、东南亚地区国家开创的外交实践新机遇，针对这些国家的不同体育需求，做好细致规划，尤其要重视以东盟为核心，以10+1、10+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为支撑的区域合作框架中的体育外交战略谋划。通过与周边国家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文化交流活动，强化区域间民众的文化认同，增进相互理解、包容和互信，为建立稳固的地区秩序发挥体育力量。

3.3 提供具有吸引力的体育思想，主导国际体育秩序变迁

重视开展联合国体育发展计划，关注国际社会前沿议题，充分利用知名体育赛事，是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成功的又一法宝。目前，体育已成为中俄、中美、中欧盟、中英、中法、中印尼、中南非、中德、中印、中日十大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中的重点合作领域，以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中非和中拉论坛、“一带一路”倡议等重要双边和多边机制中人文交流的重要内容[20]。另外，2019年北京国际篮联篮球世界杯赛、2019年武汉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2020年晋江世界中学生运动会、2021年成都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2022年杭州亚运会、2022年北京冬奥会等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举办权相继落户中国[20]，为中国开展大型体育赛事主场外交提供了难得的契机。因此，中国应充分借鉴澳大利亚的体育外交经验，利用好国家人文交流机制、“一带一路”倡仪、金砖国家组织、大型体育赛事等平台，设计既符合国际社会前沿议题，又彰显中国内涵的体育外交公共产品，例如，组织开办“一带一路”国家运动会、中国-东盟国家运动会、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运动会等。通过建立国家级体育外交管理机构，有步骤、有计划、有层次地推进体育外交公共产品的可持续发展，逐步把具有吸引力的中国体育思想推向国际体育社会并获得广泛认可，发挥中国体育在国际体育秩序中的主动塑造和积极引领作用。

3.4 建立多元体育外交合作模式，充分动员各种社会力量

澳大利亚体育外交战略的高质量实施依赖于其建立的多元合作伙伴关系模式。中国体育外交欲取得较大实效，须明确体育外交国家机构的管理主体，研究和制定国家体育外交战略，遴选体育外交战略执行的国家体育组织，并与相关国家体育组织建立良好的双向合作关系，确保体育外交战略执行的高效率和高收益。同时，应充分动员非国家行为体的体育外交力量，将其作为国家行为体的重要辅助和支撑。

3.5 重视体育外交绩效评估，确保实现国家核心利益

澳大利亞政府实施的第三方体育外交绩效评估制度，既较好地总结了各类体育计划执行的效率和效果，又为新一轮体育外交战略的制定提供了宝贵依据，不断修正澳大利亚的体育外交目标，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战略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中国体育领域的各种改革政策也相继出台，但均未直接涉及体育外交层面。另外，借用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国家体育类改革方案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的官方报告并不多见。因此，中国体育外交战略在初始阶段就应紧密围绕体育强国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目标，注重战略研究和顶层设计，重视对战略执行效果的评估，不断修正战略目标，为中国梦的实现贡献体育的独有价值和力量。

4 结束语

步入新时代的中国，正在加快推进体育强国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走向深化。中国体育外交历经70年变迁，如今正呈现诸多新形式、新理念、新实践，越来越走向前台，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手段。因此，新时代的中国体育外交需要登高望远，互鉴共荣，具体务实，开创具有吸引力的国际体育外交公共产品，真正融入并引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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