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华

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在还差 8天就14岁的那一天，在一场学生游行中发现了自己“不属于那群人”，自己认同的身份乃是“旁观者”，有如坐镇剧院的消防队员，“能见人所不能见，注意到演员或观众看不到的地方，”这是一种罕见的自知。

与德鲁克齐名的另一位管理大师詹姆斯·马奇也指出，除了伟大的结果，还存在第二种证明行为正当甚至伟大的路径——“我知道我是谁”，因为知道自己是谁，所以行动；“采取一种行动，是因为对你那样的人来说，那是适当之举。这样的行动有它的局限性，但对于伟大的领导者来说非常重要。”

詹姆斯·马奇一方面号召领导者向堂吉诃德学习如何行动，按“我认为自己是谁”，这个设想的身份来行动，同时，他提倡一种“愚蠢术”，主张组织“需要一种机制允许员工做蠢事”，暂缓执行由理智的命令下达的一致命令，建议把玩耍看成智慧的工具，这样可以在保留一致美德的同时激发变化。在马奇看来：“堂吉诃德不关心结果，他关心的是成为一个真正的骑士……因为他知道他是谁，所以他行动。”

个体和组织同样面对这样一个困境，比如企业常常在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挣扎，策略过度向前者倾斜，要么永远奔波在寻觅核心竞争力的路上，要么等待它的是温水煮青蛙式的死亡，而向后者倾斜，就会大大增加成为烈士的可能。

不过，马奇总结了那些杰出的个人和企业后发现：“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要想出类拔萃，就要不走寻常路，也就是要探索。